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陆论文,文化论文,钱钟书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3)10-0077-05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状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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