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弦乐器起源的考察与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弦乐器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3-0077-06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3.008
琴、瑟是中国弦乐器重要的弦乐器，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历史内涵，为我国音乐文化中独具魅力的艺术奇葩而跻身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林。在汉代，古琴逐渐定型，文人士大夫创作有大量的古琴曲，并留存下大量琴论文字。魏晋南北朝，能琴善乐者众，其间诸多乐家如刘安、桓谭、嵇康、桓伊、戴逵父子等则为其间翘楚。不仅出现了规范的文字记谱法，产生出一批琴学著述。以文本文献之载述、前贤之探研为基础，核以考古出土之实物，探寻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悠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古代文献典籍中有关弦乐器起源之载述
传世文本文献中有关弦乐器起源共有五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伏羲说、神农说、晏龙说、尧说、舜说，此外《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尚有“士达作为五弦瑟”之说，其中尤以前两说最为常见，影响亦极为深远，兹举其说法如次：
《通典·乐典》引《世本》：琴，《世本》云：“神农所造”。瑟，《世本》云：“庖羲作，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风俗通义·声音》亦言：瑟，谨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琴，谨按《世本》：“神农作琴。”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调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瑟，庖羲所作，弦乐也。
扬雄《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天真者也。
桓谭《新论·琴道》：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道，合天地之和焉。
马融《长笛赋》：昔庖羲作琴，神农造瑟。
《琴操》：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作瑟三十六弦。神农氏……作五弦之琴。
《绎史·太皥纪》引《拾遗记》：礼义文物于兹始作……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
《路史·外纪》：伏羲斲木为琴，绳丝为弦，弦二十有七，命之曰离徽。伏羲絚桑为三十六弦之瑟，所以修身养性，返其天真。
《琴史·莹律》：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
历代有关伏羲、神农创制弦乐器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其共通之处便是将弦乐器的发明权凭空付与所谓古之圣王。然而，由于古琴艺术与封建士大夫阶层息息相关，于是这些貌似可信实则毫无根据的谬说也便大行其道，直到清代中叶以疑古著称的崔述才对此成说予以彻底否定：
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犧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犧、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斲木成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后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1]
虽然崔氏之说仍不出“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窠臼，但从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出上古圣王制礼作乐为“后人猜度附会之言”，无疑为我们重新审视弦乐器之起源指明了新的方向，故此后音乐学家在对弦乐器的起源问题皆持较为科学审慎之态度。由此可见，虽然汉晋以后有关圣人制器的事迹史不绝书，文献典籍中对弦乐器的源流亦“言之凿凿”，但均因缺乏相关的考古学实证而难以科学准确地揭示中国弦乐器的起源问题。对于这类文献记述与客观史实间的自相矛盾，音乐学家在对文本文献抱有“多闻阙疑”态度的同时，又将更多目光投向更为宽广的田野调查之视域中。
此外，根据对《诗经》之统计，“琴瑟”共出现10次，分别为：
《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唐风·山有枢》：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秦风·车邻》：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小雅·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
《小雅·莆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小雅·车舝》：四牡騑騑，六辔如琴。
《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歌词总集，与音乐关系自然非比寻常。《诗经》十五国风的流行地域大体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及江淮地区，而在出现弦乐器记载的诗篇中，又以周原地区最多，占三分之二强，不难发现最晚至西周后期，弦乐器已经成为中原地区较为流行的一种乐器。纵观上述对弦乐器描述的诗句，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是对琴瑟演奏状况的描摹及其社会作用的表述，而《定之方中》则对琴器的选材流程与制作工艺进行了细致描绘，为我们了解当时弦乐器的生产制作情况提供了宝贵依据。因此，在《诗经》时代，周原地区弦乐器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就《诗经》追溯琴的历史源头，最远追溯到的恰恰就在周原，具体时间则为公元前9世纪”。[2]
二、20世纪以来学者对弦乐器起源问题之探索
上世纪30年代，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首倡中国弦乐器西来说，“琴瑟之原型似为苏美尔人共通之乐器，瑟即Dulcimer，波斯方面极多，似亦由苏美尔人移入者。此因中国民族尚在其原住地与苏美尔人保持共同文化时，已有琴瑟之原始形乐器矣”[3]，郭沫若等亦附会此说。民族音乐学家萨克斯则认为中国弦乐器与南亚竹管琴存在渊源关系，“由管形齐特拉琴(Zither)分化出半管形齐特拉琴，成为中国的琴的母胎”[4]，故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对琴、瑟、筝、筑、箜篌等中国早期弦乐器的起源、形制与流变情况予以详尽考释后指出，“中国古代的琴、筝、筑等弦乐器之重要者，其原始母胎的半管状琴(Halbr
hrenzither)和更古的圆形管状琴(Rhrenzither)，现在还大量分布在南海，远及非洲一带”，“以毛竹为槽，划其皮为细条，两头不切断，刳开竹皮下面，挑起竹皮细带来即以为弦的乐器，分布很广……这种乐器稍有进化，就在槽上另外安上弦，弦数也逐次增加，槽形也渐渐变化，终于形成为琴、筝等高级乐器”[5]，更多地强调中国弦乐器与南亚地区民族乐器的渊源关系，并援引西方民族音乐学家的观点予以佐证。同时，林氏虽也否定了伏羲、神农造琴之类的传说，然言其起源仍为语焉不详，只用“可以想象所谓舜的五弦琴，只是太古时代就有的一种发五音如五弦琴的乐器”[6]一笔带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音乐史学得到长足进展，对弦乐器起源的研究也日渐明晰。杨荫浏先生曾明确指出：“关于这一时期(商代)是否已有琴瑟等弦乐器，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明确说明的地步。这里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我们有着不少关于琴瑟等弦乐器起源的传说，可是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的，甚至文字学或语言学的证明。郑重一些，我们目前还只能暂取存疑的态度……关于商代有没有弦乐器，目前，因为没有可靠的材料，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商代还没有弦乐器。其理由是因为在卜辞中还没有发现琴瑟等代表弦乐器名称的字。但根据商代音乐的发展情况和乐器史一般的发展规律来看，似乎商朝应当能有弦乐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目前宁愿耐心一些，等待新的发现和继续的探索，还不急于判断”。[7]李纯一先生亦言：“关于商代弦乐器，迄今还未发现任何考古实物……不过按理说，弓出现于远古时代，商代之有弦乐器很有其可能。但目前缺乏实证，又不知其本名为何，只好耐心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来解决这一难题”。[8]琴史专家许健先生对此亦表认同：“琴是我国历史久远的一种乐器。关于它的最早的情况，现在只有一些传说。例如它的创制者，在古籍中记载的有：神农、伏羲、尧、舜等。虽不可信，但很早就产生了琴，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9]
我国音乐学家对琴瑟等丝弦乐器的起源历来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各家观点也渐趋一致，其间虽偶有新见面世，但多经不起推敲，兹不赘述。以甲骨文考释来研究商代弦乐器的发展状况是这一时期学界一个新的关注点。考虑到古文字中的弦乐器出现亦晚，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无明确的弦乐器字形，战国时期的籀文中始见“琴”、“瑟”等字，正与出土琴瑟的时代相合，这也反映出琴瑟的成熟与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认定商代可能存在弦乐器的主要依据就是罗振玉先生对“乐”的解释：“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θ(白)’以象调弦之器，犹今琵琶、阮咸之有拔矣”。[10]然卜辞中“乐”字均为地名，无用作“音乐”义之辞例[11]，且音乐学界对“乐”之初义尚有不同看法。唐健垣先生在肯定“乐”为“丝和木”，意指“齐特琴”的基础上，又对甲骨文中含有词根“弦(
，
)”和“动作(
)”的字形
、
、
加以考释，以此论证商代弦乐器的存在。然而这种推测连唐先生本人也未敢尽信，仅以“我没有发现任何甲骨文中又明确地刻画一种弦乐器的字形。然而，这并不排除有一天关于琴的象形文字会被发现”[12]一语草草收章。何况唐先生对商代弦乐器的考察也只是对罗振玉成说的深度发挥，故亦未从根本上冲破传统观念之藩篱。总之，自古以来，历代学者虽一直苦苦追寻着中国弦乐器的滥觞与渊源，却终因文献载述之失实与出土实物之匮乏而难成定谳。
三、考古发掘中所见之早期弦乐器
由于丝竹类乐器难于长久保存，故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殊少。据音乐考古学家王子初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弦乐器实物，琴有两例，即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七弦琴①，其中曾侯乙墓琴是目前考古发现所见时代最早的琴，可以上推至2400年以前的战国早期。瑟出土较多，迄今已有数十件，主要留存于鄂、湘、豫南等古代楚文化圈中，如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瑟、当阳赵巷4号墓瑟、江陵雨台山楚墓瑟、荆门包山墓瑟、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2号墓出土的6件战国早期瑟等，仅曾侯乙墓一次出土就达12件之多，为出土古瑟之最。在目前出土的瑟中，二十五弦瑟亦多达12件，足见文献所言绝非向壁虚构②。由此可见，尽管瑟在先秦时期是一种在中国南北方广泛使用的弹弦乐器，但丰富的考古资料显示，这种乐器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楚文化圈中更为风行。考虑到留存至今的先秦典籍，均为中原地区的遗存，必须注意到其地域文化的局限性。《诗经》等文献中所描绘的琴，反映的是西周中后期中原地区弦乐器的使用情况，在南方地区，琴的使用似乎不如瑟更为广泛。
此外，战国时期虽偶有七弦琴出土(如郭店楚墓的战国中期器和长沙五里牌3号楚墓的战国晚期器)，然其形制近于曾侯乙墓所出十弦琴，与汉晋间定型并留存至今的古琴形制差异较大。不断丰富的出土实物，已经证实中国早期弦乐器有其自成一体的脉络。按时代先后看，自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和五弦均钟，荆门郭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七弦琴直至西汉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半箱式七弦琴，可见其在形制结构、制作手法和造型风格等方面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而且这些华夏早期弦乐器的出土范围均位于中国南方湖南、湖北地区，属于楚文化圈。可见这种半箱式古琴，“原本是苗蛮集团的乐器，属于古代楚文化的乐器，它是由楚文化传入华夏文化中来的”。[13]王子初先生据此得出结论，“现在古琴的形制，是在两汉早期到魏晋时代之前这一时期内形成的”[14]，这也这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琴瑟等丝弦乐器的形制绝非一成不变，必然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而日臻完善。从目前出土琴瑟之定律与形制看，均较完备，远非草创之雏形。故弦乐器在此前必定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毋庸置疑的。
尤值一提的是，1996年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地区出土了三件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木质箜篌，2003年鄯善洋海墓地又出土了三件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箜篌，这便意味着这种被认定为是西汉时期所创制和传入的弦乐器其时代被前移至战国时期，又给我们探索弦乐器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弦乐器与两河流域文化似乎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但也应当看到，文本记载的汉武帝时代所创制的箜篌为卧箜篌，而新疆出土的战国箜篌为竖箜篌，“其源可上溯至亚述的水平角形竖琴，其中又融入相当斯基泰文化及西域当地文化的因素。所以说，新疆出土箜篌是一种经过多元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水平角形竖琴之西域亚种”[15]，与琴瑟等齐特(Zither)类弦乐器原非同宗，而且有关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地区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目前仍付阙如。虽然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对此早有推测，“卡龙(qānun)是古代东方的皮萨泰里琴(psaltery)，在波斯和土耳其称作桑图尔……中国和朝鲜的洋琴是正梯形，立有弦马，用其两侧调成两个音，用很柔软的细竹棍敲奏，从这点看，它们是否与桑图尔属于一个系统呢”[16]，但尚未找出切实可靠的历史依据。何况“箜篌”究竟是外来语cank的音译还是“坎侯”一语所衍，迄无定论。因此，新疆箜篌的出土虽然对考察中国早期弦乐器形制之流变与先秦中西音乐文化交流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但以此论证中国弦乐器西来说，尚缺乏足够的历史依据。
综上，笔者通过文献载述与出土实物的二重释证，并结合音乐学家的相关研究成果，试对中国弦乐器的起源问题略陈管见。
首先，在世界各民族乐器史上，“从体鸣打击乐器形态到膜鸣打击乐器形态，再到气鸣乐器形态和弦鸣乐器形态，这就从乐器起源的形态上构成了一个顺序发生序列，这一序列迄今已为中外考古发掘所见乐器所证实，并得到中外大多数音乐学学者的赞同”，[17]中国乐器的发生史自然也概莫能外。以琴瑟为代表的弦乐器在产生伊始，也只是民间流传，社会地位颇低，“三《颂》中祭神乐器无琴瑟，《风》、《雅》中虽见琴瑟的使用，却是用于燕乐男女之私，足见这类乐器传统不古，没有资格供奉宗庙鬼神”。[18]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音乐世俗化思潮的冲击，琴瑟之声方才逐渐取代钟鼓之乐上升为“八音之首”，成为士大夫阶层“无故不彻”的常用乐器。
汉代独尊儒术，礼乐日隆，古琴作为儒家礼教乐化的代表性产物而声名显赫，遂一反世界乐器发展成规而成为华夏乐器之始祖，甚至具备“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19]的封建伦理学功效，这岂是音乐起源时代所能达到的境界？传世典籍数言伏羲、神农造琴瑟，全为汉晋时人所增益附会，自无足信。即以影响最大，引述最多之《世本》而言，其撰者及其成书年代，目前说法不一，然其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则无可疑③。所言伏羲、神农之史事，皆出后世伪托。王光祈早已指出，“但采用中国古籍，亦有一定限度……其实庖羲氏之有无其人，已是荒远无据，而况世界各种乐器之进化，实以‘丝弦乐器’为最晚，因其材料及组织皆较其他敲击或吹奏乐器复杂故也……换言之，《世本》此种记载断不能引为依据”。[20]即以此书或有可采，然其记述仅始于黄帝④，伏羲造琴的史事根本就没有纳入《世本》的记述范围。且《世本》在宋代即已亡佚，今之所存乃清人“搜练古今，博采沉奥”而成，其增益附会，去古远矣。因此，“所谓伏羲氏发明琴瑟者，即中国民族将对于乐器之一种理想，付与理想的人物伏羲氏也”[21]，可见伏羲、神农的传说，不过是给琴瑟平添了几分历史神秘色彩和儒家人文理想而已。
其次，既然圣王制器之说既不足为凭，而甲骨文中迄今尚无弦乐器之专名，亦无同时代之出土实物与图像相参证，故考查弦乐器之源流，当具历史进化之眼光。以琴瑟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又因与儒家的密切关系而承载了国人过多的审美理想，已成为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显然具有礼乐文明清晰理路的古琴文化的出现，势必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演化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当然，弦乐器起源虽晚于他种乐器，然其历史之悠远，则信然有据：
最早的描述以表音符号或表意符号的形式出现在苏美尔人的书写板上：半椭圆形的竖琴上带有三根弦，琴的下端比上端略厚，这可能是一块共鸣板。几乎同时的乐器出现在晚一些的王朝早期第一阶段；还有一些早期王朝第三阶段(公元前约2600年)的刻有人物浮雕的石灰石装饰板，这种竖琴的弯曲程度比以前小，而且还带有六、七根弦；它们的尺寸不一，随演奏者身材大小而异……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从乌尔王室墓地发掘的著名的“普阿比皇后之琴”(公元前约2500年)则比它们复杂得许多；琴颈变直了，共鸣箱也扩大了，过去的弓形因而成了三角形，琴弦也增加到十一根。[22]
竖琴的形式相当精确，并与三、四百年后在印章和祭献板上所描绘的相一致。这种乐器可以定名为不对称抛物线形弓形竖琴，演奏时保持垂直姿势。它的形制既有大型的立式竖琴，也有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竖琴。起初它有三至四根弦，在乌尔第一王朝时期有十一至十五根弦。自格姆德特-纳萨尔时期(公元前2800年至2700年间)以后，在印章和轮状印章所盖的印以及浮雕上都显示了里拉琴的图像……显然，弦鸣乐器在苏美尔音乐文化中起着首要作用。[23]
在古埃及、古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亦不乏此类弦乐器，足见其历史之悠久，流布之广泛，与我国新疆出土的竖箜篌亦有某种渊源关系。“古代巴比伦的乐器有里拉和长颈鲁特琴两种弹拨乐器，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弦乐器。当时中国则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目前还没有发现弦乐器。古代巴比伦音乐，继承了苏美尔文化的弦乐器，对后世西亚、非洲、东亚音乐中弦乐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田边尚雄首倡的中国弦乐器西来说，即以此作为理论依据。但尤应指出的是，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多为齐特琴，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地区的竖琴、里拉琴、琉特琴无系属关系，且目前亦无足够史料可以证实远在乐器萌生的洪荒亘古即存在着华夏文化与西域文化、古印度文化乃至两河流域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印度音乐文化中亦有创乐神话，如印度传统弦乐器维纳(Vina)就被认为是梵天之子那罗陀的发明，那罗陀因此被尊为德瓦乾闼婆或乾闼婆拉甲(天乐之王)。“有关维纳琴的最早文献资料比第一批足以肯定该乐器的图像还要古老，它们源出自中吠陀时代(公元前6世纪)，主要源出自《梵书》。《耶摩尼梵书》是这样描述维纳琴“它有七根琴弦，一个琴颈，一条背带，一个蒙有兽皮的琴身，上有音孔数个，另有一个拔子”[25]，这与我国伏羲、神农造琴瑟的传说颇多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圣王制器乃是民族音乐学中一个广泛流行的“母题”。
最后，中国弦乐器如琴瑟等均以丝弦为振源，而制茧成丝工艺的形成则是农耕社会桑蚕业兴起之后的产物，且《尚书·禹贡》中亦有弦丝为琴的记载，所谓“莱夷作牧，厥篚檿桑”⑤，这与我们普遍认为的由狩猎工具——弓弦演变而成的以弓形竖琴为代表的弦乐器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其产生与发展必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何况一般认为弦乐器的激发方式是先有“拨”和“击”弦，“擦”弦产生较晚。而以琴瑟为代表的中国弦乐器具有自身独特的形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弦乐器在形态、材质、定弦法和演奏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这一点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并予以探究。
综上所述，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华夏先民在原始音乐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的生产手段，绳丝为弦，爰伐琴瑟，最终创造出华夏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弦乐器。我们通过对中国弦乐器产生的考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秦汉以来古琴艺术的递兴嬗替。
①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是否琴器尚存争议，兹不予详论。
②以上统计数据引自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马王堆七弦琴和早期琴史问题》(《上海文博论从》2005年第4期)等考古资料。
③《史通·古今正史》：“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士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将其成书系于公元前228年以前(按：此说本陈梦家《世本考略》一文)，足见其为战国秦汉之际的伪作，恐难据为上古信史。
④《史记集解序》司马贞《索隐》引刘向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谥名号，凡十五篇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班固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
⑤《尚书·禹贡》孔安国传：檿桑蚕丝，中弦琴瑟。孔颖达疏：檿丝，是蚕食檿桑，所得丝韧，中琴瑟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