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结构论文,国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8-0029-13
修订日期：2010-08-07。
一、从西方权力结构的建立到新兴国家的崛起
新兴国家崛起是当前国际政治的最根本特征之一。随着西方相对力量优势的削弱，全球财富和权力呈现出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在历史上，权力转移常常带来摩擦和战争。但是新兴国家崛起所带来的权力重构，具有前所未有的结构特征和时代条件，使得新兴国家崛起不太可能引发激烈的大国冲突甚至霸权战争。一个崭新的国际权力秩序可能在整体和平的环境下逐步成形。
1. 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权力结构的建立
国家崛起的现象在历史上很普遍。今天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基于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具备了特殊的历史含义。这一历史背景就是公元15世纪欧洲国家开辟新航路、尤其是19世纪欧洲普遍实现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
数百年来，世界呈现出一种高度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在世界权力的最高端是西方世界的霸权国，然后是其他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最后才是广大的亚非拉殖民地，以及在西方武力压迫下失去独立地位的传统农业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数量和人口数量分别只占世界的12％和18％左右，却集中生产和消费着世界绝大多数的财富，主导着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安全议题，制定了国际经济的运行规则，影响和控制着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价格，并几乎全面主导了世界的主流舆论、学术话语权和文化价值观。
先进技术、财富和军事能力集中于西方国家的不平衡权力结构，决定了具有等级特征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中心—边缘特征”的全球经济秩序。这就是几百年来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
然而，由于先进技术不可避免地要向外扩散，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等级权力结构实际上一直在逐步变迁。如果对比一张1910年和2010年的地图，就可以发现西方霸权的基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在1910年，不夸张地说，世界就是欧洲的。因为那时候现代工业文明就是西方国家的专属物。凭借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力量优势，欧洲各殖民帝国横扫全球，将世界版图几乎全部瓜分殆尽。亚非拉地区要么直接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要么被迫卷入殖民贸易、成为西方全球殖民体系中的依附国。整个世界是一种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等级秩序明显、垂直控制有力的帝国式国际秩序。
但是，主导帝国秩序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帝国。欧洲由许多国家组成，它们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全球权力结构除了总体性的等级特征外，还有西方大国之间的“极”的特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权力结构就是“多极”、“两极”还是“单极”的问题。
很快，两次世界大战就终结了以欧洲为中心舞台的“多极结构”。趁欧洲衰落之机，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开始了独立运动。在经历了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以后，这些国家已经初步迎来了先进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潮流，并利用现代大众政治的思想凝聚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到20世界60年代，欧洲的全球殖民体系就彻底崩溃了。
对于欧洲来说，竭力战争带来的衰弱只是暂时的，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所带来的相对没落却是恒久的。“二战”后，西方的霸权并未结束。美国和苏联建立起了强大的力量优势，并对西方和西方之外的世界再次进行了划分。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也是一种典型的等级秩序。刚刚开始工业化、国力孱弱的亚非拉国家要么选择接受一种依附关系，要么在美苏两极的夹缝中生存。冷战时期是国际政治相对紧张、也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美苏竞争的自我控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垂直控制的等级秩序的存在。等级秩序的基础就是财富和军事能力集中于美苏两个霸权国之手。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联盟体系保留了下来，原来属于苏东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国家，也要么加入到西方体系中，要么处在这个体系的边缘。世界出现了西方以美国为核心、全球以西方为核心的双重等级体制。
2. 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双重等级体制的动摇
但是，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也不是稳定的。当前新兴国家的崛起让“美国—西方”双重等级秩序的权力基础受到动摇。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许多主要的亚非拉国家完成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并在艰难的国际环境、意识形态纷扰和探索发展道路的挫折中，逐渐开始进行市场化和外向型经济改革。先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然后是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崛起；进入新世纪以后，“金砖四国”、“新钻十一国”的出现，使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脚步更是扩展到了亚非拉各大洲。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这样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出现连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势必带来全球财富和权力对比的重大转变。
最近10年以来，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①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出现了远超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这9个新兴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1％上升至15.7％，份额增长了近40％，而西方7国的份额则从77％下降至55.8％。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更是达到了43.7％。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加速了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了45％。2009年，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全面的衰退，全球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新兴国家。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新兴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迅速上升。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的传统秩序似乎正在出现动摇。2008年7月，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在参加“八国集团”峰会时，组成了“五国集团”，构建出的发展中国家与八国集团平等对话的首个正式多边框架—“G8+5”，被视为新兴大国携手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标志。③(次年的G8峰会又增加了埃及，形成了“G8+5+1”的结构)。此后，在协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10个发达国家和10个新兴国家组成的“G20”机制取代“G8”，成为讨论和处理世界政治经济议题的核心机制。2009年10月，第三次“G20”金融峰会正式把二十国集团会议予以长期机制化，并将其定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这预示着“G8”这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CPU”将更新换代，新兴国家正式以对等的地位进入了世界核心决策层。④在2009年12月举行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强硬地拒绝了西方国家惯常的指手画脚。前几年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浮现出来的“发达国家集团VS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局面再次戏剧性地出现。新兴国家底气十足地同发达国家相抗衡，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夺世界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由于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在哥本哈根峰会前后有意识地密切协调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被冠以“基础四国(BASIC)”的称号。⑤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同“基础四国”进行秘密会议，才使声势浩大的哥本哈根大会总算达成了一个无约束力的协议而敷衍告终。
不管怎样，到今天，新兴国家的全面崛起和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已经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就像埃默金·波沃斯(Emerging Powers)所言，新兴国家问题也正在“浮现”成为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主流话题。
3. “新兴国家”的定义及圈定指标
那么什么是新兴国家？笔者将其界定为经济、政治和历史三大内涵的结合体。当今世界经济表现优异的国家有很多，但是新兴国家必须是那些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力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新兴国家的定义中存在着一个标尺，那就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在经济维度上，是从原来的落后于西方到今天的追赶西方；在政治维度上，是从原有世界秩序的“客体”逐渐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体”；在历史维度上，是改变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出现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只有从三个维度上同时理解，才能对新兴国家有一个较为准确、全面的定义。
到底哪些国家属于新兴国家？如果要严格根据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含义来圈定，就必须进一步细化指标，比如“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具体量化到多少、“全球或地区性影响力”具体如何判定等等。实际上，“新兴国家”是一个在日常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通常公认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展望五国”、“新钻11国”、“G8+5+1”、“G20”等概念，已经包含人们对新兴国家相关特征的认同。在这些国家之中，符合上述经济、政治、历史三重内含的国家，就是新兴国家。
实际上，列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新钻十一国”是人们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认可，列入“基础五国”、“G5+1”、“G20”是对新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肯定。对照这些集合，再加入属于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这一历史因素，我们就可以得出当前新兴国家的大概名单和排序：
最核心的新兴国家(在绝大多数集合中都出现)：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
重要的新兴国家(在经济集合和政治集合中均有出现)：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拉伯。⑥
边缘的新兴国家(只在经济集合或政治集合中出现)：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尼亚、越南、伊朗。⑦
因此，完全符合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新兴国家共11个，加上6个具有政治潜力的边缘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总共17个。在最核心的新兴国家中间，东亚、南亚、南美、中美和南部非洲各一个。北部非洲、中部非洲、西亚、东南亚也分布了重要的新兴国家。几乎整个亚非拉三大洲的各个次区域都有新兴国家出现。这些国家已经成为或者很有潜力成为地区权力中心。
二、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经典结构性矛盾
新兴国家崛起给世界权力结构带来了两个层次的变化：从整体上看，财富、工业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集中于西方国家的等级结构正在打破；从“极”上看，许多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可观的新兴国家，正在加入全球性大国的殿堂。原有等级格局打破、新的权力中心出现，对全球政治秩序意味着什么呢？
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来看，权力的分散意味着新一轮“大失控与大混乱”⑧的到来。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权力结构决定着权力秩序。现实主义的鼻祖霍布斯(Hobbes)写道：“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⑨
相反，某种秩序的结构基础是权力的相对集中。在国际政治中，一个等级的结构比一个实力平均的结构更利于产生安全秩序。霸权国家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像政府一样尽力压制其他国家自由使用武力的权利，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霸权国这样做本来是出于安全目的，防止他国对自己形成挑战，同时通过制定规则保障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这种出于私利的目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排序结构，于是，相应程度上的等级秩序和“公共产品”就出现了⑩。在古代地中海罗马帝国、东亚中华帝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同盟体系和苏东集团内部，都分别可以看到这种秩序。
那么，当原有霸权衰落、新的权力中心崛起的时候，国际秩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西方理论对此产生了分野。自由主义者乐观地相信国家出于理性的考虑，会把国际合作制度保留下来，继续向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转让权力，从而以国际组织来填补霸权的空缺。(11)而现实主义者则对此抱悲观态度：很难想象没有了美国的主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何以维持；也很难想象当初没有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和德国怎么放心交出主权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现实主义者相信，霸权衰落必然带来权力的重新分散，国际秩序将重新回到“天助自助之人”的状态，直到新的霸权出现。乔治·莫多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将15世纪以后国际政治体系分为五个霸权周期，长度都约是100-120年，每个周期都会经历全球战争(global war)、世界强国(world power)、权威丧失(delegitimation)、权力分散(deconcentration)四个阶段。争霸战争是霸权的摇篮，权力的分散是霸权的坟墓。权力分散又引发新的全球战争。(12)国际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样一轮又一轮争霸的轮回。
以现实主义理论看待新兴国家的崛起，结论让人不寒而栗。今天新兴国家崛起，从莫多尔斯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权力分散过程的开始，大国战争似乎难以避免。
以下就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为新兴国家崛起的世界所描述的几种场景：
现实主义场景一：大国悲剧
新的大国冲突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所能预言的最自然而然的前景。中国、印度的崛起和之前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崛起没有区别，都是对世界霸主的新一轮争夺。新兴国家崛起的后果，就是一批新的大国应运而生，投入到古老的权力争霸游戏之中。
米尔斯海默认为这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他认为：“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效仿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13)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论断，所有的国家都会为了最大限度的安全而追求最大的程度的权力。换句话说，新兴国家崛起的结果无非就是在狂野的丛林中增加了一批野兽，有更多的强者来彼此进行更激烈的安全竞争。
在这种“群雄乱战”的局面中，中美之争当然是焦点之一。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这正是门罗主义所表明的)，那么中国的利益所在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14)
当然，按照竞争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不止是中美之间，只要是排得上号的新兴大国，都会与其他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展开安全竞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龙象之争”，指出中印之间未来经济和安全竞争的可能性。(15)美国学者则预言，中国、印度、日本在亚洲的三角之争，以及它们与美俄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在最近数十年改变世界政治的未来。(16)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预测报告甚至描绘出了“金砖四国”闹翻的可能前景。(17)
现实主义场景二：霸权战争
相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来说，霸权转移学说更让人惊心动魄，这在西方理论学说之中也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前2000年，修昔底德就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归结为雅典增长的力量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这样的描述大概深深地刻在了历代西方政治理论家的脑海中。霸权国与霸权挑战国之间的争夺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一大永恒主题。
在霸权战争论者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无非是新兴的霸权国德国和日本要挑战老牌殖民帝国的陆地和海洋霸权。霸权的维持和转移可以引发最激烈的国际安全竞争和最惨痛的战争。罗伯特·吉尔平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解释霸权转移和霸权战争的原理。他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归因于该体系的现存统治方式与该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的断裂。虽然统治集团的声望、领土分工、体系的规则以及国际分工仍然有利于传统的支配国或国家集团，但是该体系的统治方式最终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原因在于国家之间不同程度的增长与发展。……随着相对权力的增加，新兴的国家会企图改变调整国际体系的规则，改变势力范围的划分，最重要的是，改变领土的国际分配。作为对此的反应，支配国通过改变其政策以努力恢复体系平衡来对付这种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努力失败，这种失衡就只有依靠战争来解决。”(18)
今天，很少有西方学者或者媒体公开把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称为“霸权挑战国”，因为全球处在一种自由主义、合作主义的道义氛围中。但是很明显，很多人都在为这几个非西方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霸权转移趋势而感到紧张。吉尔平在上面的文字中所描述的情况，越来越像今天世界的写照：“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增长”，说的似乎就是新兴国家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和西方连续多年的经济波动和低迷。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的状况更是如此。看看今天G8变为G20，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呼声，还有无果而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现存统治方式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失衡”似乎显出了端倪。新兴国家会寻求多大的改变？西方国家有能否通过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努力恢复平衡”呢？都还是未知之数。不管怎样，这场霸权转移的大戏总有一个远方的阴影，那就是“依靠战争来解决”。
按照霸权转移的逻辑，今天的世界不管怎样“扁平”，各国不管怎样相互依存，都生活在一场可能到来的霸权战争的阴影中。
现实主义场景三：文明冲突
并不是所有西方现实主义理论都是单层次视角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中的例外。在其提出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眼中，像“极”、“霸权”这种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最关心的字眼，只是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的一个部分，即最高权力争夺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宏观的权力问题，那就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力量优势的削弱。
就像他的很多其他理论一样，文明冲突论出自亨廷顿惯有的实用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却往往得出别出心裁、甚至离经叛道的结论。亨廷顿长期研究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熟悉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崛起历程。他对世界的理解因而比一般的西方中心论者更加完整和深刻。他显然相信，无论亚非拉世界如何推进工业化，他们都不可能变成跟西方一摸一样。如果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只是在更大范围内造就多个西方式的工业国，那么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就只会是“大国悲剧”和“霸权战争”两大情景的再现，而不会出现所谓“文明的冲突”。
相反，不同国家独特的现代化模式会让相似的文明找到新的认同。在现代化道路上，文明和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会出现聚合力。新兴国家崛起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先进技术和现代化模式的学习。文明越相近的国家，相互的模仿和学习就容易，合作和制度就更容易对接。中国的维新运动和改革开放，就是在对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学习、借鉴中发端的。
而在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文明相似的国家的现代性也就越相似。可以想见，一个现代化的沙特阿拉伯和一个现代化的埃及的相似之处，要远远大于其同现代化的中国或者现代化意大利之间的相似之处。
如果以现代化道路和文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亨廷顿预言的文明板块的凝聚就不是无源之水。不过在亨廷顿看来，相同文明之间既然能够找到更多认同，不同文明之间则必然会发现更多的差异。未来世界的冲突，就在文明与文明交界的断层线展开。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出现持久和深刻的摩擦。(19)
总之，亨廷顿作为一个颇富宏见的西方学者向我们展示了新兴国家崛起以后的第三种世界冲突图景：随着西方的领先优势和对世界的控制力的不断衰退，世界将会进入一个以文明为边界，相互冲突的时代。
三、新兴国家崛起的新结构特征
新兴国家的崛起会不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安全冲突呢？在某些方面，现实主义理论逻辑是非常清晰的。近200年来，世界都是一个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新兴国家的崛起、权力的“东移”，势必冲击原有国际秩序。新权力格局与旧国际秩序之间将发生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的“断裂”，带来霸权转移时期的系统性安全风险。
更深层次的麻烦是，权力从西方流向东方、从较少国家流向较多国家、从集中垄断走向均衡分布，可能不利于新的世界秩序出现。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分散的系统会将会更难于产生秩序，并呈现出更多的无政府状态特征。这种论断是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延续到华尔兹、吉尔平、米尔斯海默等人的一种现实主义基本的“结构—安全”逻辑。以下模型可以概括现实主义的这一基本逻辑（见图1）。
图1 现实主义“结构—安全”关系模型
新兴国家的崛起正把国际体系从上述线段的一个偏右位置拉向一个偏左位置，从一个趋向于等级结构的西方霸权体系拉向一个趋向于扁平结构的均衡实力体系。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人人自助的原则会强于由某个权威裁决的“9·11原则”，“霍布斯文化”将会占据上风，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会更加激烈。
然而，新兴国家崛起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新兴国家的崛起具有以前时代无可比拟的新特征。这些新时代特征当然包括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所鲜明强调的那些因素——本文在最后会对此做必要的追溯。
但本文想要重点分析的，是新兴国家崛起所具有的几种新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新特征，将把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传统欧陆政治从很大程度上区分开来。在安全问题上，结构是最有说服力的因素。新兴国家崛起的新结构性特征包括：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国际安全关系和局部极化。
1. 国际体系的扩展对军事力量的局限
权力结构是一个几何化的概念。它既包括权力的对比，又包括权力的分布。新兴国家崛起既带来了权力对比的变化，又带来权力分布的变化，而后一点的重要性常常被忽视。
新兴国家崛起带来了全球权力的转移。当我们高度关注大国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权力对比的时候，似乎确实忽略了全球权力分布发生的重要变化：跟欧陆政治相比，权力中心分布的地域更加广泛，强国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遥远。如果还要用竞技场(arena)这个词来形容国际社会的话，今天强国之间的竞技场要比以前宽敞得多了。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一位地缘战略学者写道：“一个大致限于欧洲或以欧洲及其文化为中心的体系，当然大不同于一个涵盖全球并以非欧力量为中心、若干种类文化并存的体系：这也就是传统的现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当代全球国际体系的主要区别。”(20)
空间和距离可以从很多方面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剧烈方式改变国际关系的面貌。比如，当国际竞技场的几大对手都挤在西中欧一块狭小的陆地上、彼此互为近邻的时候，国务家们时刻担忧的是某一日邻国的快速骑兵团或者坦克旅会突然长驱而入，兵临城下。
地理特征造就了传统欧陆政治。在那里，空间就意味着安全，因此领土和势力范围就是国际政治的最核心目标。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当然绝对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因此，欧陆时代的国际政治是以连绵不断的战争、变换不停的联盟组合、反复出现的版图重置为特征的。然而，在美国、中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被高山、大漠等障碍性地形阻隔的时候，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会发生实质意义的变化。可见，从根本上来说，巨大的距离是通过改变军事力量的作用方式，从而改造国家的安全观和地缘战略关系。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权力的本质就是军事实力，以及人口、财富等可以在战时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其他国家潜力。(21)国务家们在盘算安全问题时，脑中浮现的就是对手有多少士兵，装备怎样，以及对方有多少人口、资源、基础设施和社会财富可以支撑战争。
但关键的问题是：即便国家精兵无数、粮草充足，军队打得过去吗？从军事力量投送的角度来说，几百年来交通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断地增强军事力量的作用，把越来越广大的地区拉入为备战而恐惧的漩涡。16世纪，俄罗斯的首任沙皇伊凡雷帝是不用担心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野心的；可是不到一百年，拿破仑的骑兵就杀到了莫斯科城下。整个欧洲最终被便捷的交通和强大军事技术革新捆成了同一个竞技场。
然而，先进技术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一个大国彼此远到相隔大洋、高山和荒漠的时候，交通和军事技术的作用就会出现质的改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理解这种改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第一，巨大的距离会不成比例地增加军事进攻的难度。当国家之间远隔大洋的时候，“巨大的水体似乎剥夺了军队的进攻能力”(22)。米尔斯海默仔细地研究了“水域的阻遏力量”这一现象。在他看来，今天，国家的海上和空中武力——如导弹、战略轰炸机、舰队等等，无论怎样先进，也只能实现战略威慑或者战术胁迫，而不可能单独地赢得一场大国战争。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陆军力量，才使对手屈服。
可是要跨过海洋将大量陆军迅速投入战争是非常困难的事。这不但涉及本国海军和空军难以达到的运输能力，更涉及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对手：现代化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使得地面上的运输极为便利，防御方可以针对来自任何地点的登陆进攻迅速地集结起有效的防御力量。当年欧洲殖民者在中国天津找一块无人海滩登陆，从容地建立滩头阵地然后向我们的首都北京进发的情景再也不会重现了。现代战争的每一场登陆战都会像诺曼底登陆那样损失惨烈，并且胜负难料。
军事学家专门研究距离对军事力量作用的影响，提出了诸如“力量损失梯度(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概念，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递减程度如同军事单位迁移至远离其基地时所受损的程度”。(23)距离越远，交通和补给的难度就不成比例地增加。尤其是当距离大到间隔巨大的不利地形，从而使现代陆地交通工具失去作用的时候，军事力量损失的梯度就更是惊人。
实际上，不止是大面积的水域对军事力量的投送具有削弱作用，不利大量部队运动的崎岖地形、气候恶劣并难于获得补给的大面积地域——如冰原、沙漠、沼泽等等，都可以给进攻部队带来阻遏。欧洲历史上最具有侵略能力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先后败在俄罗斯的千里冰原上；而当越共游击队员躲藏在东南亚的深山时，即便是当世最无可匹敌的美军也不敢把大编制的陆军部队开进去来一场“大扫荡”。距离和地形从根本上削弱了军事进攻的力量。
第二，国家的军事观偏向防御。由于巨大的距离增加了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困难，使得欧陆时代的那种领土军事征服变得希望渺茫。因此大国既不那么倾向于选择进攻其他大国，也不再那么担心来自别国的全面进攻，这会大大缓解由于恐惧带来安全困境；就像日常生活中那样，距离让人感到舒服，空间增加了安全感。
当然，这不是说大国之间不会再有安全竞争，它们仍然在建设军备，彼此防范，准备一场可能出现的军事摩擦。但大国在军事上投资的时候会偏重于防御，侧重于海军和空军力量的建设，并不是全力打造陆军部队。这不但能解释19世纪英国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的行为方式，而且可以解释当今即使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国家，也仍然把自己军事建设的重点放在新型战斗机、航空母舰、潜艇和导弹等武器上的原因。这些海空武器是实现远程威慑的唯一有效军事手段。
国家的军事观变化会产生一种良性循环。由于国家在军事建设上偏重防御，那么当所有国家的防御能力都得到增强，进攻就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彼此之间又会更少一些担心。这样的良性循环是“安全两难”恶性循环的逆向过程。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家专门研究所谓的“进攻—防御平衡”，说明侵略性进攻的困难如何使国家变为“防御的倡导者”。(24)
2. 新国际安全关系
在新兴国家崛起的世界，在巨大的距离作用下，国家会有一种更全面的安全观。与传统的欧陆政治相比，一个权力分布地域更加宽广的全球政治也给了大国更加宽松的地缘政治环境。大国之间的军事准备不再是为了准备一场迟早要到来的领土入侵甚至世界大战，而是为了进行威慑，以便在争夺和维护利益的时候获取优势。能够实现军事威慑效果的可能是某种先进武器，比如核威慑，有时也可以是整体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这预示着国家的总体战争能力。
换句话说，在威慑方面，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军事实力的作用。以日本、德国这样的国家为例，尽管他们的军事力量并不庞大，但由于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和极高的工业化水平，仍然可以对邻国产生一种军事威慑。
因此，全球政治时代这种以防御和威慑为基础的安全观，可以使国家能够在发展军事实力和发展经济、提高社会财富之间找到某种平衡。邓小平说，“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工业技术越先进，经济水平越发达，综合实力越强，国家就越安全。既然安全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那么把经济能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就不是迫在眉睫的。这样，国家的安全目标就大大扩展了。除了传统的领土安全和生存问题之外，国家把任何可能危害自身经济发展前景的事物也视为安全威胁。与领土安全不同，经济安全是一个有可能实现双赢的领域。它通常不是那么敏感，因此国家不会只关注相对收益、不关注绝对收益；也不那么僵化，因此市场原则、民间机构和专业力量穿插其中；经济问题还具有广阔的空间，因此，即便双方在某个问题上利益相互冲突，也有可能通过其他问题上的彼此交换让步，来达成“一揽子”协议。经济安全竞争不一定是“零和博弈”，这给大国合作带来了可能。
至于今天国际政治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如环境安全、卫生安全、恐怖主义威胁等等，更是需要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彼此，而是国家之外、对所有国家都造成威胁的那些因素。这种“人类共同敌人”的出现，给国家的安全观念带来革命性的新思维。
因此，一个大国彼此远离的世界，确实会让国家的安全观和国际安全环境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从总体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大国的权力分布变得平均了，但是与此同时，大国之间也彼此远离了。距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权力平均化可能加剧的安全竞争，全球时代的新安全观使得大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成为可能。大国的安全合作和由此产生的跨国机制，将从很大程度上抵消扁平权力结构下国家滋长的“自助”文化。
这是今天的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事实。就连最悲观的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也说：“最和平的世界可能是，所有大国皆为岛屿国家，并拥有确保生存的武器库。”(25)
3. 区域“极化”和新地区安全秩序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新兴国家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权力对比，将带来经典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由于新成长的权力中心分布在亚非拉各洲，距离缓和了安全困境，让未来的世界政治不会复制欧洲式的残酷安全竞争。而从更微观的角度看，新兴国家的崛起还使国际政治结构在区域层次上显示出一种更为乐观的趋势。
以东亚为例，这一地区本来处于一种多极结构下的复杂安全关系之中。中国、日本、韩国等大国在这一区域长期势均力敌，美国、前苏联等外部势力对地区秩序长期渗透和主导，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复杂的安全环境有一个结构基础，就是外部势力主导下的权力大体平衡。
可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由外部势力主导的平衡格局正在被打破。由于中国巨大的天然体量和惊人的发展速度，东亚地区可能会逐渐浮现出一种单极的力量结构——虽然东亚很多国家都在快速发展并且实力不菲，可是与中国巨大的总体实力和潜力相比起来，无论如何都无法抗衡的。美国相隔遥远，由于“力量损失梯度”的存在，其可以投入亚洲的实力未来恐怕也难以与中国对称。当然，这样的前景还不完全明确。但是如果这种单极结构一旦形成，东亚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具有等级特征的地区国际秩序。中国的崛起不是给东亚的列强纷争之中再添一个强手，而是给东亚寻回一个“盟主”，中国崛起将给东亚的安全秩序带来新的面貌。(26)甚至有的西方学者预言东亚将会再次出现“朝贡体系”。(27)
权力中心的出现，确实对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历史表明，亚洲地区国际秩序一向依赖领导国家的推动。在冷战时代，亚洲的领导国家是两个外部强权：美国和前苏联。它们所建立的地区安全秩序至今仍然留下遗产。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曾经试图担当地区领导者的角色。日本虽然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它缺乏独立的外交事务能力，日美同盟严重制约了日本在亚洲领导角色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所有试图领导地区合作机制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是因为它无法平衡美国和本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而美国的目标是把亚洲区域合作的主导权抓在自己手中，而这必然遭到东亚一些国家的反对。因此，日本只要不摆脱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依附，就无法真正地领导亚洲区域合作。
尽管日本、韩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对亚洲区域合作都起到过推动作用，但是亚洲区域秩序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是要等到中国崛起之后。中国的领导作用则集中地体现在“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六方会谈机制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地区性安全机制，它针对本地区最焦点的安全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它由中国主导，并得到本地区国家和美、俄两大国的认可。在中国崛起之前，由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来主导这一安全机制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这样一个地区中心国家的成长，对区域国际秩序的建立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影响。
在经济合作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加入WTO以后，开始全面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机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这是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巨大成就。继中国之后，韩国、日本也分别与东盟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一个亚洲共同市场的前景已经浮现。
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后，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突飞猛进，其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中国的崛起，这可以被称为“恒星效应”。在宇宙中，一颗巨大恒星的出现会让周围分散混乱的星际物质变成井然有序的星系。中国就像这样一个巨大的恒星：它的人口和领土面积超过了东亚地区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除日本以外其他本地经济体，并且正在超越日本；它是当之无愧的地区经济中心。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越是发展，亚洲的区域国际秩序就将会得到推进和走向成熟，这就是一个地区主导国家对于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的现象并不是特例，新兴国家的崛起，会让许多地区主导性国家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出现。这些地区原本分散的权力分布结构会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而走向集中。这也可被称为“区域极化”现象，以区别于通常所说的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之“极”。“区域极化”带来“恒星效应”，将有利于新的地区国际秩序出现。
“局部极化”是新兴国家崛起给全球安全环境带来的积极因素。不可否认，“二战”结束以后，亚非拉地区是全球范围内战乱最频繁、安全竞争较最激烈的地区。历史上，亚非拉国家羸弱的国力和分散的权力结构常常被外部力量利用，而新兴强国的出现将给亚非拉地区送来一批地区问题的主导者。这些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地区合作、解决地区问题，南非、巴西、印度、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家，由于其天然的国家体量、人口和资源，而都有潜力成为地区领导国家。
目前，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区域极化”的结构性变化正在进行，新的地区秩序也将由此孕育。当然，权力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何况亚非拉地区政治环境和安全竞争除了受结构性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宗教、民族、种族、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如果我们放眼非洲和中东，就会发现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安全问题复杂难解。尽管结构不是全部的问题，也不能提供全部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阿拉伯世界能够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国家，摆脱一盘散沙的状态，无疑会有利于中东的现代化与和平化进程。而在南美洲，随着巴西、墨西哥等地区核心国家的出现，新的区域秩序已初具雏形。2010年2月23日，在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推动下，拉丁美洲32个国家首脑在墨西哥通过了一份《坎昆宣言》，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区域组织——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未来，世界也许还会看到“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上海合作组织”、“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惊人发展。
总之，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是两个层次的：在全球层次上，西方的权力优势缩小，权力分配趋向平均化；在区域层次上，一些新兴大国的崛起使亚非拉各区域的权力走向集中，出现“区域极化”的现象。
权力格局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相反的变化趋势，使得国际秩序也将出现类似的分野。在全球层次上，现有国际秩序的调整和改革面临着结构性的困难；而在地区层次上，新的区域国际秩序却在快速而稳定的发展之中。大多数新兴国家都是在本地区有着最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的、天然的中心国家，有的国家还是地区文明的中心纽带。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必然会逐步领导创立符合地区发展要求和文化特征的新区域国际秩序。这种新地区秩序未必是排外的，但一定是内向的、最符合本地利益和发展需要的。这与以前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以符合外部大国利益为优先的区域秩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四、余论：国际权力结构的前瞻
新兴国家的崛起伴随着国际政治权力的变迁，这会给全球政治秩序带来结构性的张力。但是，新兴国家崛起呈现出一些新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安全关系和“区域极化”等。它们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大国的激烈冲突甚至霸权战争；另一方面又为地区新国际秩序的出现注入积极因素。
除了结构性因素外，当前国际体系还具备其他几个重要特征，使得新兴国家有可能在一个大体和平的过程中崛起。
在体系环境方面，军事技术水平是对国际安全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其中大国之间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使得大国对彼此之间的战争变得十分谨慎。同时，由于核大国对核武器的扩散问题高度担心，防扩散问题也会给大国安全合作带来空间。
在体系的规范与互动方式方面，最显著的因素是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国家在安全上和经济上相互依存，造成他们对彼此的变化敏感而关心，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深，摆脱相互依存的成本就越高。这使得国家会比较小心地对待彼此关系，而不能那么轻易地诉诸武力。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新兴国家的崛起意味着更多的国家进入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体系中。
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也可以减缓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在许多方面规范着国家的行为。当然，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背后是以美国或者西方的霸权为支撑的；而崛起的新兴国家会要求调整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能否以较平稳和和平的方式完成从“西方版”到“全球版”的升级，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国际安全环境。
在国际规范的视角上，我们不可以忽视另外一个因素，即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和平文化”。今天这个时代，国家和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与19世纪殖民时代和20世纪大战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当然不意味着国家就此“放下屠刀”，而是说国际社会确实形成了一种反对战争的伦理。“这样的观念虽然并不能防止使用武力，但是它会使得领导人在选择使用武力，尤其是选择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时，必须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武力并没有过时，但是现在使用武力要比以前困难得多，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28)
提高战争成本的还有现代国家的属性。当今的国家都是由民族主义者和政治集团武装起来的现代国家。不管军事力量多么强大，要想征服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一支小型英国远征军就可以征服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军事进攻取得了成功，军事占领也很难成功。以前阿富汗的地方部族首领可能并不太关心谁在喀布尔称王；如今不同了，阿富汗的土地就是阿富汗人的，伊拉克的石油就是伊拉克人的。所有的外族占领都有可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然，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又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冲突根源。许多亚非拉国家的领土边界都是殖民主义的残留物，而不是民族居住的自然边界或者历史边界的自然传承。这使得亚非拉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与领土纠纷结合起来，安全问题异常复杂。新兴国家的崛起会给这些问题带来新的变数。
总之，新兴国家崛起时代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变化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与欧陆政治、冷战政治都全然不同的时代，用欧陆政治的对抗逻辑来看待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不合时宜的。新的国际秩序既不会在又一场霸权战争中涅槃，又不会一帆风顺地出现。理由是：
其一，新的全球体系中不同于传统的欧陆政治。巨大的地理距离改变了大国的安全关系，也塑造了新的国家安全观。用欧陆政治的逻辑来推断全球政治，将会导致判断上的偏差。
其二，国家的新安全观不那么狭隘地关注生存和领土问题，大国的竞争不止是军事实力的你增我减。相反，新安全观是以防御和威慑为基础的；这使得大国非常关心自己的财富、生产力、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社会稳定等“潜在权力”，这给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可能。
其三，从全球范围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让权力的分布更加分散。由于权力结构的分散，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会经历一段艰难的调整期。中国应当在全球层次保持冷静观察、有所作为的姿态，合理维护国家利益，协助推动新的全球秩序形成。
其四，从地区层次上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为新地区秩序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大多数新兴国家都是在本地区有着最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的、天然的中心国家，有的国家还是地区文明的中心纽带。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必然会逐步领导创立符合地区发展要求和文化特征的新区域国际秩序。这种新地区秩序未必是排外的，但一定是内向的、最符合本地利益和发展需要的。这与以前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以符合外部大国利益为优先的区域秩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中国的崛起还未最终完成，未来东亚的政治环境仍然异常复杂。但大国战争和冲突很有希望避免。中国应抓住历史契机，积极作为，努力推动亚洲地区新秩序的出现。
注释：
①日本学者门仓贵史提出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这五个首字母连为“展望(vista)”的新兴国家。“VISTA Overtaking BRICs for Trust Investments”.May 14 2007，http://en.icast com/2007/OS/14007399.html.
②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1页。
③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国际资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3页。
④吴家明：“G20取代G8终获得正名新兴经济体成功‘上位’”，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jcj/news/2009/09-28/1890176.shtml.
⑤“基础四国”，http://baike.baidu.com/view/3036600.htm?fr=ala0_1_1.
⑥韩国和阿拉伯都只在政治集合中出现，但韩国是典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沙特阿拉伯经济实力亦相当可观，故一并列入。
⑦越南和伊朗只在经济集合中出现，但似乎尚有很大的政治潜力。但由于两国均尚未进入当前全球核心决策圈，故暂时排在边缘的新兴国家之列。
⑧[美]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⑨同⑧。
⑩关于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的原理，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1)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No 20,1978,pp.214-238.
(13)[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4)同(13)。
(15)史密斯著，丁德良译：《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6)Bill Emmott,"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08.
(17)[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译：《全球趋势2025》，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07页。
(18)[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20)时殷弘著：《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1)[美]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2-82页。
(22)同(21)，第79页。
(23)[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24)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No.2，January 1978,pp.167-214; Jack L.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美]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26)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未来会“建立起一支强大到其他国家不敢去挑战的军事力量，”进而控制日本和朝鲜半岛，并和美国形成冲突。这个结论与他提出的“水域的阻隔力量”是相矛盾的。实际上中国崛起后的东亚和平前景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并不冲突。如果寻求最大安全是国家“进攻”的动力，那么无可挑战的力量优势就会让中国感到安全，停止“进攻”。而水域的阻隔力量使中美之间不会出现达到生死攸关程度的安全竞争。而国家新的安全观念会让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成为可能。米尔斯海默的错误在于用欧陆时代的英德之间的安全逻辑来推断全球时代的中美关系。
(27)[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298页。
(28)[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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