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运动心理学家探索的6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804.8
对于科学探索的进程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一个好的问题或者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会吸引和指导科学家从黑暗走向光明。明智的科学家，需要掌握实证的技术与方法，更需要在正确的方向上运用这些实证的技术与方法。毫无疑问，运动心理学的发展也需要在一步步攀登过程（一个个实证研究）中，停一停脚步，向下望望，向上望望，审视自己前进的脚步迈过了哪些山峰，又将指向何处。本文提出值得运动心理学家探索的6个问题，并希望以此引发更多的思考、更有价值的问题和更有成效的解决方式。
1 哪些心理学指标可以标志和预测训练型和比赛型运动员？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比赛成绩与训练成绩之差来量化界定运动员的比赛效应。比赛成绩高于平时成绩的，为高比赛效应；比赛成绩低于平时成绩的，为低比赛效应。例如，射击运动员甲在世界锦标赛上的成绩为593环，训练平均成绩为595环，则该运动员的比赛效应为：
593环－595环＝-2环
比赛效应为一连续体（图1），在该连续体的左端是典型的训练型运动员的表现，右端是典型的比赛型运动员的表现。对训练型的运动员，教练员常有用之不妥、弃之可惜的感受。而对比赛型的运动员，教练员常有可遇不可求的体验。
图1 运动员比赛效应 比赛效应＝比赛成绩－训练成绩
以训练型和比赛型划分的运动员类型是一典型的包裹变量，但它本身并不是心理学变量。对任何包裹变量如性别、文化、年龄进行科学研究，第一步就是将其分解[1]。分解，有时也可称分析，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路线。长期以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路线，也是遵循现代科学的分解还原模式进行研究，对人体微观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分析的研究越来越细致[2]。例如，源于古代的人体解剖学从数人的206块骨头数量开始。后来，孟德尔对豌豆进行研究，提出了遗传分离规律和组合规律。20世纪初，摩尔根用果蝇做实验，提出了染色体的遗传理论。到了50年代初，威肯斯用射线衍射的方法探测DNA的结构。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精确的DNA模型。1990年，美国决定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2000年6月6日，人类基因组和塞莱拉公司同时宣布基本完成人类染色体DNA测序，成为最令人激动的科学成就之一。
心理学曾成功地用攻击性、同理心、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自尊等心理学变量分解了性别，用权利距离、男性化、个人主义等心理学变量（包括社会定向成就动机和个人定向成就动机、独立自我和社会自我）成功地分解了文化。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分解运动员类型这一重要的包裹变量，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预测和控制运动员的比赛行为？李伟和张力为[3]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以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分解这一包裹变量，其思路包括自信、情绪控制能力、人格、价值观、应对能力、适应能力等等。这些心理学变量能否分解运动员类型，还有哪些心理学变量具有潜在的分解能力，以及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何，仍是待解之谜。
2 如何界定、监测和控制长时期大运动量训练和比赛中的心理疲劳？
疲劳的检测和体能的恢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竞技运动领域科学研究和科学服务的核心问题之一，受到教练员、运动员和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目前，已有许多行之有效的监测生理疲劳的方法，例如血乳酸、血尿素、血色素等等。
人们似乎能够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心理疲劳与生理疲劳有关，但不同。但是，如何给心理疲劳下理论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仍非易事。由于缺乏对心理疲劳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对心理疲劳的监测处于十分软弱的境地。现有的心理疲劳监测方法包括运动员的自陈报告、闪光融合频率、反应时、脑电图和内隐认知实验。这5种方法各有利弊（见表1）。
表1 不同心理疲劳检测方法的比较
心理疲劳检测方式
优点 缺点
发展前景
自陈报告（如POMS等）
可探测主观感受 容易受社会期待影响 不可缺少的方法
闪光融合频率
结果有较高量化程度
受被试配合程度影响
一般
反应时
结果有较高量化程度
受被试配合程度影响
一般脑
电图（或相关方法）
结果有较高量化程度 测试与分析技术复杂
有待探索
亦可对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内隐认知实验
可探测无意识反应
照片拍摄场景的标准化
有待探索
计算机化的内隐认知实验是监测心理疲劳的新设想。最近，我们曾利用计算机化的内隐认知实验对人的身体自我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4]，结果令人振奋。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第一，采用被试身体图片作为刺激，可以对被试的身体自我观念做出评定；第二，计算机实验评定出的内隐身体自我观念，与自陈量表评定出的外显自我观念，具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说明两者测量的是不同构念；第三，内隐身体自我观念对生活满意感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说明这一构念具有一定效度。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心理疲劳伴有训练兴趣的下降，或许可以采用训练场景作为图片刺激，并利用内隐认知实验的图片—词汇匹配任务，观察被试是否将更多的消极词汇与训练场景匹配，以确定其心理疲劳程度。
总的来说，哪种或哪些方法检测心理疲劳更为可靠和有效，仍有待探索。但不论采用哪种方式检测心理疲劳，有两个原则是必须遵循的：第一，检测应该是长期进行的；第二，评定主要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对测试结果的评定应以自身对照为主。
3 达到最佳竞技状态的必要心理条件是什么？
运动员在赛前和赛中形成最佳竞技状态，是技术、战术、身体、心理4种条件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对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的心理前因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关于应激、焦虑、唤醒与运动成绩关系以及关于流畅状态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
1908年，耶克斯和他的学生多德森通过大白鼠完成各种难度工作任务的经典实验提出了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5]。后来，这一定律又逐渐演化为说明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关系的倒U形假说[6,7]。几十年来，对唤醒水平与运动成绩关系的兴趣久盛不衰，各种理论也竞相争辩。8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突变模型[8]、多维焦虑理论[9]、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10,11]、焦虑方向理论[12,13]均对焦虑、唤醒和运动操作的关系做出了较倒U形假说更为复杂的解释和更为有效的预测。
突变模型和多维焦虑理论的特点是强调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对操作成绩的影响不同，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强调个人差异对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重要影响；焦虑方向理论则强调个人对焦虑的解释的重要性以及焦虑对于运动成绩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
张力为和任未多[14]指出，有关应激、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理论各有侧重，各有贡献，同时，也各有局限。张力为[15]曾对多维焦虑理论的局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多维焦虑理论将自信和焦虑同归焦虑一族，具有概念上的逻辑矛盾。第二，多维焦虑理论没有以同样的思路对竞赛特质焦虑和竞赛状态焦虑做出分析。尽管Martens等人既注意到了竞赛特质焦虑，也注意到了竞赛状态焦虑，但两种焦虑的理论框架和因素结构缺乏一致性。多维焦虑理论涉及的躯体焦虑、认知焦虑和自信三个方面在特质测量上并没有得到完整体现。在Martens 1977年研制的《运动竞赛焦虑测验》(SCAT)中，有8个条目考察躯体特质焦虑，仅有2个条目考察认知特质焦虑，没有涉及特质自信问题。Martens[16]对《运动竞赛焦虑测验》(SCAT)的内部一致性的分析也表明，该测验是单维结构，与《竞赛状态焦虑量表》(CSAI-2)的三因素结构不同。第三，多维焦虑理论未能直接从运动员赛前感受的定量分析出发，发展和完善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条目。第四，Martens等人研制的两个竞赛焦虑量表分别存在一些方法学上的缺陷。《运动竞赛焦虑测验》[16]的一个方法学缺陷是仅采用三点李克特量表，请被试在从来没有、有时和经常三个选项中选择，这可能会限制该测验反映相关群体在运动竞赛焦虑上真实差异的程度。因为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分析，短量表的效度要低于长量表[17]。《竞赛状态焦虑量表－2》(p.127,p.130)[9]研制过程中的一个方法学缺陷是用过小的样本进行因素分析。Martens等人的两个因素分析所使用的样本量分别为：79个条目／(106+56=162)个被试和52个条目／80个被试。而过小的变量样本比可能会使因素结构不稳定。
关于突变模型的缺陷，张力为和任未多[14]指出，突变模型由于较为复杂，如5维突变模型，使得实验检验略显困难，实证研究自然也就少一些，同时，也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否复杂到需要这样复杂的理论来解释，是否有更为简捷的理论来解释这两者的关系？有时，理论并非越复杂越好，如果能够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问题，最好不过，如勾股定理，就具有一种数学上的简捷的美。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复杂的理论来说明复杂的问题。
与突变模型相比，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正好相反，显得过于简捷，以致可能使人感到该理论并没有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做出必要的预测，而这正是对一个理论的起码要求。另外，这一理论似乎没有被反证的可能性，因为个人差异乃客观存在，肯定是人们反应差异的来源之一。
由于应激、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在竞技运动中的重要性，该领域今后仍将吸引许多研究。我们预测，有三个方向可能对研究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第一，对各理论的比较和检验可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14]。Crane[18]在1993年做的一项研究颇有新意，他试图将两种不同理论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即将最佳功能区理论和多维焦虑理论结合在一起，分别建立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的最佳功能区，结果发现，当躯体焦虑和认知焦虑均高于最佳功能区上限时，运动成绩最差；焦虑水平位于最佳功能区之内和低于最佳功能区下限两种条件下，运动成绩没有差异。Tuner和Raglin[19,20]的两项研究则比较了最佳功能区理论和倒U形理论，结果发现，预测焦虑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时，前者优于后者。
第二，尝试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可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例如，张力为[21]曾对赛前情绪的主流研究忽视社会焦虑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并根据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如中国）的竞技体育活动和运动员的成长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的特点，提出了一个赛前情绪的5因素模型，它包括特质自信、躯体特质焦虑、个体失败特质焦虑和社会期待特质焦虑4个一级因素和赛前情绪一个二级因素。以此一理论框架为基础，张力为[21]还通过对1188名运动员的五项问卷调查，发展了《赛前情绪量表－T》。
第三，某一运动专项的特殊性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14]。例如，Byung-Hyun和Kaee-Woong发现[22]，对于射箭运动来说，认知焦虑可能更为重要；他们还尝试研制了《射箭竞赛焦虑测验》[23]。Maynard和Cotton[24]发现，躯体焦虑可相对有效地预测橄榄球运动员的成绩。Parfitt等人[25]的研究发现，对体能性任务而言，认知焦虑不如躯体焦虑重要。黄庆海[26]、孙惠君[27]和郝芳[28]则从射击运动项目特征出发，研制出适合射击运动员的目标取向量具。这些研究的共同提示是，运动专项可能是影响赛前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调节变量。
综上所述，关于最佳竞技状态心理前因的研究，其特点是，第一，有明确的理论假设为导向；第二，探讨的问题集中在自信和焦虑两个方面；而对于焦虑，又进一步分解为认知焦虑和躯体焦虑；认知焦虑又进一步分解为个人失败焦虑和社会期待焦虑；第三，运动项目，甚至同一运动项目的不同场上位置等因素，可能成为心理前因和运动表现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在达到最佳竞技状态的必要心理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面前，我们仍然面临的困惑是：
除了自信和焦虑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影响着最佳竞技状态的形成？注意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与自信和焦虑有什么关系？与运动表现有什么关系？
采用采访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主观感受、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都可以获得关于最佳竞技状态心理前因的部分信息，但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能否为我们勾画一个心理前因与比赛表现的统一的图式呢？在这个统一的图式中，哪些变量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明确的因果关系呢？
显然，在得出上述问题答案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时大脑的工作情况有哪些特征？
有许多关于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心理特征的研究，其中有三个研究方向值得特别关注。
4.1 脑神经生理研究
第一个研究方向是脑的神经生理状态研究。1981年，Hatfield等人[29]曾以美国射击运动员为被试，在他们进行实弹射击的同时记录了他们的脑电图，结果发现，从射击前7.5秒到扣板机时，左半球α波指数呈直线增加，右半球α波指数则无明显增加。这一生理现象说明，当人将注意集中在视觉空间任务时，左半球处于相对抑制状态，右半球则处于相对兴奋状态，发挥自己的优势，指挥机体完成空间定向任务。Hatfield等人[29]还发现，实验中两个射击成绩最好的射手左半球的α波指数也最高，即他们左半球的放松程度最深。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员不大可能利用左半球对来自身体内部或外部的刺激进行语言编码式的加工和储存。难怪一些优秀运动员无法用语言描述射击前的想法，他们所能描述出的往往不过是：我那时感觉不错！
中国学者在最佳竞技状态的脑机制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探索性工作。例如，张振民等[30,31]和任未多等[32]曾尝试通过脑电图对表象等心理技能训练过程、训练状态以及中枢疲劳进行评定。王德坤曾将脑电波数据引进数学模型并将其成像为脑象图，与李安格共同对中国女排智力和脑功能特征进行了研究，吕雅君[33]在此基础上以更大样本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做了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的研究，后者被认为是“窥测心理活动的窗口”，是目前研究认知过程最令人寄予希望的方法之一。脑波涨落分析技术(encephalofluctuogram technology,ET)是一种新近提出的脑波分析技术，也是致力于对人脑功能状态进行评定。李捷[34]将其首次运用到体育领域，他在其研究结果中介绍，这一分析技术可用于对运动员竞技能力、大脑疲劳和技能表现稳定性进行评定，并籍此为高级运动员选材提供依据。
显然，在运动中进行脑机能的测试以及在这种测试时正好捕捉到最佳竞技状态，其技术难度相当大。脑神经生理状态的测试难以应用到任何有脑部移动的运动项目，这一技术性难题极大阻碍了对最佳竞技状态的深入探索。
4.2 干扰任务实验研究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干扰实验研究。从19世纪起，人们就已经知道，大脑的左右半球分别控制着对侧肢体的肌肉与感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裂脑患者的研究[35]又确认：大脑两半球各有独特的感觉、知觉、学习、记忆和信息加工方式。左半球主司语言、序列分析、逻辑分析等功能，右半球则主司整体分析、空间定向、想象和直觉功能。也有研究者认为[36]，左右半球的功能分工不是二分性质的，而是一种功能定向的连续体。
研究左右半球功能分工的研究模式有很多，如损伤实验、解剖实验、分听实验、速示实验、反应时等等，其中干扰任务实验模式与运动活动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一实验模式的结果及对运动活动的潜在意义。
1971年，Kinsbourne和Cook[37]发现，如果在从事言语认知任务的同时用手进行运动操作，那么，如果是用左手，则运动操作成绩提高，如果是用右手，则运动操作成绩下降。该实验结果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相关实验接踵而至。许多研究者不断利用这种即简单、又能说明问题的干扰任务实验模式，继续探讨左右半球指挥不同肢体和不同任务时的交互作用问题。
1975年，Kinsbourne和McMurray[38]又以48名6岁儿童为被试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的第一步是：右手食指单独打点，计算点数；再换左手食指单独打点，计算点数。实验的第二步是：一边背歌谣或说动物名，一边打点。结果表明，第一，对于大多数右利手的孩子来说，讲话时右手打点效率下降得多于左手打点效率。很明显，主司语言功能的左半球要同时指挥讲话和打点两件事，两种运动程序会产生干扰，而不主司语言功能的右半球则主要指挥打点一件事，因此，左半球指挥的右手打点效率自然受到更为不利的影响。第二，儿童右手打点效率受到讲话的干扰要大于成年人。这提示，儿童的打点技能和讲话技能均不及成年人熟练，在此情况下，同时做打点和讲话这两件事的分化功能亦较成年人薄弱。这似乎进一步提示，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学对象的年龄越小，就越应注意言语活动和运动活动的同时性干扰。
Kicks[39]的实验其原理与Kinsbourne和McMurray[38]的实验基本相同，差别在于三点，一是运动活动任务不同，二是干扰活动不同，三是被试年龄不同。该实验中被试为150名右利手大学生。运动活动是将一根木棒竖直放在食指上尽量使其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因失衡掉到地上。然后比较讲话（诗词：在银色月光下）或哼哼（流行歌曲一小段）与不讲话条件下保持平衡的时间。结果表明，不论是讲话还是哼曲，都干扰了右手的平衡但未干扰左手的平衡。讲话中的短语语音难度增加时，右手平衡任务受到的干扰其程度加大；相比之下，左手平衡任务受到的干扰其程度不变。也就是说，只要嘴里出声，不论是说话还是哼曲，都会使右手操作活动效率下降。该实验提示，一侧大脑半球指挥的两种同时性活动，其相互竞争或干扰的程度，要大于对侧不同大脑半球指挥的两种同时性活动。
针对Kinsbourne和Cook[37]实验模式中存在的方法学问题，McFarland和Ashton[40]以12名右利手大学生进行了一项更为复杂的实验：被试在连续交替按压相隔2英寸的按键的同时，完成干扰性任务。关键是，除言语干扰任务之外，又设置了一项空间干扰任务，以比较不同任务的干扰作用。他们设置了四个组：(1)言语任务干扰组，要求被试计算：9乘以3，加5，再将结果除以4，减2，再将结果乘以3，除以9，等于多少？(2)空间任务干扰组，要求被试找出镶嵌图形；(3)图形＋言语干扰组，要求被试完成几何图形的计算任务；(4)无干扰组。结果发现，只有在言语任务干扰条件下的左手按键成绩有所提高。其他条件下，左手或右手按键成绩无改变。
时隔三年，McFarland和Ashton[41]又做了一项类似的实验，让20名大学生连续交替按压两个间隔5公分的键，同时完成不同的认知任务。认知任务分为言语性的（与词汇有关的）和非言语性的（与图形有关的）。结果表明，在完成言语性任务时，只有右手的按键成绩下降；在完成非言语性任务时，左右手的按键成绩均下降。这一结果比前两项实验结果都更复杂。作者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大脑两半球在某种程度上均参与非言语性任务的加工；大脑两半球在控制按压任务方面能力有所不同；任务难度变量可能具有多维成分，这些成分会影响被试对言语性和非言语性任务的难度估计。
干扰实验为人们深入了解左右半球运作形式和机制提供了许多带有启发性的信息，表2是这些实验结果的小结。尽管实验结果不尽一致，但从表2中仍可看到明显的共同趋势：完成言语任务时，(1)右手运动操作成绩下降，左手运动操作成绩的变化不稳定；(2)右手运动操作成绩受到的不利影响大于左手。以图形任务进行干扰的实验虽不多，趋势是，完成图形任务时，左手和右手的运动操作成绩均下降。
以上研究成果有三个重要局限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第一，由于大脑半球功能一侧化问题的特殊性，因此，此类实验中的运动操作任务不管是简单的（敲击），还是稍微复杂的（平衡），都有三个特点，即(1)均为手的而不是手脚协调的运动操作；(2)均为单手的而不是双手并用的运动操作（Kicks,Provenzano和Rybstein在1975做的实验例外）；(3)均为相对简单的而不是极其复杂的运动操作。因此，所得结果对需要双手双脚乃至全身相互协调的复杂运动任务有何意义，仍有外部效度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以上各实验中的干扰任务，无论是言语的，还是图形的，均与运动操作任务不相容，但假如将实验中的认知干扰任务改成与运动操作任务有关且预期有可能促进运动任务完成的认知促进任务，结果将会如何？我们或许可以假设：与运动操作任务相容的认知任务将促进前者成绩的提高。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与运动操作任务相容的言语性认知任务，其促进前者成绩提高的幅度，将会低于与运动操作任务相容的非言语性任务（图形任务）促进前者成绩提高的幅度。如果这些假设得到实验的支持，是否意味着采用Kinsbourne等人[37,38]的大脑半球功能冲突说来解释过去的实验结果并不合理？
第三，以上实验均以右利手者为被试，左利手者的问题显然不同。因此，研究结果只能有限地推论到右利手者。
表2 言语干扰和图形干扰对左右手运动操作成绩（敲击速度）的影响
4.3 流畅状态研究
第三个研究方向是流畅状态研究。Csikszentmihalyi[47]在1990年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最佳体验心理学理论，并率先对流畅状态进行了系统研究。流畅状态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完全投入的、自我享受的特殊状态。人们在各类活动中，如旅游、艺术创作、工作等等，都可能有这种愉快体验。Jackson[48]则将流畅状态的理论引入运动领域，并将其界定为“一种最佳体验状态，就是运动员全身心投入到一项任务中，并且创造出发挥最佳运动水平的意识状态”。Csikszentmihalyi[47]曾总结出流畅状态的9个特征，即：
要求在挑战与技能之间取得平衡
行为与意识的融合（自主感与自发感）
明确界定的目标
清晰、不模棱两可的反馈
对所使用技能的完全关注
不需努力处于控制中的控制感（控制的矛盾）
自我意识消失（与活动成为一体）
时间意识消失
自含目的体验（以上8个方面的最终结果）
Jackson和Marsh[49]在1996年根据上述流畅状态特征编制了含9个维度的《流畅状态量表》。孙延林等人[50,51]最近也对运动员的流畅状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胡咏梅等人对200名棒垒球运动员的研究发现，流畅状态中挑战—技能平衡、行动—意识融合、控制感和自我意识丧失等四个维度的得分与运动水平相关，但她们在论文中没有报道其他维度是否与运动水平相关。我们猜测，其他维度与运动水平无关。这提示我们，并非所有流畅状态均与运动成绩相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有无理论依据去预测哪些流畅状态因素与运动表现或运动成绩相关？为什么有些流畅状态因素与运动表现或运动成绩相关，有些则无关？
5 运动员精英与其他领域精英的自我发展有何异同？
Frued(Sigmund Frued,1856～1939)的研究对象是精神病患者，典型的案例是包括安娜、伊玛、1000多个神经症患者的梦例以及700多天晨醒后对自己的梦境的记录和分析[52,53,54]。Maslow(Abraham Haload Maslow,1908～1970)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精英，典型的案例是林肯、杰斐逊、爱因斯坦、罗斯福、亚当斯、詹姆士、赫胥黎、斯宾诺沙[55]。他们都通过对特殊群体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自我发展的普适性规律。这种理论发展路线给我们的启示是，对特殊群体的深入研究往往可以帮助我们对普遍的人性特征和人性发展的深入理解。
我们知道，心理训练追求两个目标：一是为比赛成功，二是为心理发展。虽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着眼点不同。前者主要是针对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有助于技术水平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后者则强调对人性的培养和对终生发展的促进。任未多认为，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和心理塑造可以视为是对运动员的心理建设。刘淑慧等人[56]则更为具体地提出一种运动员的心理建设综合模式。该模式分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心技结合的心理技能训练，将心理控制作为专项技术动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形成心技结合的习惯性技术动作定型，并强调心理训练在现场和运动活动中进行。毫无疑问，无论从生态效度，还是实践操作，这种心技结合的心理训练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第二层次是以提高人的控制能力（控制情绪、思维、注意、行为）为目标的积极思维控制训练，通过认知的提高，获得在高应激和高竞争情境中的心理优势。最高层次是积极自我意象训练，目的是使运动员达到自我了解、自我教育和自我开发，通过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运动精英。该模式是对运动员心理训练，乃至运动心理学理论层次上的发展。
精英运动员实在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发展历程给人们留下的思考空间是巨大的，宽厚的。首先，他们往往在很小年纪便参与到了频繁且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第二，他们长期承受着巨大的生理负荷和心理负荷交织而形成的身心压力；第三，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往往是崇高且明确的：世界冠军。这些，都预示着他们的发展与众不同，并进而诱发人们猜想：
——他们是如何适应长期且巨大的身心压力的？
——他们是如何应付由于运动而导致的伤病、残疾和其他压力的，又是如何对待由于运动而带来的巨大心理财富（如荣誉）和物质财富（如金钱）？
——他们为什么能够不断挑战又不断超越生理负荷和心理负荷的最大极限？
——他们是如何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和超越自我的？
——他们在单一方向的深度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模式下，他们如何适应退役后的人生巨变？
——他们在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身心发展，对中年期和老年期的身心发展和身心适应有哪些长期影响？
无论上述问题的答案如何，我们相信，精英运动员所具有的特殊性，应当可以帮助运动心理学为母科学心理学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心理发展规律。
6 有运动智力吗？
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充分的证据，说明优秀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聪慧”，而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些证据包括第一，一般智力测验的结果表明[57～59]，优秀运动员具有中等水平的IQ。例如，8名世界前三名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其韦克斯勒成人智力测验成绩的全量表总分在85～120分之间，平均为101.38分[58]。第二，认知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60,61,62]，优秀运动员在特殊运动情景中的信息加工能力优于一般运动员，当然，更是远远优于普通人。例如，Jones和Miles[62]曾考察了优秀网球运动员和网球初学者预测发球落点的能力。他让这两组被试观看网球发球电影，然后在球触拍之前的1/24秒和球触拍后的1/8秒或1/3秒使电影定格。在击球后1/3秒定格的条件下，两组被试的预测成绩相同；但在击球后1/8秒定格的条件下，优秀运动员预测发球落点的成绩比初学者要好。张力为[63]曾将运动智力定义为“人们在掌握和表现运动技能的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
最近10年中，智力理论的重要进展是，斯腾伯格[64]的三元智力理论对智力的本质、测量和应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的情境亚理论认为，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智力行为的内涵，智力测验应该去测量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的现实性行为，而不应只局限于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业知识；他的经验亚理论认为，个体对任务或情境的经验水平与他的智力行为密切相关，只有当一项任务或一种情境对于个体相对（非完全）新异时，或者当对一项任务的操作或对一种情境的应对处于自动化进程中时，智力才能得到最好的测量；他的成分亚理论认为，当个体充分理解当前问题时，作为策略协调机制的智力元成分启动智力的操作成分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个体没有充分理解当前问题时，智力元成分启动智力的知识获得成分找出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新信息，并将新信息与已有信息相结合，然后在操作成分中产生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据斯腾伯格[64]的三元智力理论，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算是智力行为[65]：(1)它被运用于适应、选择或改造一个人的环境；(2)对一种新异任务或情境做出反应，或处于自动化的加工过程中；(3)是元成分、操作成分或知识获得成分有机结合的产物。换言之，通过内部的心理机制（成分亚理论）去完成与外部世界有关的、有利于主体更好地适应、选择和改造环境的任务（情境亚理论），而这些任务又必须处于经验连续体的特定位置上（经验亚理论）。满足这些条件的行为，就是智力行为。后来，他又在最近提出的成功智力理论中强化了存在于智力三元理论中的机能主义思想。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理论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只要个体能够适应、选择或者改造环境，为自身的发展与生存提供便利，他就是聪明的。他还因此将智力区分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
斯腾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和成功智力理论至少给我们留下两大难题：
第一，斯腾伯格曾对智力认知理论过于强调信息加工速度和过于倚重作业反应时间提出批评[64]，认为这种倾向导致方法引导理论，而他本人则强调理论引导方法。他还对界定和测量超常智力提出了独到见解，认为智力超常并非意味着反应速度快，而是有较好的顿悟能力（284页）[64]。斯腾伯格智力理论的实证依据多为与词语相关的逻辑分析任务，且无时间限制。显然，斯腾伯格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运动任务的特点。而运动员面临的竞赛任务和复杂情境与和语词相关的逻辑分析任务有很大不同。运动员在比赛中面对的情境，其特点是：在时间上要求进行快速决策，在方式上要求进行形象加工，在手段上要求进行不断变换。如果采用这类特殊任务进行实验或调查，其结果是否能够支持斯腾伯格智力理论所做的具体预测，仍有待检验。
第二，对智力进行分析的最佳层次和进行测量的最佳层次是什么？或者，对智力进行分析的最佳单位和进行测量的最佳单位是什么？是根据认知过程划分的知觉、注意选择、记忆、问题解决、决策？还是根据典型任务划分的词语任务、数学任务、音乐任务、运动任务？对运动智力进行分析的最佳层次和进行测量的最佳层次是什么？或者，对运动智力进行分析的最佳单位和进行测量的最佳单位是什么？斯腾伯格的情境亚理论强调了情境对理解智力本质的重要意义。在运动员面临的情境具有极大差异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从哪类情境入手，对运动智力进行实证检验呢？体育运动可分为开放型运动和封闭型运动；两类运动又各自分为不同的项目，如属于开放型运动的篮球、拳击，属于封闭型运动的高尔夫球和跳水；同一运动项目又分为不同位置，如足球的前锋、后卫和守门员。任何较高层面的分析都可能冒不顾及较低层面特殊情境的危险，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抑制科学家寻求一般规律的强烈欲望，而只去探索具有特殊情境特征的最低层面上的运动员智力特征呢？
如果需要对本文所讨论的6个问题做一个粗略的划分，则可看出，前三个问题的应用性更强些，后三个问题的基础性更强些，但是贯穿所有6个问题的一个想法是：运动竞赛和运动精英就像等待开掘的金字塔，一旦揭开了她们的神秘面纱，运动心理学家将对理解人的行为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