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女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12-0105-10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我国学术界的发展繁荣同步，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也掀起了高潮。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堪称成绩显著，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都值得我们来认真回顾与反思。①
一 近代女子教育问题
（一） 研究的时段与范围
在新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中，学界同仁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
1.关于研究时段
历史时段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之一。新时期以来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基本涉及了近代各个历史时段，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有的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了女子教育的各时段，有的学者则研究了特定时段的女子教育。
闫广芬对女子学校三个时段的研究，分析了女子学校教育的理论认识、研究视野和社会使命，侧重于教育理论。关于女学思想的发展阶段，张莲波以女子教育宗旨为标准，研究了贤妻良母教育、女国民教育和男女平等教育等三个时段；畅引婷则分为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四个阶段，并探讨了创办女校、学会和妇女报刊的实践；王翠艳在三个时段的基础上，指出了女子教育观念从家国本位向女性个体本位演进的历史轨迹。②
近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重要历史事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陈玉玲和李涛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认为其实质上没有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解放意识。杨晓在分别研究中国传统女学终结和近代女学思想构建的基础上，指出了戊戌变法的关键意义。王振国则通过研究女学思想和实践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冲击，指出了晚清戊戌的先河作用。赵长征研究了辛亥革命为女学提供的契机，详析了孙中山的支持和社会观念进步的积极影响，并在考察女学进步的同时，指出了其发展的局限。张海梅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观念变化和大学女禁开放的推动，认为新学制在形式上实现了男女平权。徐晶分别研究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法令、袁世凯时期的复古思潮和新文化时期的“开女禁”，侧重于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曲折和转型的艰辛。③
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阶段性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多侧重于重大历史事件所影响到的女子教育，即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区和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女性群体。而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女子教育的发展都有超前性或滞后性，那些其他地区和女性的状况同样需要学者的关注。
2.关于研究范围
前述以时间为坐标的研究成果，地域范围较宽，一般是面向全国。同时，还有不少成果中增加了地理坐标。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深受教会和西学的影响，由于地域关系，不同区域内的女子教育，所受教会学校和西学的影响也不同。学者对女子教育的区域发展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关注。
颜绍梅探讨了云南近代新旧制度交替、社会急剧变动与女子学校教育的关系，并和邹建达共同研究了先进爱国人士、贤妻良母思想、云南社会状况、女权运动和教育思潮等对云南女子教育思想产生的作用。林星研究了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方晓珍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安庆社会变革和安庆女子教育三者的关系。④其他一些学者将省市女子教育与教会进行了结合，如朱冬梅、谷雪梅、石阳等学者。学者们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各地女子教育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社会转型是决定作用、教会女校有先锋作用，这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定意义上又是共同存在的；但就范围来讲，多限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很多小县城和广大的农村极少受此影响。那么，城乡差异如何？女子接受教育的比例有多大？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因资料缺失，目前较少见到应有的关注。
也有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围。周锦涛和马立武分别研究了汪伪统治区的女子奴化教育和“关东州”的女子殖民教育；台湾学者游鉴明专论台湾女子教育的学位论文，探讨了日治前台湾妇女的教育情形和殖民女子教育的建立过程、影响因素、教育机会，认为日治时期的台湾确立了女子教育的地位，塑造了现代女性，但同时，同化的目的和“忠良爱国”的目标使得教育内涵相当狭隘，总督府缺乏诚意，妇女教育在缺乏自主和公平的殖民社会未有突破性的发展；范若兰用两篇论文研究了二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接受中英文教育和高一级教育的情况，及其与男子教育在人数、级别、经费和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原因。⑤
近代海外华侨和抗战时期汪伪统治区、敌占区的女子教育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对此有研究的学者还很少。分析来看，或许是大陆敌占区女子教育的非法性、台湾女子教育与大陆联系的限制、海外华侨女子教育研究的高成本等原因影响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更新观念、增加投入并加强与台湾和海外华侨的联系，应该是改善这一局面的关键。
（二） 研究的领域
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涵盖了教会女学、女子留学、教育史人物、女学思想和论争、学校和学制、教育层次、民族教育等各个方面，使得研究领域得到广泛拓展。
1.关于教会女学
教会女学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端。崔运武较早关注教会女学的传教目的及对中国女界思想解放的作用；南治国认为，作为传教活动的附属品，教会女校催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女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的积极影响超出了宗教范围；郭卫东认为，近代中国女子初等至高等教育、女子留学都以教会女校为肇始，同时指出了外国教会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本质；阎广芬认为，中国近代女学不是传统女学的自然延伸，而是西方女学传入的结果；黄新宪肯定了燕京、金陵等教会大学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积极意义。⑥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教会女学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之功，这说明学术界冲破了以往革命史观的影响和束缚，对教会女学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客观评价。笔者发现，对教会女学的初衷和实质以及因不同理念而与中国政府和当地民众的冲突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研究。如果对具有启发之功的教会女学何以在一些地区和场合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抵制进行分析，厘清中西思想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分歧，或许人们对教会女学将有更深刻的认识。
教会女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王奇生研究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明确指出教会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中国女性直接了解西方的窗口，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成长的重要基地。还特别指出，从身体、婚姻和家庭，到教育、经济和法律地位，中国女性的现代化比男性更为剧烈。田正平认为，教会大学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中外教育交流载体，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新式教育的产生和新女性的培养。⑦学者的研究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更能体现近代中国新女性特点，而接受初级和中等教育的女性虽然较少去宣扬新女性思想，但她们以更贴近下层女性的方式，任职于民间基层学校，并从事社会其他新兴职业，冲击着近代社会对女子接受教育的陈腐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风气。若能对这些知识女性多做一些研究，也许对教会女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2.关于女子留学
近代女子留学为我国培养了新的职业女性，带来了新的女权思想。近代日本先后战胜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日本的强盛，成为近代中国留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学者在近代中国女子留学，特别是留日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研究。王奇生探讨了19世纪后期至1949年间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对近代女子留学作了深入论述；郭常英和苏晓环较早关注到女子留学活动的发生原因、发展状况及作用；谢长法对女子留日的重要史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深入研究，指出留日女学生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提倡天足，推动了晚清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风俗的改变，加速了传统教育的解体和崩溃，促进了晚清女学的勃兴和女子师范教育制度的创立。⑧田梅英和孙越也对女子留日作了一定的研究。
学者的探讨为拓宽女子教育的研究领域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后期，赴欧美留学同样举足轻重，在山东问题被国人重视以后，特别是抗战期间，留美成为国人的主要选择，而笔者很少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施宣圃研究发现，传统社会并未给留日女子相应的权利，提出不少留学归来的新女性退出了历史视野问题，遗憾的是并没见到学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多数注意留学归国的新职业女性的出现，却鲜有对留学归国的职业女性进行专门的研究。在这方面，杨红星和池子华对近代中国有关公共卫生事业的女留学生的研究，是一有益的探索。⑨
3.关于人物研究
具有近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当时女子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他们或是留学归国带回西学思想，或是国学深厚又反思传统文化，历经中西思想的碰撞。对这些人物，无论从事社会或教育活动，还是著书立说，保存有较多的相关史料，因此学者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最多。在此只能挂一漏万地介绍。
梁启超、孙中山和蔡元培是学者研究最多的三位人物。谈儒强探讨了梁启超“宜家善种作新民”的女子教育思想。赵长征考察了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有三个阶段；静云指出，孙中山始终把妇女解放视为革命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参政，重视女子教育。他们都指出，孙中山同意妇女参政但又不能立即实施，妇女教育是女子参政的基础。夏蓉重点研究了蔡元培女子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原因。⑩其他，如张之洞、严复、康有为、罗振玉、晏阳初、陶行知、陈炽、徐特立等人物的女子教育思想或实践，不同程度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近代女性历史人物绝大多数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或有出国、留学经历。单士厘是近代最早出国考察并留下著作的女性，戴东阳探讨了她倡导的女子教育思想和活动，肯定她在“惊醒女子魂”方面的积极作用。汪维真认真考察了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刘青霞，对她慨捐救国的社会活动和历史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11)赵金平和张萍分别对唐群英和向警予进行了初步研究。
对女子教育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有思想保守或新旧杂陈的。余丽芬和廖承琳在分别肯定康同薇和陆费逵倡导女子教育的同时，剖析了他们的贤妻良母主义思想；王敦琴考察了张謇女子教育思想的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源流及其新旧二重性；元青和潘崇的研究指出，端方“趋新”与“守旧”的双重心态影响着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12)
尽管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女子教育思想给予了较多关注，但从成果内容看，视角仍显狭窄，缺乏新观点，罕见新材料，因此，较多研究属于创新性不强的重复劳动。
4.关于女学思想与争论
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当时的女子教育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西学东渐的重要结果，一方面表现为教会女学的文化移植，一方面表现为归国留学生的竭力宣传。这导致中国近代女学思想的形成早于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何黎萍注意考察从戊戌变法、民国创建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平等权的长期斗争和艰难演进；杨兴梅对近代中国缠足与反缠足的观念进行深入分析，认为缠足影响女性接受教育，不能受教育的女性难以享受“新世界”，缠足成为她们婚姻的条件，进而制约了旧世界的女子接受教育；田利芳和包爱芹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择偶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同时，一些家庭把女儿接受教育当作婚姻的筹码，造成了求学目的的偏差，受教育的女子也难免落于“贤妻良母”的窠臼。(13)
在近代中国，以西化为特征的近代女学思想，受到了国内多方面的质疑和抵制。女子接受教育可能性和技术性方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张国艳考察了围绕贤妻良母论、女学强国论、独立人格论的女学思想论争。马霞和彭泽平考察了维新派与守旧派围绕开女禁和贤妻良母等问题的论争。李庆华探讨了晚清政府、守旧派、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势力对女子的多边教育和规训。(14)学者们一致认为：论争是对近代中国特殊的女子教育近代化的调谐，并推进了这一近代化的发展。
关于女学思想和论争的研究，论文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研究成果颇具价值。也许是由于学者本身研究了思想和争论，而多对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反思，得出思想争论的各方，大都是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结论，但激进的思想家渴望国家和民族的快速复兴，政府则关注国家的稳定和建设，保守的思想家在为传统的文化而坚守。
5.关于女子学校与学制系统
近代中国女性接受系统教育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它一方面缘于教会学校，一方面中国人自办女学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女学才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主力。前述中，黄新宪和王奇生对具体教会学校作了研究。李永生考察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学堂及其参与创办人经元善。梁怡详细探讨了延安女子大学的创办、目的、特点和意义等，肯定了它对妇女运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贡献。赵令志对蒙古地区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毓正学堂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房建昌考察了日本善邻协会在伪蒙疆政权首府张家口创设的回民女塾。(15)
兴办主体的多元性，使近代中国女校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以女子学校为个案，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理解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取向。但应该注意的是，女校个案进行研究不能只重第一所、最著名等典型性，目前学界多忽视了对那些普通的女子学校的研究，而这些普通的女子学校往往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和国民思想。
教会女学、女子留学、历史人物为近代中国带来的女学思想与争论，特别是他们创办学校的实践，为建立近代教育的学制系统做出了贡献。徐有礼研究了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转换，指出“德智体美”之取代“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大学开放“女禁”的教育平权，集中体现了女子教育的近代转型。谷忠玉认为，壬寅、癸卯、壬子、癸丑和壬戌等学制的频繁出台，反映了近代女子教育的艰难历程。薛文彦研究了1907年男女有别的学制系统，以及多种因素决定的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和特点。(16)这些研究表明，学者对中国近代学制中的女子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是，只有徐有礼的研究广泛涉及并分析了教育宗旨转换前后的社会反响和人物活动，使研究有了深度。另外，还没有学者对比研究学制颁布前后的女子教育状况，而这更能检验它对时代要求的适应性和对女子教育的推动性。
6.关于教育层次
随着第一部学制的颁布，清末女子教育获得了合法地位。随后的短短几年中，女子教育就建立了从基础到高等、从职业到师范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1919年至1949年间，女子教育经过几次调整后，基本完成了近代化。
阎广芬认为，女子义务教育归根到底是女子受教育的权利问题，并与男子教育和西方女学进行了比较。谢长法指出，接受职业教育的中国女性主要局限于医生、教师、蚕桑等行业；颜绍梅考察了云南女子职业教育的百年历程。(17)李红、许增纮和潘洵、张永广和李亚娟、刘小明和刘娣娥、姜丽静分别对师范教育、体育教育、女大学生的教育生活史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女子高等教育论文颇多，价值也不小。有的涉及教会，如前述黄新宪、王奇生和田正平等的研究；金一虹和张春明的研究分别涉及性别和近代化视角，评述如后；第二，女子职业教育备受部分学者的关注，另外一些学者采用了职业视角，研究了职业女性所受教育的影响，得出了更有价值的成果。如何黎萍、程郁、吕美颐和郑永福的研究。值得反思的是，女子基础教育特别是女子中等教育，还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
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近代少数民族的女子教育极为落后。但是，仍有几位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全信子考察了20世纪初基督教的传播对朝鲜族女性的影响；沙吾列·依玛哈孜梳理了哈萨克族第一位提出女性教育的教育家阿合提的思想；吴建平等考察了蒙古族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概况。(18)笔者注意到，少数民族女子教育是一个鲜有关注的领域，蒙、回等以外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二 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
如上所述，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研究深度欠缺问题也显而易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学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着手，提高理论水平，从思辨转向分析、批判，在对女子教育的进一步研究中，改变历史研究的视角，广泛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甚至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历史的反思和辩证。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接受新的理论方法，并在研究中进行尝试和探索。
1.研究的视角
研究女子教育，首先要明确的是性别问题。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性别史观和女性主义的引介，采用性别视角的女子教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沈倩以“性别视角”观察问题，探讨了男女两性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目标差异。作者认为，近代女子教育的男性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压抑了女性先觉者，强国强种的梦想掩盖了两性本能的隔膜与冲突，促成了男女异路的女权运动。蒋美华和蒋英华研究了五四时期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指出教育角色的不平等、分设女校的教育体制、增开专门课程的性别分离观，反映出教育角色现代化的早期特征。马方方提出近代新思想的冲击，并未真正弱化儒家文化的性别角色定位，近代知识女性的独身，恰恰反映了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女性的矛盾心理和客观心态。金一虹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大学所面临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独身问题以及反合并斗争等一系列性别议题。(19)包训英通过考察沈从文的女性观及其创作指出，其对女性社会关系的认识是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侯杰和秦方以近代社会性别关系变动为中心，考察了吕碧城的女学思想和实践。罗雪松提出，表现女性人格现象是五四女性文学的显著特征，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是其深层原因，中国女性的教育历程实质是女性人格的现代转型。(20)
丛小平以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探讨了清政府对女子教育的主导作用，认为过分强调外国传教士的作用，是暗示近代化即西化，抹杀了传统女学对近代女子教育的作用；清政府将近代女子教育融入民族国家建设，借用传统培养新国民，合法化了女子教育和女性职业；新的视角引导新的结论，近代女子教育根植于前近代女学传统，受民族主义—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设的推动而转型，先后由士大夫和政府参与，与明清时代女学传统以及当时改革潮流不可分割。(21)
杨洁以区域视角研究了上海的女子教育，认为上海的教会女学、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女子职业教育都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上海女子教育由西方化、传统性向本土化、现代性的转化，及其女子教育的民主性、实用性、科学性、开放性，都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中具有特别的意义。(22)在前述的研究范围中，确有研究地方女子教育的学者，但很少有研究者用新的视角或方法研究地方女子教育的特殊性，因而往往得出更多的相同结论：地方女子教育，要么开始于教会教育，要么是产生于维新时期。杨洁的研究无疑是有了发展。
王美秀、尹旦萍和张春明的研究以近代化为视角。王美秀明确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为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女子教育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尹旦萍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争取女子教育权的思想，是女性教育史的现代转折，教育宗旨和体制规定了女性教育的发展方向。张春明则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考察了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五四”反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变迁，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23)
有学者从妇女解放的视角，研究了女子教育在社会层面的积极意义和个人层面的局限性。畅引婷指出，知识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宏研究了清末民初天津女子教育的开办，对促进妇女社会解放的关键性作用。凌云岚通过考察赵五贞等事件，讨论了五四前后湖南女子教育对当时女性及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得出了女子教育对知识女性的身心解放不都是正面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24)
以职业视角研究近代知识女性的学者比较多。个中原因在于，新职业女性是对传统女学的最大否定和妇女解放的最好诠释。何黎萍详细考察了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和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指出中国新女性主要涉足了教师、医生、护士等行业；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而女子教育特别是女子职业教育是经济独立的入手。程郁认为20世纪初的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相一致。吕美颐和郑永福撰文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职业，认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使女性的就业领域迅速拓展，女性就业权问题进入了法律程序。(25)另外，前述中的杨红星和池子华对公共卫生方面的职业女性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徐辉琪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争自由、复女权在培养女国民、造成新女界、冲击封建礼教方面的深层意义。日本学者河村昌子以社会史学的观点和当时社会的语境，研究了《寒夜》中汪母和曾树生的形象，认为汪、曾婆媳矛盾的部分原因是她们分别接受晚清女子教育和五四新文化教育。邱士刚研究了河北女子师范特有的学校组织、制度、学科等文化架构和价值。(26)另外，付蓉从伦理学的视角考察了蔡元培的女子教育思想，赵叶珠研究了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的客观势差。
2.研究的方法
西方历史研究已经广泛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甚至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国内社会史的田野调查、对戊戌变法的心理承受力研究、女子教育状况的数据统计以及对历史著作翻译过程的研究等等，都是对西方历史研究新方法的借鉴。仅就统计法而言，海外一些研究大量地分析了某一历史语汇在史料中出现的频次，以此分析当时社会舆论对该语汇代表的历史事物的态度。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目前在传统方法之外只用了少量的数字统计。特别是这些统计多为表格形式，能更好表现历史事物动态的折线图等，更显得其之难得。
我们现有的研究方法，多为传统的综合分析方法。如前所述，郭常英和苏晓环的研究，综合分析了女子留学活动的发生原因、发展状况及其作用等问题；谢长法在详细整理和统计清末留日女学生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女子留日的时代背景、曲折发展和留学特质，是笔者所知研究女子教育统计最扎实的。另外，熊贤君从女子教育价值观的演进、女子教育内容的扩展和女子教育形式的更异等方面，也综合分析了近代史上女子教育的传承与嬗变(27)。
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李卓通过中日比较研究，指出由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有着不同的内涵，面临完全不同的命运；周冬梅深入地分析了郑观应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观点、贡献及其局限性，并以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作对比。(28)其他一些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往往注意了要比较出先进与落后的预期，而影响了其研究的科学性，降低了其论文的价值。
辩证的反思也是学者研究采用的重要方式。如黄小艳通过考察《妇女杂志》“离婚问题”专号的个案，指出离婚自由使很多女子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牺牲品，当时大多数妇女的主要阵地仍然是家庭，理解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沈敦忠的研究表明，女学初兴与妇女解放、自由爱情并不相干；单纯以个性解放研究五四爱情小说，忽略了新旧交融的变革时代中传统文化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林丹娅指出，早期的冰心对新女性的家庭进行了构想，但还是把女性置放在家庭主妇而非社会的角色上；其时的问题小说并没有体现出对现代家庭与角色关系的质疑与解构。(29)
三 还应注意的问题
1.资料的研究和目前存在的史料问题
新时期以来，学界已经整理出版了部分重要史料。主要有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至1993年陆续出版）和陈元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至1995年连续出版），两种集子都把女子教育史料作为重要部分。新时期女子教育史料的初步整理是这一时期相关研究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目前还没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专门史料集，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滞后是制约当前女子教育研究的一个根本因素。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史料浩如烟海，据笔者所知，仅河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河南教育资料汇编》、《河南教育月刊》、《山东省二十一年度教育统计》、《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视察报告》等文献就包含大量有关近代女子教育的史料。全国究竟又有多少有价值的史料，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相关史料进行大规模整理，将会极大地促进今后女子教育历史的研究。使人担心的是，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展与研究资料的缺失和零乱等问题如果得不到关注，所造成的重复性劳动和资源浪费情况将更加严重。
已有成果中，一些学者从历史角度研究有关近代女子教育的文学作品（如在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中提到的河村昌子、沈敦忠、林丹娅的研究），也有学者注意研究具体的教科书或报刊资料，能给我们提供收集和整理史料方面的帮助。如黄湘金、毕苑和日本学者大滨庆子以日本出版物为基点，研究日本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积极影响。大滨庆子以成濑仁藏《女子教育论》的著译流传为中心，将历史考证方法和跨国视角相结合，考察了美—日—中的女子教育传播格局。黄湘金以三部日译《女子教育（论）》为对象，研究教育界对国外理论的选择与吸收、逐步建立女子教育体系的过程。毕苑探讨了在女子教育领域中，汉译日本教科书对中国女子“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促成。李孝迁认为，清末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不多、采用者少、常与修身教科书相混，但专门以女性历史编写教科书，具有开创性意义。石鸥和陈静对早期女子国文教科书的出版者、编撰者以及发行情况作了一定的考察。(30)刘巨才以《女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康同薇、蒋畹芳、王春林、潘璇、狄宛迦、薛绍徽、卢翠、裘毓芳、刘纫兰等女性维新者的女学思想。董振修根据《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的记载，考察了许广平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情况。夏晓虹分析了晚清女报中的乐歌类型，及其在宣扬女学精神、塑造女性形象、介绍政治救国理念等方面的作用。刘人锋以《女学报》为对象，考察了晚清女性对女学的认识。康华和李建伟考察了《晨报》1919年妇女问题专栏，研究其对待女子人格、教育、婚姻、职业以及男女交际等热点问题的原则立场。(31)张晓丽研究了《新青年》的妇女人格与贞操观、女子的教育权与职业参政权、妇女婚恋自主与社交公开等思想及女权思想的性质。唐艳香提出1904至1919年《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观点冷静温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程度。张显菊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刊物，指出了妇女刊物在妇女声气相通、统一思想行动方面的纽带作用。(32)
对近代教科书的研究，可以透析西学思想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中国官方主导的教育对西学思想的吸收和选择；对报纸和期刊所关注的某一专题的研究，能够更全面和现实地理解当时的社会和学术认知。整体上，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为有关近代教育的史料特别是近代女子教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提供宝贵的线索。
目前存在的问题：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亟待解决，特别是专题性女子教育研究资料的缺乏制约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2.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还远远不够，影响了研究深度
相同的研究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研究问题的多方位解读和深度反思都有积极意义。目前研究中，不少学者采用了教育视角而非历史的视角，男性视角而非女性的视角，采用了现代西学视角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视角。同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也难尽人意。一方面是偏重于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者，能够较好地研究女子教育发展的原因、状态和整体趋势，但由于缺乏教育学的理论，很难对女子教育思想和女子教育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另一方面，偏重教育理论的研究者，虽能较好地对女子教育思想本身和女子教育发展的意义作出判断，但是，因为很少能够潜心进行艰辛的史料搜集与考证，所以往往很难以丰厚的历史事实去得出坚实的结论。更多的学者偏重于对现有史料和论著的综合分析、比较研究，很少见到扎实的数据统计和辩证的批判反思，也没有看到运用心理学和语言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
因此，研究女子教育的学者，在探索发展阶段、扩大研究范围、拓展研究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对女子教育近代化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教会女学、女子留学、历史人物、女学思想与争论等领域的研究，以及王奇生、汪维真等对受教育女性活动的研究，都涉及女子教育近代化的动因、特征和贡献，但目前，只有极少学者专门而明确地探讨了这些问题，如：刘登秀指出，传统与近代相结合的二重性，是清末女子教育的突出特点；秦红梅研究了五四时期我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何黎萍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女子教育特征；前述王美秀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为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33)
另外，当今社会的男女不完全平等，决定了男性学者和女性学者在研究女子教育时的性别立场；男性学者和女性学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对研究方法的倾向性也大不相同。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3.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队伍
关于研究队伍，有性别和专业学科两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从性别来看，近代中国关注女子教育的历史人物多是男性，这些人物的影响也较大。有主要从事教育或创办学校的经元善、蔡元培、晏阳初等人，也有主要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孙中山、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女性有吕碧城、单士厘、康同薇、刘青霞、秋瑾、向警予等，但她们的活动影响有限，对女子教育方面的影响也较弱。考虑到当时男子和女子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应当认为是正常的。而在新时期以来，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者多是女性。根据笔者的统计，在相关的20种重要著作中，有16种由女性完成；在224篇论文中，134篇论文由女性撰写，75篇由男性撰写。结合目前我国男子和女子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来看，这种现象就与历史反差较大。
近代女子教育问题研究属于学科交叉研究，据笔者统计的224篇论文看专业占有比例，其中历史学者占25%，教育学者占28.6%人，其他学科的学者占46.4%。这种统计并不代表论文的质量和分量，但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女子教育的研究中，还非常缺乏历史专业研究人才的参与；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由于历史学科与教育学科的不够通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交叉研究的深入进行。
4.其他不足之处
据笔者观察，相同专题的研究内容重复较多，研究中有相当多雷同的研究内容、思路和结论，甚至出现了重复发表和严重抄袭的现象；关于教会女校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历史人物的女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有很多都是重复劳动，从而降低了学术成果的价值与意义。
相对于女子教育近代化历史过程和动因的研究，学者对女子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贡献和特点研究更少；在学者研究的过程、动因特别是贡献中，宏观的研究结论较多，微观的深入研究过少。今后的研究，学者们应该在薄弱环节多做些努力，克服存在的弊端和障碍，将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达到新的水平和高度。
收稿日期 2009-08-20
注释：
①限于资料搜集的难度与局限，笔者所论以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
②闫广芬：《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认识、视野、使命》，《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张莲波：《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潮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畅引婷：《近代女子教育思想评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王翠艳：《由家国本位到个体本位 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晚清至五四知识界女子教育观念之演进》，《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陈玉玲、李涛：《太平天国的女子教育浅探》，《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2期；杨晓：《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学术研究》1995年第5期；王振国：《晚清女子学校教育的肇始》，《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赵长征：《民国初创与女子教育》，《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张海梅：《论五四运动前后的女子教育》，《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徐晶：《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的曲折发展及其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④颜绍梅：《云南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颜绍梅、邹建达：《清末云南新式女子教育思想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林星：《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福建史志》2002年第3期；方晓珍：《清末安庆社会变革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⑤周锦涛：《汪伪统治时期的女子教育述评》，《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马立武：《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关东州”的女子教育特点》，《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游鉴明：《日据时期台湾的女子教育》，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1987年硕士论文；范若兰：《战前新马华侨女子教育的发展》，《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2期；范若兰：《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郭卫东：《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阎广芬：《西方女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黄新宪：《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⑦王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年刊）》1996年第4期；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文史哲》2007年第3期。
⑧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郭常英、苏晓环：《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探析》，《史学月刊》1991年第3期；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及其活动与影响》，《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年刊）》第4期（1996年8月）。
⑨施宣圃：《留日女学生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3期；杨红星、池子华：《女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见：《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⑩谈儒强：《宜家善种作新民——梁启超女学观新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赵长征：《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及实践》，《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静云：《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夏蓉：《蔡元培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其成因》，《兰州学刊》2004年第2期。
(11)戴东阳：《惊醒女子魂，鉴彼媛与妍——论启蒙女学者单士厘》，《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余丽芬：《康同薇女子教育思想述评》，《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廖承琳：《陆费逵女子教育思想及对现实的启示》，《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王敦琴：《张謇“中体西用”的女子教育思想》，《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2期；元青、潘崇：《端方与清末女子教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3)何黎萍：《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平等权的演进》，《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6期；杨兴梅：《观念与社会——女子小脚的美丑与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田利芳、包爱芹：《20世纪20年代择偶观的变化对女子教育的影响》，《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14)张国艳：《中国近代女学的思想论争》，《兰州学刊》2003年第3期；马霞、彭泽平：《维新派和守旧派关于女子教育的论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李庆华：《晚清多边政治势力对女子的教育和规训》，《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2期。
(15)李永生：《经元善的中国新式女子教育探索》，《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梁怡：《延安女子大学评价》，《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赵令志：《毓正女子学堂》，《民族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房建昌：《蒙疆善邻回民女塾始末》，《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6)徐有礼：《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中州学刊》2008年第6期；谷忠玉：《学制——透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变革的窗口》，《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薛文彦：《略论清末女子学校教育学制的产生及特点》，《阴山学刊》2007年第3期。
(17)阎广芬：《中国近代女子义务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阎广芬：《夹缝中求发展——中国近代女子义务教育的定位》，《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谢长法：《晚清女子教育与女子职业的发展》，《教育与职业》2000年第7期；颜绍梅：《云南女子职业教育的历史与发展》，《学术探索》2004年第12期。
(18)全信子：《二十世纪初基督教的传播对朝鲜族女性的影响》，见魏国英、王春梅主编：《中国文化与女性》，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2003；沙吾列·依玛哈孜：《论阿合提的女性教育观》，《昌吉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吴建平、胡春梅、付永春：《内蒙古蒙古族女子教育发展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9)沈倩：《贤妻良母与英雄豪杰——晚清时期男女异路的女权运动》，《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蒋美华、蒋英华：《五四时期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马方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知识女性独身原因的再探讨》，《长白学刊》2008年第3期；金一虹：《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性别议题——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2期。
(20)包训英：《沈从文的女性观对其创作的影响》，《求索》2004年第7期；侯杰、秦方：《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以吕碧城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罗雪松：《五四女作家笔下女性人格现象的文化诠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1)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2)杨洁：《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杨洁：《透视上海的近现代女子教育》，《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23)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尹旦萍：《女性教育的现代转折》，《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张春明：《文化变迁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4)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刘宏：《清末民初天津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运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凌云岚：《五四时期湖南女性作家的生存空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25)何黎萍：《试论近代中国妇女争取职业及职业平等权的斗争历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程郁：《二十世纪初中国提倡女子就业思潮与贤妻良母主义的形成》，《史林》2005年第6期；吕美颐、郑永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职业简论——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谈起》，《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6)徐辉琪：《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觉醒与对封建礼教的冲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河村昌子：《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邱士刚：《论河北女师的文化架构及其文化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7)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的传承与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28)李卓：《“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1期；周冬梅：《郑观应的女子教育观——兼与孙中山的女子教育观比较》，《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9)黄小艳：《妇女解放的另一种解读——从“离婚问题”专号谈起》，《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沈敦忠：《近代女子教育与五四爱情小说》，《求索》2005年第3期；林丹娅：《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30)大滨庆子：《中日两国女学交流起点新探》，《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1期；黄湘金：《三部日译〈女子教育（论）〉在晚清中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毕苑：《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李孝迁：《论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华夏文化》2007年第1期；石鸥、陈静：《清末民初我国早期女子国文教科书》，《湖南教育》2008年8月号。
(31)刘巨才：《戊戌维新时期妇女的思想解放》，《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董振修：《许广平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刘人锋：《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康华、李建伟：《1919年〈晨报〉妇女问题专栏述评》，延安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2)张晓丽：《〈新青年〉的女权思想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唐艳香：《从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到婚姻自由——1904-1919年间〈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张显菊：《通过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刊物的妇女解放思想宣传》，《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
(32)刘登秀：《清末女子教育特点简析》，《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秦红梅：《“五四”时期我国女子教育现代化的特征》，《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何黎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女子教育特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