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倡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
我们生活在新世纪。实际上，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而言，它所主要关注和追踪的对象，实在是舍“新世纪文学”而无它。我们的批评家、文艺评论杂志、媒体专栏主要言说的话题，大都不出“新世纪文学”的范畴。只是有时我们还没有“新世纪文学”这一总体性表述的自觉意识。
那么我们提出来“新世纪文学”来讨论，主要也意在树立新世纪文学的自觉意识。有了这个意识，把眼光注目于当下的发展，让文学的当下发展形成一片现实视域，有利于批评的前进和研究的拓展。由于身为编辑，在新世纪最初的这几年，来稿中时常收到有关以“90年代文学”为题目的种种评论或研究文章，我们知道这是很多大学院系当代文学师生的研究课题；而有关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评论或研究文章则很少见，一些评论文稿虽说主题内容也是有关新世纪以来的作家作品的，但那种直接以“新世纪文学”为题，尤其那种总括性、综评性的文章则几乎没有。去年以来，《文艺争鸣》开展了“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相继发表了杨扬、雷达、张炯等人的文章，关于新世纪文学遂渐渐形成一个话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关新世纪文学的评论或研究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时间永远是变动不居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时间转换都会有一个生活的意义在里面，但现在这个“新世纪”的确不同，我们相信依凭这个总体化的时间标记，可以探讨一些现实文学的真实动向和变迁。
而且我们还相信，“新世纪文学”比起上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及“9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等概念来，在当前有着更为广阔和诱人的表现空间和探讨空间，它不仅面向过去一段离我们最近的数年时光，而且还拥有未来；不仅是客观的认识对象，而且还是发展中的变迁着的认识对象。它要求研究评论者主体的现实思维和历史眼光的互相渗透、互相启发，以及辩证着运动着的前倾研究姿态。
大致来说，研究新世纪文学的理由有这样几层：
一是基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事实。新世纪文学已经有了6年的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实绩，仅仅统计学文献学意义的研究就非常可观。每年都出版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以千计的散文集、诗歌集，使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的如此立体和丰富的文学体的时运前行，这是一个在现代出版技术和出版文化背景下的有着数千年文化底蕴一个大国的偌大文学体，置诸世界各国文学，都很独特的文学体。我们甚至连用创作“丰收”、“繁荣”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都没有意义，我们会说在文学的质量面前，文学的数量不值一提，但正是这种当下文学数量上的庞大，会像历史上的《全唐诗》、《全唐文》一样构成当代中国文学共同体的盛大性的独特表征。想一想当下在省级层面、市县层面存在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生活，在青少年层面存在的文学性写作和文学生活，新世纪文学的文献学、统计学以及地方志传统方式的研究就已非常诱人。而即使回到所谓的全国层面，当下中国文坛的确存在着一个主流文坛，它包含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文学主流传统的最新演变，如在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的传统流变中，我们可见到如王蒙的《尬尴主流》、张洁的《无字》等；在寻根文学传统流变中，我们可见到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贾平凹的《秦腔》等；在先锋文学传统中，我们可见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格非的《人面桃花》、东西的《后悔录》等，这还是仅就当下小说的主流传统形态而言。这个主流文坛无疑是产生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但来到新世纪，它们已经有了或集大成或面向未来敞开的新的重要表现与重大飞跃，显示了新世纪文学某些别样新质，其转变无疑是深刻的。然而仅有这些对新世纪文坛的概括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应注意到新世纪文坛的快速扩容，今天的文坛之广阔盛大，如果不包括如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写作”，不包括所谓“80后”“青春写作”的我称之为“新表现写作”的现象，不包括那些在数以亿计的打工一族人群中产生的打工者文学写作的“在生存中写作”，那就不是一个符合今日文学社会化趋势的真实文坛，这种主流写作加若干边缘写作的文坛格局，其盛大性表征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最大变化。新世纪文学研究，正可基始于对这样的新的文学体及其复杂机制和写作实绩的客观描述而成立。而且由于当代生活在媒介现代性和文化市场现代性上的剧烈推进，由于当下文学的机体过于繁复盛大，不仅及时的评论非常必要，及时即时的学术调查积累与研究也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呀。
二是基于新世纪文学的变化和新的表现。如前已开始论及到的，新世纪文学首先应被理解为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机制安排而组成的偌大文学共同体，对这个偌大文学体的构成和由其演变而导致的新表现的研究，便会产生新世纪文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我们其实已经在说，就广泛的总体的意义而言，新世纪文学已是一种新表现的文学了。根据我们的初步体味与观察，它一定有自己的新的文学生存空间和时间，新的文学理念和主题，新的文学追问与表现。
如果习惯于旧世纪的思维，认为新世纪既然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纪”，那么总要有一个明确的历史“转折”，有一个界标。但恰恰相反，这个“世纪”之“新”，却是以一个纯时间性的文化惯例过渡而达成的，因此它是相对于“前一个”世纪的对“又一个”世纪的较为热情的说法而已。然而所谓的新世纪，就这样徐缓而漫过岁月，一幌几年过去，蓦然回首，文学已汪洋一片而非昨日之文学了。这应该是一个总体性的整体的感受。无疑，正像当今中国起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新时期”一样，跨过世纪的门栏，人们却忽然明显感受到它说“崛起”就“崛起”了。它是我们曾经想像过的那样子吗？那个热情而多思的“80年代”，那个躁动不安的“90年代”，今天的中国是它们孕育的一个结果，一个既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的结果，既曾经熟悉而又仿佛陌生的结果。这是新世纪的中国，中国的名字更加响亮了。站在今天视之，过去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倒像是今日新世纪中国的一个“前身”，一个“前结构”，或许说是一个“根源”也未尝不可。但今日新世纪的中国却又完全站在了一个新的境界上了，它踩着过去世纪的肩膀，却完全生成着一个新的现实，面向着一个新的未来。这面向新世纪的未来展开的中国，无疑是更加重要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康社会等基本表述之后，以人为本也好，科学发展也好，和谐理念也好，自主创新也好，这些媒体间传播的理念，应该可视为展开了新一轮的中国想像的表征。而我们的新世纪文学，正应该是在新一轮“中国想像”中渐次展开，通过文学来“想像中国”。新世纪文学也如同新世纪中国社会一样，是这样地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忽然清醒而刮目相看的，上个世纪的所有“转折”式的“断裂”式的变迁在这里都抹去了痕迹，一个似乎没有什么“时代标记”的变迁，就这样在你的不经意中降临。这恰是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非“断裂”式而是“生成式”或“生长式”的特征。今日当人们说起“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也仿佛既与我们的来源有关而又趋于遥远的故事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回答它，这正是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动机点。新世纪文学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但重要的是它已在新的层面上面向未来了。在新世纪，它是80年代、90年代文学的一个总结，又在开启着新的可能性，它甚至也可能是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整体超越呢。
除了前述新世纪中国文学共同体的盛大性局面特征，以及非“断裂式”演进形态的生成式生长式特征以外，如果再进一步指出，首先，新世纪文学正在走出上世纪压迫于中国文学的时间的焦虑，正在趋于更加空间化的追求和表现。上个世纪中国文学被置于进化的阶梯中，仿佛在一个世界性的普世时间坐标中苦苦寻求位置，急于割断和批判自身传统，而将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学表现匆匆操练一遍，此风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风潮及所谓的先锋写作。而今则局面变换，新世纪文学已不再追赶各种“主义”也不以“先锋”为意，它似乎更加从容和宽容起来，今日文学与古今中外文学正在形成一种理性的对话关系，与现实与社会的“紧跟”关系也由紧绷而趋于缓和。它似乎已淡化了时间的焦虑，而更看重空间的构建。囿于上世纪的文学进化观念，我们总是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写作等赋予一个时间化的演变系列，事实上它们也确有一个时间接续逻辑。但在新世纪文坛，我们会看到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理性反思精神的文学、寻找文化家园精神的文学，以及时语言形式和存在精神之谜探求的文学，这些上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遗产在今天都在寻求新的共时的发展，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综合地构成了主流文坛演化的空间布局。而新兴的“网络文学写作”、打工生存前沿者的“在生存中写作”、“80后”文学的“新表现写作”，则完全不站在一种文学进化的序列，甚至不屑于与主流文坛有着时间性接续式联系，而是自主式地各有理由，各有位置，各有轨迹，在社会空间中寻求着文学空间的建构与扩容。在时间的理性寻求基础上寻求空间的发展，这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合乎规律的丰富性和盛大性的前提。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往往既有时间的循环与进化，又往往以思想文化的、地理的、个性风格的空间展开取胜。新世纪文学自当以此道视之。
其次，新世纪文学试图走出文学观念的日益狭隘化，在新时期文学由社会主题而文化主题而自我主题的渐次“向内转”的愈演愈烈之后，在文学本体论的内卷化偏至之后，社会主题、文化主题又有恢复活力的趋势。对自我精神的关注，与对文学语言方式的关注，并不以排斥社会关怀、文化关怀为前提，这在新世纪往往达成一种平衡而宽阔的理解与处理。这在前面所举小说创作中的《秦腔》、《檀香刑》、《尴尬风流》等作品中的表现已经很明显，而且过去先锋写作中重要作家的新作如韩东的《扎根》、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东西的《后悔录》等表现出来的转变，无论从思想旨趣、文化主题、艺术理想、文化语言等方面讲，新世纪文学走出自我的个人化的狭隘之境、增强社会内容和现实触角的新表现特点就更加明显。而且应该看到，这新一轮的对社会生活和底层现实的回归和关注，已非80年代文学社会性在起步期的简单的艺术探索性表现可比，它站在了经过语言变革和叙事进步，以及心理深度开掘、艺术形式丰富的一个新的基础上了。
尤其应该指出，就整体的文学主题而言，新世纪文学可以说正在实现着对新时期文学“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主题的转换和超越，而建构起新世纪的“欲望与文明的冲突”主题模式。现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十分准确而影响至大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进化论的主题模式概括，它所指的“文明”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现实逻辑的展开，在“90年代文学”中无疑走向了一种“欲望化写作”，因为我们曾经所向往的文明，首先是一种“富裕”的文明，有物质基础的文明，它也一定是满足“欲望”的文明，欲望的实现和满足是这种文明观的关键因素。90年代文学的欲望主题的表现是80年代文学的“文明”的逻辑结果，对欲望的启动和肯定是这个市场化经济取向时代的一个“文明”基点。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学是一种人的文学，就并不应仅仅以欲望的启动与肯定为单一或终极的目标，人的文学的重要内容，还在于要在与欲望的对话和把握中建构“文明”的内涵。90年代文学的“欲望化写作”实际上已提出了对文明，对如何处理我们生命欲望的要求。而新世纪文学，正是在这样的主题深化中，形成了“欲望与文明的冲突”的主题的普遍趋势，这在主流文坛的诸多有影响的作品中，在若干边缘写作潮流的重要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如果说，建立在时间和进化论意义上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折射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思考的起点，大致说来也是贯穿其全部过程的思想线索，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建构，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目标简捷明了、情感泾渭分明，一种更高层面上对文明的思考，对“文明与欲望的冲突”仿佛永恒的困惑，不可解脱的烦恼与追问，一种对如何把握我们生命中不可遏止、被放出魔瓶的“欲望”的探索，一种在时间和空间的辨证平衡中的“文明”主题建构，才是新世纪文学在漫不经意的、不经宣布而自觉深藏的大主题，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现实主题和社会主题的对应性反应，也是对古往今来文学精神的更本质的一种把握。文学作为一种文明方式，在什么意义，什么时候和什么生活的意义上，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或超越或肯定人的欲望，乃是其精神性的基本立场的表现，是文学存在的基本理据。也许，放大一些视野，我们甚至可以将季红真先生提出的“文明与愚昧冲突”的主题看作是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主题模式的概括，那是20世纪启蒙现代性社会文化对文学提出的基本要求，那是一份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主题的最简捷明了的说明。这种主题在新世纪仍然作为时代新主题的基础，仍然有其进化和进步的要求与意义，但真正属于新世纪主题的倾向，却早已在“新世纪文学”中萌发，这些萌发的迹象我们是可以从诸多作品中指出来了，这就是“欲望与文明的冲突”。这可能是新世纪文学对20世纪文学主题的继承发展下的转换与超越。
然后，我们还看到，新世纪文学正试图走出一种文化“依附”式的心态和形态，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那种普世主义的世界文学理想也已风光不再，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世纪文学正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自主性，汉语文学的自主性。在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建构中国文学，建立开放的文学体系，这些似乎都已不再成为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现实的发展告诉人们，中国文学的存在的理由，这个大国文学体的存在理由，并不更多地依赖于他者的存在，他者所造成的映像和焦虑固然很重要，甚至可以成为挑战，成为动力，但中国文学事实上有着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所谓人类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都必须在一个“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在一个不断“中国化”的社会共同体和人生经验中，实现着中国文学自身，实现着人的文学自身。人的文学、以人为本固然重要，但其现实性、历史性都会告诉我们，那些在汉语为主体的世界和汉语写作中生存的人，才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而感性的丰富内容。这是新世纪文学某种程度地疏离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线性时间链条，进而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递进中，必然导致的生存于中国空间的自主性发展特征。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世纪文学中，那些中国式思维与汉语言方式的追问和表现，都在对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学对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所谓世界文学的普世主义赋魅之后，开始了对这些他者文学的祛魅过程。我们不仅要以文学的方式把握和追问人的主题，通过人的主题追问文学的本质，而且要追问中国人，追问中国文学的特质。这是人的从愚昧到文明的追问，更是对文明本身的追问。中国文学、汉语文学本身就构成一个整体，一个偌大存在，一个文明“世界”，它的自主性，相对于过去20世纪而言，是自然的、自觉的新的表现趋势。
综合这些，提倡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便可以从其新的表现特征中寻求文学研究的理据。
三是基于新世纪文学概念价值所展现的富有意味的讨论空间，尤其是现实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双重讨论空间。“新世纪文学”之“新”，是在开展研究时首先碰到的意义项。应该理解经过20世纪对时间的狂热和对“新”的盲目崇拜，人们对这一词汇所产生的警惕心理。但“新”也许是不能不用无法逾越的概念，因此应厘清对“新”的义涵的界定。我们发现，“新”在新世纪也许呈现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日常化的新的义涵空间。它肯定不应是那种20世纪文化中不断革命的激进之新，而在我们的理解中，是可以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新发展观视野下的“新”，是可以通过理性或感性、现实和历史去把握的“新”。这个“新”首先限定在“世纪”之前，已无什么特别的“新颖”之处，无非表示一种时间文化中既定的惯例用法而已。当然在这个“新世纪”的背后，我们又接着认为，新世纪文学有诸多新表现，那么，这个背后的对“新表现”的指认，也是在对新世纪文学概念总体化之后，对其文学事实进行探讨和对话时使用的，对话性是它的前提。况且，如前所述，我们更看重新世纪文学的“空间化”取向，它在内含上已不是个单纯的时间意义的了。
新世纪文学的“新”与“世纪”意义组合起来，是用来限定中国当下的文学阶段的。我们知道，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世纪”这种在中国语境下较为纯时间义涵的概念，要比诸如“新时期文学”这样的与社会政治文化进程紧连在一起的概念，更有理解的回旋空间，有利于文学时间表述的客观性。当然，对“新世纪”这个称谓而言，其“新”也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对“世纪”的“新”的表述很快就会过去，但它所指称的概念指向并不会变，这就是“本世纪”，或直接称“21世纪”就可以了。提出新世纪文学来探讨，也是让人们关注和研讨“本世纪”文学的意思。其实，我们把“新世纪”，也就是“本世纪”特地提出来，最有意味的可能是这个世纪与过去的20世纪的整体比较，最有意义的可能是它将20世纪作了一个整体的“完成”，这一点也许在今后的时间推移中会更加看得越清楚。上世纪后15年，文学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观”，这在文学史眼光下无疑是一种超越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人为断裂的努力，表达了一种新的整体性的世纪文学史观。这是一种富有洞见也符合中国文学在20世纪整体表现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新世纪文学是否可以构成一个具有现代性取向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发展之后的“后世纪”呢？从新世纪或本世纪文学最初这六年的发展状态和特征看，它已有了对过去20世纪文学的一个整体超越的端倪，一个总结过去向未来开放的开始迹象。这为我们继续中国文学历史的“世纪表述”观念提供了初步的依据。对新世纪或本世纪文学，我们当然怀着某种理想，某种愿景，而某种主观的猜想或臆断或许在所难免，但想一想20世纪文学的经历和经验，新世纪或本世纪中国文学应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这样的世纪愿景难道还不应该吗？在这个意义上，它底确可以成为一种发展和前进着的以世纪为单位的文学立场。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基于新世纪文学已有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基于已有的虽然较短却也自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现象和实绩，基于我们对文学的本质、对中国文学特性、对世纪文学史表述理论的新的感知。我们相信，这个新世纪或本世纪或21世纪的20世纪的“后世纪”，是我们对当下文学现实的表达，也是我们对文学世纪历史的把握，在对它的探讨中，“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新时期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也会变得趋于明晰和富有意味起来；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整体观，对当下文学的视野整合，对文学未来长时段的开放信心，更会产生出学习、感受、评论或研究的新的意味来。
最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还是要落实在“文学”二字上。我们怎样看待当下的文学？涉及的不光是一种史的眼光，更是对文学本质、对中国文学特性的理解；其间有对文学事实的客观认知把握，也定会掺进对文学理念、理想、立场的辨证与宣示。然后，说到具体操作层面，当下的新世纪文学所构成的复杂而偌大的文学体、文学场域、文学机能、文学生活、文学世界，已不是昔日文学的几种报刊、几个作家、几种思潮、几个流派的观察就可以说清楚。所以我们要在这复杂、繁复而偌大的“文学”之后加上“研究”二字，因为以前我们对当下文学的观察和判断，往往是即时的跟踪式的，称为“评论”，但若仍囿于从前对“当下文学”的“评论”方式，跟踪式、即兴式、印象式，确已难于把握和深入当今如此偌大的文学对象整体，因此“研究”一词无疑表达了一种方法上的慎重和强化。新世纪文学或当代文学已发展成了这样一种规模庞大，机制复杂的现实文学体，起码需要“评论”和“研究”并重的方法，“研究”所含有的在普遍联系中的客观考察，全面的资料积累研磨，深入而持续的问题追究等，不无社会科学化和学院化的意味，这对进入与把握新的文学现实非常需要。文学研究并不专属于文学史领域，而对当下文学，“评论”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研究”的方法和眼光。
书写文学的新世纪论，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