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理想论文,李大钊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5—0093—07
我们在研究李大钊思想转变时，过去总是强调他如何有力地批判旧世界，如何与旧观念决裂，如何批判孔门伦理与抨击反动统治者对传统儒家的利用等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而忽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忽视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从物质到精神方面的必要资源。当然，研究李大钊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要重视他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否则无法理解他如何及早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仅仅强调这一个方面是不够的，而且也是片面的，因为李大钊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那么，李大钊是如何继承传统、创造新世界呢？在此，我们仅从他如何继承儒家理想社会观，并如何在此“材料”基础上加以“创新”而走向共产主义方面，从其思想内在联系上作些探讨分析。
儒家从道德本位主义出发，其理想社会观主要表现为大同主义、民本主义、仁爱主义。而此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借助这些相通点，李大钊才在儒家理想社会观“材料”基础上进行“创新”，最终走向了共产主义。
一、从大同主义到共产主义理想
大同主义是儒家重要的理想社会观，最早见于战国末年的《礼记·礼运》。它描绘了一幅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劳动共享，天下太平的美好图景，成为儒家大同理想社会观的主要依据，一直流传于其后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孔子在《论语》中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具体化为“博施济众”、“老安少怀”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大同”理想虽然曲折反映了劳动人民一些要求，但却是高不可及的飘渺空想。后来，一直到明清，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当时社会最为紧迫的土地的高度集中问题，主张“限田”、“均田”等，这均可认为与大同主义有某些思想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自古就以大同主义为理想，以“均平”为目标，孜孜追求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平均的美好社会，甚至不少起义农民曾为之奋斗、流血牺牲。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先于无产阶级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赞扬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然能在中国实现。这一切，必然为李大钊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可以说，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随之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从中国历史上的大同主义、太平主义、民生主义的传统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合乎国情人情的历史必然发展。
“五四”时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在中国先进分子已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而在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真理之时，在中国大地兴起了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潮，很多人自然地把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与现代的社会主义联通在一起，并认为“大同”“均平”就是社会主义。如李达就说：“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 〕蔡元培也说，《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的描绘证明，“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2〕。这些见解与评价未必得当， 但这说明大同主义具有强大的传统影响力。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时代思想氛围中，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把大同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用“大同”这一本民族语言概念来认识、理解与表述共产主义，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从社会发展规律来阐发“大同”。1919年2月， 李大钊指出：“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3〕（P622 ）他认为当时倡导的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都是通向“大同”之路的“记号”、阶段。
第二，从人类大联合角度来论“大同”。李大钊提出了“大同团结”的概念，主张开展“大同团结的运动”〔3〕（P622）。 这“大同团结”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组织”，组织一个“新联合”。而这种“新联合”应不断扩大，从中国扩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3〕（P622）
第三，从人类互爱角度说“大同”。李大钊认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都是“以力统属的组织”；而现在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现在工人、农民、妇女及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由国内发展到“世界的大联合”。“在此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这“大同景运”的特征，就是“都相爱助”，“依互助的精神”。李大钊强调：“纵的组织的基础在力，横的组织的基础在爱。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继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4〕（P203 ）他把互爱互助作为“大同景运”的基础。
李大钊不仅从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大联合、互助互爱等多方面给“大同”以广泛的内容；同时，他在谈到“大同景运”时还认为，“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势力”；“现在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官权阶级、资本阶级”〔4〕（P202）。他把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都划归于“大同景运”。可见，在李大钊思想中这“大同景运”也是分阶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后都要进入“大同世界”。这些论述与毛泽东于1949年所谈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5〕（P1469）的提法，都是相同或相似的。
二、从仁爱主义到社会主义道德
道德主义是儒家学说的象征与核心。孔子肯定伦理道德的积极意义，并以此来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他提出了“仁”这一道德原则，以把“礼”这一外在的强制性的行为准则转化为人们内心的自觉的道德需求，从而道德也就不再是自我牺牲的被强制的痛苦过程，而成了人格的自我完善与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过程。这种道德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宣扬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把传统的“仁爱”思想与近代的博爱观推向了时代大潮。趁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李大钊继承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博爱观，把中国传统的仁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创新超越，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这从发展来看，有三个阶段。
（一）认为仁爱、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9年5月以前）
1918年7月，李大钊在对俄法革命的比较研究中认为， 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俄罗斯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他说：“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他的结论是：“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今日之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3〕（P573 ）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以人道、自由为基础”的，俄罗斯是“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3〕（P575）。随后， 李大钊又进一步颂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的同时，又称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欢呼“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P603）可见这时期李大钊是用“爱人”思想、 “人道主义”精神来认识与理解社会主义的，甚至认为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起码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二）认为仁爱、人道主义应与社会主义分离，主张物心两面改造（1919年5月到1919年12月）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仁爱、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其中以他的三篇文章作为代表。
第一，1919年5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李大钊在这篇著名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概念。他指出，人道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得多么好，“人心”不改造好，社会仍然没有改善的希望。而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则相反，他们认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李大钊由此总结说：“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4〕（P49）但在李大钊看来，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即都“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与“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相对立。同时，李大钊又认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必须相互结合才能成功。“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4〕（P68）。
第二，1919年7月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 李大钊在该文里由于受“互助论”的影响，用生物进化的竞争与互助原则来分析人类社会，把“阶级竞争”与社会主义、“互助原则”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即把社会主义具体化为“阶级竞争”，把人道主义具体化为“互助原理”，并认为以前的历史是“阶级竞争”的社会，以后的社会则是互助的社会，只要“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4〕（P17）他不仅把“互助”看作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人类奋斗的社会目标，要创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是他对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的新提法。
第三，1919年9月写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 李大钊在该文中提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认为“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进行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这两种改造运动好比“车的两轮，鸟的两翼”，两者并驾齐驱。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又强调了物质改造运动的重要性，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4〕（P43）”。这一认识使他逐渐从“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的二元论中走了出来，向着物质改造、经济构造改造决定论前进。
这里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大钊如此反复强调“物心两面改造运动”、“灵肉一致改造运动”呢？即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心灵”的精神改造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因素可供考虑：第一，是为了批驳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抹煞伦理”的攻击。李大钊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在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改造的同时，还强调人道主义精神改造；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还强调互助原理，以显示马克思主义并不忽视伦理道德，“以救其偏”。同时，李大钊又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学”， “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4〕（P574）。由于这种片面的认识，难怪李大钊要以“心灵”的精神改造对社会主义加以“补救”了。第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除了上述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置重经济”的误解外，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道德主义。由于这种错误理解，强调社会主义的“物心两面改造运动”、“灵肉一致改造运动”就是很自然的了。第三，受儒家“心学”的影响。儒家学说是“人学”，也是“心学”。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强调“革心”的作用，主张以儒家“日新”之说“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3〕（P43），由此进一步发展，而强调“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
（三）把仁爱、人道主义融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1919年12月以后）
李大钊在1919年12月写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最终放弃了“物心两面改造”、“灵肉一致改造”论，而成为彻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者。在该文中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4 〕（P152）既然属于精神领域的道德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而变动，那么随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就必然产生“新道德”。这“新道德”是什么呢？李大钊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4〕（P152 ）这里提到的“人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就是对儒家仁爱主义的具体运用，实际是新仁爱主义道德。他还把仁爱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甚至牺牲联系在一起，以“爱”作为其基础，使仁爱主义具有广泛的内容与深度。在李大钊思想中，仁爱主义已经融入到“大同道德”、“互助道德”等“社会主义伦理”中去了，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新道德”。
三、从民本主义到无产阶级民主
民本主义是仁爱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史中，民本主义是一种崇高思想。出于对苦难人民的同情与对其巨大力量的感知，一些政治家与思想家都把“以民为本”作为政治清明的目标与施政基础，因而“民本”成了政治家永不泯灭的历史主题，也成了儒家学说的鲜明特点。到了近代，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开始进入了由民本走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一些先进分子开始认同西方的民主思想，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如魏源赞扬西方的议会制，郑观应肯定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甲午战争之后，民主思想进入付诸行动阶段，谭嗣同的“君末民本”思想，严复的“尊民制君”思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康有为认为“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并发动戊戌变法，推行君主立宪制。继之，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强调一切“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6〕（P10），主张实行三民主义，把民本主义发展到现代的民主主义。从政体来说，“民本”不同于民主，“民本”仍是以“君主”为主体，民主则是以民众或人民为主体。但两者从价值观上说又是相通的，只是程度不同，民主是民本的真正目标与本质升华。由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时期，在解放思想、解放个性的潮流下，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民主主义获得空前发展。李大钊在这新形势下，继承了历代的民本主义，并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为他的新的民主主义思想，即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李大钊从民本主义到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张“唯民主义”
这是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民主思想形态，是由民本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时期，其代表作是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在这时期，李大钊用“民彝”一词来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指出，所谓“民彝”就是“民本”，就是“唯民主义”。他说：“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3〕（P157）“政治者， 一群民彝之结晶”。这种“民彝”政治，“则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易疏通之政治也”〔3〕（P158）。李大钊认为民彝是“民权自由之华”，西方国家的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民彝，彰其民彝。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3〕（P157）。 在这里李大钊认为“民彝”就是“民宪”、“民权自由”、“代议制度”政治，也就是“唯民主义”。李大钊又提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 ”〔3〕（P158）为此，他主张要杜绝“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与批判英雄史观，认为，历史上的“神武”人物之所以有势力，“乃以代表众意之故……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3〕（P167）。李大钊把唯民主义与英雄主义作了对比， 指出：“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因此，“唯民主义可以勃兴于十九世纪，英雄则断不能复活于二十世纪也”〔3〕（P168）。
第二阶段：主张“民主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李大钊都用“民主主义”来表述他的民主思想。什么是民主主义？李大钊认为：“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3〕（P44）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说：“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3〕（P635）可见， 这时期李大钊的民主观仍然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
随后李大钊思想有所发展，即把民主主义与广大农民联系起来，认为农民是民主主义的“根柢”，应该去“开发”农村，把民主推广到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3〕（P650）。 真正让广大农民行使选举权，在议院里有他们的真正代表。李大钊认为：“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3〕（P651）民主主义政治，应以农村、农民为基础，这一认识是李大钊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石，是这一时期李大钊关于民主主义思想一个重要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李大钊在论及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时总是较多地歌颂俄国大革命。他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中，把民主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的胜利、劳工阶级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相提并论，其意味是深长的，这便为其后的“平民主义”思想作了准备。
第三阶段：主张“平民主义”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采用“平民主义”这一新概念，以代替原来一般“民主主义”的提法，并连续发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重要文章予以集中论述。什么是“平民主义”？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4 〕（P569），但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思想。他解释“平民主义”有许多译法，如“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等。这样，他又把“平民主义”与“民本主义”、“唯民主义”、“民主主义”等联系起来；不言而喻，他现在采用“平民主义”这一新提法，也含有“平民主义”是“民本主义”、“唯民主义”、“民主主义”的发展与提高之意。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提出，“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应与“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相区分。他又认为，“平民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就是实行“工人政治”，而只有“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 真实的‘平民主义’”〔 4 〕（P608）。而所谓“工人政治”，就是“工人的统治”。李大钊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平民主义”已经成为“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的政治〔4〕（P596）。总之，由平民主义政治、 工人政治，到肯定无产阶级民主，这是李大钊继承与创新民本主义、唯民主义思想的飞跃。
另一方面，李大钊又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个人自由，相反应有“自由认可”的“自由政治”。他说：“‘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4〕（P596 ）李大钊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注意“自由认可”的思想是极为可贵的。
那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呢？李大钊认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所不同的是，“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罢了〔4〕（P574）。 这种“演进的程级”，在李大钊看来即是“唯民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的发展序列。这就是由民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种新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以人民为出发点与归宿，以“人民主体价值观”为根本要求，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据此，“如果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作辩证的否定，置换其原有的阶级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把我党的政治哲学概括为新民本主义”〔7〕。这一提法，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由以上分析可见，儒家的理想社会观——大同主义、仁爱主义、民本主义，是李大钊在继承并创新之后，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传统与现代，如有的学者所比喻的，它好像一根长绳的两头，拉开来时，两头之间很遥远；若把两头叠起织成一个环时，传统与现代又很近很近。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结成一个极富现代创造性的大圆环，使传统与现代连接并紧扣在一起。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差别极大，所以有人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大同主义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不科学的。但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之间确有一些相通之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经过创新，它可以为共产主义所吸收，丰富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即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创新、超越方面，李大钊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收稿日期：20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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