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民俗学：近三十年交叉研究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文艺论文,走向论文,近三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十年前民俗学研究恢复时，与民俗学相关的研究，在时代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也纷纷亮相。其中以文艺民俗学为标杆的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就是一道风景线。近三十年，这种交叉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检索近三十年相关论著，数量颇巨。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知网所载关于民俗学与文学、文艺理论、美学的交叉研究论文就数以万计；通过检索读秀及国内人文类出版社出版书目，粗略可以看到相关的专著有两百多部。此外，在诗词、小说、古文等作品选本中也出现了专门的“民俗”类别，诸如民俗诗、民俗小说及民俗体骈文等。 一、文艺民俗学理论生成动因 文艺民俗学作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批评的理论，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种以陈勤建教授建构的文艺民俗学理论为代表，其理论特点主要是从内部挖掘文艺生成、发展中的民俗机制问题，注重文艺、民俗两者间的关系研究；一种是以文学作品为考察文本，对文本中的民俗事象进行归纳、分析或文献勾稽，侧重于文艺中的民俗现象梳理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是前一种理论即陈勤建教授“文艺民俗学”从酝酿到体系建构的生成期，以1986年《文艺民俗学发生论》的刊发为标志到1991年《文艺民俗学导论》著成，体现了该理论体系的建构，究其生成动因，可述略如下： 首先，时势所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也引发了人文社会学科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国家“八五”规划重大项目、规模甚大的文艺新学科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浪潮。“文艺民俗学”理论即在这一学术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八九十年代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文艺研究新方法论之一(叶舒宪 胡芸 3)。1991年初，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评述时，肯定了陈勤建建构的文艺民俗学理论“每无先例可循”、“创社会主义学术之新”的学术价值，“其作用无论对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都有好处是肯定无疑的”(77)。徐先生认为，文艺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是“融会则俱利、违离则两伤”，他说： 从文艺的起源、发展、演进、改造，以至全面地把握文艺作品的各种功能，与夫文学能在哪些方面、何等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素质，文艺创作如何更能获得广大的知音，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滋养，都同民俗学的研究有非常密切的、融会则俱利，违离则两伤的作用。长期以来对民俗学的忽视，应该说是文艺学研究所以未得开拓、深化的原因之一。反映论的原则一旦脱离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种种具体表现，容易成为概念化的空壳。(76) 其次，八十年代高校学科建设与学缘因素。1980年代初期，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教授根据学科建设需要，先定文艺学青年教师陈勤建为民间文艺理论家罗永麟先生的助手，随后派遣其赴京跟随钟敬文教授学习民俗学，使他从文艺理论的教学研究转向民间文学、民俗学。这一机遇下的学科交叉极大地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从深层的结构观察，文艺民俗学的建构，在于民俗是人俗以及民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传统的观念，民俗是乡民农民的土特产，但在实际中，城市居民也有民俗。民俗因人而生，是人类永恒的伴侣(陈勤建，《中国民俗学》22－29)。这一民俗理念的确立为文艺和民俗构建了天然的联姻。文艺学和民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内在的同一性。按照陈勤建所构建的民俗学眼光，在群体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语言、心理、行为不可避免地打着民俗的烙印。文艺学以人为自己的主要描写对象，民俗学则以人的民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文艺要描写人，离开了人的民俗，人物形象就欠准确、真实和生动。人的情感，并不是某种传声筒式的抽象物，也不是某一特定情态的翻版，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伴随人生蕴量丰富的民俗文化是支撑其生命的内核。文艺刻画人，不揭示制约人主体情感的民俗因素，就不可能真正勾勒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民俗与人生的难分难解，势必左右着文艺对人生的勾勒。民俗与文艺在表现人的问题上有着同类的复合和交叉影响。在发生学中，民俗与文艺都经历了主体心理机制与客体事物之间反复的双向交流，同样需要情感的激发和事象的展现，形成了特殊的联盟，人类社会文艺发生阶段，文艺与民俗有着母女的血缘联系。文艺到了专家手里，独立发展了，可是民俗母体对她的滋润和影响始终未能中断。任何文艺，在总体上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人类民俗文化的文艺作品。 再次，民俗学作为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被运用于中国文学的交叉研究，在学术传统上主要源于二十世纪前期胡适、顾颉刚、闻一多、赵景深、郑振铎等前辈学者援引民俗学入文学、史学研究；明清以来国外汉学研究民俗视角的影响也应当考虑进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民间文学的复兴及文化研究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学界提倡文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倡导者中不乏新中国乃至新时期各学科建设的领头人。钟老以其打通文学、民俗学的通识之力倡导民俗学视野下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研究，相关两篇重要论文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1979年7月在北京师大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的讲话》、1985年6月《〈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答〈文史知识〉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钟敬文 230－65)，提出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交叉研究。同在八十年代，王瑶对当时文学研究多“从文化层次研究现代文学”，即研究者“注意汲取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成果”(7)这一现象作出概况批评时，也是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因其授业师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的影响，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历史的比较”视角和方法相当注重。考察新时期初期学术研究状况可以看到，不仅有像钟敬文、王瑶诸先生在理论上提倡文艺与民俗等学科间的交叉研究，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民俗学视角也并非少见。 二、文艺民俗学交叉研究的路径 具体分析三十年来的相关论文、著作，民俗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其研究路径主要可分为两种： (一)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理论进行文学研究，探究作品的生成、风格及作品中的民俗解读等诸多问题。 所谓运用民俗学方法理论进行文学研究是指将民俗学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叶涛 52－64)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民俗学一般方法有两种：归纳法和演绎法。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来说，这两种方法大体是指从文学作品中进行民俗事项的梳理、归类，其目的有二：一是为社会史研究所用，填补非文学的历史文献记录不足；二是再结合文学自身特质进行民俗的文学功能研究。民俗学特殊方法一般包括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结构分析法几种。运用民俗学特殊方法研究文学在近三十年的成功范例也不少。 近三十年文学研究中民俗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前二十年较多集中于诗经学、楚辞学、唐宋诗词以及元明清小说戏曲等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古典小说研究中尤以世情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及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等经典作品为主。而像乐府、杂剧、敦煌文学等较之于文人文学，其民间渊源深厚，研究者从民俗学入手者明显居多。 现当代文学领域里的交叉研究则多以鲁迅、老舍、沈从文、邓友梅等人的经典作品，以及乡土小说、寻根小说等作品为探讨对象，并出现了一批日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如朱晓进、钱理群、杨剑龙等人，他们在鲁迅研究中皆有民俗学的观照。 具体来说，民俗学与文学交叉研究有几种辟径角度，一者从文本角度、作家或创作角度、阅读角度等切入来解读作品中的民俗意象、民俗描写，勾稽出作品中的民俗内容，并关注通过作品阅读而获取的地方知识、民俗知识；另者，风骚诸学中运用民俗学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法作为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传统研究路数取得了不少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其他文学领域如明清小说、唐宋诗词等因此法而开辟了如民俗主题学的深入研究。 新世纪来的十多年里，在前二十年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作家、作品的研究范围有很大拓宽，如将民俗研究视角带入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具体研究方法及理论运用并未有更多更新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新时期开始后的文学研究引入民俗学视角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热闹的现象，但这种视角大多数集中于作品研究，因此国内学界在对文学研究现状中过于注重文本现象的学术史反思中，1998年王一川提出“现代诗学”应具备和掌握“‘整体文化’视野和民俗文化基点的修辞论诗学”，而他所提倡的这一“视野”和方法是在综合考察了钟敬文先生的诗学理论后提出的(52)。1997年袁行霈教授则从文学史学角度提倡将民俗学方法作为提升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路径，他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史研究的前瞻》一文中呼吁治文学史应加强“田野考察和民俗调查”，并将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五种方法之一，他说：“这里所谓田野考察是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从现存的遗迹以及活在民间的传说、习俗和演出中，寻找文学史的资料。”“如果文学史研究者亲自从事这项工作，把案头的工作和田野的工作结合起来，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结合起来，也许能开辟一块新领域。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许多传统的艺术正在消失，这类考察实际上带有抢救的性质。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19)。 (二)文艺理论层面上进行文学与民俗的理论探讨。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从文艺理论层面探讨文学与民俗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俗学的文学作用、文学作品中的民俗审美等问题，如司马云杰《聊向村家问风俗：试谈民俗学的文学功能》与王献忠的《论民俗学的文学功能》两篇论文探讨了文学作品中民俗描写的文学功能问题。费振钟《论民俗描写与小说创作》、李惠芳《民俗研究与作家创作》等论文从作家创作等实践层面探讨了作品风格、意境、人物、结构等方面的民俗特质。 宋德胤《文艺民俗纵横谈》提出“文艺民俗的描写问题”即“文学作品如何去反映着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民俗现象”，探讨了文学作品中民俗描写的一般特征及文学效果。真正从文艺理论层面讨论文学生成内在民俗机制的则是陈勤建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的几篇论文，即《文艺民俗学发生论》(1986)、《文学创作与民俗生活相》(1988)、《文艺人学观的民俗建构》(1988)。 90年代初期，三种“文艺民俗”理论专著问世，1991年有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宋德胤著《文艺民俗学》、1993年秦耕著《文艺民俗学》。这三种同名为“文艺民俗学”的理论专著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走向：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的宗旨，主要在于提出“文艺人学观的民俗建构”基础上探讨文艺与民俗间的内在关系。宋德胤《文艺民俗学》、秦耕《文艺民俗学》将文艺民俗的描写问题、文学如何反映民俗等作为探讨对象，这种反映论式的理论视角下文学作品多数难免被作为钩沉社会民俗事项的文献资料。 陈勤建的“文艺民俗学”从文艺理论视角出发，注重生活民俗摄入文艺作品后它对文艺的影响，认为文艺中的民俗已和生活民俗不一样，它成了文艺作品中水乳交融的有机构成体。文艺在发生学、创作论、批评史等各个环节里，都受到了民俗特有的灌溉，文艺民俗学主要应以民俗对文艺发展影响的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理论基础在于借鉴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人的文化存在”(217)哲理，提出了“人的文化存在”是“以民俗文化为核心基础结构的存在”，这是一种新的人学观。文学是人学，依据这一人学观，我们认识文学也就离不开对相关“民俗文化”的分析。由此，“文艺民俗学”确立了必要的人学理论基础。 近三十年里，从文艺理论或美学角度涉及相关理论问题的论著还有：宋德胤《民俗美论》、王康《民俗学与美学的关系》、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部分章节论及文学美学中的民俗问题、赵德利《文艺民俗美学》、李明泉《民俗审美学》、朱希祥《中国文艺民俗审美》，朱著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民俗审美问题，是文艺民俗学理论的深入研究。 三、文艺民俗学交叉研究的成果 (一)利用民俗学的理论方法，辅助文学研究。 前二十年里民俗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成果不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利用民俗学方法研究《诗经》、《楚辞》的成果，包括九十年代初以叶舒宪、萧兵为代表的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诗经》、《楚辞》进行文化阐释，这种文学作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民俗考证方法进行分析、阐释为多。20世纪诗经学、楚辞学中民俗学方法运用一般认为始自闻一多，闻一多引民俗学入《诗经》、《楚辞》研究，目的多为文本解读需要，且亦明确表明其文本解读的历史学视角和追求。①此后民俗学方法视角成为一种新的解诗传统，这种方法同样在《山海经》、诸子古文等典籍研究中得以使用。 除诗经学、楚辞学中援引民俗学方法理论外，古典小说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也比较普遍，如：1983年吴壁雍《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小说(一)》从文体渊源流变来讨论小说的发展，汪玢玲《蒲松龄与民间文学》讨论作家素养中的民间文学元素，林真《从“民俗学”看〈聊斋〉》明确以民俗学为视角诠释《聊斋》的意蕴。对古典小说的民俗学审视早在1924年就存于赵景深先生《〈西游记〉在民俗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彼时民俗学理论传入中国不过数年时间，通过对《西游记》文本的考察，赵先生说：“我所觉得的西游记是一部民间故事的综合体，亟有助于民俗学的研究”(4)。 九十年代后，民俗学方法、视角使得古典小说研究取得不俗的成绩，譬如王立、叶舒宪等②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中民俗主题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从民俗入手进行文学主题学研究在古典诗词的研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代表性的有莫砺锋教授《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等论文，莫砺锋教授此文从历史流变的角度梳理了饮食题材在晋唐至宋约六百年时间内的文学变迁，既考察了作为诗歌表现对象的饮食主题的历史形成，同时也使得这一民俗考察具有文体学眼光。较之于之前的诸多相类论文，该文因民俗学、历史比较方法的使用及其诗学史视角的切入，使得此类主题研究有了理论上的“提升”。近年还有杨义在其专著《老子还原》中也成功运用了民俗学方法解读《老子》文本。 早期现当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中，朱晓进《鲁迅与民俗文化》、《“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 鲁迅小说论析》、杨剑龙《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诸文对之后文学研究影响都比较大，如朱晓进将地方民俗文化与鲁迅及其作品研究结合起来发现其创作的地方性特质，这在后来俨然发展为现当代文学作品、作家研究的一种典型方法。 近三十年来国外汉学研究中文学与民俗交叉研究也颇见成果，例举如下：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康达维《文宴：早期中国文学中的美食》等。日本的汉学研究中相关成果很多，早期的有：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西冈弘《中国古典的民俗与文学》、中钵雅量《中国的祭祀与文学》、佐藤一郎的《江南的士大夫文学》。③国外汉学研究者将民俗与文学结合起来早在二十世纪初已有，1919年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以专著形式开创了从民俗入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路子，此前的汉学研究者只是注意到中国文学中的民俗，未有专论。 (二)运用文艺民俗学的理论，进行文学与民俗的互渗式研究。 这一类研究突出地表现在文学与民俗文化间的关系研究，有上世纪九十年代董乃斌、程蔷《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新世纪来有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研究》、赵睿才《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述专著皆以宏观视野把握文学与民俗间的关系。从关系研究出发来研究民俗与文学的论著，在戏曲研究领域有：鲍文锋《古代戏曲民俗与中国戏剧的渊源：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发生的民俗思考之一》、王长安《民俗节庆格局与中国戏曲结构》，上述二文意在从发生学角度找出戏曲艺术生成、戏曲结构的民俗渊源；而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在充分利用民俗资料的基础上来发现汉文化圈内中日韩戏剧的因缘关系。郑传寅《民俗与戏曲的俗文化品格》、《古典戏曲大团圆的民俗学解读》注重挖掘戏曲这一文学样式中的民俗文化涵蕴。概而言之，尽管研究目标不同，在具体方法上则都以民俗学切入。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乡土文学、寻根文学比起其他题材的作品更多地运用民俗与文学交叉的方法进行关系研究，以揭示现当代文学与民俗间的内在联系。讨论的问题涉及民俗机制下的文学流派、文学发展、文体发展等诸方面，代表性论著有：陈晓琳《民俗文学的源流与武侠小说的定位》、何学威《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崛起与民俗文化的复兴》、宋百成《论山药蛋文学流派中的民俗机制》、张永《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 此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因西方文艺理论涌入，西方文论视野下的文艺范式研究、文化哲学研究以及诸多西方文艺理论也成为民俗与文学交叉研究的理论参照。西方理论观照下的研究涉及文学的民俗意象题材分析、文学的民俗范式、文学的民俗传播等诸多话题，代表性作品兹例举如下：徐晓杰《民俗意象负载下的女性意识——对“五四”时期几部女性小说的分析》、洪忠煌《“世态民俗派”的史诗剧创作——老舍话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韩云波《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李诠林《西川满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文化殖民”神话的潜在证伪》、郑传寅《节日民俗与古代戏曲文化的传播》、张献青《论文艺接受中的民俗心理》、陈风苓《透过〈朝花夕拾〉中的民俗看鲁迅的文化哲学观》。 (三)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主要进行民俗生活的历史考察。 三十年的文艺民俗学交叉研究史中，以文学文本为考察对象，进行民俗事项、民俗生活的追溯还原或归纳分析民俗意象的研究，这类研究着重于在文学作品内梳理相关的民俗事象，如从古典文学作品来勾稽传统饮食、服饰、起居、娱乐等民俗资料，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以民俗资料文献的探原满足文本解读、阅读的知识需求、获取传统文化信息为目的。此类研究的论著数量极众，以下例举一些具有典范意义代表性论著。 萧兵在《万舞的民俗研究：兼释〈诗经〉〈楚辞〉有关疑义》谈及研究目的为：“揭示万舞的文化内涵及其展延，有助于解释古代神话传说民俗以及古典文学作品(例如《诗经》《楚辞》)里的某些疑难问题”(37)。陈文新在其与汪玢玲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总序中提到，因“我们对‘一般古典文学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考察甚少”、“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出现若干阐释偏差”，故《丛书》的编撰旨在从“上述两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推进文艺民俗学研究”，具体研究措施即为借助民俗学的理论方法“致力于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陈文新 3－7)。 赵山林《戏曲活动与戏曲民俗的生动记录：皖籍作家竹枝词研究之一》从戏曲学术史角度入手，审视元明到民国初年皖籍作家竹枝词，勾稽文本中的戏曲活动与民俗资料，着眼于地方性戏曲文献的挖掘。 周裕锴《作为忌日的“生辰”：一个独特词汇中蕴藏的佛教理念与民俗信仰》则通过对禅僧惠洪文集《石门文字禅》中“生辰”一词的民俗考察，发现“生辰”作为“忌日”的语义功能，认为“中国民间习俗中有强烈的语言文字崇拜倾向，所谓‘诗谶’的说法，实际上是相信语言文字能预兆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诗谶’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谶’或‘字谶’”(119)。同时周教授也由此论及惠洪对诗歌创作禁忌的批评。 (四)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运用的文艺民俗学及其理论术语。 陈勤建教授八十年代提出文艺民俗学理论至今，其文艺民俗学理论体系已有雏形。作为一种文艺批评理论方法，在其问世后的二十多年内成为文艺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分支，具体表现在：一、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相关论著有：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毛巧晖《涵化与归化：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李小玲《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常峻《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戴岚《女性创作与童话模式：英国19世纪女性小说创作研究》等。二、作为批评方法的文艺民俗学理论体系下的几种术语。陈勤建教授文艺民俗学建构中提出的几种理论术语，即“民俗生活相”、“民俗意象类型”、“民俗纠葛”(《文艺民俗学导论》222－368)等，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和应用。1992年夏一鸣评价陈勤建教授《文艺民俗学导论》说：“就文艺的发生论、创作论、发展论及价值论等方方面面，作者始终以民俗一以贯之，作出了自己独立无移的价值重估，提出了民俗生活相理论，民俗意象原型理论等等”(99)。仅检索中国知网CNKI所录近三十年文献，以上述三种理论为文学批评方法的论文有两百多篇。代表性论文有：李玲珑教授《论元剧民俗纠葛对构建戏剧冲突的作用》、《论元代爱情剧中的民俗生活相》两篇；赵云芳《“绛珠仙草还泪”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龙女报恩”》。 四、文艺民俗学交叉研究的不足 (一)学术操作层面上看，从文学作品入手梳理社会民俗比较容易上手，但一旦这类易沦为浅层次、社会反映论式的研究成为时尚时，这种研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使文学文本变成了社会风俗史料库的文献文本。需要强调的是：进入文艺作品的民俗，与生活中的民俗是有区别的。那是为了文艺形象塑造或情节发展等文艺的需要，化俗为文，此俗非原俗，是艺术加工之俗。如《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远古民俗和神话的元素，但不是元民俗。又如莫言《檀香刑》凄凉的“猫腔”，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戏现改为“茂腔”，都不是原貌，其原型实际是古齐国经过2500余年流传的哭腔。(二)、从学科层面上看，这种交叉研究成果数量上多，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来看其实质是近些年大量浅层次、重复研究过多所致，不是相应的高质量，这个现象黄霖、周兴陆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有所表述，即古代文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相比较于其他研究方法并未取得相应的成就。④(三)文艺民俗批评理论维度等需深入拓展。文艺理论视野的《文艺民俗学导论》，从它的发生、文艺人学观的民俗建构、文艺民俗化的审美价值等方面阐述了文艺民俗学学科基本性质，又从文艺的起源、文学创作等方面揭示了文艺民俗批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具有学科的原理性质。文艺民俗学与文艺民俗批评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方法的区别一样，文学批评有其基本的规律。具体的研究方法则是在学科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根据时代的需求和研究对象衍生出来的。作为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者应做的是在文艺民俗学的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学术对话中，在对话中逐渐构筑文艺民俗批评的多种研究方法。 三十年来，民俗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们要进一步反思、扬弃，争取更大成果。 注释： ①此处所持论述见闻一多先生与臧克家、梅贻琦等人书信。参见《闻一多全集12·书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67－69、380－82。 ②古代文学民俗主题和母题研究中，代表性著作有：叶舒宪：“素女为我师：论中国文学中性爱主题的升华形式”，《跨文化对话8》(2002):110－24；王立关于母题研究的系列论著，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为《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此处所引日本学者论著均采自黄霖《百余年来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记略》，《中国文学研究》1(2002):368－403。 ④参见黄霖主编、周兴陆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总论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400。标签：民俗论文; 文艺论文; 民俗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诗经论文; 楚辞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