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新时期实践美学 、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
江 飞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 要 ]在新时期中国美学史上，“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长达近30年的论争主要包括“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和“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两部分，二者共同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下中国美学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通过历史回顾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不仅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和改造，从正反两方面共同推动了“实践美学”的多元发展，更利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资源，打破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在“美学热”退潮之后形成了“实践派”“新实践派”与“后实践派”三足鼎立的复杂格局；同时，三者始终无法摆脱基本概念使用上的通约障碍，也无法规避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思想局限，在如何理解和处理“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根本差异。这场论争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只有摆脱将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旧与新(后)等相对立并以后者为尊的“非此即彼”式思维，坚持立足本土、融汇中西、多元共存、平等对话、面向现实、联系实践的立场，才可能在“实践美学”基础之上真正建立起“现代中国美学”。
[关键词 ]新时期；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现代中国美学
引 言
基于超星学习通和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的“汽车装饰与美容”智慧课堂课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更新教育理念，逐步建立了符合现代人才培养要求的高品质、立体化教学体系。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核心，突出学生实践技能、专业知识与动手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素质能力培养与提高。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从高职高专的学生特点和应用性技能型人才岗位的职业分析入手，对岗位能力和需求进行了分解，并明确一般技能要求和专业核心技能要求，培养符合社会和企业要求的此类专门技能人才。
众所周知，中国“实践美学”奠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萌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后在80年代“美学热”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观点各异的谱系结构，成为当代美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主导思潮和流派，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学界一般认为，“实践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实践美学”专指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广义的“实践美学”则是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包括“实践美学”(或称“旧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前者主要有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朱光潜“整体的人”实践美学、王朝闻“审美关系论”美学、杨恩寰“审美现象论”实践美学、周来祥“和谐论”美学、刘纲纪“创造自由论”美学、蒋孔阳“创造论”实践美学等，后者主要有邓晓芒与易中天的“新实践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及至90年代，伴随着“实践论”向“生存论”的转向，实践美学受到以杨春时“超越美学”、潘知常“生命美学”以及张弘“存在美学”、王一川“体验-修辞美学”等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的质疑和挑战。据此，学界普遍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来笼统地概括和阐述新时期以来围绕“实践美学”展开的一系列论争。[注] 章辉.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J].文学评论，2005，(6)；周均平.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J].甘肃社会科学，2005，(2)；李世涛.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评价及其论争[J].甘肃社会科学，2005，(4)；林朝霞.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在论争中发展[J].学术月刊，2007，(4)；孙媛.新世纪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对此，笔者以为是不确切的。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的显著差异，也忽视了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在对待“实践美学”态度上的差异。事实上，这场长达近30年的持久论争主要包括“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和“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两个部分，后实践美学重在“批判”和“超越”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则重在“继承”与“改造”实践美学，二者共同影响甚至决定了当下中国美学的格局和发展方向。文章即以此为基本框架，对这一论争进行历史的回顾、细致的清理与综合的解析，并反思其意义、问题与启示所在。
颅脑损伤具有多发性、严重性、死亡率及致残率高等特点，且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有55.76%～76.4%的患者会出现血糖升高，导致脑组织的无氧代谢升高产生大量乳酸和H+而加重脑组织损伤，增加脑缺血梗死范围[4]。另外，营养不良也是颅脑损伤患者常见并发症，导致患者无法通过足够的能量代谢来促进机体恢复，影响脱机率。因此对于颅脑损伤合并糖尿病昏迷患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其营养状况和血糖情况。
在区分高、低自尊者的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两方面的比较，一方面是进行了三组中高自尊者及低自尊者职业认同的组间比较； 另一方面是分别对三组中同一组的高自尊和低自尊者职业认同进行了组内比较。
一 、“实践美学 ”与 “后实践美学 ”之争
其三，对“美的本质”的现象学新定义。邓、易以“美的本质定义”为新实践美学的第一原理，并以此贯穿在对艺术社会学、审美心理学乃至中西美学历史的论述中。他们给“美的本质”下了3个定义：
其二，对审美“超越性”的新理解。邓认为，“后实践美学”的弊病在于把“现实性”与“超越性”完全对立起来，而他们根据对“实践”的理解认为，实践本身就具有自我超越的因子，人类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正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升华出来的，“超越性并不只是审美所特有的属性，而是包括人类真、善、美在内的一切精神生活的属性；至于说审美的‘超越感性与理性的品格’，则并不一定是绝对必要的品格，审美也完全可以与感性和理性和谐共存。”[注] 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J].学术月刊，2002，(10). 易也认为，“超越也好，自由也好，种种生存方式也好，都不是人的天赋、本能或自然属性。它们只能来源于实践并指向实践。……当然，实践并不万能，也并不理想，它并不像旧实践美学设想的那样，可以造就一个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存的所有问题。”[注] 易中天.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2002，(1). 在杨、潘论述的基础上，“后实践美学”的支持者章辉博士对“审美超越”概念又作了两层划分，一层是一般超越的“形而上学内涵”，表现在宗教活动、哲学思辨和审美体验等精神领域，另一层是基于一般超越之上的审美超越，是指审美活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性建构，是一种情感超越。[注] 章辉.论审美超越——兼向邓晓芒先生请教[J].人文杂志，2003，(6). 对此，邓晓芒在反驳文章中认为其“审美超越”无法与其他形式的超越(宗教超越、哲学超越等)划清界限，进一步表明了“新实践美学的审美超越原理”，即从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出发，阐明了艺术的超越性及其体现在不同时代、阶级和民族之间所发生的“共同美”之上；并从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的高度对审美超越特有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析。[注] 邓晓芒.新实践美学的审美超越——答章辉先生[J].河北学刊，2008,(4)；二人之间的进一步争论可参见章辉.实践美学若干问题再探讨——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邓晓芒.关于新实践美学原理的再思考——再答章辉先生[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在第一篇宣言性文章《超越实践美学》(1993)中，杨春时就指出：“实践美学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应采取扬弃、改造、发展和超越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现代的美学理论体系。”[注] 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J].学术交流，1993，(2). 在随后纲领性文章《走向后实践美学》中，他对实践美学的历史局限和理论不足的批评由“五项”累增为“十项”。在他看来，“实践美学”之所以存在这些局限和不足，在于背负了太多的传统美学、古典美学的重担，不仅与现代精神、当代世界美学的发展格格不入，更束缚了中国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只有挣脱“实践美学”的襁褓，才能发展中国美学，“步入现代美学领域”，与当代世界美学同步。为此，他一方面宣判实践美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认定“一种叛逆性的、新的美学思潮”将成为中国美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并将这种包括体验美学、生命美学等在内的思潮命名为“后实践美学”；另一方面，在“后实践美学”的整体框架下，他以“生存”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从生存方式的角度来界定审美，从而构筑起以“生存本体论”为基础的“生存-超越美学”体系。他认为，相较于“实践”“超越”的优势在于：“实践”是生存的低级形式，“超越”才是生存的最高本质，所谓“审美”既是超越现实的一种自由生存方式，也是一种超越理性而直接领悟生存意义的解释方式。[注]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J].学术月刊，1994，(5).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得更为明确：“审美是超越性的活动，即超越现实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审美具有超越现实、超越实践、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品格。正是这种超越才使人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注] 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J].学术月刊，2002，(1). 一言以蔽之，“超越性是审美的本质特征，超越即自由”[注] 杨春时.20世纪中国美学论争的历史经验[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这是“生存-超越美学”的核心要义，也是与其他美学体系的区别所在。杨春时不仅以“生存”作为其超越美学的基础，也以此作为整个“后实践美学”的基础，并得到了大多数后实践美学论者的认同。也就是说，他认为，以“生存本体论”取代“实践本体论”，以超越性、精神性、个体性的“自由”取代现实性、物质性、人类性的“自由”，是从“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必由之路。
然而，杨春时又并未否定或割断“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超越”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恰恰相反，他明确强调“‘后实践美学’虽然试图超越实践美学，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践美学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其许多合理成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实践美学’只是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新发展，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注]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J].学术月刊，1994，(5). ，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应当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上，并以此与西方某些唯心主义美学所主张的超越性相区别”[注] 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 建立超越美学[J].社会科学站线，1994，(1). 。对这种关联性的重视，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突破”或“超越”，并非一种颠覆性的变革，而是一种批判性的转变：这无疑是一种既尊重传统又有利于缓释“现代”焦虑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有意思的是，杨春时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不仅拉开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的序幕，也拉开了“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的序幕，由此，“后实践美学”开始了双线作战，其中，“队友”潘知常在前一论战中发挥了冲锋陷阵的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潘知常提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支持者刘纲纪先后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开展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潘知常看来，实践美学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无根的“冷美学”，忽略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存体验，而“真正的美学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注] 潘知常.美学何处去[J].美与当代人(即《美与时代》)，1985，(1). ，进而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应该是以研究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状态之间关系为核心的美学”[注] 潘知常.众妙之门——中国美感心态的深层结构[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4. ，并认为生命活动是“美学的现代视界”，“生命美学”于是诞生。“所谓‘生命美学’，意味着一种以探索生命的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美学”，换言之，“生命美学”追问的是“生命存在与超越如何可能这一根本问题”[注] 潘知常.生命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3. ，而“审美活动”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一旦我们既在人类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同一性的基础上深刻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又在人类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相异性的基础上揭示出它们之间同一性，我们也就最终揭示出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关系，揭示出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存在意义、生命意义，从而完成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厦的建构”。[注] 潘知常.建构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J].学术月刊，1992，(11). 在这里，审美活动被视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自由性的生命活动，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存在，“存在即生命”“生命即审美”，反之亦然：这是“生命美学”的要义所在。总之，潘知常试图将实践哲学规定下的“物的美学”彻底还原为生命哲学、存在哲学规定下的“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以实现“超越实践美学”的目标。
作为始终坚守“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刘纲纪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实践美学”学派的共同心声，他与潘知常、杨春时的论争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根本分歧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一文中，他一方面“并不认为包含在(实践美学)这一概念下的各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认为实践美学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美学中的各种问题”，因而主张实践美学应随时代发展而要有新的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后实践美学”放弃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一哲学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提出使传统的美学宣告终结，为一种真正新的美学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注] 刘纲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当代美学问题[N].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1998-10-23. ，言外之意就是，“后实践美学”的批评是有益的，但宣判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终结则为时过早，“实践美学”还大有可为。这一态度是包容的，但也是坚定不移的。[注] 在十年后的访谈中，刘纲纪说：“我对‘后实践美学’的出现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他们对实践美学的批评可以推动持实践美学观的同志们想想，实践美学有哪些弱点？哪些东西还没有讲清楚？或者我们自以为讲清楚了，可别人还是不清楚。这样，就有利于实践美学的发展。”参见刘纲纪，李世涛.我参与的当代美学讨论——刘纲纪先生访谈录[J].文艺理论研究，2009，(4).
针对刘纲纪的批评，杨春时、潘知常分别从各自的“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立场发表了一系列商榷文章。[注] 潘知常.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J].学术月刊，1994，(12)；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光明日报，1998-11-6；再谈生命美学于实践美学的论争[J].学术月刊，2000，(5)；实践美学的一个误区：“还原预设”——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学海，2001，(2)；生命美学与超越必然的自由问题——四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J].河南社会科学，2001，(2)；杨春时.审美的超实践性与超理性——与刘纲纪先生商榷[J].学海，2001，(2). 综合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3对关系：一是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二是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三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尽管论战双方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对于美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但在如何理解这一原则上却各持己见，各有偏重：刘纲纪再次强调了实践对于美的本质、审美活动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重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与和谐来克服感性、理性的局限性、对立性；而杨春时则再次强调了的审美的超实践性、超理性、超现实性，主张以超理性来克服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潘知常强调了“审美如何可能”，主张应对“超越必然的自由即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问题进行考察。归根结底，三者都是体系性的哲学美学，之间的分歧根源于哲学“本体论”的差异：刘纲纪坚持“实践美学”学派集体所坚持的以“实践”为本体，而杨春时坚持以“生存”为本体，潘知常则以“生命”为本体；而无论“实践美学”，还是“后实践美学”，都无法规避本体论哲学以概念范畴构造整套理论体系的弊病。总之，这次论战可谓“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正面遭遇的阵地战，其意义诚如旁观者阎国忠所言：“与五六十年代那场讨论不同，当前美学的论争虽然也涉及哲学基础方面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美学自身问题展开的，是真正的美学论争，因此，这场论争同时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完全确立。”[注] 阎国忠.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J].文艺研究，1997，(1).
二 、“新实践美学 ”与 “后实践美学 ”之争
杨春时对“实践美学”的批判以及“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构想的提出，还引起了“实践美学”拥趸者(如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朱立元等)的反驳和拓展，而后者又并非旧调重弹，而是旧曲新唱，由此形成了论争的另一极：“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包含三部分：一是邓晓芒、易中天“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之争；二是张玉能“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之争；三是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之争。而在论争中，又因为始终交织着对第三方(即“实践美学”)的批评、辩护与发展，从而使得这些论争显得更为丰富，也尤为复杂。
负面清单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种市场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模式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市场交易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了市场主体对市场的参与度和自主性，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释放了市场主体的活力，极大增加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
(一)邓晓芒、易中天“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
邓晓芒、易中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西美学思想为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的基础上，建立了自成体系的“新实践美学”。尤其是在《走出美学的迷惘》最后一章提出了“美学之谜的历史解答(实践论美学大纲)”[注] 本书再版时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后修订再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版)；本章更名为“美学之谜的历史解答(新实践论美学大纲)”。 ，也即“新实践美学”体系的三大哲学原理：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审美心理学的哲学原理和美的哲学原理；在新世纪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注] 论争的论文主要有：易中天.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2002，(1)；杨春时.“新实践美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J].学术月刊，2002，(1)；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J].学术月刊，2002，(10)；杨春时.实践乌托邦批判——兼与邓晓芒先生商讨[J].学术月刊，2004，(3)；邓晓芒.评美学上的“厌食症“——答杨春时先生[J].学术月刊，2005，(5). 他们又进一步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充分阐释和完善。综合来看，“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论争的焦点问题或者说“新实践美学”之“新”主要表现在：
穿过大门，就来到了王宫的内庭。整座王宫大致呈“回”字形，在中间围成一个方正的庭院，庭院正中是一座灯塔，石头做成的灯柱上有两盏明灯，还有很多金色的装饰。
(2)实践美学中的哲学是否代替了美学？
2.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多追求高端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消费需求。通过实证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三者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53、0.245、0.6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使得均等化程度降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杨春时相继发表了《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等系列文章，深入思考“超越实践美学如何可能”，既对实践美学提出了批评，又展开了与新实践美学的论战，既提出了“后实践美学”这一集体概念和美学方向，又构筑起自己的以“生存-超越”论为核心的“超越美学”，并成为“后实践美学”学派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理论形态。
定义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它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美感。
定义2：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高校的快速发展，高校之间各类的学术交流、合作等也越来越频繁。积极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大力推进和支持各种层次的学生赴海外学习与交流活动，是建设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必经之路和重要手段。
这个案例说明，把注意力投入在一件喜爱的事情上，是有疗愈功效的。它能让原本趋于混乱的精神能量变得有秩序，让人重拾生活的热情和意义。
定义3：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注] 邓晓芒，易中天.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472.
可见，这三种定义分别是对美的特殊性、个别性和一般性所做的本质规定，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命题系统：美感是人类最直接、最明显、最普遍的审美事实，是理解一切艺术和美的前提；艺术和美是审美活动的两个本质环节的对象化表现。在这里，“新实践美学”虽然仍运用了“实践美学”所钟情的马克思“对象化”这一表述，但又依据对“实践”的现象学理解，突出强调了“情感”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在“美”的生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在最早提出“新实践美学”基本提纲的《关于美和艺术的本质的现象学思考》(1986)中，邓晓芒便表明“美的本质问题，以及直接由此而得到确定的艺术的本质问题，只有在运用现象学方法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学’中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也就是说，“将一切意识形态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客观物质实体本身用‘悬挂法’存而不论”。[注] 邓晓芒.关于美和艺术的本质的现象学思考[J].哲学研究，1986，(8). 这种“回到美学本身”的本体研究态度和现象学方法，使其能够避免成为美的“客观性”的权威证明，而将美和艺术当作精神现象来研究，寻找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如其所言，“所有这些定义中的‘对象化’一词，都是来自实践本身的现象学结构：实践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在这样一种现象学的理解中，实践论美学首次克服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局限性，把在李泽厚的旧实践论美学那里互不相容的‘工具本体论’(自然主义的理解)和‘情感本体论’(心理主义的理解)的二元对立扬弃了。”[注] 邓晓芒.“传情说”与文艺的思想性[J].甘肃社会科学，2011，(3). 而内含于“实践”的“情感”，不仅使“人与对象、工具和产品之间保持一种超认识、超功利的精神联系”，而且“情感的对象化”或“对象的情感化”使人与人之间实现情感的传达或共鸣成为可能，因此，“美感”实质上就是“对情感的情感”，即“人们借一个对象来达到情感的相互共鸣所产生的情感”“审美是传情的唯一手段”。[注] 邓晓芒，易中天.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451，452. 由此，“新实践美学”也被称之为“传情说”。它不仅强调了“情感”的个体性、社会性，丰富了“审美活动”“美感”的内涵，而且凸出了美和艺术的情感性特征，表明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一种带有胡塞尔“主体间性”色彩的相同情感的相互交流印证，这为杨春时后来倡导“主体间性”美学提供了启示。
除此之外，在各个系统的运行方式中，电压暂降对于不同的敏感设备的影响不同。尤其当暂降次数超过一定的限值时，对于敏感设备的要求变得更高了，要求其必须能承受更高密度的暂降，而不具备这种要求的设备应少投入使用，如图9所示的变频驱动类设备。
尽管由于论战双方在概念上始终纠缠不清而自说自话，导致双方之争成为一场遭遇战而非阵地战，但不难看出，邓晓芒、易中天的“新实践美学”具有批评吸收、综合创新的独特意味：虽然他们对李泽厚、杨春时都有所批评，但与前者一样都坚持了“实践”的本体意义，区别在于他们以“主客观的统一”定义实践，而前者则是以客观来定义；又与后者一样都认为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可靠的逻辑起点来创造具有权威性的现代美学体系，区别在于他们选择了“实践”，而后者则选择了“生存”。而三者之所以具有对话的可能，关键在于他们都同意“美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这种“人类学”的共同倾向无疑又是李泽厚在新时期以“人类学本体论”率先开拓的。总之，相较于“后实践美学”或“实践美学”，邓、易“新实践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既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又充分吸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成果，以“传情”说为中心对实践美学、审美超越等问题做了深入而富有突破性的研究。
(二)张玉能“新实践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
张玉能在与杨春时的跨世纪论争中，始终本着“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的立场，不仅着力批评了杨对“实践美学”的种种“误会和曲解”，还声援邓晓芒、易中天，对杨春时的“实践乌托邦批判”以及“主体间性”概念等进行批评；[注] 杨春时.实践乌托邦批判——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2004，(3)；张玉能.实践的自由是审美的根本——与杨春时同志商榷[J].学术月刊，2004，(7)；杨春时.实践乌托邦再批判——答张玉能先生[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张玉能.主体间性是后实践美学的陷阱——与杨春时教授商榷[J].汕头大学学报，2004，(3)；杨春时.主体性美学与主体间性美学——兼答张玉能先生[J].汕头大学学报，2004，(6). 并对“后实践美学”支持者章辉的批评进行了反驳。[注] 参见章辉.告别实践美学——评两种实践美学发展观[J].学术月刊，2005，(3)；张玉能.新实践美学的告别——答章辉博士[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综合论争的关键问题和其理论内涵来看，其“新实践美学”之“新”主要表现在：
其次，就“新实践美学”而言，它是对“后实践美学”的批判性回应和修正，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基础上重建新的实践美学体系。而其内部的3种不同重建路径又呈现出各自的问题性：邓晓芒、易中天的“新实践美学”试图重新阐释“实践”概念以摆脱“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束缚”，但又从心理学而非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实践，将其理解为个体性的生存活动和心理活动，从而将美的问题归结为审美心理的问题，将美定义为“情感的对象化”。这种明显带有主观论倾向的美学观点，使其对肯定美的客观性的李泽厚美学予以批驳，而对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移情说”的朱光潜美学倍加推崇。而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试图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存在论”融合为一，但二者之间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对实践的类型、结构、过程和功能等方面的分类学研究虽然非常细致，但其分类的理论依据则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强行分类、泛化“实践”概念等问题。
其二，深入解析实践结构的多层累性、开放性、多功能性及其与美学问题的关系。所谓“多层累性”是指实践结构由诸多要素立体交叉、多层累积而成，包含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和价值评估层3层，层递累积，相互交错；前者决定美的外观形象性，由工具操作系统(决定美的外观形式)、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美的感性可感性)和社会关系系统(决定美的理性象征性)3方面构成；中者决定美的情感超越性，由无意识系统(决定美的精神内涵性)、潜意识系统(决定美的超越功利性)和意识形态(决定美的情感中介性)；后者决定了美的自由性，由合规律的评估系统(决定美的合规律性)、合目的的评估系统(决定美的合目的性)及合规律和合目的相统一的评估系统(决定美的合规律和合目的的统一性)。所谓“开放性”是指实践过程是一个不断矛盾运动、变化发展的恒新恒异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受动和主动、物质和精神、共时与历时相统一的特征，而审美活动正是这一实践过程自我矛盾运动的结果，所谓“多功能性”是指“实践，主要有肯定性的建构功能、转换性的转化功能、否定性的解构功能，它们对应着实践的自由、准自由和不自由、反自由，也就在审美领域相应地产生柔美(优美)、刚美(崇高)和幽默、滑稽、丑”[注] 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0. 。将美的诸多范畴与实践的多个功能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有利于人们避免像“实践美学”那样因过分关注实践的建构功能而陷入“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漩涡，也有利于人们避免像“后实践美学”那样盲目舍弃现实、追求超越而陷入神秘玄妙之境。
其三，坚决主张多维动态地发展实践美学。张玉能认为，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是实践美学的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对自然本体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的客体主义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而且还是实践美学与时俱进的自我超越，可以统一真善美，使实践美学成为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主要途径。[注] 张玉能.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也就是说，开放实践美学的价值论维度不仅对实践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对人类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同样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因此，他既反对杨春时、章辉等人将实践美学视为古典形态的美学，以西方现当代美学为尺度来衡量或曲解实践美学，但又认为后现代美学对实践美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主张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他不仅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与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同步发展，而且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拓展实践美学的3条道路，[注] 张玉能.现代主义美学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同步[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张玉能.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回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这对于主张要“终结”或“告别”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来说，无疑是最有力的反击。
总之，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不仅直接继承了蒋孔阳“美在创造中”“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等思想，而且沿着其综合比较与哲学体系化的思路，广泛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等理论营养，多角度、多层次地深入分析了实践本体的结构、类型、过程和功能等方面，揭示出“实践”与美的特征、审美活动的特征等美学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系精密繁复，分析辩证周全，既有力地回应了“后实践主义”者的种种批评，又有效地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美学”。
(三)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与杨春时“后实践美学”
朱立元埋首于建构一个具有“新实践美学”之实而以“实践存在论美学”为名的美学体系。在与杨春时的论争中，[注] 朱立元.“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命运——与杨春时同志商榷[J].学术月刊，1995，(5)；杨春时.再论超越实践美学[J].学术月刊，1996，(2). 通过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蒋孔阳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通过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美学特别现象学、存在论，[注] 朱立元.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J].文艺争鸣，2008，(11). 他对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对李泽厚的主流派实践美学由全面辩护转变为反思其局限；二是对“后实践美学”由完全批判转变为接受其同样的西方思想资源影响。在这3种中西思想资源中，马克思实践观及其所包含的存在论思想被作为核心和基础，始终贯穿于“实践生存本体论”美学的总结性著作《美学》(2001)、《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2008)和《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2016)中。综合论争的关键问题和其体系内涵来看，其“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新”主要表现在：
其一，坚持“两个本体”合二为一，确立“一个对象”审美活动。在辨析“本体论”(ontology)范畴的五种误释的基础上，朱立元着重通过分析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论)表明“把现代生存论或存在主义哲学硬性与本体论分割开来，排除在本体论视野之外，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注] 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J].文学评论，1996，(6). 。由此，他遵循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所引领的这一现代本体论思路，将存在论与本体论合二为一，主张“从存在论(本体论)的角度把实践的内涵理解为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广义的人生实践，从而实现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注] 朱立元.我为何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J].文艺争鸣，2008，(11). ，于是，原本以“实践”为本体的实践美学就变成了以“实践”和“存在”为本体的实践存在美学，它虽然仍以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但其哲学根基已从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不难看出：实践存在论美学既不同于只强调存在的“存在美学”，也不同于只强调“生产实践”的李泽厚“实践美学”，而是强调：在存在论意义上，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在实践论意义上，存在中具有基本的实践品格，因此而具有某种折中意味。由“两个本体”论出发，“审美活动”(审美关系的现实展开)也就具有了实践和存在的双重意义。按其所言，“审美活动是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和基本的人生实践活动之一。”[注] 朱立元.走向后实践美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295. 由此，“审美活动”取代美和美的本质而成为实践存在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逻辑起点。坚持“两个本体”(实践与存在)，明确“一个对象”(“审美活动”)，使实践存在论美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框架和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拓展了“实践本体”一元论美学。[注] 需要注意的是，朱立元的“两个本体”论不同于李泽厚的“两个本体”(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论，后者之“本体”是意在解构西哲形而上学“本体”概念的“根本”“最后实在”之意，而这正是前者所批评的误释之一。朱立元对李泽厚“两个本体”论的学理批评参见朱立元.试析李泽厚实践美学的“两个本体”论[J].哲学研究，2010，(2).
其二，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坚持“关系在先”原则。在朱立元看来，现成论是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又一显著特征，它使得“美”被预设为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对象来加以认识，由此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这是“实践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痼疾。美的首要问题应是美的存在问题，只有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才能解决这些美学基本问题。因此，他主张，美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以及美都是生生不息的过程，将随人类和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而永远生成下去：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证明。之所以将“审美关系”放在首位，这体现了“关系在先”的原则。“在时间上，审美关系的建构与审美主客体的生成是同时、同步的，没有先后之分；但是，从逻辑上讲，则是审美关系在先，审美主客体在后，审美关系是审美主客体的确定者，审美关系之前和之外，无所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这就是‘关系在先’原则。”[注] 朱立元.走向后实践美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305～306，315. 也就是说，审美主客体以及美都在具体的审美关系中生成，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坚持“关系在先”原则，使实践存在论美学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审美关系论思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后实践美学”在批评“实践美学”时所提出的“实践美学并未彻底克服主客二分的二元解构”“美首先是自我主体的创造物”等观点。[注] 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J].学术月刊，1994，(5)；杨春时.再论超越实践美学——答朱立元同志[J].学术月刊，1996，(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高度重视经济工作。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四个“没有变”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对经济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判断和部署，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总之，撇开有关“本体论”的争论不谈，[注] 高建平.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兼与朱立元先生商榷[J].文学评论，1998，(1)；张弘.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与朱立元先生商榷[J].学术月刊，1998，(1). 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揭示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根基，批判地借鉴和吸收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合理因素，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蒋孔阳的实践生成论与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等思想熔为一炉，以实践论融合存在论，以生存论取代现成论，为超越思维/存在、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美学思维模式和推进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三 、美学之争的意义 、问题与启示
无论是“新实践美学”，还是“后实践美学”，都没有机械地固守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都沿着“实践美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接着讲”，或批判地继承和拓展(部分超越)，或在继承中批判和创新(整体超越)，求新求变，求同存异，从内外、正反两方面共同推动了“实践美学”的多元发展，打破了“实践美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在论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在“美学热”退潮之后“沉寂和冷清”的美学界掀起了多元化地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新高潮，并有效地回应了多元化的社会实践与文化交往的现实。一直以来，学界也在不断反思这场论争的意义，[注] 张立斌.实践论、后实践论与美学的重建[J].学术月刊，1996，(3)；阎国忠.关于审美活动——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J].文艺研究，1997，(1)；朱振海.谈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J].学术月刊，1999，(8)；周均平.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主持人语[J].甘肃社会科学，2005，(2)；孙盛涛.有关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思维方式的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5，(2)；李世涛.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批判与反批评——从对立、排斥走向对话、汇通之二[J].甘肃社会科学，2005，(3)；李世涛.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评价及其论争——从对立、排斥走向对话、汇通之三[J].甘肃社会科学，2005，(4)；林朝霞.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在论争中发展[J].学术月刊，2007，(4)；徐碧辉.美学争论中的哲学问题与学术规范——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J].学术月刊，2008，(2)；谷鹏飞.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学派争鸣[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这促使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各自的历史意义、问题及争论的启示所在。
首先，就“后实践美学”而言，以“生存”“生命”为逻辑起点、以“超越”“自由”为中心论题，着意突出审美情感的内在超越性，有利于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物化、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问题在于，它对“实践美学”存在着某种误读与误判，对“生存”“超越”“自由”等关键概念范畴的使用也往往失之主观与片面。比如，杨春时在列举实践美学的十大缺陷时，仅以李泽厚实践美学为批判对象，无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多样化的新发展，忽视非主流学派如蒋孔阳、周来祥、刘纲纪等人的实践美学新思想、新成果，再加上单一的批判模式，使得“这种批判并没有击中实践美学的要害，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读”[注] 彭锋.从实践美学到美学实践[J].学术月刊，2002，(4). ；杨春时以对人类生存方式的3种划分(“自然”“现实”与“自由”)作为“超越美学”的基础，由此来论证审美属于超越于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但这一划分本身过于随意，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漏洞，“这种人为割裂现实与自由的思维方式看起来是对自由的极大崇扬，是把自由的地位提到了无比的高度，但实际上，把自由从现实中排除出去、把它架空于某种现实中不存在的‘超越性’的境界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自由。”[注] 徐碧辉.美学争论中的哲学问题与学术规范——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J].学术月刊，2008，(2).
王杰，郭建增，颜飞雪，等.氮稀释剂连续波DF激光器输出光谱分析[J].光子学报,2018,47(11):1214002
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后实践美学完全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作为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而缺少深入辨析，努力杂糅现代现象学、存在论、解释学等各种西方思想资源而又食而不化，试图摆脱主客二元对立的牢笼，却又陷入二元对立的深渊之中，将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现实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实践活动”与“生命活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等绝对地割裂和对立起来，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生存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难免坠入空想的“审美乌托邦”，难免被批评为“只是西方思想的变形，而不是中国自身的美学”[注] 彭富春.“后实践美学”质疑[J].哲学动态，2000，(7). 。简言之，我们需要吸收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合理因素来克服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想局限，但不能从一个极端(理性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非理性主义)。
其一，重新界定“实践”概念并进行分类学研究。张玉能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出发，重新界定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他强调实践是一个关系本体(而非实体本体或先验本体)概念，对实践美学而言，这种本体性意味着“人的现实存在只能是实践，在实践的整体中，物质生产、话语实践、精神生产是内在地统一的，组成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以话语实践为中介、精神生产为显象的交互作用的立体网络系统，而其最具有显象的敞亮的光辉的，则审美活动及其价值显现——美。”[注] 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不难看出，他在继承前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两分法的基础上，又创造性地发掘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实践本体论意义，接通分析哲学、现象学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现代语言本体论，突出“话语实践”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除了按表现形式来分类，他还根据发展程度将实践分为获取性实践、创造性实践和自由(创造)性实践，三者既有主客体间性的又有主体间性的；其中，自由性实践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审美关系，美和美感正是这自由实践的产物，即“自由的实践”使人的本质充分实现，使人获得超越实用的、伦理的、宗教的等功利目的的美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性”的审美和自由始终是存在于“实践”的人世间的，而不是存在于“后实践美学”所言的超现实的彼岸世界。
最后，就“实践美学”而言，与其说危机来自于“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批判，不如说来自于其自身理论的模糊和不完善。比如，就其最核心、最基础的“实践”概念而言便一直处于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的尴尬处境。2004年9月18至20日，“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李泽厚在提交的论文中将“实践”作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分，狭义是指使用-制造物质工具的劳动操作活动(即社会生产活动)，广义是指“从生产活动中的发号施令、语言交流以及各种符号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活动，它几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动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动，其中还可分出好几个层次”；并认为“要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某个具体的审美对象上去，那是要经历很多层次的，是要经过转换的”。[注] 王柯平.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9～60，92. 这种看似明确的界定，要么过于狭隘，要么过于宽泛，至于“如何转换”“经过哪些层次”,又言之寥寥。而这次研讨会所设计的5个专题似乎也正暗示了“实践美学”的问题所在或有待于完善的5个方面：
霍尼韦尔过程控制部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总经理陈延表示：“霍尼韦尔互联工厂通过其卓越的能力带来更高的可靠性、利润率和更安全的操作，必将成为中国精细化工的重要推动力。此次与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的合作正是将互联工厂的数字化转型与卓越运营管理进行了结合。”
(1)实践美学中的理性是否压倒了感性？
其一，对“实践”概念的新理解。邓、易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不是一种纯主观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最基本的实践，即作为人类的现实本质和整个社会存在基础的实践，是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主观自觉性、目的性和伴随而来的‘自由感’，是产生于肉体的客观物质的需要，又体现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的，因此，生产劳动是‘主观统一于客观’的活动。”[注] 邓晓芒，易中天.走出美学的迷惘——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402. 也就是说，实践首先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尤其是情感)相统一的活动。据此，他不仅批评了康德、黑格尔式的唯心实践观(“客观统一于主观”)，更批评了将劳动中的主观意识“消融于”或“等同于”客观的李泽厚等人的“实践美学”，表明了“新实践美学”的“人学”实践观，“旧实践美学正是由于企图把这些主观因素从物质生产劳动中清除出去，才导致了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从而失去了建立美学的合理根据。在这方面，旧实践美学和蔡仪派的‘机械唯物主义美学’才真正是‘没有本质的区别’。新实践美学则是对这一切旧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超出，因为它把人当人看，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动物的活动)来看，并试图从人的最根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现人的全面丰富的本质要素，以从中引出人的一切人化活动、包括审美活动的根据。”[注] 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J].学术月刊，2002，(10).
(3)实践与生存是何关系？
如图2所示，获得X1，X2，X3…Xn碎片信息。知识库依据数据训练而生成的预测模型进行推理聚类，计算出知识目标变量，也就是最后的分类结果。碎片信息根据自身的特征确定权重Q，代表对最后输出结果的影响程度。机器学习根据经验、规则和反馈来为不同的信息赋权重。输出结果中M和W分别代表不同的类别，同类别降序排列越靠前的越重要。这里机器学习根据不同的规则来处理碎片信息，同一个碎片信息经过处理以后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别中。
(4)实践美学是否与当代审美文化脱节？
(5)实践美学的问题与前景(工具与符号的关系)？
无论如何，“实践美学”具有自身的理论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但又确实存在着亟待修复和改进的巨大空间，正如李泽厚所认为的：“实践美学还没有开始，应该把它努力做起来，大可不必担心‘被替代’之类的问题。”[注] 王柯平.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7.
综上所述，尽管“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在论争中既彼此批判又相互吸纳，不断由对抗走向对话，甚至部分融合，以至界限不明，但总体上看，论争三方始终无法摆脱在哲学、美学基本概念使用上的自说自话，也无法规避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理论缺陷和思想局限，更无法达成某种集体共识。[注] 比如王元骧就将邓晓芒、易中天为代表的“新实践美学”和朱立元为代表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都囊括进“后实践美学”，而朱立元则表示反对。参见王元骧.“后实践美学”综论[J].学术月刊，2011，(9)；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不是“后实践美学”——向王元骧先生请教[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然而，三者的终极目标又是一致的，那就是“建设现代中国美学”。换言之，“现代性”和“中国性”是参与这场论争的3个美学学派的共同诉求。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由自觉的美学诉求，按朱立元所言，“一方面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特别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因为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催生了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也带来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就呼唤着美学理论的现代性变革，另一方面也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美学界接受西学的深远影响分不开，当时西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学界从思想、观念到研究思路、方法等方面的启迪、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注] 朱立元.走向多元化的21世纪中国美学[M].文学前沿，2000，(1). 因此，进入90年代之后，这些深受社会文化和西学影响的中青年美学家纷纷利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资源，来打破或推动旧有学派尤其是“实践美学”学派的既定格局，实现“美学理论的现代性变革”，这也是这场论争的根本意义所在。
当然，在如何理解和处理“现代性”与“中国性”的关系问题上，三者存在着根本差异：“实践美学”并非后实践美学所指责的属于古典美学，而是属于现代美学。尤其是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践美学，通过融合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和西方现代哲学、美学传统，以统一真、善的美学作为“第一哲学”，由“工具本体”“心理本体”走向“情本体”，继而走向一种更为本源、更为基础的“宇宙存在论本体”，建构起一种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一元论美学；“后实践美学”自称“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传统，并与现代西方美学接轨”，试图走一条“中国美学现代性的道路”。[注] 杨春时.从实践美学的主体性到后实践美学的主体间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但是，按上所述，后实践美学试图“超越”一方(现实、理性、物质、社会)而抵达另一方(超现实、超理性、精神、个人)，这种割裂和对立实践(现实)活动与审美(自由)活动的“超越”，虽然回归和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主体间性的现象学传统，但是它既“脱离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气质，背离了中国美学现代性建设中已成定格的真善美部分传统”，又“完全使用西方美学现代性的单一意涵来谈论中国美学现代性，忽视了美学现代性所蕴含的一个美学地理学问题”，[注] 谷鹏飞.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学派争鸣[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可以说，后现代美学所建构的是一种缺失了中国性又简化了现代性的西式美学；“新实践美学”试图兼取“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之长而力避其短，如朱立元“实践存在论美学”试图用马克思的实践论来改造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将实践论与存在论相结合，来建构一种中西兼容的现代一元论哲学美学；可以说，“新实践美学”所建构的是一种现代性与中国性尚未完全融洽的中庸美学。
那么，究竟如何“建设现代中国美学”呢？这场论争以及三方的得失给了我们这样3点启示：
一是立足本土，融汇中西。由上可见，论争三方主要凭借的都是西方哲学、美学(如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思想资源，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西方性”等同于“现代性”、以“现代性”压抑“中国性”的思维倾向，这使得这场论争仿佛是西方哲学、美学在中国主场的理论折射与实力比拼，相较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的吸纳都显得较为贫乏。当然，这种追“新”逐“后”的美学发展模式既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也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文化思潮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尽管“实践美学”确实存在着其他两方所批评的一些问题，但李泽厚、刘纲纪等人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和话语体系的发掘和阐扬，立足本土、融汇中西的意识与努力，是值得后学坚持的。
二是多元共存，平等对话。正如潘知常所言：“不同美学观点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共存(而不是超越)和对话(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彼此都因为自己存在局限而被对方所吸引，又因为自己存在长处而吸引对方，从而各自到对方去寻找补充。在这方面，那种‘谁胜谁负’‘定于一尊’甚至‘唯我独尊’的意识，对于论争中的任何一方，都显然是不可取的。”[注] 潘知常.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N].光明日报，1998-11-6. 这种平等对话、取长补短的态度是论争三方都共同遵循的，在此之下，他们贡献出了多元化的美学观点、多元化的美学研究方法等。事实上，这场论争本身就是刻意打破“定于一尊”的“实践美学”、建设多元化美学格局的结果。比如其中“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就是双方代表“具体策划”的结果，[注] “1993年12月在北京呼家楼宾馆召开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的一次会员大会上，受当时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的影响，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蜂拥而至的条件下，张玉能、杨春时、曹俊峰在会议期间具体策划了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开展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战的步骤，在《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一期杨春时发表了《超越实践美学》的文章，接着张玉能在第四期上发表了《坚持实践观点，发展实践美学》，一场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战就此拉开序幕。到1995年以后，这场论战就在全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参见黄健云，张玉能.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又一次交锋——“实践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二者以“超越”和“坚持”“实践美学”的名义展开论辩，在主观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客观上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性改造，使其在内外两个向度都获得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可以说，“多元共存，平等对话”不仅是“美学大讨论”时期便已初步形成的优良传统(如“美学四派”)，也是美学热时期“实践美学”能够成为主流学派的重要原因，还是“走向21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然趋向。
三是面向现实，联系实践。这里的“现实”指当下现实生活，“实践”指当下的艺术创作和批评实践。虽然论争三方都试图将“美学”与“人生”相关联，但又往往围绕“实践”“超越”“生命”“存在”等哲学概念、“逻辑起点”等进行往来论辩，没有摆脱黑格尔式的“体系”诱惑，没有跳出哲学美学的拘囿，都不免因缺乏现实的指涉而陷入“哲学的贫困”。在美学研究的具体对象问题上，他们虽然突破了传统美学学科的美论、美感论、艺术论三大“板块”，开拓出“艺术审美”“审美教育”“审美文化”等新领域，但基本上还是美学框架中的理论推演，缺少与当代艺术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对接。如果说，“理论是在生活中生长起来的。理论要解决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活的、有根的理论”[注] 高建平.从当下实践出发建立文学研究的中国话语[J].中国社会科学，2015，(4). ，那么，生活现实就要成为美学理论产生的土壤，美学理论的研究就要解决当下美学中的问题，当代中国的美学实践就应成为引入西方话语时的选择标准。
结 语
“实践美学的最大特色和恒久魅力就是论争。论争是美学理论推进和学科范式转换的有效手段，通过论争这种直接的对话方式可以把问题的焦点展现出来。实践美学的生长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学术论争史，这一点构成了实践美学的生命个性。”[注] 章辉.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4. 正如“美学大讨论”在论争中形成了“四派”，率先开启了多元竞争、共存发展的格局，上述“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又再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综观新时期的这场论争，如果说“新实践美学”是试图在实践美学内部对“实践美学”进行继承和改造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则试图从外部对实践美学进行批判和超越；三派美学的一致性在于，都坚持本体论的视角，都不同程度地以一种“西式话语”来建构理想的“现代中国美学”。正是由于新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从内外、正反两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实践美学，它们之间既彼此批判又相互吸纳，不断由对抗走向对话，从而使实践美学谱系结构呈现出与时俱进、多元开放的面貌，使中国当代美学呈现出多元共存、不断创新的蓬勃态势。
总之，在新时代的今天，只有摆脱将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旧与新(后)等相对立并以后者为尊的“非此即彼”式思维，坚持立足本土、融汇中西、多元共存、平等对话、面向现实、联系实践的立场，才可能在“实践美学”基础之上建立起超越“实践——新实践——后实践”这一格局的“现代中国美学”，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更大的“美学热”或“中国美学热”来!
A review of the debates among “practical aesthetics ”,“new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 -practical aesthetics ”
JIANG F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China )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the debates among “practical aesthetics”, “new-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lasted for 30 years approximately and mainly fell into two parts: the debate between “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that between “new-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which influenced the pattern of Chinese aesthetics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rospec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new-practical aesthetics” and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not only inherited, criticized and remolded “practical aesthetics”, while promoting its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negatively or positively, but also broke the dominancy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e complicated tripartite pattern of the Praxis School, the New-Praxis School, and the Post-Praxis School has been formed after the downfall of the “aesthetic craze”. Meanwhile, the three schools could not overcome the obstacle of incompatibility concerning the basic concepts, nor could they avoid their theoretical defects and limitations. They had obvious controversies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Chineseness”. These debates have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s: we should get rid of the absolute thinking mode which puts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lassical and the modern, the old and the new on the opposite sides and gives priority to the latter.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based on practical aesthetics relies on the stance of localization, the 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pluralistic existence, equal dialogue, practical attitud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Key words : practical aesthetics; new-practical aesthetics; post-practical aesthetics;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1-0125-12
[作者简介 ]江 飞，男，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学、中西比较诗学和中国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与理论形态建构研究”(18BZX142)。
[责任编辑 :肖国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