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悲剧的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缘由论文,后期论文,悲剧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是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即7 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8月2日至16 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即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前进。因此，会议前期总的来说，气氛还是轻松活泼的，尽管有些同志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但许多人还是对前一时期的工作坦率谈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也曾表示，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然而会议后期（即7月23日至会议结束）， 由于彭德怀的直言上书不能为毛泽东真正理解，招致了一场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由此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使会议从纠“左”转向了反右倾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党，造成中共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很值得思考的悲剧。
一、从纠“左”转向反右倾的起因
庐山风去突变，会议形势急转直下，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直言上书是个直接起因。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通过参加小组会的发言和讨论，感到会议对“大跃进”以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特别是有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同时他又感到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问题的空气不是很浓，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11日晚，当周小舟到彭德怀处交换意见时，彭表示要给毛泽东写信。周支持地表示，可以去找毛泽东直接谈谈，反映一些具体情况，还建议彭把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送毛泽东参考。彭则说，我同别人谈话，总是谈不完全，言词生硬，容易顶撞人。经过反复思考、酝酿，彭还是决定写信。7月13 日晚写好信，14日晨就送给了毛泽东。
彭信分甲乙两部分。甲部分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道：“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发生了比例失调”；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彭的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信的乙部分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指出，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的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并进一步说，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第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随着发展起来。产生这种浮夸风的社会原因，值得研究。第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把本来需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他认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信的最后部分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
这封信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正确的，没有过头之处，没有夸大之词，没有一点恶意。事实上，它对1958年以来存在的问题和工作错误的批评在言词、语气上远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要缓和得多。今天看来，这一片忠言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感。这封信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它还是在基本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出意见和分析的。但从程序上看，彭德怀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无可非议的。
由于彭德怀的信陈述并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缺点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并在提出具体批评的同时触及了“左”的指导思想，这就为毛泽东所不能接受。7月16日， 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与会同志讨论。同时，在政治党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于是会议迅即转向讨论彭德怀的信。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与会者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认为虽然个别用词或提法尚需斟酌，但信总的精神是好的。
在7月19日的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黄的话不多，主要谈了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在其它场合向中央领导同志呼吁，再不要运动啦，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完成了，还要搞运动干什么？这个‘台风’再也刮不得了呀！周小舟发言结合湖南的情况谈到得失问题时说，总的来讲得大于失，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但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以区别。他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总结经验，不仅不会泄气，反而能够鼓舞干劲，因此他主张会议把缺点讲透，否则是难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长达3个小时的中肯、坦率、明确、实事求事的发言，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首先就大跃进以来我党所犯错误以及所犯错误的理论、思想根源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在重点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时，指出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张闻天就彭德怀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彭的信提出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10年，彭说1 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彭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可以看出，张闻天是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的。
对彭信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同志，发表的意见也很尖锐。在这赞同与非难两种观点尖锐对立的时刻，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进攻，是反对总路线的，是针对“五面红旗”的。因此，他很难接受和容忍彭德怀等人的这种“攻击”，决心进行“反击”。从而庐山会议风云骤变，一场错误的批判彭德怀等人的运动，由此开始。
二、对彭德怀等人“批判斗争”的升级以及反右倾斗争的开展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开展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8月2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讲，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明显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 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风也没有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毛泽东的讲话规定了全会的主题，并为错误地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反党集团”定了调子。
从8月3日至10日，与会者分成三个大组，按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的基调，分头对彭、黄、张、周等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展开了“揭发”和“批判”。其间，有关负责同志向未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介绍了彭等“发难”经过及进行“反击”的情况。
大会、小会上进行的无休止的“政治批判”和组织追查，火气越来越大，纲越上越高，这时已全然看不到平静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影子。8月10日， 毛泽东在安徽的一份材料上针对彭张等人写了一段批语说：“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为他们的花言巧语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同日，毛泽东在另一个文件上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各省也有。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8月11日，毛泽东再次讲话，他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 讲了二十个问题，分析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说他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把彭德怀的襟怀坦白武断地指责为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
在追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所谓非组织活动时，比较集中地是要他们交代如何把锋芒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如何阴谋篡权。当有人反映彭德怀等曾议论过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不够，民主生活不正常，特别是主席不大容易听得进大家意见，有些像“斯大林晚年”时，毛泽东对此更是非常认真对待。8月15日， 毛泽东在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上特地写下一段批语回答上述议论：“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 ‘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派朋友。”很显然，毛泽东这一批语是指责彭德怀等不能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复杂心态。
面对不断的追逼围攻，彭、黄、张、周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并且，为了顾全大局，违心地作了一些检讨。黄克诚被迫承认自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主张人民公社迟办一点也可以，对社会主义建设“怕急、怕猛、怕有副作用”，并承认这些是“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思想在头脑中的反映”。周小舟尽管对许多事情想不通，但也被迫承认自己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张闻天被迫检讨多次，仍不能过关，但却在千钧压力下，十分痛苦中表现了极大的坦然。他虽然承认发言中谈到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时，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对他7月21日的长篇发言并不后悔。 仍在思索健全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如何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问题。
与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有的地方也开始进行“反右倾”斗争。山上山下，会内会外，互相影响，交错升级。8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学员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辩论的材料上批示：“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庐山会议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所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人也比江西党校较少。”毛泽东要求“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办一场……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做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意义。”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断定“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因此，对右倾思想、情绪、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右倾。8月9日辽宁省委作出了“反右倾”部署并很快上报中央，毛泽东看到后于8月12日作出批示说，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 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8月14 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和辽宁省委的报告。
8月16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 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为题，对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性质作了错误的结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依据这种看法，毛泽东把党内在对工作问题上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片面而不加分析地上纲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看成是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搏斗，从而导致建国以来首次出现的党内斗争扩大化。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一次重大升级。
同日，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几项文件。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在决议的号召下，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被错误地推向全党。
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黄等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还毫无根据地追逼彭德怀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同时，还给他们加上其它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这样，经过党中央一系列的部署，庐山会议后，很快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判与打击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斗争，致使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长时间蒙上了不白之冤。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三、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悲剧性后果
庐山会议是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次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也可以说是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一次明显的失误。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过火的、非理性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到山下，并发展成为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即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非但未能得以彻底纠正，反而发展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是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给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事业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斗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因此会议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错误地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坚决斗争的口号。这一系列错误影响极为严重深远，以致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揪党内一小撮”等等谬论，都与它一脉相承，有历史渊源。
其次，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从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初期，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有着民主、团结的优良传统，而庐山会议在这方面却是个大倒退。它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和个人决断的方法压制不同意见，造成党内关系紧张，民主空气薄弱。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有一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因为对“左”的做法持有异议或保留意见，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益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却进一步升级，加重了“一言堂”和家长制等不民主作风的泛滥。这种情况后来给中央在决策上和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更为严重的失误。
其三，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我国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继续膨胀、蔓延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重新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庐山会议把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一些正确措施，又当成右倾错误来批判，同时把“大跃进”中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而且更加系统化，更富政治色彩。例如竟然讲“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主张“趁穷过渡”，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都是在“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作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的。特别是在反复宣传当前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之后，纠“左”不仅事实上完全中断，而且从此成为天下之大讳。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荒谬做法畅行无阻，比195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蛮干硬拼的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元气大伤，险象环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国家陷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庐山会议距今已过去35年了，人们对那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政治斗争至今印象很深，它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庐山会议后期在反右斗争决策上的失误所带来的教训，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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