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我国知识经济的预见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邓小平生前虽然从未使用过“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但是，他在关于科技和教育工作的许多谈话和著作中，预见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他对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发展动力、主攻方向等作了卓有远见的论述，为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发展知识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尤其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关心和支持我国科技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推进我国早日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作出了重大贡献。江泽民继承、丰富了邓小平关于发展我国知识经济的预见和构想，并结合实际提出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一、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精辟论断，深刻揭示了知识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场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浪潮扑面而来，席卷全球。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速度之快，势头之猛，涉及面之广，是人类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都无法比拟的。信息、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群迅速崛起并很快形成产业化，带来了新一轮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和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调整。
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结合国内改革开放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世界性的科技革命浪潮洞若观火。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1]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2]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高瞻远瞩地作出了“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的精辟论断，准确地预见到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如果说邓小平准确地预见到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话，那么，江泽民关于“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论断，则进一步揭示了知识经济的必然趋势和客观存在。江泽民对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了解。当“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刚刚出现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时，江泽民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首先关注知识经济问题的政治家之一。他指出：“当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朝着主要依靠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造性应用的方向发展。这个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3]他说：“我们学习知识经济，是否为时过早了呢？当然不是。对于一切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向的事物，我们都要及时地加以把握。”[4]他强调：“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还可以斟酌，但知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5]尤其重要的是，江泽民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迅猛发展、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正向着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新情况，将其言简意赅地概括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6]三大特征。这就将他关于知识经济的认识由感性观察上升到理性高度。“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这些措辞体现了江泽民对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辩证把握和深刻揭示。
江泽民不仅作出了“知识经济已见端倪”这样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判断，而且还反复强调我们要“顺应潮流，乘势而上”[7]。 他指出：“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8]在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有大量的关于创新的类型、创新的特征和要求等方面的论述。不仅如此，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把创新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提到“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9]由此可见，江泽民之所以提出并强调创新，与他关于知识经济的战略判断有着内在的关联。
知识经济的到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酝酿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人类知识增长的速度和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邓小平对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和知识急剧增加的趋势了如指掌，他说：“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10]现代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知识经济萌芽和酝酿的时期。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世纪之交，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与经济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得知识经济呼之欲出。
知识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11]江泽民也指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变化。”[12]江泽民还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3]，“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14]，“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15]。邓小平、江泽民都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决定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向，使社会生产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的重大变化体现在许多方面，而知识经济的产生就是这些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新科技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从而为知识经济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邓小平指出：“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16]在邓小平看来，正是由于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才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邓小平在这段话中所举的一系列新兴工业，都是高新科技产业，都是我们今天发展知识经济所必须提倡并大力促进的支柱产业，代表了知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江泽民在分析知识经济的特征时也曾经指出“新兴产业层出不穷”[17]。江泽民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科技与经济越来越趋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多次作过论述，对科技革命给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深刻变化多次作了举例说明，并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明显趋势和四个主要特点进行了辩证分析[18]。邓小平、江泽民的论述表明，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知识经济时代。
二、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论断，揭示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动力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他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20]1988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光辉命题。他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1]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邓小平知识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3]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一，它揭示了知识经济的最本质特征——知识经济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自18世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就已作为生产力的潜在要素，渗透在生产过程之中。但是，必须注意，科学技术如果仅仅只是渗透在各生产要素之中，尚不能孕育出知识经济。科学技术只有作为第一生产要素，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才能使知识经济得以萌芽、产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科学技术在任何时代都是生产力，但是，只有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地发挥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生产力”之前加上了“第一”的限定词，从而形成了“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新概念，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有了这个“第一”，科学技术就从构成生产力系统的诸要素中分离出来，跃居诸要素之首。只有把科学技术当做“第一生产力”来加以认识和利用，人类才会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快速地向着知识经济时代迈进。
其二，它揭示了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4]。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发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已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既是知识经济产生的基础，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的这种重要作用：“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25]
知识经济不仅表征了新科技革命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还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属性和功能。江泽民在深刻洞察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26]江泽民关于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重要论断，指明了科学技术在发展先进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三、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了知识经济的主攻方向和产业支柱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27]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差距”。这一现实状况，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政策时都必须考虑的。
中国怎样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怎样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把我国放在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坐标中，对我国的经济和科技现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28]他指出：“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29]他认为，“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30]，是世界经济和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时期。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我们的工业化程度不高，信息产业基础也比较落后，但在扑面而来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如果不思进取，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正是出于这种高度的紧迫感和巨大的责任感，邓小平亲自主持并制定了我国的高科技发展规划。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31]10月6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32]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八六三”计划。
1988年10月，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再次重申：“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3]1991年4月，邓小平为“863”计划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34]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35]邓小平关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系列论述和实践，充分表明：邓小平已不仅仅是从宏观上重视现代科技革命的进展，他的关注焦点实际上早已进入了科技革命中最富有活力、最尖端的领域——高新科技。这反映了邓小平独到的战略眼光和过人的智慧。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高新科技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科学技术系统的整体视角来看，高科技居于科技系统的尖端，它的发展必将带动基础技术的发展。从国际方面看，当今世界是高科技竞争的世界，高科技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6]。谁在高科技发展上领先一着，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以高科技带动科学技术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是邓小平知识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37]其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的那种传统经济形态。它是以高新技术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新型经济。邓小平为什么倡导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呢？这是因为：我国经济水平落后，传统工业占相当大比重，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粗放型为主，显然不适应国际竞争和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高新技术产业还有自身的特点，它是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它的产业化能促使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言：“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38]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一问题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20世纪80年代末，江泽民就把“跟踪高技术研究推动其产业化发展”[39]作为我国科技工作三个层次的布局提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强调我国科技工作必须取得四个方面的重大进步，其中“有重点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40]被列在第二个方面。1995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要努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把高技术产业作为我国的优先发展的产业，尽快建设一批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规模较大的高技术产业，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及其产业领域占领一席之地。”[41]1997年7月，江泽民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上批示：“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其意义极为深远。这个奋斗目标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力争实现。”[42]在199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在谈到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快科技进步问题时，提出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二是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努力占领科技制高点。他强调：“这两方面的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进步的主攻方向。”[43]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44]。
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国知识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99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决定》强调：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抉择。
四、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四个尊重”的论述，指明了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和智力资源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则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践者。人才是知识的创造者，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活动主体。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展知识经济所必然引出的结论。
邓小平对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早在1977年5月，他就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45]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倾向，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46]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47]。他多次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当好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这对提高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4年，邓小平在国庆35周年典礼上指出：“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48]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49]《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重要文献，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和全面启动。邓小平将知识、人才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表明他对即将来临、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资源——知识和人才的高度重视，表明他已开始从整体上思考知识、人才在未来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邓小平所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为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其一，知识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主宰资源配置的核心生产要素分别是土地、能源。知识经济以无穷无尽的知识资源、智力资源为核心要素，它超越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影响资源配置的核心生产要素是知识。知识已成为威力无比的“软”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变量。
其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经济。它区别于传统的以稀缺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那些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具有专业技能和较高素质的人往往被视为最佳的资源。换言之，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才经济，人才对知识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关键作用。邓小平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50]“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51]
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1997年10月，他在接见出席第三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华人专家及会议代表时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52]早在1996年5月，江泽民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指出：“在社会的各种资源中，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53]2001年5月，他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强调：“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已成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54]2001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更明确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55]的思想。尤其重要的是，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要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56]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四个尊重”反映了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新形态和新特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
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四个尊重”的论述，指明了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和智力资源，对于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战略保证和必由之路
知识与经济、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是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知识、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因此，如何使知识与经济有机结合，如何使知识、科技为经济服务并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就成为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加以考虑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用深邃的战略眼光，洞察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他认为，科学与生产相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57]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水平落后，加上受“左”的观念影响，科技并不能很好、很快地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相当严重，形成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不正常局面。
如何解决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矛盾呢？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8]他提出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59]根据这一思想，党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60]的战略方针。“依靠、面向”的方针回答了邓小平所提出的“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江泽民反复强调要“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61]，这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和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认为，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62]“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63]“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64]在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后，他全身心倾注于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领导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他在同国家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65]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66]“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67]“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68]
科教兴国战略是邓小平科教思想的国家意志化，是我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保证。邓小平关于科教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基础。1995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不仅亲自主持和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而且还对如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江泽民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抓紧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坚持教育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科教思想，在实践上推进了我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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