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20年中国外交散谈——3.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最高准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国家利益论文,年中论文,准则论文,风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
傅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刚：中国外交部特邀调研员
王逸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夏道生：外交学会前副会长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宋江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有关的各国，特别是相关的几个大国，在解决这一地区冲突的问题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维持地区稳定和平衡的关键因素。
——摘自《外交十记》
王逸舟：
国家利益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
钱其琛是中国职业外交官的杰出代表和一种象征。中国的职业外交官与世界上优秀的职业外交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继承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精华的一面。职业外交家不同于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有其独特的气质、风格与内涵。对于他来讲，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有时还要忍辱负重。他默默实践着一种伟大的抱负，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敬。
从《外交十记》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把改革开放不同时代的追求联系到一起的东西。比如国家利益问题。我们都同意，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外交的最高追求，我们大家也都从钱其琛的著作和言行里感受到这种东西。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国家利益本身有不同层面，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组合，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我以为，新时期的国家利益有三大需求：发展需求、主权需求、责任需求。
从小平同志开始强调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我们外交工作中的最高准则，它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不是口号或单纯的主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们的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发展、吸引投资等。
三大需求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进入新世纪，第一需求是发展，但主权需求也在上升。台湾问题，是我们在外交上也要花费消耗很多精力才能处理好的难题。另外，中国是全世界边界领土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有15个接壤邻国，还有15个非接壤邻国，这30多个邻国中有一半与我们存在边界纠纷。这不是小问题。中国崛起过程中，能否妥善处理主权争端，是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最大挑战。主权需求和发展需求从长远看是一致的，但有时会产生摩擦，这是新世纪外交的重大任务，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第三个变得重要的需求是责任，即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以及作为占全球人口1/5的国家，在世界上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过去我们考虑的责任是，管理好1260万平方公里海陆国土上的事务，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权利问题就可以了。现在要有新的要求，对更有国际眼光的领导人而言，除了考虑国土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中国如何贡献世界的问题，比如对全球的生态污染，全球的维和，全人类所要求的公正、道义、消除不平等的呼吁等，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大的作为。以前总是讲中国有四大发明，那么当代我们有多少发明？中国人在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国际法等各个方面做了多少贡献？这后一个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要看到差距。
上面三个方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如何对待它们。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外交界、战略研究界开始讨论中国如何和平崛起的命题。这包含的不仅是生存和温饱问题，不止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它同时具有重大的国际含义。对世界而言，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都是新课题。国际社会在注视着中国。《外交十记》提出了思考的方向，但它不是“完成式”。学术界、理论界应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仔细讨论《外交十记》给我们提出的种种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那些潜在的命题，然后挖掘、升华，使之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新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贡献。
牛军：
国家利益的完整表述：存亡、兴衰、荣辱
如何认识国家利益。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确立了对外政策必须遵循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国家利益”？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作出各种不同的具体阐述，也可以把国家利益的某个方面，分出不同的层次，排列出轻重缓急。
我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有哲学层次的思考，完整的表述就是六个字：存亡、兴衰、荣辱，三点缺一不可。因为如果缺乏完整的理解，我们在自以为是地追求国家利益时，可能会丢掉一些本源的东西。就当前的问题而言，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有必要考虑“荣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尊严。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但不被人尊重，在当今世界上是有先例的。
这不是专指某一次决策或哪一项政策的得失，而是说应该及时地关注这类问题。国内的改革处在转变的历史阶段，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到外交中。可以肯定，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负责任的对外政策，也不可能产生有尊严的对外政策。而没有尊严的对外政策不可能得到中国公众的长期支持，这是中国的国家特性、中华民族的特性决定的。
“尊严”二字在《外交十记》中经常出现，特别是它体现在钱其琛经历的那些重大的外交决策过程中，非常值得认识和思考。今天的中国已如此广泛深入地融入了现今的国际体系，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50年来认同的许多价值、观念，都在经历巨大深刻的变化。我们要重视国家利益中的“尊严”，首先应该定义它，思考和再建构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并在新的认同基础上，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从而解决中国对外政策的本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外交十记》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养分，说它相当于一本教科书，并不过分。
杨成绪：
战略机遇期：中国外交的核心
我曾经对中国50年外交作了总结。我认为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一边倒”，一个是“一条线”，最后是“与各国都友好”。这最后一条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总的来讲，我们的外交政策思想目前更加明确了，这就是重视周边、重视发展中国家关系，搞好与大国关系，而且还有许多新的做法。比如，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参加八国首脑会议的南北对话；中国作为第一个东盟之外的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第一次发表对欧政策文件；中日韩领导人第一次签署《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中国第一次发表《防扩散政策和措施》白皮书。
还有更多没有例举的中国外交务实的创举，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的新攻势和新风格。如何在战略机遇期间，维护中国周边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
傅莹：
把握好大势 把握好国家利益
钱其琛的外交实践，基于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刻的国情认识，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致力于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始终贯穿于《外交十记》中的，是作者对党新时期外交政策的坚定信念，是对中国国家利益孜孜以求的辛勤实践。
读钱其琛的书，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的外交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国内公众对我们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处理好国际事务，处理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周边问题，最重要的是把握两点：一个是要把握好国际大势，要“顺势而行”。当今这个“大势”就是和平、发展与合作；再一个就是要把握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搞准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为了追求根本利益，在其他问题上必须有所取舍，不可能什么都要。
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外交家的思想和精神，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在前人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为维护良好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而继续努力。
阅读背景
一边倒 二战后，世界分成东西方两大阵营，新中国成立后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精辟指出：“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一条线 又称“一条线、一大片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争霸呈现苏攻美守的新态势。美国当时急欲从印支战争脱身，借助中国，抗衡苏联。苏联则成为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为摆脱同美苏两面为敌的局面，毛泽东制定了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