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亲属论文,语言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小引
亲属语言比较可以为拟测原始汉语及上古汉语提供活的参照形式、结构模型和变化模式，并可藉以研究亲属语言间共同的结构规则和发展规律。
真正要搞古汉语史的人不能不重视汉语的亲属语言比较，有了亲属语言比较的实践体验，习见汉语亲属语言中一些同源词所反映的古老形式后，对汉语史尤其上古汉语应有面貌很自然地就会产生新的观念。一些时候汉语史界曾争议过的热门话题，比如古汉语有无复辅音问题，在较为熟悉亲属语言比较的人看来，那实际上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实际值得花力气争论的问题已应放在如何来探究出：古汉语到底有哪些复辅音、它们到底具有哪些结构形式和结构规则，其中有哪些可归为具有语法作用的结构成分，怎样分析它们的构形或构词作用，它们和后代音类及亲属语言音类的对应规律，等等。而对有些误以为承认了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就是承认一个字读两个音节或三个音节、从而使他无法读《诗经》的四言诗的人，想来花多大力气去争论可能也未必有用。最好是请他先去了解一下我们兄弟语言中复辅音是怎么说的、了解一个音节能负载多少个复辅音，有了共同的语言比较的观感体验时再来论议，那讨论才会有意义。
我们知道，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印欧语言比较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印欧语言语法变化发达而且对应明显，因此西方学者在作亲属语言比较时除语音对应外更重视语法形式的对应。这在印欧语言比较中的确容易取得成效，产生巨大影响。可是这不是适应一切语言的万应丹方，尤其对汉语亲属语言比较是不适合的。像学界大抵公认的汉语和藏语亲属关系，就不是在语法形式的对应上建立的。依藏文的语法，其语序的“宾动”结构更像朝鲜、日语、阿尔泰语，“名形”结构更像苗语、侗台语；而且语法范畴上动词有三时一式的屈折变化，有格、祈令、方向等语法范畴的表现，都跟汉语大不一样。如果以语法标准为主来划定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人们几乎能凭几点巨大的语法差异就否定汉藏两语有亲属关系的。如果连藏语都不算汉语亲属语，那么汉语几乎要成为没有亲属孤独产生的怪胎了。而学界现在大抵是在承认汉藏两语是亲属语言的基础上建立汉藏语系的。汉藏同源关系的认定，则主要是依据大量同源词，尤其是存在核心词根、两语共形词根在语音上严密对应的事实作出的。所以对汉语跟别的亲属语言的比较和认定，都应该主要依照这个模式、这种方法来进行操作。对藏语这样具备多种前缀音后缀音的语言，在比较中更期望能对这类附缀音的对应形式和语法功能也取得成果，那更说明了双方在词式变化上的一致。
二 同源词根的选择
亲属语言比较依靠同源词，怎样选择比较的词项呢？好些人强调要选基本词汇。这个精神是对的，可是在具体操作上，在选词时，仍会出很大的偏差。桥本万太郎在其名著《语言地理类型学》的“基本词汇的差异”一节里认为汉语的五大方言实际是汉化的语言，理由是各语抽象词和文明词相同而基本词汇中的好些实词“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同”，他的第一例是母亲：“北语mutshin，吴语nian，闽语laubu，粤语loumu，客家语oi-ei”。先不说把“母亲”书面读音代替北语口语“妈、娘”之不妥，粤闽实际同是“老母”，吴语说“娘”也说“姆妈”（是引称和对称的不同），客家对称也作“阿妈”，潮州闽语引称也说“阿娭”。“妈”本是“母”的古音之一读（“母”《诗经》叶之鱼二韵部）。所以这五个方言里他所举和未举的该词的不同说法实际上可归为仨同义词根“母、娘、娭”（注：此采用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的写法。“娭”音同哀，与湘语“娭毑”（祖母）同源。虽《说文》注“卑贱名也。”《广韵》引《仓颉篇》“妇人贱称也。”《广雅·释诂》“婢也。”那不过像“妈”之转称老妈子，张妈李妈之例。及“母”转为“姥”通称老妇或已婚妇人之例。旧戏小说太后还自称“哀家”，贵贱不避同辞。），各方言还是在汉语的同义词系内部选择用语的，而且都不限一种说法，怎么就完全不同了呢？李壬癸1995试图以比较原始南岛语与汉藏语基本词汇的差别来否定沙加尔的“南岛汉语同源说”，把南岛*pipi用汉语“阴户”去对而不对“牝（屄）”，把*butuq用“阴茎”去对而不写“鸟（屌）、涿（斀）”（按沙氏指出南岛和汉语的共同词根在南岛语末音节）。这样怎能对得好呢。*pintu只对“户”，就不管至少汉语常见的还有“门扉窬”（且不提《尔雅》、《说文》那些更多的特指门义词）（注：且不提《尔雅》的“閍闱闺閤闳”、《说文》的“閈阘闥阖、阎闾阓”等特指门义词。），而此词正可对“窬”；*kupit对“关”而不写“闭”，*mamis对“甘”而不写“蜜”，*qumah对“田”而不管“亩”，*inih对“此”而不管“尔”……照这样的随意择词，最好的同根对应也是没法发现的，所以李氏列了285基本词，就说他比对起来“几乎没几个词项同源”（按光就他所选列出的南岛－汉藏对比词根看，末音节语音相近的大概也有十来条：*nunuH对“乳”、*siku对“肘”、*m-ari对“来”、*e(m)bay对“飞”、*tutuh对“椓”、*TukTuk对“啄”、
对“吞”、
对“恁”、*d′aNih对“迩”、
对“塞”）。的确，沙氏有好些择对也并不适当，但就李氏所举的285词来看，如果另择一些汉藏同义词根换去他所对的那些汉藏词根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有近百词是相关的，完全可作为同根对应的候选词项（详郑张2001）。所以择词不当的话，同样的材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以此在语言比较中我们要非常强调重视“择词”。
从上面所述，可看出应该强调的有两点。一是词项比较不是比单词，而应该选取词根来比。每个时代语言的基本词汇也是有变化的，我们跟兄弟语言分开的时代多数是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那个时代的词汇特点是以单音根词或词根为主，反映质朴生活的具体实词为主，所以比较现在的多音单词时，必须先把添加词素剥离，分析出主词根来，再拿词根相比较。比如：假使我们没掌握古汉语的“目耳鼻口尻”，那也不能直接拿“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屁股”作亲属语言比较，至少要剥取“眼、耳、鼻、嘴、股”这些词根来相比，民族语言也同样要剥离前附后附音以突出词根，才使比较可以有个相似的起点或基础。至于那些不属于原始口语的雅词“大便、小便、排泄物、阴户、阴茎、阳具、下体”，或没有特指词根的组合词“口水，脑袋、头毛、血管”，在作身体词同源比较上是不好直接选用的，因为既无词根比较意义，那摆上去岂非白费工夫。二是要注意，不是比较一般的基本词汇，而必须是核心词根。它们是在这个语言中藉以产生词汇包括基本词汇的根本词素。语言如果有亲属关系，必然拥有一批共同的核心词根。尤其在反映身体、资以生活的动植物方面，生活资料及技能方面。而这些意义在语言里也并非以单一词根反映的，往往形成意义相关的同义词系，在比对时要尽量穷究式地全面搜集该系成员，排比其时代先后，应用广狭，选择可能是原始时代的普用词根，然后依其原始语音形式的对应程度来选择最合适的对当词。由于同义词系是积累形成的，其中混杂他源借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核心词根的借用比例应该是最小的，选核心词根而不选一般词根已经包含这方面的考虑。许多语言已经有讨论语族内部变化规律的文章，其中选来相比较的词大多是语族内公用的根词，一般产生在语族形成之前，从它们中间择词，借词的可能性应会更小。
当然核心词内夹杂有个别借词还是免不了的。但是如果像有些人说某一个语言它的大多数的核心词根是“借词”，这却是不成立的，站不住脚的。我们判别语言属系既然主要是根据核心词根来定，核心词根的改变就意味着语言属系的改变。日语韩语越南语借用了大量汉语词，有人甚至说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但因为其核心词根始终不变，其语言属系跟汉语就没有直接关系。海南岛的回辉话是宋代占城移民的遗语，比起古占语来它已经受黎语汉语的影响而单音化、声调化了，语言类型形式上跟台语已非常接近，但其核心词根基本上仍同于占语，所以仍判定是占语支语言（郑贻青1997）。白语历史上一直在彝语的而非汉语的包围影响下，但核心词根及词根形式却大多数同于古汉语，故我们认为它是“汉白语族”语言（郑张1999）。假定有一种B语言原来跟A语言不同源，后因密切接触不断接受A的影响，直到大多数的词根已借用了A语言，出现了核心词根换用现象，那实际上就发生了更换语言的质变，表明实际它已被同化为一种A语言的分支语言，不再是原来属系的B语言了。少量B语言成分作为战败语言底层遗留下来，反而会成为异质成分。这时候，它不可再根据B的属系而只能根据A语言的属系来确定其词根的同源关系，那么A性质的词根就成为“本源”，而非“他源”的借词了。历史上有多个民族更换了语言，年代较晚近的像定居云南的蒙古族换说彝语支的嘎卓语，原说苗瑶语的畲族的多数换说接近汉语客家话的畲话，对其今语言的比较便只能依彝语支和汉语支来选择同源词根，假使留有少量的蒙语或苗瑶词根，则要作为异质的底层成分处理，是“他源”词根。颇有些人认为侗台语就是因为接触而加盟汉藏语系的。我们认为照核心词根看，侗台语无疑是汉藏的。即使我们承认它本非由汉藏语分化而是因换用核心词根而加盟汉藏语系的假设，既然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词根体系而改用了汉藏的词根体系，那就成为一种汉藏语了。既然承受汉藏语言历史传承的词根体系为其词汇基干，自然应依汉藏词根体系这一边来溯源，它跟汉藏同根的词根就是“本源”而不能还说它们为他源的“借词”，否则在理论上就是自相矛盾的（这里说的自然不包括后世再借入的词，连汉语北京话也有吴语粤语的方言借词呢）。
当然，在同源词比较中尽量排除借词的干扰，还是个值得留意的问题。一般说，现代的、近世的借词是容易辨认的，并且是应该排除和容易排除的，主要的困难是古代借词跟固有词常常有共同的语音对应规律，不易区分。我们认为，这类借词无疑是这两种语言里一种特殊的同源成分，它们同起于一源是可以肯定的，只是就起源来说双方都无法断定是“本源”词或是“他源”词。它对判定属系也许不便起主证作用，但它的古老形式对构拟古音的作用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最古的相关形式目前很难说清楚其本源，最终可能要借助别的学科来帮助辨认。像印尼语labu“葫芦”，有认为是梵语借词的，有认为与古汉语“匏”*buu同源的。“匏”此名早见于《易经》、《诗经》，并与中国人传说的祖先“庖羲”（闻一多《伏羲考》说即“匏桸”谐音）及葫芦生人的古神话相联系，既有关国人始祖该不会是借词了吧。也许“匏”在中国和印度同样古老，它的真正发源地就有待生物学家查找和比较野生种的基因来判别了。又像汉语“牙”，罗、梅1976认为是南亚语借词，但汉语“牙
、齶
（注：《字统》原从口“龈齶也。”又上腭义与“臄”*gag同源。）、咬
、啮
，芽
”是一族词，泰文
也是可相对当的一族词，都不是孤立的单词，既难断定汉台间的源流关系的早晚，更不易说这些对汉台都是“他源”而非本源词（“牙”在《易·大畜》“豮豕之牙”已经指獠牙了，并且是指华夏正音的“雅”的声符。而孟文
牙齿也只相当汉台“齶”的音，跟越南京语“象牙”
一样既少同族词，又都不能解释汉语“牙”为何
有后垫音-r-，而这是“牙”字作以邪母“邪”*laa字声符不可或缺的语音理据，也是跟京、佤等其他南亚语言“牙齿”
作同源比较的根据，所以即使Bahnar语有ngo'la獠牙，也不能判定那就是借源而非同源词）。该文又说汉语“江”是南亚借词，但不仅汉语和孟文有，在藏文、缅文、泰文也都有相应的对当词，并且还都有一组同根的同族词，如表1：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是一组同族词（“谷”本指山间水道，“巷”是里居内通道），都具有KL型复声母、圆唇元音及舌根尾。“江”的水道义就是这个有关通道的共同词根的一个原始义，最初是河流，形成了河谷、再形成了道路和村镇的街巷。孟文比其他三语还少个对应词呢，怎么能确定知道它最早起源于南亚而非汉藏？单否定了“江”是不够的，还得同时否定“谷”和“巷”才行，这就不容易了。所以关于这类最古的“借词”是谁借谁，孰为本源孰为他源，目前是很难贸然下结论的，这类“结论”也不见得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我们以为，有词族联系的词根都不可贸然作借词予以排斥。它们很可能正是华澳语系的共同词根（郑张和邢公畹先生都主张汉藏、南亚、南岛三语系合为“华澳大语系”，参邢氏1991，郑张1995。邢先生原称“汉藏泰澳语系”，同时介绍了我主张称“华澳语系”）。
就在核心词根的范围内，各个语言也并不是都只用单一的一个词根表示一义的，前面指出过，语言常会积累并存了一些同义词，来表示同一概念或相关而小异的概念，例如汉语眼睛就有“目、眼、眸，矑、瞳、睛……”，嘴巴有“口、嘴、喙、咮，吻、辅……”，脚有“足、疋、止（趾）、脚，胫、腿、骹、股……”，一个语言自己的古今语和方言用词也有不同的选择，更何况不同的亲属语言。所以在比较时应尽量考虑曾经在历史上使用过的同义词。但要注意，不要选择只在辞书上偶尔一见而没有文献使用例证的僻字（我就不怎么赞同我的朋友沙加尔先生找个“
”跟印尼的牙齿gigi比对，直接拿“齿”
来比多好，今闽语说khi还很像呢。不必死求清浊一致，汉藏、汉台间都有大量的清浊互对：藏文雇、價gla，泰文價gaah、贾gaax依文字都是浊的，汉语却都对清的见母字“雇價贾”，藏文他kho，泰文他khau都清送气，汉语“其”却是浊的）。也不要轻易拿表示某一种动植物的专称来跟“虫蛇鱼鸟兽草木”这类大名对比，除非这是该类最常见有代表性的品种。例如张元生、王伟《壮侗语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是主张汉台同源关系的专文，已着重指出亲属语言主要依据同源词来判断，并列举72组对当词。其中大多数的择对是可行的，有的还相当精彩。但找一个《说文·鸟部》从鸟臼声的僻字来对台语的rok、nok（鸟）的做法却不可取。像这类特指某一种具体鸟名的字，古字书里多了去了。《说文》本部就有15个“鸟也”，绝大多数是大家不熟悉的鸟的名称，它们哪有丁点资格来对作为大类名的“鸟”呢。再说该字音也不合，“居玉切”属见系，而武鸣
只是舌音rok的晚近音变，择对时先要注意双方都要追溯原始古音形式（以“沱”对ta[6]、“胡”对ho[2]也是误用中古音比对，上古音反远了，应以“渡”“喉”上古音对才合，因藏泰语发展较慢，a多还处于对应汉语上古鱼部*a的阶段）。文中为狗吠找个‘从吠交声’的僻字，其实“号嗥哮”都是同源词，《楚辞·九章》有“鸟兽鸣以号群兮”，“号吠”也常用，没必要找僻字。还有择词应理解其古义，如以“寋”对吃食的
，未弄明白该字“吃也”是“口吃”之意，这就对拧了。
三 共同词根的推定问题
我们曾经提出过，在亲属语言比较中最重要的是同源词根（根词是独立词根）的比较（郑张1995）。如果语言间有亲属关系，应会在核心词汇上拥有共同的词根系统。用历史比较法来阐明其系统的对应关系，就能对其发生学关系作出说明。
语言的词汇内部拥有大量根词和词根，各自有自己的语音形式和意义。从音义关系来分析，有各不相关的，也可能在音义两方面或一个方面相关的。其中虽然绝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异音异义词，但总有一部分词彼此音义相关，并形成相关词词系。可分三类：第一是同族词词系，指音义都相关的，通常是从同一词根分化出来的同根词族，或者说是以一个母词的“同源异式词”为中心所形成的滋生词系统，如汉语的“舌舐、汤烫、江谷峪，局曲”。第二是共形词词系，音相关而义不相关，这是由原始同音关系产生的“异源共形词”所形成的系统，也即这些不同语义在该语言里习惯上采用共同的语音形式（语根同音或相近）。（注：蒙朝吉《畲语属苗语支补证》（民族语文1993-3期）说：“一对对意义不同而声韵相同、声调也相同或对应的词，我们称为‘成对的语音相同语义不同的词’。”所说即本文“异源共形词”。）如“无舞、方芳房、五吾语、父斧釜”。第三是共义词词系，义相关而音不相关，这是由同义词、反义词、对义词、类义词等同义域词的词对所形成的系统，如“江河、关闭、远近、男女、咸甜、日月、春秋”。因为语言存在这些相关词系，所以在文字上才反映为“转注”（“大太、句勾、谷峪、汤烫”是基于同根词族），“假借、谐声”（土借为“杜”、土谐“杜吐肚”是基于共形词系），“合形、训读”（“月夕、石担”是基于共义词系）。
这三个词系是语言词汇发展后依内部音义关系形成的，每个语言中的相关词系系统自然不会一样。在不同语言中如发现相近相似的相关词系，就可肯定它们有共同的起源，是有过共同的词汇发展阶段的亲属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如果同源，往往有相类似的语词分化方式和相类似的同音近音词。邢公畹先生所提的“深层对应”就以指语言间共形词系的对应为主。他把这种对应词系称为“同源体系”，把查寻对应词系的方法称为“语义学比较法”。（注：邢公畹1983说“一些字在意义上，或者在语音上（包括古文字的谐声关系上）相关联，我们就说它们有‘同源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同源关系的字，构成一个‘同源体系’。”1993说“如果汉台两语中各有一群意义不相同的‘同音字’，都能在意义和音韵形式上互相对应，我们就管它叫‘深层对应’（或‘多层对应’）。”）郑张1981在《汉语上古音系表解》也曾举一群汉语“卖”（从古文睦得声、读若育）声字“價续读黩椟睦”，分别与藏文“lhugs不保留、lhugs续、lhogs读、rog黑、drog包裹、rog友助，rlug信”作比较，承王远新、陈保亚同志在其论著中介绍了我这种同声符字群的亲属语比较法，并称之为“同族词比较法”。但此称与同根词族比较法容易相混。其实此即“共形词系”的谐声字群比较（同谐声的字具有无可怀疑的古共形词身份，对这类比较自然是更有力的证据）。实际跟邢先生所说的方法大致相似，都立足于比较语言间是否有共同的词根音义关系系统。
所以我们在发生学研究上特别关注同族词系和共形词系的比较。比如在同族词系方面，汉语里有些同源异式词，在藏语中往往也有相当的同源异式词，就足以证明汉藏两语的亲缘关系。例如：（藏为藏文字母转写，*号后为我的上古汉语拟音）
3“舌”
名词，“舐”
动词——藏ltje“舌”，ldjag“舌”（敬）”，ldag“舐”。（注：比较缅文hlja“舌”、ljak“舐”，可知藏文声母的ltj、ldj、ld只是lj、l的塞音化的变式，藏文的dji“重”“蚤”缅文也只作l:lei“重迟”，hlei“蚤”。藏文lt在夏尔巴话尚读lh-。在闽语建阳话“舌”尚读lε[8]，“舐”尚说la[7]，在福州口语中也说
。）
汉语有些异源共形词，在藏语中同样可以找到对当词，如：
近年我和邢公畹先生都提出将汉藏语系与美国学者白保罗所主张的澳泰语系合一为“华澳语系”，也是根据两者间存在相对应的“同族词系”和“共形词系”。先举些同族词例：
同族词系的关系有亲有疏。关系特别亲的如一母同胞，由一个细胞分裂生成，一对一对的可称“孪生词”（如“夹峡、见现、迎逆、林森、小少、食饲、令命、墨黑”等）。有的则如同堂兄弟一家子，可称“孳生词”。疏的则只能称“同族词”。像上面第5例所列即为有关生育的孪孳词，从汉语说，其同族词还可加上
词族研究是一项值得重视和费力复杂的研究领域，在我国，训诂学有深厚的基础，已有不少成果。但在继承传统成就时，必须注意防止前人有过的偏差，即在语根的声韵音变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外无限制的牵连开去、任意扩大同源词的倾向。有人单凭双声或叠韵关系，把不是同根的词搀和在一起，随便说是一声之转，那是不科学的。王力先生就批评过。我们在利用前人相关成果时必须自己细加甄别。并且在如今古音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后，还能避免前人在这方面的缺陷，例如知道上古汉语有*hm-，“荒”是亡声的
，就会知道不应与见系“广旷凶秽”列为同根（参《同源字典》），而应和“芜膴亡”同族了。
像这类“父甫”声旁共形字的系统对应，应可说明双方的关系不是偶然相合的。
四 对应中的音义问题
上古复辅音研究取得的成果为亲属语比较增加了助力，以前不易判别的同源词现在可以认定了。芝麻苏子泰文作
，德昂语作
，以前难以肯定它与“苏”同源。现在明白汉语上古除基本的pl、kl型后垫式复辅音外，还有前加咝音、喉音、鼻流音、塞音的冠音结构，从“
”从鱼
声，先秦又可与“寤迕御”通假（《诗·女曰鸡鸣》“琴瑟在御”阜阳汉简诗经作“琴瑟在苏”，也借“苏”代疑母的“御”），苏稣应有冠音s-读
，则苏《方言》郭注江东呼［草字头吾］、音鱼
，正是“苏”失s-头的词根形式。在芝麻外来之前苏子曾是重要的油料作物。藏文snja紫苏、snum油（对汉语“荏”）也可能有关。
同样，了解藏泰文中的流音塞化现象后，我们对它们中的d、t、n声母字的本来面貌是r、l有了清楚认识，这样才知道泰文“眼ta鸟nok”都不过是后起的形式，就不会相信白保罗把印尼的mata、manuk看作其始源形式了（参郑张1995）；了解原始的复辅音及可替换的韵尾情况后，就会理解泰文的“腹
”“舌lin”其实跟汉语的这两词同源。
闻宥先生于1957《‘台’语与汉语》中比较了142组词，认为“左聋笑黄屎”只是貌似，“肥心餍薄马骑臆腰燕白酸沙颊”是借词或共同借词，连“尿熟风雾”都是古老借词，只有“鸡血”可定为同源词。既然同源词这样少，所以断言两语没有亲缘关系。
闻氏常要求台语与侗水、黎都合了才考虑与汉语的同源关系，但是他不考虑黎语等的不同形式许是借的别的语言（如黎语有明显的南亚南岛语影响），怎能一致得起来。他说审母“屎”没有舌根音痕迹，不确。此字除说文古体外古籍一般作矢，《庄子·知北游》作屎，而“屎”就有“喜夷切”一读，古音研究也表明审三主要来源是*qhj、hlj，所以双方古音正好相合。
其中“云雨”当互换相对，“颐辅吭颈肩臂手指肝”等意义都有偏移，“齿咬”是名动交替，鲋为古小鱼统称，鹜既为古人最常猎食的鸟—野鸭，又为雏鸟统称，故可转指大名。这些都是对应中可允许的意义差异，意义偏差正可表明这些词都不会是借词。语音上像沙zai/sai对沙*sraai，跟同为歌部的“左”zai/saai一样有i尾，正合于古音。“右”khua对右
，跟“牛”一样读如之部合口而带w，都非后世借词可比。尤其风rum如是借词怎么没有了p声母，雾hmok如是借词怎么又有h-冠又带-k尾？因为闻先生要维护否定汉台同源的曲说，这些都顾不得了，结果弄成核心词根有众多人为“借词”的局面，令人惋叹。
亲属语言比较中我们非常珍视那些此无彼有的成分，它们既是非借词的标志，又是构拟原始共同语形式的宝贵根据。像“风降”汉语有复辅音，泰语只有流音，“蓝懒林铃”汉语只有流音声母而文为gr-，都是最重要的信息，却受忽视，这是不应当的。
陈保亚同志对有阶分析下了很大工夫，核心词再分阶是可行的，但是要凭一阶高于或低于二阶来判定同源与否却有困难。因为每人辨识的同源词多少不同，他认为一阶低于二阶的，别人看来就许高于二阶。所以先要把合适的核心词表选定，再据双方的古音把同源词根落实下来，才能有更好的推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