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创新--杜甫的启示_杜甫论文

传统与创新--杜甫的启示_杜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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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传统如果从《诗经》算起,至本世纪初已有三千年历史。《诗经》到杜甫的时代有一千多年,杜甫到本世纪初也有一千多年。这三千年是一部没有断裂、持续发展的历史,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给我们留下十分丰富的诗歌遗产。拥有如此辉煌而悠久的诗歌传统,我们为此而骄傲,也为其他民族所羡慕。我们被称为诗的国度。

但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使这部持续演进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言诗、格律诗被视为有害无益的包袱加以摒弃,白话诗、自由诗脱离了传统的翼荫开始了孤独的飞翔。新诗与旧诗之间拉开了一道鸿沟,二者的关系如果不能说是断裂,至少可以说差别性远远超过了承续性。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八十年,但八十年与三千年的大传统比起来,仍然显得稚嫩,我们自以为已走了很远,其实仍在传统的眼皮底下。蓦然回首,广袤无垠的平畴沃野,绚烂多姿的迷人风景,依依在目;放眼未来,道路崎岖迢遥,杂草荆棘遍布,前程未卜。诗人们说,我们必须披荆斩棘,奋力前行。我们生活在杜甫们的光辉照耀之下,但是无法领承他们的恩泽沾溉。传统属于过去,我们要开创未来。肯定了传统,就否定了现在,否定了创新,扼杀了未来。

迷信传统,墨守传统,就会限制创造和发展,最终会导致传统的僵化并葬送传统本身,但完全否定传统同样是不明智的。生活固然是诗歌的源头活水,诗歌创作也的确是非常个人化的作业,但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诗歌并不只是用思想感情写出的,生活事件和精神感受的任意记录并不是诗,诗是用特殊的语言创作的。这种语言有其特殊的传统,即诗歌传统,这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一件作品无论多么新颖,必须得到诗歌传统某种程度的认可,方可被称作诗。有位诗人讲得很好,不懂传统而要作诗,好比打猎的猎枪没有准星,即使能打倒一两头珍禽异兽,那也是瞎碰瞎撞。每一位要写诗的人都要面对传统。批判传统、拒斥传统,也仍然必须首先了解和熟悉传统。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成其伟大,取决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尤其取决于他对既有诗歌传统的了解并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今天不必人人都向杜甫学写律诗,但是研究杜甫如何对待传统、杜诗的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杜甫在晚年创作的《戏为六绝句》和《偶题》诗中,阐发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精辟见解。《偶题》诗中写道: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谢邺中奇。这是杜甫对唐代以前诗歌发展史的大尺度纵览和概论。杜甫认为,凡是诗歌史上有名声的作家,都有其独特的成就,都有值得借鉴之处。“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些作家能够名垂不朽,是因为诗歌传统接纳了他们,他们的作品被传统吸收、溶进了传统、丰富了传统并成为传统中的一部分。正是这些著名的有名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共同构成了传统本身,所以对他们应当尊重,不应妄加菲薄恣意诋毁。他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对于前代都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传统既有凝固的一面,又有能动的一面,既趋向于封闭,又趋向于开放。传统的凝固性和封闭性形成了过去时代的“旧制”,其能动性和开放性又创造了下一时代的“清规”。传统并非僵死不变,创新也非凭空臆造。对于作者来说,诗歌传统既是规定和约束,又是创新的资源和凭籍。创新既是变化和革新,又是传统的承续和演进。各个时代有成就的诗人,都是能够从前辈的遗产中汲取养分、获得规范,又不盲目崇古,株守成规,而能不断开拓,从而使诗歌传统活力不竭,虽旧而常新。这就是杜甫的传统与创新的辩证观。

杜甫主张广泛地向过去时代的作家学习。“永怀江左逸,多谢邺中奇。”六朝诗歌和建安诗歌是距杜甫最近的传统,是首先要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不囿于此,包括《诗经》和《楚辞》在内的一切过去时代的重要作品,都可以当作提高自己诗歌修养和创作水平的丰富资源,杜甫在《戏为六绝句》最后两首中,对这一观点有更明白的表述: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第五首)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第六首)

既不厚今薄古,也不厚古薄今,对一切有价值的诗歌遗产,无论古今,只要有可资借鉴之处,都应虚心学习。“清词丽句必为邻”“转益多师是汝师”。要“亲《风》《雅》”“攀屈宋”,向诗歌史的源头《诗经》和《楚辞》学习,也不能一概鄙薄近人和今人的创作。他向一种不负责地否定齐梁文学的倾向发出了警告:不要只顾攻击齐梁诗歌,当心自己落在齐梁诗人的后边!从诗歌史的角度看,齐梁诗仍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贡献,要学人家的长处,不要总盯着人家的不足喋喋不休地指责。正是这种虚已好学的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的“诗圣”和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元稹评杜诗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瘐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诗歌这种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宏富壮阔气象,便是他“转益多师”推陈出新的结果。

杜甫的观点和主张,是他研究和创作诗歌的经验总结,他的作品成功地贯彻和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杜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我们的问题范围之内,至少有两点是不可不谈的。第一点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丰富和发展;第二点是对六朝诗歌遗产的创造性继承。

《诗经》初步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缘事而发”的汉乐府诗和建安诗人曹操、曹植等人“借古题写时事”,是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此后是形式主义诗风统治的时代,现实主义转入低潮。至唐代,陈子昂倡导“风雅比兴”“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李白踵继其后,创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他们都为这一传统的复兴作出了贡献,但李白主要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到了杜甫,才以其雄大的才力创作了《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一大批杰出的现实主义诗篇,这些作品洞察时弊,揭露黑暗现实;上忧国难,充满爱国精神,下痛民穷,关心民生疾苦,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达到了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与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的高度统一,从而大大地充实了现实主义传统,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了高峰。杜甫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为这一传统提供了新的重要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地提高了它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面貌,他也因此被奉为这一传统的典型而被后代的诗人们加以祖述。

六朝诗歌是距唐人最近的传统,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采丽竟繁”“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韩愈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对齐梁诗全盘否定;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认为六朝文学不值得重视。六朝特别是齐梁以来的诗歌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和浮艳颓靡倾向,应当予以批判。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其有价值一面,这样才能矫枉而不过正,避免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实际上唐代诗歌就是由六朝诗歌发展而来,彼此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要想完全否定六朝诗歌也是不可能的。杜甫所抱的正是一种建设性的平正态度。他一方面从前六朝时代承继了现实主义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从而矫正了六朝诗歌的根本缺陷,同时又肯定了这一传统中重视辞采技巧,讲究格律声韵的合理内容,并沿着这个方向作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了汉字的四种声调,沈约等作诗开始讲求“四声八病”,声律与对仗相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此后经过两百年演变,至初唐沈佺期和宋之间,产生了完整的格律诗。这是六朝传统结出的鲜果,是一个充满希望,有待进一步开发的新领域。杜甫存诗凡1458首(统计数字从浦起龙《读杜心解》),其中律诗1054首,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他的格律诗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前人,而且在质量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以七律为例,他共创作了151首,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以前唐人所作七律的总和,他的代表作《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的,堪称七律创作的最高典范。杜甫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势如海聊短述》)。又云:“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曹长》),“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杜甫律诗的高超艺术造诣,便来自于他对语言词句的千锤百炼和格律声韵的孜孜推求。

综上所述,传统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关系到创作的成败。杜甫的传统与创新的辩证观,杜诗作为继承传统又能加以创造性发展的光辉范例,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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