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布朗再论谁来养活中国〔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朗论文,美国论文,谁来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未来粮食缺口的预测
中国人口于1982年达到10亿。预计2017年达到15亿，相当于1900年全世界人口的总数。在这之后，开始减缓增长，于2045年达到峰值16.6亿。1950～1990年，40年中人口增长5.71亿；其后的40年（1990～2030年），增长的计划数略多于4.9亿，增长率显著下降，但还是要增加近5亿，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200万。
许多人认为，亚洲的人口密度与欧洲相当，欧洲粮食产量还略有剩余，亚洲粮食自给也应当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亚洲的人均粮田面积远低于欧洲。中国的人均粮田大约只有法国的一半，而且肥沃的程度不如法国。另一个差别是，欧洲的人口已经停止增长，而且伴随收入提高而增加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也已终止。换句话说，欧洲人口对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已经达到稳定的状态。欧洲在食物承载能力的范围内，达到良好的生活水平。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从事粮食供应预测的人员由于忽视人口稠密国家进行工业化所带来的耕地严重流失，从而认为中国的粮食产量将继续上升，接近消费的增长，未来只会出现不大的粮食缺口。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人口早已稠密的国家和地区，加速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耕地的严重流失，远远超过土地生产率提高所能提供的补偿，从而导致食物产量的不断下降。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耕地的流失和复种指数的下降，粮食收获面积大幅度减少，日本为52%，韩国为46%，台湾为42%。由于耕地流失的加速超过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粮食产量从1960年的峰值下降32%，韩国和台湾都从1977年的峰值下降24%。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富裕起来的人们驱使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加，1994年三者总共进口的粮食高达他们总消费量的71%。如果中国继续加速工业化，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状况，与本世纪中叶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人均粮食收获面积1950年为0.08公顷，中国目前为0.07公顷。在本世纪中叶，日本也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初期，由于农业的集约化和复种指数的上升，粮食产量得到增长。但是，不久之后，工业化就开始索取耕地，用于建设工厂、仓库和道路；非农业部门工资的提高，又使农民离开农业，导致复种指数的下降。
日本的粮食收获面积，于1955年达到峰值510万公顷，到1994 年降为240万公顷，减少了一半多。这并非计划的结果， 而是无法避免的工业建设的需要和高工资夺走了务农的劳动力。耕地的减少，很快超过了单产的提高，粮食产量从而持续下降。日本的粮食产量于1960年达到峰值。其后水稻的单产虽然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还是下降32%，差不多每年下降1%。1950～1960年粮食的产量大致随着消费量而起伏。 但是，随后产量开始长期逐渐下降，而消费量不断上升，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了空前的供求差距。这从粮食的净进口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1950年进口400万吨，1960年之前增加很少。可是，一旦生产下滑， 进口量就迅速持续上升。
从50年代的状况，看不出日本已经处于需要大量进口的前夜。但是，其后的27年，净进口量却上升到每年2800万吨。依赖进口的程度，1950年进口量占消费量的25%，1985年上升到70%强，其后大致保持这个水平。进口所占比例的增长，主要出现于1960～1975年期间。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粮食消费量之所以持平，是由于收入的增长，不再导致畜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
90年代中期的中国，可能类似于60年代初期的日本。粮食的产量从1990年到1994年没有大的起伏。小麦和玉米略有增产，水稻（产地集中在工业化最快的中国南方）减产却超过了8%。 如果按照现行的政策继续推进工业化，特别是加强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化，小麦和玉米的生产可能很快就会步上水稻的后尘。
中国粮食缺口的扩大，可能比日本更快。第一，中国难以从海洋获得更多的水产品。因为，如果中国要从海洋得到与日本相同的人均水产品数量，需要全世界目前1亿吨的海洋年捕捞量。第二， 日本不像中国，没有城市与工业向农业争夺灌溉用水的局面。由于地下水抽用量的减少和城市与工业用水量的增加，今后几十年中国粮食产量的下降可能比日本更快。第三，中国开始快速工业化的时候，粮食单产已经远远高于30多年前进入同样时期的日本。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的单产潜力，看来要远低于日本快速工业化的阶段。
日本的粮食产量从1960年开始下降，大约每年下降1%， 迄今总共下降32%左右。保守的估计，到2030 年， 中国的粮食产量至少将下降1/5。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收获量将从1990年的3.4亿吨（这个数字只包括大米、小麦、玉米三种作物，而且水稻产量是以去壳米计算），下降到2030年的2.72亿吨。
对于中国粮食需求的预测，有两种方案：一是需求的增长只是来自人口的增长， 而人均的消费量（包括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保持在300公斤左右。二是膳食结构继续改善，人均消费量于2030年达到400 公斤（相当于目前的台湾）。按前一方案，2030年粮食缺口为2.07亿吨；按后一方案则缺口高达3.69亿吨。
1994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从基本自给自足转变为越来越依靠进口粮食。1994年初，中国还出口相当多的玉米；到夏末，政府禁止了玉米的出口。在经历了过去20年少量净出口和进口的波动之后，中国可能开始持续扩大粮食的进口量。在1993/94营业年度，中国净进口粮食800万吨左右。估计在1994/95年度净进口将达1600～2400万吨。但是，这还没有完全反映粮食平衡的变化，因为中国为了抑制物价的上涨还动用了大量的储备粮。有报告说，储备粮从1993年10月的4000万吨下降到1994年末的2600万吨。除非重新增加储备粮，否则抑制物价上涨将更多依赖于进口。
（二）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
1990～1994年，中国粮食收获面积从9080万公顷下降到8570万公顷，4年下降5.6%；同期人口增加5900万（4.9%）， 从而导致人均粮食收获面积减少10.5%。
日本的粮田从1955年到1994年减少52%，大约年均减少1.4%。 韩国的粮田从1965年到1994年减少46%，年均减少1.2%。台湾与之类似，1962～1994年减少42%，年均减少1.2%。 这三者粮田总和的峰值是1956年的790万公顷，到1993年下降到410万公顷；37年下降48%，平均每年减少1.2%。日本、 韩国和台湾在加速工业化时期出现的耕地大量减少的事实，不仅表明它的不可避免性，也表明中国要防止类似的情况，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有极大的难度。
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经人口稠密的国家，至少有四种趋势导致粮食收获面积的减少：一是耕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包括修建工厂、住宅和道路。二是由于肥力低或地块小而放弃一些边际耕地。三是降低复种指数。四是由于收入增加驱动的对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及其价格的上涨，农民把粮田改种收益更大的作物。
在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和在农业一样，需要土地。中国目前有8亿劳动力，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把1亿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广义的工业部门，一个工厂容纳100人，得建立100万个工厂。每个工厂要有仓库和支线道路，而且工厂要建在人口多的地方，而人口密集的地方正是耕地的所在。
住房需求也耗用耕地。1990～2030年增加4.9亿人口， 按五口之家计算，要增加9800万套住房，不论是独门独院还是公寓都要使用大量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耕地，何况富裕还促使人们扩大居住的面积。
提高复种指数，是亚洲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台湾的复种指数于1964年达到190%，日本于1960年达到133%，韩国于1963年达到145%。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台湾的复种指数于1993 年下降到123%，韩国于1992年下降到108%，日本于1988年下降到103%。 中国的复种指数首次于1978年达到150%，1992年又上升到156%。中国可能已经到了工资提高从而导致复种指数下降的转折点。1990年到1994年之间，粮食收获面积下降5.6%，可能意味着复种指数正在接近高峰， 随后出现长期逐渐下降的局面。
由于新鲜水果和蔬菜需求的增长，1970～1994年，中国的菜地面积从270万公顷增加到870万公顷，增长了两倍多。
如果中国基本上继续走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道路，如果粮田继续减少，中国到2030年大约将减少一半的粮田。如果人口在今后40年增长4.9亿，则人均粮田将从1990年的0.08公顷下降到2030年的0.03 公顷。如果粮食收获面积在1990年到2030年期间没有变化，仅仅由于人口的增长，中国的人均粮田也将从1990年的0.08公顷下降到2030年的0.06公顷（即0.9亩）。
（三）淡水资源短缺将更加严重
迄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供应超过5 亿人口的需求。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灌溉面积的扩大，人民的富裕，和工业化的进展，水的用量增长了5倍，供求平衡出现了严重问题。 水资源不足成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比耕地更大的一个难题。
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灌溉面积从大约1700万公顷扩大到4700万公顷。其中，1950～1977年每年增加灌溉面积超过100万公顷， 人均灌溉面积从0.03公顷增至0.05公顷；1977～1991年每年只增加17万公顷，人均灌溉面积回落到0.04公顷，略低于世界的人均灌溉面积。迄至1970年，灌溉面积的增长大部分来自建立大小水库利用地表水；其后则主要靠抽取地下水。目前有200万口左右的水井，为农田提供灌溉用水。 灌溉使复种指数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种年代可能即将结束。有的研究还指出，目前一些灌溉耕地的供水已不足以达到最好产量。河北、河南、山东和陕西的灌溉用水尤为不足。最为严重的陕西，全省有1/10的农民面临饮水短缺，有1/4 的灌溉耕地在生长季节不能保证水的供应。由于农业用水的不足，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仿效北京郊区农民的做法，改种用水量少的作物。
由于农民抽用地下水与日俱增，导致地下水水位的急遽下降。陕西西南部的地下水位大约已经下降70米。中国北部地面沉降的面积已经相当于匈牙利的国土面积。地下蓄水层有两大功能；蓄水和输水。两者都重要，而两者都会受到过量抽水的损害。遗憾的是，对于蓄水层逐渐耗竭的长期地质后果，人们还缺乏认识。地下水的不足，意味着或是提高水的利用率，或是改种用水少的作物。例如，在种小麦的双季稻的中国中部和北部，可能要改种用水少但产量低的高粱或小米。这种转变可以制止地下水位的下降，但与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需求则是背道而驰。
（四）粮田单产难以大幅度提高
粮田不能扩大，未来粮食产量的增长只能依靠提高土地生产率。因此，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农民能否迅速提高单产，达到足以弥补耕地减少的程度。最近4年的情况表明，中国的农民没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民在二三十年前所未能做到的那样。
在中国粮食年收获量3.4亿吨中，大米、小麦和玉米大约各占1亿吨。从50年代以来， 中国土地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时期。 从1950年到开始改革的1978年，是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单产提高，主要来自扩大灌溉面积。1978年以后，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单产猛增，粮食总产量从1977年的1.99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3.06亿吨，7年中增长了5成多。这种惊人的增长，主要来自化肥使用量的增加。
30年前，中国大米的单产不及日本的一半，但是在90年代初期已相差不多了。如果中国的粮田面积由于税收的原因少报了，则单产是多算了，给提高单产留下更大的余地。1994年秋，国际水稻研究所宣布，他们开发的新品种可以比现有最高产品种增产20～25%。如果这项成果在中国得到成功的推广，最大的增产理论值为25%，将使大米的产量增加3000万吨，相当于今后40年预计需求增长量的1/10。
中国小麦的单产，从1975年的每公顷1.64吨，提高到1984年的2.97吨，上升81%。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只提高17%，达到1994年的每公顷3.48吨。由于产麦区灌溉水的不足，提高产量将越来越难。
中国玉米的单产，近几年迅速提高。但是，仍然不到美国单产的60%。这个差距还会有所缩小，不过很少国家能够达到美国玉米带的产量，因为那是得天独厚的地方。
中国在1950～1977 年期间， 单产翻了一番，关键因素是扩大灌溉面积加上选用水稻和小麦的高产品种，如同亚洲其它国家那样得益于绿色革命。在1977～1984 年期间，粮食单产提高62 %，每年平均提高近7.1%。7年之间，每公顷产量从1.1吨提高到1.3吨。这是由于农村的经济改革，激励农民大量增加化肥的使用量。从1984年到1990年，单产每年增长近2%；但是，1990～1994年，单产每年只增长0.7%。从1950年到1994年，中国粮食单产增加2.7倍， 表明中国在开发利用各种作物提高单产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果有成功的新技术（如国际水稻研究所宣布的新品种），它们肯定会为中国提供相当的增产机会。但是，除非技术上有新的突破，单产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增加。人们曾一度希望，生物技术会像传统的植物杂交技术那样，培育出新的高产品种。但是，20年过去了，生物技术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种粮食作物的大幅度增产的新品种。（国际水稻研究所宣布的新品种，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植物杂交技术）。
中国目前的化肥用量居世界首位，于1986年超过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美国。1994年，中国化肥用量为2920万吨，美国只用1850万吨。美国的化肥用量于1977～1981年达到顶峰，平均每年使用2100万吨； 1992 ～1994年平均每年使用量为1840万吨，下降了1/10强。 经历了半个世纪持续增加化肥用量之后，美国农民越过了化肥报酬率的递减点。
60年代初期，中国的化肥用量不到100万吨。随后缓慢增长， 直到1978年。1977～1986年化肥用量增加两倍，导致这一时期粮食的大增产。其后虽然又多用1000万吨化肥，但是增产的效果不太显著。美国粮食产量与化肥用量的比例大约是15比1；中国目前接近于11比1，这表明中国的化肥用量也已经接近报酬的递减点。
中国的粮食单产，在今后几十年中肯定还会继续提高，但是，看来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过去几十年在提高单产方面起关键作用的灌溉水和化肥两项投入，看来不会大量增加，而灌溉用水则非常可能减少。
（五）进口粮食面临激烈的竞争
中国如果延续现有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保持高速的工业化进程，粮食的进口在本世纪末就可能达到空前的水平。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的粮食？世界上有没有足够的出口粮食？
1994年，中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 亿美元， 对美国的顺差接近300亿美元。1994年小麦或玉米的价格，大约是每吨150美元，进口1 亿吨需要150亿美元。即使粮价翻一番，光是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中国就能买下美国的全部出口粮食。
更难的问题是：谁能供应两三亿吨的粮食？答案是谁也不能。没有任何一个出口国，甚至所有的出口国加到一起，可能扩大出口以满足如此庞大的进口需求，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粮价上升，消费和进口下降，同时刺激生产和出口，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1950年，在世界的七个区域中只是北美有大量的粮食剩余可供出口。但是，北美的2300万吨出口，被西欧的2200万吨出口所抵消。亚洲也开始进口，但比欧洲少得多，只有600万吨。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到1990年，主要的出口仍然来自北美（1.1亿吨）， 主要的进口地区则是亚洲（8100 万吨）。 拉丁美洲从略有剩余变为净进口1000万吨，买方是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其它小国，超过了阿根廷的出口量。这个时期，东欧和前苏联突然成了大量的进口国，非洲也是如此。1990年的进口量，前者为3500万吨，后者为2500万吨。西欧从开始工业革命到1970年，都是粮食净进口。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止，提高单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补贴对产量的刺激，在80年代粮食生产超过了消费，1990年净出口量达2700万吨。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弥补缺口的可能前景，需要分别考察各个主要出口国的状况。澳大利亚的年出口量大约是1200～1500万吨，通常不超过此数，有时由于严重干旱而下降很多。如1994～1995 年只出口600万吨。在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澳大利亚的粮食单产和总产都提高不多，过去的40年中单产只提高5成左右，甚至比非洲都提高得少。 由于澳大利亚是半干旱或干旱的国家，不可能像许多国家那样提高单产一两倍。
加拿大的情况与澳大利亚有些相似。大部分粮食产自大草原的北部区域，不仅像美国大草原那样雨量少，而且冬天严寒，生长季节短。美国大草原区域的农民大量种植冬小麦，而在加拿大的大草原只能种植低产的春小麦。由于没有美国玉米带那样丰沛的雨量，加拿大粮田通过多施化肥以提高单产的潜力有限。几年前加拿大培育成功能生产优质食用油的油菜籽，并把这种植物油命名为“加诺拉”（意为加拿大油）。为了满足国际市场上对加诺拉的猛增需求，加拿大农民把麦田改种油菜籽，在1990～1994年期间，小麦产量下降1/5，加诺拉的产量则几乎增长了两倍。1994年加诺拉的产值赶上了小麦，这也许标志着小麦不再作为加拿大的主导作物，而且全球性的需求还将推动加诺拉产量继续攀升。
阿根廷作为传统的粮食出口国，也面临着粮食和油料作物之间的矛盾——大豆与粮食争地。但是，在粮食出口国中，阿根廷尚未使用和充分使用的生产潜力最大。如果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重税，阿根廷也许可以使它的出口量从最近的每年1000～1200万吨翻一番。可是，对于预期的中国需求，这么大的数目也显得小了。
如果价格上涨到足以补偿欧洲的农民，欧共体会改变它的统一政策，使1995年留出的12.5%的粮田恢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能够以相当于近几年的水平继续出口粮食；否则，随着高支持价格的取消，西欧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从而减少可供出口的余粮。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目前还进口大量的粮食。但是，一旦粮食生产得到恢复，仍然可以出口粮食。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口都已经趋于稳定状态，至少能出口适量的粮食。这种出口潜力，将会部分满足库尔斯坦、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斯坦等亚洲共和国的需求。因为，这些国家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印度，加上水资源稀缺，粮食缺口的扩大看来不可避免。
泰国是传统的大米和玉米出口国，近来由于人口增长和畜产品需求的增加，已经不再出口玉米。大米的出口还会保持一个时期，出口量大致是目前的每年500万吨的水平。
美国是唯一能够生产和出口更多粮食的主要粮食出口国，但是，它的潜力并不像一些人所设想的那么大。1994年，根据商品供应管理计划，美国的全部休耕粮田都恢复投入生产，即使是这些耕地加上记忆中的最佳年景，世界的粮食储备量仍然下降。另一批可能使用的储备耕地，是保护储备计划中的1400万公顷耕地。它们大部分位于西部平原的小麦生长区，典型的产量是每公顷2.5吨，而美国西部玉米地的产量为每公顷8吨。在保护储备计划的土地中，一部分非常容易受到侵蚀，只有采用适当的作业，如尽量减少耕作、实行作物轮作和采用其他保护土壤的方法，才能持续生产；一部分土地容易侵蚀的程度，严重到唯有种草放牧才能持续使用。
在美国，关键的问题是：将有多少可利用的耕地？在更长的时期将有多少可利用的灌溉水？据美国农业部资料，美国的灌溉地中大约有21%是以地下水位的下降为代价。由于水的需求已经与蓄水层的持续产量出现差距，加上奥加拉拉蓄水层开始缩小供水能力，美国近几年灌溉面积的扩大已经明显减缓。至于耕地，1990～ 2030 年预计美国人口增长9500万，38%的人口增长意味着部分耕地的流失，也意味着7600万吨（以人均每年消费800公斤计）粮食需求的增加。这样， 扩大出口将更加困难。（注：在1995年初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全国性会议上，康奈尔大学的大卫·彼门托表示，今后60年内，美国大约有4800万公顷农田将变为城市，人口又将增加一倍，可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将进一步减少，导致2050年美国将不再成为食品输出国，因为所有食物都将用于喂养美国自己的人民。他还认为，生产成本最为昂贵的肉类和乳制品将不再像如今这么普遍，美国人将把收入的15%用于食物；美国人现在食谱中动物食品占31%，到2050年将降至15%，余下的85%为植物食品。）
估计美国长期的出口潜力，不能不考虑出现另一个甚至一系列类似1988年夏季的可能。由于1988年夏季的酷热和干旱，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粮食产量低于消费量。幸亏当时美国有巨额的粮食滚存量，靠它满足了120多个粮食进口国的部分需求。可是1995 年的世界粮食滚存量已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粮食储备量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倘若美国又出现一个类似1988年的夏季，将会立即造成世界粮食市场的混乱。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土地生产率还会提高多少？小麦单产的提高，过去10年中已经明显减缓。玉米单产继续上升，但正在接近难以持续增加的水平。总之，如果产品有市场，美国农民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能够使粮食产量略有增加。
不仅中国面临大量进口粮食的潜在需求，许多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印度、孟加拉、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西和墨西哥等10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光是考虑人口增长而膳食结构没有变化，一些国家的粮食需求就要增长一两倍。预计人口增长两倍的有伊朗、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增长近两倍的有巴基斯坦，增长一倍的有孟加拉和埃及。这些国家几乎全都面临耕地和水的限制，其中有些国家还十分严重。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假定他们的粮食产量都能增长5成甚至更多，其中一些国家还能增长一倍以上，但是，预计的缺口仍然很大。1990年这10个国家的粮食进口量为3200万吨（略多于日本），到2030年可能增长5倍，达到1.9亿吨，相当于1994年世界粮食的出口总量。
这些预测表明，即使中国不变成进口大国，世界各国进口粮食的竞争也将大大加剧。它还表明，世界粮食市场即将从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本世纪中叶以来，出口商总是在争夺市场，因为市场总是不够大。不仅出口商面对买方市场，出口国之间也有激烈的竞争，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粮食的实际价格。这种情况，从本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除了70年代中期短暂的例外，小麦和大米的实际价格不断下降。这为摆脱饥饿创造了理想的环境。遗憾的是，即使这样，世界的饥饿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
如果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进口国会立即发现他们自己需要为永远不足的粮食供应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世界之中，短缺的策略将取代剩余的策略，带来一些国家为试图控制由通货膨胀引起的食物价格上涨而禁止粮食出口的危险。
（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粮食的总产量势将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的失败，而是来自工业的成功。中国在转向世界市场寻求食物的时期，恰好遇上世界对食物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可持续生产发生冲突的时期，不是中国的过错，而是历史的偶然。
但是， 中国仍然有许多路子， 可以减少对进口食物的依赖程度。
一是在达到2045年计划的16.6亿峰值之前使人口稳定下来。在中国人口年龄分布中有两个数量较少的年龄段：一为30～34岁年龄段，这是1959～1961年饥荒的结果。二为数量更少的10～14岁年龄段，这是70年代中期实行计划生育对于饥荒年代出生而达到生育年龄的人口所产生的后果。倘若现在就在少数民族中同样推行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倘若今后在全国坚持并强化计划生育，特别是在1975～1986年出生人口达到生育年龄时仍然坚持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则人口可在达到较低的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二是改变工业政策以节约耕地。目前，中国单纯采用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如强调发展以汽车为中心的运输系统。1992年中国销售汽车、卡车等120万辆，预计2000年达到300万辆。中国机械工业部计划，单是小汽车每年产量就要超过350万辆，其中2/3出售给私人。 中国的汽车拥有量已从1990年的115万辆增加到1994年的185万辆，计划 2010 年达到2200万辆。这样规模的汽车拥有量，需要数以百万公顷计的土地用于建造道路、加油站、停车场的网络。中国完全可以另辟途径，发展货运和客运的全国性铁路运输系统，既能达到先进的水平，又能节约大量的耕地。在客运方面，日本和荷兰高度发展的“自行车—火车”交通系统，是适合中国的一种模式。
三是大力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首先要弄清地下蓄水层枯竭的范围，在此之前，还必须及早建立水市场，实行足价供水，取消导致浪费的各种补贴。北京的水资源缺乏已经危及城市的未来发展，可是居民用水却只付实价的一小部分。按足价供水，还可以鼓励采用节水技术，推动新的节水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为了避免水资源的严重短缺，全世界需要像70年代中期投资于提高能源利用率那样，投资于提高水的利用率。
总之，正像我们研究所在《1995年世界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将不可能沿着迄今所走的任何发展道路长久走下去。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一条新的道路。”“虽然这是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经做好了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学和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制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和火药的国家，如今可能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于西方。如果成功，中国可能成为世界其它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林自新 翻译整理）
注释：
〔1〕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 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的邀请，于1995年7月23日至25 日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在世界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分别组织的两次研讨会上，布朗简要介绍了他对中国粮食前景的观点，并与中国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布朗还同中国专家进行了小型座谈。由于时间短促，双方都是言犹未尽。布朗在离京时留下了他即将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唤醒小小的星球》的书稿。现将布朗对我国专家所提问题的阐述，加以综合整理，希望引起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