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_胡焕庸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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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胡焕庸线”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胡焕庸线”自提出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线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还在于其解释了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特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地关系(黄园淅、杨波，2012；戚伟等，2015)。中国人口分布一直是地理学界和人口学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基于全国人口普查等统计调查资料，分析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和空间格局(张善余，1990；王桂新、徐丽，2010；王桂新等，2012)、流场特征(丁金宏等，2005)，探讨区域人口分布的发展态势和均衡人口分布的策略路径(朱宝树，1995；张善余，2006)。然而，在以往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中，有关“胡焕庸线”本身及依据此线对中国人口地理格局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其原因，一是由于80年来“胡焕庸线”表现出充分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其科学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公认，同时作为一条横贯多个省份的地理分界线，虽然可以借助GIS等空间技术精确统计两侧的人口数量，但因与人口相关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难以进行跨行政区的切割，致使研究的实践价值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不同地区发展战略的分类指导，便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提出了东、中、西部经济区域区划的概念。基于为实践指导服务的目的，学界在研究省际等大区域人口分布时更倾向于采用东、中、西部的划分方法。

       即便如此，在实践中，“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基线，不断被应用于解释中国各类社会经济现象，“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实践意义也因此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对地理要素的第一本性(自然禀赋)、第二本性(交通和区位)、第三本性(人力资本和信息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三次产业进化过程中“胡焕庸线”并没有被打破(夏海斌、王铮，2014)；基于人口统计或普查资料及土地利用、DMSP/OLS灯光遥感等新数据对中国人口密度模拟的结果，则证实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比例总体依然稳定(田永中等，2004；戚伟等，2015)。但学界对于影响和决定“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地理基础和机制，尚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李克强总理“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中“突破”的理解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胡焕庸线”是一种客观规律，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受自然地理格局影响的人文格局难以摆脱地形、气候和资源的束缚，城镇化也不能打破这个规律(黄园淅，杨波，20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和流通加快，加上政府力量推动，“胡焕庸线”具备了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的重点和本质是西部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上的腾飞与突破，并非人口之“破”(王铮，2014)。

       21世纪是中国城市化的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格局也将打上“胡焕庸线”的烙印，“胡焕庸线”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本文通过挖掘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及相关统计数据，基于“胡焕庸线”的地理基线和东、中、西部经济区域区划①分别考察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态势，探讨中国人口的非均衡分布和“胡焕庸线”的稳定性问题。

       二、“胡焕庸线”两侧与三大经济区的人口分布变动

       “胡焕庸线”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东、中、西部则是依托地理位置确定的重要经济区划。由图1可知，“胡焕庸线”将西部12个省份一分为二，新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内蒙古6个省份完全或大部分落在线的左侧，成为西北半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西6个省份全部或大部分处在线的右侧，与中部省份共同组成了中西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合称)。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及其扶贫等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都将三大经济带作为重要的划分标准，因此，东、中、西部人口的迁移流动及其空间分布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家宏观调控与指导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区域人口分布变化及“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一)“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基本稳定

       限于数据可得性和出于统计比较的需要，本文以省为界，采取近似方式，将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划入“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其余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划入“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胡焕庸线”据此分成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国土面积分别占44.7％和55.3％。表1数据显示，1990～2014年，东南半壁人口所占比例从93.78％降至93.43％，24年仅降低0.35个百分点，年均降低0.14个千分点。从发展趋势看，东南半壁人口占比呈下降态势，西北半壁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1990～2014年，中国总人口从11.43亿增至13.76亿，省际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东南和西北半壁的分布比例变化甚微，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固性。

      

       图1 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划分与胡焕庸线

      

       对人口增量的解构结果表明，“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基本稳定略有变化，是人口自然增长与迁移增长同向作用的结果。西北半壁人口的自然增长主要得益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省际人口迁移净迁入则与国家战略及功能区的定位密不可分。尤其是1999年国家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西北半壁人口占比稳中略升。依据各省相应年份统计年鉴数据推算，20世纪90年代，西北半壁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省际净迁入增长规模较大。1990～2000年，西北半壁6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15‰，较东南半壁平均高出约3个千分点。基于“五普”5岁及以上人口的现住地和普查时5年前常住地的分布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1995～2000年西北半壁净迁入人口约50万人，进而导致20世纪90年代西北半壁人口增长略快，其人口占比增加0.2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西北半壁人口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放缓。由图2可知，2000年以来，西北半壁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至2014年，西北半壁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2.83‰，东南半壁为12.43‰，相差不到0.5个千分点。基于“六普”5岁及以上人口的现住地和普查时5年前常住地的推算结果表明，西北半壁净迁入量约为10万人，与基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结果相比，迁入速度明显减缓。2000～2010年，西北半壁人口占比仅增加0.1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东西两个半壁人口在中国人口总量中的占比，都非常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见表1)。从发展趋势看，西北半壁地区GDP的占比逐年缓慢上升，与人口占比上升的趋势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既反映了中国东西两个半壁人口分布比例的稳定性，也反映了经济总量分布比例的稳定性，这两个稳定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从城镇化发展进程考察，过去长时期内中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从而也会影响到人口区域分布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西北半壁GDP占比转降为升，但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东南半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GDP占比上升的人口增长效应，从而维护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但据最新资料，2013～2014年，西北半壁城镇化率增加了1.36个百分点，比东南半壁的增幅高0.3个百分点(见表1)，图3揭示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说明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发展的关联性。这种变化如果继续，可能会对人口分布变化产生新的影响。

      

       图2 2001～2014年胡焕庸线两侧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分省数据整理计算。

      

       图3 2000～2014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变动

       注：资料来源同表1。

       (二)中国人口分布和迁移出现新变化

       1.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持续高强度集聚的趋势有所转变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人口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的人口占比构成变动相对较大。由表2可知，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由1990年的37.68％上升至2014年的41.51％，上升了3.83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则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26个百分点，而2010～2014年年均仅上升0.06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减缓。2010～2014年中西部地区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也比过去10年明显减缓(见表2)。我们认为，如果继续保持这种趋势，今后东部地区人口占比转升为降，中西部人口占比转降为升，并非没有可能。

       这种新变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别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从总量指标考察，统计资料显示，东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2000～2010年年均下降0.09个百分点，2010～2014年年均下降0.49个百分点；而中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2010年年均下降0.12个百分点逆转为2010～2014年年均上升0.11个百分点，西部则由年均上升0.11个百分点变为年均上升0.3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速趋缓，2010年后已经居于三大经济区的末位。从人均指标分析，图4显示了东、中、西部人均GDP水平与城镇化率的变动趋势，东部地区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的态势，但近几年城镇化率走平甚至有下行的趋势，说明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转型的效果已经显现。

      

       2.“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成为中国人口东西分流不对称的“分水岭”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有所改变。“六普”时5岁及以上人口在“六普”前5年(2005～2010年)，东部沿海地区共净迁入3319万人，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净迁出2234万人和1085万人。从省际迁移流向分析，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按东、中、西部划分，中部和西部省份人口向东部净迁出。中部分别向东部和西部净迁出2133万人和101万人，西部向东部净迁出1186万人。进一步细分，西南6省和西北6省分别向东部净迁出1108万人和78万人，中部8省分别向西南6省和西北6省净迁出44万人和57万人(见图5)。从“胡焕庸线”两侧考察，2005～2010年，西北半壁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净迁出，达78万人，西南部和中部向西北半壁为净迁出，共计88万人，整个东南半壁向西北半壁净迁出约10万人(见图5)。可见，“胡焕庸线”两侧的“中间地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口东西分流不对称的“分水岭”。与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大量迁移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相比，东南半壁向西北半壁的净迁移量只是“涓涓细流”，对两半壁人口占比变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似乎在悄悄地维护着“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图4 2000～2014年东、中、西部常住人口GDP与城镇化率变动

      

       图5 2005～2010年中国区域人口净迁入流向示意图

       3.人口迁移变动引发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别变化

       按东、中、西部划分，1990～2000年，东部地区0～14岁少儿人口比例由26.29％下降到20.64％，减少了6个百分点，2010年又下降为14.47％；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少儿人口比例也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东部地区。整体而言，15～59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趋于提高，但东部地区的增幅大于中西部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东、中、西部各相差0.5个百分点左右，但至2010年，差距不断缩小，已十分接近(见表3)。由于自然增长变动与迁移增长变动的区域差异，“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相对较大，东南半壁人口少子老龄化严重，西北半壁的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东南半壁中的中西部作为人口净流出的源头，其15～59岁的人口比例既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低于西北半壁，显然与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密切有关。

      

       (三)中西南部的人口空心化和东部的人口空间极化

       1.中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明显，西南和西北地区人口分布严重分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出现了东部和西部省份人口高增长、中部省份人口“空心化”的趋势。2000～2010年，有9个省份人口增长超过10％，呈高速增长的趋势。按增速排序为：北京(41.9％)、上海(37.5％)、天津(29.3％)、广东(20.7％)、浙江(16.4％)、西藏(14.6％)、新疆(13.3％)、宁夏(12.1％)、海南(10.2％)，其中5个省份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个省份位于“胡焕庸线”左侧的西北半壁。数据分析同时显示，中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省份人口增长减缓。其中，6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为：重庆(-6.6％)、湖北(-5.0％)、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6个省份相连成片，其中，安徽和湖北地处中部，其余省份则属于西南部。图6直观反映了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东、中、西部各大区域人口增量的变化。由此也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出现严重分化。近年来，东北三省的人口负增长趋势也日益明显，如此大规模和不断曼延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成为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在客观上造成东南半壁内部人口分布分化，东部与中部、西南部地区的人口分布差距扩大。

       区域人口迁移的城镇化差别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2014年统计数据计算，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幅近3年逐年递减，2014年较2013年提高0.82个百分点，为近10年最小增幅，也低于近10年的平均年增幅(1.1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增幅也逐步收窄，近3年平均增幅为1.20个百分点，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幅(1.31个百分点)。西北地区稳中略增，2014年增幅(1.36个百分点)高于近10年年均增幅(1.31个百分点)，西南地区相对平稳，2014年增幅(1.4个百分点)与近10年平均增幅(1.41个百分点)相当。由于中国的人口迁移以乡—城流动为主体，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向东部地区城市迁移，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化率具有双向拉升作用。而若来自中部地区的东部城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分子效应与分母效应同时发挥作用，同样会对东部和中部的城镇化率产生双向拉低效应，但能否就此减缓中部地区的人口“空心化”趋势还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

      

       图6 2000～2010年分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状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2.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以及大城市的人口极化效应将有所减弱

       当前，全国人口已形成“三极、一带”的增长态势。所谓“三极”，一是东北部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增长极”；二是形成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核心的“大京津冀增长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东部等区域；三是西北部形成以乌鲁木齐、伊犁、石河子等为核心的“北疆增长极”。“一带”，则是形成由长三角经济圈起，往南至防城港、南宁的“沿海人口增长带”。鉴于影响中国区域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因已从自然增长转为区域间的迁移变动，过去几十年，“增长极”的人口增长吸纳了大量周边区域的外来人口，是引发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口总体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迁移态势下，“胡焕庸线”的高稳定性，意味着西北半壁人口东迁的数量相对有限，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性。

       由于“低生育、高流动、老龄化”已成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甚大并主导人口区域流动的情况下，未来人口东迁的大趋势仍将继续，但在中国实施特大城市人口严格调控、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结合目前已显现的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增幅下降及城镇化增速放缓的趋势判断，东部沿海地区“增长极”的人口极化效应将会有所减弱。但是，不论按“胡焕庸线”分东西两大半壁，还是按东、中、西部分，中国人口东密西疏相差悬殊的格局不会改变。

       三、结论与启示

       (一)“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口非均衡分布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人口均衡分布“均而不衡，衡而不均”的要义

       人口均衡分布是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基于人地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将“均”定义为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将“衡”定义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平衡。人口均衡分布的要义就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不患不均，重在求衡”。人口承载力既应从资源、经济与人口的关系两个角度分解考察，又应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朱宝树，1993)。在假设全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相对平衡的前提下，大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承载力较强，资源承载力不足；中部地区经济承载力不足，资源承载力较强，西部地区经济和资源承载力均不足。可见，中国的人口分布现状是既不均，又不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地比重持续提高，部分生态脆弱地区人口集聚度显著提高，但经济集聚效应不高，“胡焕庸线”带状区域及西北半壁农业劳动力转移相对滞后(刘彦随、李裕瑞，2010)，人地压力较大；而“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快速城镇化主要依靠土地扩张，人口极化增长，在高密度区域高度集聚，发展不平衡。

       “胡焕庸线”直观地揭示了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东、中、西部区划的人口分布的差异客观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引发的人口空间变动差异。当今中国人口分布变化，主要不是发生在东西两大半壁之间，而是发生在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区域人口占比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的比值(也称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看，东西两大半壁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幅度，都要明显小于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幅度；东西两大半壁的该比值接近于1的程度，都明显大于东、中、西部。如表4所示，1990～2014年，东南半壁人口占比与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的比值始终非常接近于1，西北半壁的该比值除了2000年较高外，其他均在1.15的水平上趋近于1；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该比值的差距明显大于东、西两半壁之间的差距。将西部地区分为西北(同西部半壁)和西南两部分，西南地区该比值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区域版块之间的净迁移流向和流量，大体上可通过人口—经济压力的区域差异得到解释。无疑，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不均的状况最突出地反映在“胡焕庸线”划分的东西两大半壁之间，然而，“不均而衡”的奥妙也恰恰深藏其中。所以可以说，“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充分体现了人口分布的均衡与非均衡性的矛盾统一。

      

       (二)中西南部地区人口“空心化”严重，须适当调整三大经济区发展战略，防止中部地区“教育塌陷”等负面效应的加剧

       综上所述，中西南部地区人口“空心化”严重，劳动力抚养负担较重，加上原有发展基础薄弱，在周边极化地区的吸引下，人才和年轻劳动力不断流失，已出现“经济塌陷”现象。中西南省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西南部的省份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部地区形成了冲击。以教育为例，近年来，“教育塌陷”现象有所曼延，但主要出现在中部省份。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②表明，中国东、中、西部的义务教育发展指数在2003～2013年均保持加速增长的态势，但区域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东部地区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发展指数在2003～2013年均保持最高，中部在2003～2009年低于东部，高于西部。从2009年开始，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指数，无论是增幅还是增长速度，西部均超过中部，形成了“中部塌陷”(见图7)。同期，西南区域的贵州、云南等省份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指数则大幅上升。教育界普遍认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及财政实力弱化是“教育塌陷”的主要原因(王远伟，2010)。可以预期，随着中小城市落户政策的放宽，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增加，“教育塌陷”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当地人口外迁，导致人口“空心化”加剧。为此，国家一方面要逐步改革以三大经济区为标准的差异化政策，防止人为加大区域间的差异；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要增强向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承载力。要以非均衡发展战略来打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防止中部地区财政投入的进一步“塌陷”，避免“教育塌陷”等负面效应的加剧。

      

       图7 2003～2013年东、中、西部教育发展指数

       实现区域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的相对平衡，要着力寻求区域内平衡和跨区域平衡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并且经济发展方式的率先转变，而中西部经济增长相对加快，这种新变化已经并将进一步影响人口分布的格局。“胡焕庸线”的破解之道，并不在于追求人口分布的东西均匀，而是在于追求“不均而衡”。面对“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趋势，因势利导适当调节是需要的。但是，人口东迁不可能永远“一浪高过一浪”，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自有一定的内在调节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善用这种内在的调节机制，寻求“不破自解”之道。

       (三)“胡焕庸线”的稳定对人口均衡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要重点关注人口迁移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效应，大力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

       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大体上描述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层版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东、中、西部版块的划分曾有过动态的调整，但地理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始终是划分的两个重要标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经济、社会、文化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掩饰了西部地区其他省份人口剧烈变动背后的影响机理。西部地区的12个省份分立于“胡焕庸线”两侧，虽然国家财政扶持与政策支持的力度相同，但人口迁移流动与空间分布呈现的方向和力度存在较大差异。同样的政策产生了不同的人口“调控”效果，也暴露出经济区域区划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宜的局限性。要积极关注由此经济区域划分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分布中的持续影响，避免由此造成的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引发东部城市与西部乡村人口分布在区域经济不均衡背景下的进一步背离。

       中国迁移人口的主体是非户籍迁移。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在东部地区5年间的人口净迁入增量中，流入人口净增量占73.12％，在中、西部人口的净迁出增量中，流出人口净流出增量分别占71.21％、76.98％。流动人口是一个不断更替的人口群体。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人口在许多方面往往具有区别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结构性差别特征。例如，乡—城流动人口中的老年人占比明显低于农村和城市，因此，这种流动对农村和城市的人口老龄化分别起到了加剧和缓解的效应。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从城乡差别看，“农村先老、更老”。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总体上有利于提升人口素质。但由于乡—城流动人口的文化技能水平通常高于农村而又低于城市，因此，这种流动对城乡人口的文化技能水平提高又会起到一定的双向滞缓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隐蔽在乡—城流动人口大潮下的回流人口，其文化技能素质往往也具有介于城乡之间的差别特征，因此，这种回流对城乡人口素质可以起到一定的双向提升效应。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别效应也与此类似。可以设想，在产业结构层次东高西低、由东向西转移产业的结构层次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情况下，这种转移对东部和西部的产业结构层次也会起到一定的双向提升效应。人口和产业转移必然会对不同区域的人口和产业发展产生各种差别效应，因此，要特别关注人口迁移和产业转移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效应，大力推进区域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

       李克强总理提出“胡焕庸线能否突破”之问，是与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希望实现更为均衡的城市化目标。如前所述，近年来中西部人口占比有所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城镇化速度加快有关。区域人口合理再分布有赖于区域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强调的是要加快总人口中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所占比重，实现农村人口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在中国区域迁移流动日益频繁和活跃的背景下，必须要在地方层面厘清“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的户籍城镇化率”的联系与区别，加强相关指标的日常统计工作，以利于加快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份。

       ②本文选取7个指标来构建义务教育资源的发展指数，即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师生比、专职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专职教师具有高级职称比例、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生均教学仪器设备，通过潜在变量模型来构建教育均衡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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