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行论文,体系论文,金融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投行的设立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向着更均衡、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金融危机频发，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危害极大，国际金融秩序逐渐进入大挑战、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新阶段。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剧烈波动，这再次印证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脆弱性，也凸显了加强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协调、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重塑国际金融秩序的必要性。 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肇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体系的固有缺陷和不足日益暴露。一方面，该体系不能充分反映各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变化，尤其是未能及时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现实，发展中国家群体话语权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元霸权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所极力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缺乏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只能陷入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 我国金融业过去主要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和遵循者，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缺少话语权。随着金融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国际地位提升要求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指明了方向。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是中国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设性举动。 2016年1月16日，由中国首倡并经过两年多时间酝酿的亚投行正式开业运营。它是由中国政府主导建立的一家新型政府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重点是支持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既是源于外部经济发展层面的客观需要，也有中国自身实力使然的内部动因，更有国际金融的旧体制本身已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的深层次原因。 (一)亚洲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客观资金需求 亚投行的问世，主要缘于亚洲广大地区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巨大而外部供给不足，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和资金缺口。亚洲拥有全球六成人口，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由于缺乏建设资金，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的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不仅可以降低地区间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输出的便利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吸引社会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10%，GDP将增长1个百分点。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①欧盟和北美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实践证明，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带来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因此，要缩小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实现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重要的突破口和主要路径。 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预算、传统的私人投资部门、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和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提供的贷款，现有的融资额度很难满足亚洲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的需求，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报告，2010-2020年，其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年均需求额将达到8200亿美元，其中，成员国自身能够提供大约4000亿美元，世界银行、亚开行等现有国际性开发机构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大约能为成员国提供不超过200亿美元的贷款，资金缺口接近4000亿美元，远远无法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需求。②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创建一个专门为基础设施投融资服务的平台，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动员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开展定向投资，能够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观动因 伴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内外呼声均要求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经历3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和世界经济格局。2010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实现从净资本输入国向净资本输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的发展将对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也意味着中国将肩负更多的责任。世界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对亚洲的社会经济建设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亚投行的设立，正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经济地位提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步骤。 基础设施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国具有充分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在钢铁、玻璃、化工、通信、工程机械、高铁等领域具备了相当的优势，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已过、房地产进入去库存期的背景下，我国如何让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反，由于历史因素，亚洲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工业制造能力也急需再提升，对国际产能合作抱有渴望。如能将我国在资本、技术、装备、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与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劳动力等优势相结合，从而推动其工业现代化进程，则既可以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并完善自身工业体系，让其分享到中国发展的巨大红利。通过创立亚投行为亚洲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搭建桥梁，在实现自身经济转型的同时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此外，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我国拥有充沛的资金实力创建并维系亚投行的正常运作，亚投行的设立也有助于破解我国外汇储备低收益的困境。我国连续多年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③虽然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资产，但投资领域和渠道较为狭窄，一直受投资净值负收益问题的困扰。④中国对外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承受着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通过亚投行开展区域内及跨区域的金融合作，将我国持有的低收益美元资产转换成区域内高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收益，也有助于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在需要 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来自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能充分反映各国经济实力增长变化，已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保持了较快的发展态势，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构成发生重大的逆转。就我国而言，随着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我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也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但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决策权和投票权与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严重不匹配，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无论在世行还是亚开行中都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和权力，这些机构均由美国或日本把持。近年来，尽管国际社会对于旧体制的改革呼声高涨，然而受制于旧机构本身僵化的决策机制以及一些国家的反对，改革进展十分缓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例，2010年IMF即已制定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让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跻身为前10大股东，但遭到IMF的最大股东美国特别是其国会的长期反对，在经历长达5年的拖延之后直至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才最终通过了改革方案。⑤正是由于这种僵化、不利的金融环境，我国才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亚投行的创立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现有金融机构和金融秩序存在弊端而改革进展迟缓的一种必然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反而能够从外部推动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 二、亚投行引发的外部争论 作为第一家由非发达国家主导成立的新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亚投行所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超出基础设施投融资本身，承载着超出其自身设计范畴的来自国际社会的众多期望。刚刚起步的亚投行面临着诸多的质疑和挑战，国际社会正在以不同寻常的眼光聚焦亚投行的一举一动。⑥作为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有益尝试，亚投行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此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⑦ (一)亚投行是否会颠覆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外界首先质疑的是亚投行成立的必要性。在已有世界银行、亚开行这类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的前提下，中国牵头创立一家新的开发金融机构是否仍有必要?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竞争还是相互补充?亚投行是否表明其倡导者中国不接受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亚投行的问世是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制度革新还是完全颠覆? 从业务范围上来说，亚投行与现有全球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但更多的是互补。⑧与现有机构不同，亚投行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基础设施投资是世界的一个“短板”，却是中国的“长项”，在这方面我国不仅有资金优势还具有丰富的建设经验。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然而仅凭现有的国际金融开发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亚投行的成立能够弥补现有机构的资金供给不足和职能缺失，有助于打破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瓶颈，无疑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基本按照西方国家的规则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亚投行的设立反映出经济实力增强的中国试图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谋求更多话语权及尝试对旧有金融秩序进行修正的强烈意愿，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有益尝试，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建设性举动。⑨亚投行的成立并不会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构成颠覆性的挑战，相反，它将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地区和全球发展议程也会形成强有力的推动。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导的亚投行，将会提升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为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注入新的活力，是对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增量”改革。正如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所言，亚投行是对现有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的补充而非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非颠覆。⑩ (二)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政治工具 外界对于亚投行可能是中国对外扩张的工具并借以实现“不可告人”目的的臆测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是明显不成立的。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机构，亚投行无关战略影响力方面的竞争，更不会影响地区国家的外交决策。亚投行的基础设施贷款与中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后者则具有相对浓厚的政治意味。我国在提出创建亚投行之前就强调，亚投行是一家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而非发展援助机构，亚投行将坚持商业化的运作规则，并要求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虽与我国存在领土争端，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加入亚投行以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目标。亚投行也并非亚洲唯一的多边银行，各国的外交战略不会因可能的低息贷款而受到实质性影响。 作为一家拥有57个成员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事实上也显著区别于主权国家，它并非中国的“一言堂”。如果中国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来达成政治目的，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机构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没有必要费力成立一个新机构并且主动邀请美、澳等西方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当然，亚投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定位于亚洲落后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类项目不仅具有建设周期长、融资额度大、盈利不确定等特征，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开发性援助意味，有别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投资行为。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如果仅将收益回报作为项目投资主要的考虑因素，可能导致一些经济发展落后、政局不稳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项目投资，这与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初衷相悖因此，如何去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在赋予亚投行更多独立性的前提下有效地管理一家以赢利为目的的多边金融机构，对于我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亚投行是否会动摇甚至颠覆美国的全球领导权 亚投行的设立必然引发有关中美关系的热烈讨论。与英、法、德、意等欧盟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相比，同为G7成员的美国、日本却并未加入亚投行；而且，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亚投行充满疑虑，日本则选择与美国同步并一起抵制亚投行。亚投行之所以引起美日猜疑，甚至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崛起和美日两国相对实力下降这一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外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争可谓由来已久，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对美国经济的主导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令中美经济关系愈发紧张。(11)当然，持此观点的学者往往是以“零和”心态来看待亚投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 亚投行遭到华盛顿的抵制，却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客观上已经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地区或全球领导权的转移，因为中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来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一方面，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外交红利对地区政治和战略格局影响有限，经济外交不足以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事务的主导者。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存在挑战美国的主观意愿。现行秩序的稳定对中国意义重大，亚投行仅仅是中国希望在某些领域能有更多筹码以获取更多话语权和发展空间，不代表其存在挑战美国或领导全球的意图。 以美元为例，其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无可取代。但从长远来看，亚投行的成立将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全球掀起了货币互换的热潮，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签署更加频繁，这种以货币互换网络为基础的金融结构正成为一种新趋势。当前，中国与欧洲、亚洲各国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核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协定货币互换协议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亚投行成立后，不仅可以向亚洲基础建设项目提供美元等外汇贷款，同时也会提供人民币贷款，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推动国际储备向多元化的均衡方向发展。 三、亚投行对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积极影响 (一)弥补全球金融治理产品的供给不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漏洞和不合时宜之处在世人眼中暴露无遗，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不过，国际金融改革进度之慢也超乎想象，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亚投行之所以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新动力与新力量，是因为既有的治理体系力量的发挥边际已经趋于极限，而既有的权力中心又无力提供更多的新产品以应对新的挑战。中国牵头设立亚投行弥补了这一缺漏，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物品，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为多边体系注入了新的思维，是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及时补充。 基础设施本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在促进地区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进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提升等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是亚太地区的优先议题。然而，亚太地区大多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亚投行成立后，将陆续通过贷款或者投资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有望在助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作出战略性贡献。 (二)改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 亚投行的成立使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符合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对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贡献。多元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机构有助于改变以往以G7为核心、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一超独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的制度竞争。现有多边机构的对外投资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美日往往依据自身偏好决定资金的具体流向，新兴经济体经常被排除在投资决策圈之外，这种情况可能会因亚投行的出现而被迫作出某些改变。亚投行的建立将对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开发机构形成有效的激励，从而产生数倍于独自行动的功效。 亚投行遵循开放的多边主义，立足于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与传统区域开发机构相比，亚投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成员的广泛参与性是旧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所不具备的特征。亚投行的57个成员，地缘上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五大洲，涉及4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4个G20成员、4个G7成员和全部金砖国家成员。其中，域内成员合计约占出资总额的75%，合计拥有75%的股权；域外成员合计约占出资总额的25%，合计拥有25%的股权。作为亚投行的倡导国，我国目前在亚投行中虽然拥有29.78%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但并不具有否决权；金砖五国合计拥有48.45%的股权，远高于其在世界银行的14.03%；而欧洲国家则拥有20.34%的股权。依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亚投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决策需要2/3成员国同意和75%的投票支持。而董事会则由12名成员构成，其中9名成员来自域内，3名成员来自域外。(12)亚投行在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方面的上述创新，可以说是开创了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新起点。 (三)重塑国际金融治理规则 现有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的政策理念一定程度上都是“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外化和延伸，(13)而华盛顿共识则是美国标准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具体体现，是美国国内权力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自然延续。(14)其政策焦点多集中于公共政策领域，诸如加强财政纪律、税制改革、利率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部门，无视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资金的迫切需求，并基于上述政策焦点而为贷款设置各种苛刻的条件，其做法早已在国际社会引发诸多批判。(15) 自2012年首次阐释“中国梦”以来，习主席在各种国际场合反复阐释“亚太梦”“非洲梦”“拉美梦”“世界梦”等，有力地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北京共识”强调应树立新型的“义利观”，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亚投行旨在帮助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改善民生，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加速金融民主化进程，解决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障碍，是“北京共识”和中国发展模式为主导的全球化路线的一次成功尝试。 亚投行能够成为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发展的新动力，尤在于其治理理念和规则层面的制度创新。中国提出亚投行的核心理念是廉洁、精干、绿色，这无疑是对现存国际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相对冗长的决策程序和臃肿的机构设置的一种革新，是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正能量，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倡议。例如，亚投行设立无报酬、非常驻董事会来对银行运作加以监管的做法符合多边机构治理精简、高效的原则。亚投行塑造的新规范亦有可能产生“传导效应”，成为其他多边金融机构改革的催化剂。 四、亚投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迄今为止，亚投行无疑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下一步其能否得以良好地运营和发展，尤须注意如下方面： (一)构建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作为一家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既要学习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经验，又要吸取教训、取长补短，有所区别、有所创新，作出合理的设计并根据实际效果及时进行调整。如何在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平衡众多成员的诉求是对中国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能否建立一套包容、透明、公正和高效的良性循环的治理结构，也是亚投行能否持续稳健发展的关键。 所谓包容，就是海纳百川，不断吸收新成员，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我国倡议建立亚投行的初衷，是追求包容合作而非封闭对抗，这与同一时期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形成了鲜明对比。亚投行应继续坚持开放性的多边主义，争取吸纳更多的成员，积极开展与其他多边机构的交流与合作。(16)所谓透明，就是使亚投行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一切成员和利益相关方的监督。这种设计理念和实践路径有助于增信释疑，减轻个别国家或组织对亚投行的“敌意”。所谓公正，不仅体现在亚投行实行的是一种没有否决权的治理结构，也在于实际开展业务中在项目选择、贷款条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客观公平。所谓高效，就是要改变现有机构普遍存在的决策拖沓、机构臃肿的弊端，贯彻精简、绿色原则，对机构进行合理设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处理好各种外部关系 亚投行的稳健发展不仅需要妥善处理决策效率与各成员国的平等参与并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还需要协调好与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关系，平衡处理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博弈以及中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竞争。 亚投行在资本构成、治理结构、融资条件等方面较其他机构均有创新，但其本质上是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多边开发机构，在属性上与世界银行、亚开行是一致的。作为这一市场的后来者，亚投行虽然具有前者所没有的比较优势，但在渠道、经验等方面却存在不足，应积极开展与各类多边金融投资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尝试建立稳定的信息共享与交流机制，寻求与世行等机构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亚投行建设成一个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的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 国际舆论大多认为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有益补充，是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增量改革，但也存在将之上升为中、美、日等国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过度解读。尤其是自认为霸权地位可能受到挑战的美国以及控制亚开行的日本，必将以苛刻的眼光对亚投行的实际运营情况持续关注。亚投行应坚持“去政治化”的方向，紧紧围绕为亚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这一经济目的开展业务，以免自身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当然，来自发达国家成员甚至是非成员的监督也并非一无是处。中国此前也经常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但缺乏透明。商业基础上运营的亚投行有助于让中国的发展援助变得正常。 (三)坚持市场化的运营模式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潜力诱人，但风险也十分突出。绝大多数最需要基础设施投资的亚洲国家都存在政治社会极不稳定、法治呈现真空状态、政府决策朝令夕改信用不佳等现象。对亚投行而言，如何控制资金安全风险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运营挑战 亚投行在实际运营中应高度重视融资业务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潜在挑战，在对外投资项目的选择上“戒急用缓”，既要吸取传统开发机构因苛刻的贷款条件和绩效评分机制而导致开发性投资供给不足的教训，尽量满足发展中国家所需开发性投资的可获得性，保障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也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秉承项目的经济合理性，注重环境、劳工等社会敏感问题，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投资项目上考虑周全、慎重抉择。 ①ERIA,The Comprehensive Asia Development Plan 2.0,Available at http://www.eria.org. ②2010-2020年间，亚洲各国总计约需要5.4万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国内新增基础设施建设(约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需求的68%)，2.57万亿美元用于现有国内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更新；需要287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跨境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涉及989个交通运输项目和88个能源项目；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需要7500亿美元。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Infrastructure for and Asiana Seamless Asia,2009. ③根据汤森路透统计数据，中国2014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38430亿美元，占全球的33.6%，占亚洲的53.5%。 ④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持有的对外资产中，低收益的外汇储备资产占到61%，而对外负债中高收益的直接投资占到58%，这导致在国际收支中的投资收益出现了599亿美元的逆差。 ⑤IMF《董事会改革修正案》已于2016年1月正式生效，该修正案是IMF推进份额和治理改革的一部分。根据该修正案，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将从3.8%提高至超过6%(6.071%)，而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微幅降至16.5%，同时保留其否决权。中国投票权由此前的第6位升至第3位，新兴市场话语权大幅提升。 ⑥See Wonhyuk Lim,AIIB Business Strategy Decisions:What It Can Do Differently to Make a Difference,KDI School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15. ⑦对于亚投行设立的质疑大多来自美国和日本。See Eiichi Sekine:Aims and Prospect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Proposed by China，Nomura Journal of Capital Markets Spring,Vol.6 No.4,2015. ⑧Eiichi Sekine:Aims and Prospect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Proposed by China,Nomura Journal of Capital Markets Spring,Vol.6 No.4,2015. ⑨Eugene Beaulieu and Wendy Dobson,Why Delay the Inevitable:Why the AIIB Matters to Canada’s Future,Volume 7,Issue 3,2015. ⑩金立群2015年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的发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171，访问日期：2016年3月6日。 (11)[澳]尼克·德鲁兰尼(Nick perewlany)：《澳大利亚被夹在中美权力争斗的中间》，安一佳译，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4/6198395.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6日。 (1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第5章“治理”。 (13)徐奇渊：《亚投行怎样扎实走好下一步》，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12期。 (14)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trategic Restrains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3. (15)Musta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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