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批判·人文：马克思幸福思想的三重内涵
——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向科学的角度
刘 薇，方 玉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从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幸福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革命的转向。马克思用“批判”和“继承”的手段改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脱离“乌托邦”式的幸福观，确立了基于实践的幸福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三重内涵：理性精神——为人类幸福而工作，批判精神——现实与自我批判，人文精神——幸福人的崇高关怀。其中理性精神为基础，批判精神为核心，人文精神是灵魂。
关键词： 马克思；实践幸福；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
在学界对马克思幸福思想形成的逻辑路线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将青年时期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描述成唯心主义幸福观向唯物主义幸福观的转向。那么，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过程中的手段是什么？这种转向的本意是什么？这一理论转向究竟表征着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哪些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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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古代中国社会关于“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还是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都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寻。同样，有着三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是西方思想家对幸福追寻的别样演绎，具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和三个阶段：一是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为主要代表；二是18世纪的平均空想社会主义，以摩来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为主要代表；三是19世纪初期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以圣西门的著作《论实业制度》为主要代表。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建，充分地批判和继承了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马克思的幸福思想。
一、用批判和继承的手段改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一）批判的圭臬：两大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采用批判与继承两大手段。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客观分析，进一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1]（432）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要素，并在批判中发现了新世界——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169）马克思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制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给出了改造现实社会的路径。
空想社会主义将理性和精神视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基础，跌入唯心主义的深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触及其生产方式的本质，从而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马克思、恩格斯从其唯物史观出发，科学揭示并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阶级斗争是实现阶级主体幸福的物质力量。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校正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英雄主义”倾向，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确立了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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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的精髓：思想素材
诚如恩格斯所说，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初期的 “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3]（405），为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积极主动的方法和天才般的预测。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有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科学内容[1]（432），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都主张消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根源的揭示，充分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揭露，创造性地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异化劳动的根源，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这种将民间口承叙事作为狭义历史表述的重要手段去关注和探讨的研究取向，与新史学观的研究思路颇为契合。本文即从新历史主义视域出发，以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及辽宁满族区域文化史的建构为例，揭示民众底层的口述历史是如何与上层官方正史相互印证、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叙事文本”及“历史文本”进行对比，阐释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口述历史与正史在记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记录原则及作用发挥逻辑，突显民间口承叙事作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本文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国外背景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具备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正面促进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归人才及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有效性，也为企业的海归人才招聘和引进做出正确指导。
科学理性是马克思幸福选择的标准。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科学基础的人”[4]（451）。而空想社会主义走向了虚幻，没有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法揭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马克思科学理性的精神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弊端。马克思曾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5]（2）马克思一生都秉承这一理念，勤奋吸取各科知识，而且在每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所有真理的交融，都为全人类的解放积蓄了能量。他从不引证他还未确证的事实，从不出版没有经过其仔细校正的著作，他要确保其传播知识的科学性。他深知，人类的幸福需要真理的指引，只有探究真理、掌握真理，才能为人类谋求幸福。人的解放需要真理，也需要革命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还以科学的态度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树立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仰，不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幻想的方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大胆表达自我理想的唯一可能的手段。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激化，逐渐萌发了消灭资本主义矛盾的萌芽力量——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这一社会力量。马克思基于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指导，将空想社会主义从虚幻的乌托邦拉回现实，“给一直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5]（3）。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积累了实践经验，这是促使马克思从虚幻的绝对精神向现实实践转换的原因之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特质之一。马克思实践幸福观是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虚幻的完美假设的扬弃。
二、马克思的实践幸福观：扬弃“乌托邦”式的幸福观
实践是感性世界存在的基础，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幸福则是以人为中心的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主体内心的愉悦。马克思认为，幸福作为主体感性的内心活动依赖于现存的实践，这是马克思实践幸福观的内在规定，也是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区别于虚幻的幸福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乌托邦”式的幸福观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前进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俨然跌入道德和宗教的深渊。从乌托邦的思想先驱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述的理想共和国，到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这些思想家们所追寻的是一种宗教性的幸福。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的两大发现，将空想变为科学，而实践则是马克思、恩格斯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生命的源泉，这也是马克思幸福思想中幸福主体获得幸福的不变路径，是马克思幸福思想走出虚幻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扬弃空幻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幸福的至善追求。他们在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1]（432）马克思幸福思想具有三重精神品质。
（二）回归现实
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尤其是莫尔关于废除暴力机关和关于国家主要职能的一系列观点，圣西门关于未来人的社会权利应该注重对物的管理的主张，都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家消亡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三、空想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幸福思想的三重内涵
空想社会主义中的虚幻成分奠定了其幸福追寻的虚幻基调。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一种虚幻的文学游记形式，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详细的描绘，“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4]（529），以理性原则为论证基础，夸大理性的作用，唯心主义色彩浓厚。马克思实践幸福观则批判这一立论方式，将幸福拉回到现实。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者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详细地描绘了未来世界的理想状态，但其中暗含着对生产劳动的偏见。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对理想社会的预设也充满空幻色彩。平均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遗弃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梦幻的文学形式，升华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未来世界的积极构想。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倡导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即杜绝一切生活享受，主张“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限制消费和生产，这是其糟粕的一面。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经济角度出发，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状况的辩证关系上提出合理猜想，但却将理想社会主义的实现力量归于个别英雄人物，忽视了广大劳动者的力量。总体而言，虚幻性和空想性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
同样，马克思的劳动幸福思想继承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创造和劳动快乐的思想。以莫尔为代表的劳动惩罚论虽暗含着劳动是一种痛苦、是对过错者和犯罪者的一种惩戒等思想，但他主张通过劳动对过错者进行“救赎”的观点也有合理的成分。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康帕内拉和摩来里从法律角度强调劳动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律应保证人人享有劳动的权利，并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劳动光荣是人们通过劳动获得幸福的心理体验，这一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也是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理性精神：为人类幸福而工作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是马克思对于幸福的选择。马克思幸福思想中蕴含着其致力于为人类幸福工作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指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幸福选择，它展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性精神主要包括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
使每个人实现全面发展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人人平等，人人是兄弟”的理想社会主张，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平等是主体幸福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也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丰富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内涵。
实践理性集中表现为马克思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实践理性是马克思幸福选择的途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并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01）。马克思立足现实社会，用实践的观点去解析人类、人类社会和自然界，获得了对人与自然及社会的新认识，提出从人和社会的本质特征出发，通过实践实现对幸福的追寻。马克思关心社会、尊重和重视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创造力量，认为人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实践结果的好坏，以及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技能水平，也是影响人的幸福感的主观条件。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创造了幸福。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模型是优化配置的主要工具，我国政府及各省市多年来的配置工具主要是卫生区域规划，其在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从资源配置现状看，卫生区域规划是计划手段，还不能解决复杂的资源配置中计划与市场平衡问题[1]，需要建立科学的数学模型进行优化配置。
（二）批判精神：现实与自我的批判
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创造的始终，通过批判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同时也只有在自我批判和对现实的批判中，才能不断完善其幸福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境遇的描绘是“普遍的痛苦”“普遍的不公平”“普遍的不幸福”。在他看来，以理性和自由为口号为自己标榜的资本世界陷入虚幻、不公正和人奴役人的深渊。正如他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9）。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马克思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脱节的，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致力于理论著述，另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尝试通过社会改良、暴力革命来实现其社会理想，马克思则实现了两者的结合，他“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7]（7）。这种批判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和自身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其辩证法的吸收、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借鉴和超越等一系列批判和理论建设工作，实现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最终走向新的哲学殿堂。马克思幸福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可概括为对上帝存在的否定，即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幸福思想的批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在对宗教的批判中否认上帝的存在，将康德式的幸福“悬设”拉回人间，关注现实世界，批判地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宣言[1]（140），并指出改造旧世界的方式，强调人的幸福只能诉诸实践、改造世界，同时实现自我改造，获得幸福。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幸福观主张从上帝那里得到救赎。他从贫苦的广大农民的处境出发，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无情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运动初期，“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1]（431）。资本主义关于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主张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由图5和表8中对股票价格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第1期，股票价格只受自身因素的冲击，第2期开始，受自身因素冲击逐渐减弱并受投资情绪冲击的影响，且逐渐增强，在第10期趋于稳定，自身因素的贡献为95.99%，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贡献为4.01%，整体来看，股票价格受自身因素冲击更大。
（三）人文精神：崇高的精神关怀
“为人类工作”是马克思一生的幸福选择[5]（2），展示了其对幸福的终极关怀。马克思的理想是为绝大多数带来幸福，他认为这才是最幸福的人。人文精神是“一种提倡关怀人、尊重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要重视人的生存环境、人的价值与尊严、情感生活和道德理想”[8]（104）。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9]（7）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树立了这种理念，这种品格是影响马克思关于幸福选择和赋予幸福思想内涵的关键因素。他在其博士论文的序中赞颂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9]（190），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自己立志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不畏苦难，以非凡的勇气为人类传播真理的火种，为人类带来温暖和幸福。在领导工人解放运动的艰难岁月里，他始终坚持这一人生志向，马克思就是那个时代人类世界的人间“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高尚的选择比任何以道德、奉献以及其他种种自我标榜的口号更加真实。马克思的这种志趣贯穿他一生对幸福的追寻，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整个学说的灵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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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1-0010-03
收稿日期： 2018-06-14
作者简介： 刘薇（1994-），女，贵州黔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幸福观；方玉（1977-），男，江苏句容人，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幸福观与道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