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社会主义最初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个基本事实
毛泽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者。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创者和领头人的毛泽东，其毕生的使命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大背景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他不仅带领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此成功地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且带领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体道路和模式进行了艰苦卓著的探索，奠定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毛泽东建国以来陷入的种种悲剧式错误，都跟这个伟大的探索直接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这些探索是中国人在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方式本身的初次探索（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仅是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探索）当前的改革开放则是继此之后的再次探索。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显然远未结束，今后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第n次的不断探索。初次探索提出来的问题，大都带有贯彻始终的全局性质；继之而起的各次探索，则不外是分阶段逐步解决初次探索所提出来的具体问题。因此，毛泽东这些探索中无论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对我们来说同样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实事求是并恰如其份地具体分析和理解这些探索，不但在理论上具有人类智慧的永恒魅力，而且在实践上还有十分现实的历史作用。在这里，任何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作为时代产物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的选择和探索，并非是浪漫诗人纯空穴来风的主观幻想，而是现实政治家对中国社会历史矛盾运动中面临的种种客观条件和客观趋势的实践回应。批评毛泽东晚年在自己的活动中脱离了实际，不应停留在感性的浅表层次上。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确混有某种空想的成分，但作为一个清醒和严肃的政治家来说，任何实践回应又都不是没有客观理由的。我们应该分析而不是抹煞这些客观理由。
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首先集中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样两条总路线上。时下不少人觉得我们由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而匆忙搞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加速效应”，又造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恶果。假如我们当时能认识到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晚些时候再搞社会主义，情况必定会跟现在很不一样。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确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历史发展并没有“事后诸葛亮”和那些“假如”。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设想，也是准备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完全成熟之后，再来考虑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反复向人们说明，新民主义跟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作为当时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也不同意写上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同革命阶段的混淆。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私资本主义成分，毛泽东的态度也曾经是非带宽容的。基于中国经济的不发达，他也经常考虑怎样利用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大量的事实表明，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还是在这个胜利之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设想要象后来那样“过早”地开始全面地对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没有设想会象后来那样快就会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的变化，并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国际国内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发展与决策人指导思想相应变化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产物，亦即现实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一定意义上说，不是思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实践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超越”了原先的设想。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
我们先来看看“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的“一体两翼”：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两翼。主体和两翼同时并举，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腾飞。
就实践上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因，首先是为克服建国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和普遍通货膨胀而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措施，利用行政的力量去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个措施本身并不直接属于社会主义政策，但却为日后高度行政统制的经济模式跨出了极重要的第一步和积累了最基本的经验。与此相应的还有如何估计和对待翻身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以及伴随而来的某些“两极分化”现象；对贫苦农民的怜悯使毛泽东高估了“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作用。最后则是在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为保卫人民共和国不受侵犯而赶快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化对商品粮急剧扩大的需求跟小农经济粮食商品率极为有限的尖锐矛盾下，特别是在私人粮商借此机会操纵粮食市场而危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峻形势下，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而实施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给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作了进一步关键性铺垫。但在过渡时期总践刚提出时，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也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在运动开展以后，出现了基于“脱产干部”利益的某些“加速效应”，致使原定十五年的改造任务三年完成，留下了“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带来的一系列的遗留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初产生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后“扶私营工商业一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之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建国初期濒于倒闭的难关，带来了“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把私营经济绑在国营经济的车子上。特别是当时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大地高于私营工商业，再加上私营工商业也难以对付统购统销后的种种困难；所以私营企业由加工定货逐步转入公私合营，最初也是比较自愿的。逐步壮大起来的国营经济，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而我们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开始时势头也确是不错的。此外，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三风”的急剧滋生，与此相应的还有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的恶性发展，引起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在国际上，则是“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政治格局和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逢勃发展的推动；与此同时的则有苏联模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则是“反修斗争”的定势裹挟，我们的一些失误于是也就日渐理论化和神圣化起来。
这条总路线的正确方面，是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要求，反映了战后初期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反映了我国人民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当时提出要搞国家工业化是必然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建设方针在冷战对抗的形势下也几乎是别无选择，而由此对生产关系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造更是顺理成章的。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东西：第一是这条总路线跟苏联专家直接帮助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步进行，由此从基本体制上奠定了我国“苏联模式”的基础；第二是这条总路线是伴随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结论而提出来的，因而其实质是要消灭城乡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使社会主义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它包含有日后越来越左的思想基因。
这条总路线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曾考虑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其主要的方面，则仍然是一种所谓“直接过渡”的理论。它大体上相当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工业化”时期的理论，明显地区别于我们原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从理论内容上看，其中不少地方还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狭隘眼光；无论对国家工业化，还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其理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科学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又带来实践上的误差，由此一直影响到我们尔后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是近、现代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目标和结果。如果我们热心于社会主义，那就必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使整个生产过程在事实上社会化起来。但我们当时所理解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缺乏一个明晰的社会化概念，有意无意地把国家混同于社会、政府混同于公民，用大型化和行政化替代了社会化。随之而来的则是把社会协调和计划经济混同于行政干预和个人指挥，因而“计划”也竟然成了经济发展的“鸟笼”。我们当时所说的“一化”，就明显地缺乏诸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等概念，只懂得简单地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孤立地使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60%-70%。我们当时所说的“三改”，也缺乏社会分工、社会职能分化，以及国家向社会复归等概念，只是简单地把个体经济“归大堆”和私营经济“国有化”。这些东西就实质而言，都是反社会化的。这条总路线初步奠定了我国所谓“一大二公”大一统行政垄断“产品结构”结构，使企业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从而扼杀了生产单位的生机活力。当然，理论认识上的这一系列问题还只处在萌芽状态。当时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二律背反”矛盾现象；中国因其贫困落后而决定了先搞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但在种种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这“一穷二白”又反过来刺激了“提早实行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物资短缺、生计特别困难；此外还有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等等。在这严峻的经济、政治条件面前，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而它在当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确是世所公认的。
新民主义五十年代初的被“超越”，还在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某些不确定和不完善之处。新民主主义在性质上到底属“新资本主义”还是“准社会主义”？毛泽东本人对此在不同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新民主主义到底如何跟社会主义相衔接？它到底是否需要一个独立的发展时期？这在毛泽东跟他的战友之间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一个模糊灵活的政治口号在作为目标模式时，确可获得极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但它在付诸具体实施时，便免不了发生歧义的分化。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所有制改造取得了辉煌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却开始思考在这胜利背后的问题。在1956-1957年间，他先是提出“十大关系”问题，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接触到传统“工业文明”中“工具理性”和“科层制度”在当代的命运问题。他那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的思想，主张给工厂和企业一点权力、闹点“独立王国”的说法，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等等，都触及到苏联模式弊端的根本。他那关于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建设和国防的关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更是当前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源头。接着，他又在政治上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确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希望扩大人民民主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这些都是卓有远见的。他基于人民主权的思想和立场，敏锐地感受到我们“所有制改造”所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面对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矛盾斗争熄灭论”而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呕歌改革和革命，这至今仍是我们进行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毛泽东这些思考和探索感觉敏锐、视野广阔、思路清新、高层建瓴，确实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
但是，任何探索都不可能是一次成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但基于历史条件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56年后毛泽东要走自己的路，原则正确，但结果却导致日后“三面红旗”的迷误，成绩反而比不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基于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又提出两类矛盾的学说，相当英明伟大，但在实践上的结果却产生了反右扩大化，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与此同时还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概念，理论也相当深刻，但日后据此而来的生产关系改造却完全乱了套，在实践上远离了历史唯物论。这里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相当深刻的。基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对我国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把握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而且就总体上说仍是在“政治型经济”框架内搞行政权力的分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他关于两类矛盾区分的界定，又缺乏客观的指标体系和深入的科学分析，在操作上更缺法律程序和权力制衡，因而极易陷入以言定罪和权力标准，成为权势人物排除异己、集中权力的口实。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概念，仅是揭露了人类社会一般的运动规律；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缺乏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这样深入和具体的把握。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毛泽东探索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毛泽东探索的方向而退回民主革命时代。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面实施，特别是随着对经济建设过程中“反冒进”努力的批判，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它反映了毛泽东从对社会主义方式本身的选择，深入到对这种方式具体实施模式的探索。应该承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立意是很不错的。它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完成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其基本精神，就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这里“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这条总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选择，并且还通过全民的“大试验”来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道路。就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体制改革的探索。“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它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工作方式，只不过是人的精神状态；它那“多、快、好、省”的目标追求，也不过是人的主观愿望。它在事实上无限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运用战争年代所谓“群众路线”的“人海战术”去搞经济建设，在貌似辨证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词句下，掩盖着日益膨胀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由此轻率地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称“三面红旗”），以及与此相应的所谓“三风”、“五气”作风，使我们的干群矛盾再次急剧尖锐，我们的国民经济也因而陷入极大的困境。后来对此几经调整，我们的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但最终仍未能在指导思想上扬弃其极左的倾向。当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条总战线的综合效应也不能认识是纯消极的“历史误会”。我们那初步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条总路线实施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我们现在得以前进的客观基础。
这里值得很好地总结的东西，就是这条总路线所确定的“多快好省”为基本目标，以“大跃进”为主要手段的速度效率型“赶追”战略，事实上仍然囿于传统工业化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环境是简单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是强大的、增长可以没有止境这样四个假定之上。而当代的发展，却证明了这四个假定之不能成立。目前我们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在强大的同时又表现出自身的脆弱性；而任何具体的增长，又都受到经济、技术和人的需要本身的约束。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离开人的合理需要和全面发展的“生产无限增长”，结果便是把人当成生产的工具；而这恰好又是传统社会本身特有的规律。如果我们至今仍然坚持几百年前的西方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那结果永远是“阿基里斯追乌龟”式的落在后面。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关系，不应是单向的模仿和追赶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去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自经济特点，找到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独特位置，追求一种比现在更为合理的相互关系和世界经济秩序。我们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七十年代后期的“洋跃进”和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过热”，就实质上说都是这传统发展战略的产物。必须明白：基于当代的生态资源制约和价值的多元化发展，现代信息社会的追求目标应是“适度、合理、满意、可行”，而其实现方式则是“持续、稳定、协调、健康”。这才是超越传统“速度效率型”的现代“综合效益型”新战略。
不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还不仅是经济的增长。它应同时包括社会关系的完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跟“大跃进”同时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改造社会主义关系的一场大试验。毛泽东在发展经济时，反复说明不能“见物不见人”。他执着于社会主义理应是人创造和支配社会关系，向往于对给定自然环境、社会关系和历史传统的突破、超越和改造，大力强调人主体能动的一面。基于马克思关于“消灭旧式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预言，毛泽东萌发了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设想，按“共产主义”的原则去改造我们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的预言是指生产高度社会化后的自然结果，毛泽东的设想却是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人为措施。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传统，使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不知不觉地误将社会化理解为大型化、公有化理解为集中化。被人们视作通往共产主义天堂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其特点一开始就被规定为“一曰大、二曰公”。但在缺乏个体独立、职能分化，网络联系、社会协调等社会自组织机制整合的“一大二公”，实际上则不外是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依托传统权力结构那人多势众的“归大堆”和行政垄断的“一元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并不习惯从横向的社会分化和整合去论公私。他们所理解的公私，是跟纵向的君民和内心的理欲联系在一起的。君事为公、民事为私；天理为公、人欲为私。就这样，经济上的“破私立公”便跟权力集中和道德整肃扭在一起。从“三面红旗”中的“人民公社”直到“文化革命”中的五七指示，越来越清楚地表露了毛泽东理想社会的基本蓝图，实质上仍囿于一个用行政力量组织起来的自然经济小生产体制。后来有个口号把它概括为“一双肩膀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这个理想在农业上表现，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自给自足生产方针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几位一体社会结构。它在工业上的表现，则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生产结构和“自我服务”的社会功能。至于整个社会那依托行政权力和个人体力的“狠抓”、“大干”运转机制，则是跟那“神仙一把抓、万事不求人”的生产内容相一致。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的自给或半自给模式；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消费上的禁欲主义，则是它的重要特征。这个进程恰好是反社会化的。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我国农业自然经济小生产框框的实际影响，而且还可以看到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大同理想”和古代农民起义对“太平世界”执着追求的历史影响。
本来，用人的主体性去限制和消除工业社会“科层制”下人的异化，应是高瞻远瞩的；在人均资源稀缺约束下重视精神资源及其强大的反作用，也有很大的合理性。问题在于离开生产力状况及要求去搞的“公有化”形式，便只会导致事与愿违。事实证明，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愿望是真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传统力量的作用和现实力量的矛盾耦合，又使我们发展方向运转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不知不觉地偏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我们的口号和情感都是彻底革命的。但在这激烈的革命口号下，人们不知不觉地向着最古老的传统认同和复归。由此出现了对马列主义的种种“中国式”曲解和附加。我们那极左思潮和僵化模式，就是在这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和发展。这些东西在事实上并没有跑到历史的前面而是落在历史的后面，因而跟当代日益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发生尖锐的矛盾，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面对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核心的“三面红旗”运动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又开始了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他利用1958年底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庐山会议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相当深入地思考过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原先设想消灭商品货币的“直接社会劳动”不见了，这时反复强调的是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他不仅承认生活资料要进入商品交换，而且还承认相当部分生产资料也要进入商品交换。他把价值规律比成一所大学校，认为人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共产主义。当然，毛泽东的这些反思是在基本肯定“三面红旗”前提下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原因、作用范围、发展趋势、运行效应等方面的理解都比较狭隘，因而未能在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未能认识到商品经济是我们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和实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远未达到我们今天认识到的程度。但毛泽东的这些反思，毫无疑问地是我们今天改革的前驱。他对“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得过多、过重，但直到临终前仍然认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未主观主义地要求给予“禁止”或“废除”。这仍不失有清醒的一面。他对按劳分配、物质刺激等基本持不信任的态度，把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东西归结为什么“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理论上的某种混乱。但在这背后又透露出他要寻找我们社会矛盾背后经济根源的明显意向，因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刻的一面。总之，作为最初探索者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是极为复杂的。对此我们不能持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态度。
四、余论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辉煌成就以后，我们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试验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又进行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后来随着形势的好转，结果又陷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于是逐步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但由此简单地说毛泽东“忽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似乎也并不精当。
平心而论，毛泽东在主观上是极其重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早在民主革命的战争年代，他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一切政党及其政策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明确了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基本任务。建国初期清匪、反霸、土改、肃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其实都不是离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孤立地进行的。1953年出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国家工业化作为“主体”，把三大改造作为“两翼”；其中心虽然是“所有制改造”但其目的却确是发展生产。接着的“批判反冒进”和“反右派斗争”，现在看来后果的确严重；但其基本意图又都是想扫清经济建设的障碍。特别是1958年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三面红旗”运动，中心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发生的种种运动确实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生产：1959年他错误地开展“反右颂”斗争，但心目中为的是坚持自己“高速度”的经济建设方针；1962年要抓全国性的阶级斗争，但仍强调不能干挠经济调整工作；后来的“四清社教”，则坚持要以能否增产作为验收标准；即使在“文化革命”的动乱时期，也强调必须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忘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冲突，都是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发生，并且跟经济建设本身的矛盾密切相关。一般地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社会的根本任务同样都是要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发展生产力，而是在于怎样去发展生产力。因而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时特地解释说：“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对头的”。简单地只讲“注重发展生产力”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正需要探讨的东西，恰好是毛泽东“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初衷，为什么最后竟然会导致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结果。所以我们的分析不应在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问题上作文章，而应在毛泽东“怎样发展生产力”问题上作文章。
笔者以为，毛泽东“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初衰之所以出了问题，除了由于他在主观上分析的框架偏差、形势判断失当和思维定势干扰外，很大程度还由于在客观上的传统体制自我扩张失控。大家知道，传统的经济是政治型经济，传统的政治是伦理型政治，传统的伦理是宗法型伦理。在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中，一切经济工作都被当成是“政治任务”；而经济工作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做法，也因此被视之为政治上的“进攻”亦即对现行政权的挑战。“下级服从上级”、“只对上级负责”的政治运作规则和“伯乐相马”、“领导选拔”的等级授职方法，使作为这种体制支柱的各级行政官员，可以靠牺牲整个社会利益去迎合“上级意图”来为自己的个人“升迁”服务，并通过某些形式主义的所谓“经济实绩”（例如高指标、大项目一类）去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势和影响。由于这高度专权的行政垄断结构把所有社会权力都定义为“政治性”的，这也就迫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双方都寻求用政治冲突的极端手段去解决一些本来并不那么极端的非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向自然开战”向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演化，于是成了逻辑上的必然，“文化革命”的“全面内战”由此也就无法避免。作为一种政策的“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说，确实没有任何必然性。但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化革命”对我国的历史来说，却确是各种客观社会矛盾积累和爆发的结果。现在我们要恢复毛泽东那“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只简单地指责他“重视不够”和“出尔反尔”是无济于事的。而是坚持这个初衷，也不是简单地“埋头搞生产”就行了。我们除了要从理论上彻底并细致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外，还得彻底改革现行体制并使之真正而不是形式上的转型换轨。我们必须要注意防止毛泽东时代那种从经济建设入手，最后却沦为“阶级斗争为纲”可怕逻辑的再次重演。
所幸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由此而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轮廓和框架。现在改革已过临界点，任何退回去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新的一轮深化改革实践中，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认真地吸取其经验教训，当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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