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腐倡廉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从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比较分析中，领会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从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高度，剖析腐败滋生的原因，开启了适应新形势的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向发展要廉政等新的思路。它既有很强的理论说明力，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普遍的指导意义，是进行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指导思想。
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反腐倡廉思想的阐述也有区别。在比较中研究他们的反腐倡廉思想，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指导我们的实践。
一、关于腐败滋生的原因
对腐败滋生的原因，毛泽东侧重于从党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资产阶级的进攻这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在党和政府内存在，之所以遭到打击后又生长起来，主要是由于在胜利面前的骄傲自满。因而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能一有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就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①]1944年，毛泽东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强调要认真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于骄傲腐化引起内部分裂，最终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其目的是要“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③]一些共产党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④]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⑤]
毛泽东的分析，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及时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另一方面，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惨烈的阶级斗争，使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习惯性地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和处理问题，对腐败现象当然也不例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⑥]这种认识抓住了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难看出，这种分析少了最具根本意义的内容，即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触及。这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理论上的缺失，毋宁说是一种不易克服的时代局限。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以他特有的风格和才干，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理论体系，吸取了当代社会的有关理论成果，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反腐倡廉的科学思想。
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打破僵化，为全党在新形势下进行一系列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武器。在这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特别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为观察和处理腐败现象开拓了新思路。
邓小平对体制和权力腐败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极大关注。我国当前社会的腐败现象主要的、核心的部分是权力腐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反腐败的关键是反对权力腐败。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章也规定“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我们的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不会、也不允许有权力腐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权力腐败。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呢？人民的权力在其实现形式上还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⑦]“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⑧]那种民主高度发展的理想境地，主要还是通过各级党政机关来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和社会管理权。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极权专制，建国后几十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权力运行方式，使权力被极大地强化起来。使权力缺少有效的制约，因而必然滋生权力腐败。“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⑨]因此，邓小平着重指出，体制问题“更重要”，“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⑩]这就从理论上结束了以往把腐败现象仅仅看作是一种思想、作风问题或阶级斗争表现的历史，使反腐败斗争有可能从一种迫切的愿望和要求成为一种理智、科学的实践。
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与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政府经济职能正在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最主要的又是表现在对权力的配置上。邓小平指出的，在改革过程中“你放权他收权”(11)的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12)现象，以及人们常说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改革中腐败反腐败斗争的反复较量。这种斗争，同改革一样，是复杂的、困难的和长期的，试图在短期内根除权力腐败，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
邓小平对腐败滋生原因的独到剖析，不仅突破了囿于思想领域、作风领域及阶级斗争领域分析的局限，而且紧扣时代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对于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紧紧抓准主攻方向，牢牢掌握政策界限，避免重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复辙，寻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治腐败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反腐倡廉的途径
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途径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党员干部勤政廉政的自律能力。1937年9月，他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的“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3)在他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他对共产党人还提出了许多原则性要求和道德规范，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14)等等。它们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主要取决于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的高低，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的自律能力。可见，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带有浓郁的道德劝诫色彩。
第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廉洁奉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深知执政党的党风对社会风气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为政清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的成败。因此，他既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更重视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效应。他不仅自己一生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不搞裙带关系，而且要求各级干部也都要这样做。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了几条：“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15)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这一历史的覆辙。
第三，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和惩治腐败。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找到了民主，即让人民监督政府，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但是，在他看来，所谓民主，就是发动群众运动，以反对党内的腐败。在他的领导下，1950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贪污）运动，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运动，1957年开始的整风运动的初始阶段，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方式反腐倡廉，是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着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毛泽东把腐败的滋生同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把群众运动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中，这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用群众运动反对腐败决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16)
在吸取毛泽东廉政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革和完善政治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加强廉政建设的新思想，从而使我国的廉政建设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一，强调制度建设。邓小平在分析了特权现象产生和屡禁不止的原因后，提出了依靠制度和法制，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7)；“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8)这是对我国廉政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鉴于历史的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19)廉政建设要靠法制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法制传统，因此，一方面，有的党员干部往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不能、不敢或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强调：“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20)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规范性、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样才能避免反腐败斗争采取群众运动方法的非规范性、随意性；才能避免单靠思想教育，只能节流而不能塞源的弊端。
其二，提出了“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他一贯的思想和领导方法。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21)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倡导的“两手抓”并不是机械的均衡论，而是辩证的重点论。要依据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和不同环境的不同要求，恰当地运用好两手，使之密切配合，以推动改革建设事业，推动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协调发展。
其三，既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又不搞群众运动。邓小平一贯坚持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反腐败，认为这是克服一切困难的根本保证。他指出：“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22)坚信只要我们“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23)反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24)邓小平提出的“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思想，不仅表明了他把人民视为反腐败的基本力量，而且表明他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根本出发点。
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这不等于不发动和依靠群众。邓小平强调：“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25)动员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26)。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又不重蹈大搞“群众运动”的覆辙，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地进行。
邓小平在反腐倡廉基本途径问题上的论述是建立在对新时期腐败现象存在原因深层次分析之上的。体现了他的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想。既吸取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精华，又克服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
三、关于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主要是围绕阶级斗争这个中心进行的。
建国初期，我们党执政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所以他着重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反腐倡廉的任务，并对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采取严厉措施，树立了共和国清正廉明的形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后来随着“左”的思想的日益严重，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阶级斗争”成为党的和社会的主题，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判定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用所谓“阶级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党内问题，从而使反腐倡廉偏离了正确轨道，远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目标，阐明了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廉政建设需要物质基础。恩格斯有个著名的论断：“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7)邓小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他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28)“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会大大减少。”(29)“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30)，“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31)“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32)“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33)
需要强调的是，廉政建设必须服从于经济发展这个大局。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是廉政建设的需要，更是甩掉我国贫穷落后帽子，建设文明富裕强国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34)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35)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盘棋中，廉政建设是从属于经济建设的。但廉政建设又反过来保证或促进经济建设。邓小平一开始就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眼光，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斗争对于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他说，“如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36)“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37)可见，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相互关联，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
注释:
邓小平提出的廉政建设需要物质基础、廉政建设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的思路，已经成为我国廉政建设的指导思路。
① 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第935、948页
③ ④ ⑤《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第1438、1438、1438—1439页
⑥ (1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五卷，第476、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6页
⑧《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⑨ ⑩ (16) (17) (19) (23) (24) (3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333、336、333、371、229、368、250页
(11) (12) (18) (20) (21) (22) (25) (26) (28) (29) (30) (31) (32) (33) (34) (36) (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277、379、163、314、156、33、33、89、89、52、116、89、379、377、154、154页
(13) (1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第359、52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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