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元开发西北之指导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思想论文,论蒙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4)04-0014-05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上，蒙元时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研究蒙元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首先要探讨蒙元统治者开发西北地区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发西北的关键所在。笔者就大蒙古国时期和元朝时期蒙元统治者开发西北的指导思想作初步探讨。
一 大蒙古国时期开发西北的意识
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统治者就对西北地区给予很高的重视，有了开发西北经济的意识。成吉思汗比较重视蒙古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商贸往来，为此他也很重视西北地区的交通建设，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西征前派遣使节和商团去花剌子模通商的事例，就反映出他对与外界商贸交流的重视。他告诫花剌子模国“将［两国之间的］道路安全地维护好，避免发生险情，以使因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关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们得以安然通过”[1]。这说明成吉思汗曾打算与花剌子模建立长期的商贸关系，并为保证东西方商业贸易的畅行而维护交通安全。由于东西交通畅通，到了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都向那里进发”[2]。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成吉思汗吸收其他先进经济成果，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付诸实践的结果。
成吉思汗的这种思想，还表现为他注重网络先进科技人才，吸收先进科技成果。金天兴二年（1233年），哀宗总结蒙古军取胜的原因时，感叹说：“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3]金哀宗完颜守绪的话，正反映出成吉思汗的这种兼收并蓄的思想。蒙古帝国建立之前，蒙古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水平很低。成吉思汗在历次攻打金、西夏，西征花剌子模国时，十分重视从被征服地区、被攻占各城中收罗各种工匠、炮手、医师等先进科技人才。成吉思汗下令：凡攻城时遇到顽强抵抗，攻破城进行屠杀时，各种工匠一律不杀，予以收用。成吉思汗把从金、夏俘虏的大批工匠，一部分送往蒙古高原从事武器生产、各种民用手工业生产和建筑，一部分则编组为匠军以便行军、攻战时开辟道路、架桥、造船和制造、修理各种攻城器械。此外，还将俘虏、征集来的大批炮手、水手编组为炮手军、炮手水军。这对开发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刺激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均有益处。
太宗时期，窝阔台在和其兄察合台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时，谈到了共同开发西北地区的事宜，包括在西北地区征税、建立仓库、兴修水利、设立站赤等，把经营、开发西北纳入国家的建设计划之中。《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曾下旨说：“赏赐的金帛器械，仓库等掌守的人，可教各处起人来看守”；“川勒地面先因无水，止有野兽无人住。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儿台两个去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教穿井者”；“使臣往来，沿百姓处经过，事也迟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马，立定站赤。不是紧急事务，须要乘坐站马，不许沿百姓处经过”。察合台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认为应当“只依着这般行”，其中“站赤一节，我自这里立起，迎着你立的站。教巴秃自那里立起，接着我立的站”[4]。窝阔台自己也说，在他做皇帝期间，干了四件有成就的大事，其中两件就是“立了站赤”和“无水处教穿了井”。这两件大事对开发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蒙古统治区，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不能不说是窝阔台对开发西北作出的贡献。
宪宗蒙哥针对西北地区的不同情况，任用各民族杰出人才，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如关中汉地，就派熟悉汉地情况的皇弟忽必烈治理。蒙哥还亲自召集回回人商议治理之策，命“他们每人应写一份奏章，说明他们国家的得失，其起因若何，它又怎样可以得到补救”，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改革”[5]。对前代蒙古大汗在户口登记、交通建设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工作，蒙哥也能很好地继承[6]。这种兼采众长、因地制宜的做法，是对成吉思汗、窝阔台开发西北意识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忽必烈开发西北思想提供了借鉴。
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蒙古源流》作“库腾，
”，《佛祖通载》作“廓丹”），在沟通蒙藏关系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奠定了元朝对包括今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在内的吐蕃藏区统治的基础。太宗七年（1235年），皇子阔端奉命出征秦巩。次年，阔端的军队开始和吐蕃接触。十一年（1239年），阔端派朵儿答（Doorda Darkhan，又译为多达那布、达尔汗台吉·多尔达、多尔达尔汗、道尔达诺颜，出身于韦玛郭特部落）领军侵入乌思藏，一直打到拉萨东北，焚毁了热振寺（Ra-skreng，在拉萨市辖林周县治的东北）和杰拉康寺（Rgyal Lha-khang，又译作赞拉寺，在达隆的恰拉山南），杀死僧俗数百人。之后，朵儿答很快离开藏区，并送了一个报告给阔端。阔端接到朵儿答的报告，就给萨迦班智达发出一封邀请他访问其凉州附近藩邸的信，这信是由朵儿答一位部下嘉勒棉(rGyal-sMan)带去的。关于此事《红史》中记载：“皇子阔端由北方，即凉州派人前来迎请他，以前杰尊扎巴坚赞曾预言过：‘以后由北方来一与我们语言族属不同、头戴飞鹰似的帽子、脚穿猪鼻靴的人前来迎请，如应邀前去，对佛教大有利益。’”[7]依照这一预言，贡噶坚赞于1246年到达凉州，次年与皇子阔端相见。
萨迦班智达到达阔端处后，承认了乌思藏是蒙古的藩属。阔端一面表示：吐蕃“各处俗官之中，凡在职诸官吏，不论何人，皆仍留居原职不变”。同时又“命萨斯迦之金符官与银符官任我之达鲁花赤”，“各地诸官吏亦不得自作主张”，凡事应请命于萨斯迦之金符官。萨班则借蒙古军队四出征伐的事例，对他们进行威胁，指陈利害，劝说他们接受了蒙古设官授职，清查户口，确定赋役，缴纳贡赋等规定。[8]可见，在蒙藏关系史上，阔端部下朵儿答进兵吐蕃，即在政治上建立了元朝政府和吐蕃藏区的宗主和藩属关系，元朝对西藏统治权的建立，在1239年时就已经开始了。阔端任用萨迦派领袖和藏地官员治理吐蕃藏区的管理办法，对其后蒙古统治者治理藏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开发西北的指导思想
1260年，忽必烈夺取汗位，定年号为“中统”，寓意“中原正统”。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表现出他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愿望：“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9]本着建立“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忽必烈积极推进多元统治方式为政治一体化服务的政治开发思想和推动西北与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经济开发思想，有力地促进西北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思想，也被忽必烈以后的元朝诸帝所继承。
（一）多元统治方式为政治一体化服务的开发思想
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为了加强西北地区政治体制的建设，他针对西北地区的不同情况，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机构进行管辖、治理，积极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元朝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中，设有宣政院。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设于至元元年（1264年），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的院务。后升总制院为宣政院，行政级别从正二品升为从一品。宣政院除了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外，另一个主要职能是统辖吐蕃地区，这是针对吐蕃地区而专门设立的行政机构。所辖吐蕃地区，在西北者分设吐蕃等处（朵思麻）、吐蕃等路（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下辖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官员多由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当吐蕃发生变乱时，则临时设立地方机构行宣政院，前往当地处置，而重大军事行动须同枢密院商议。这显然是元朝统治者针对吐蕃地区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的比较灵活的统治方式，旨在加强对吐蕃藏区的统治。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中设有行省，创建行省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朝至仁宗时，最后形成了11个行省，其中在西北的有陕西行省，省治奉元（治今陕西西安）；甘肃行省，省治甘州（治今甘肃张掖）。陕西、甘肃行省的设立、变化情况是：
中统元年八月，元朝设立秦蜀行中书省，治京兆（今陕西西安）。旋改称陕西四川行省。至元二年（1265年）闰五月，移省治于兴元（治今陕西汉中）。三年（1266年）十二月，自兴元移至利州（治今四川广元）。五年（1268年）七月，还治京兆。八年（1271年）二月，再移治兴元。九月，罢陕蜀行省，以陕西诸路直隶尚书省，改立四川行省。九年（1272年）正月，京兆复立行省，旋罢。因同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即以王相府代行省治理陕西诸路。十七年（1280年）十月，复立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安西。二十年（1283年）三月，陕西行省罢。因汴梁以南至江由亲王镇之，以是知罢省后立京兆宣慰司，以安西王镇之。二十二年（1285年），复置陕西四川行省。次年，分为陕西四川二省，陕西行省所辖惟陕西四路五府。
中统二年（1261年），元朝于西夏故地始设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治中兴府（治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省，立西夏宣慰司，后改西夏惠民局。八年，复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旋改行中书省。十年，再罢行省。十八年（1281年），改立甘州行中书省，治甘州。二十二年，又罢甘州行中书省，改设西夏行中书省。次年，徙省治于甘州，改名甘肃行中书省。三十一年（1294年），甘、宁实行分治，分设甘肃、宁夏行中书省。元贞元年（1295年），撤销宁夏路行中书省建置，以宁夏府路隶属甘肃行省。元末，宁夏又曾一度复置行省至元亡。其间省制旋建旋撤，体制多变，有撤省置宣慰司，又有甘、宁分省而治者，且名称亦多变换。但在分省之前，行省的辖地并没有变化，只是省治在中兴和甘州之间互徙罢了。省治的互徙，与元朝恢复战乱破坏、限制诸王特权以及防止察合台后王的军事进攻有关”[10]。
此外，1275年，忽必烈为了对付海都，又在阿力麻里设立行省，管辖伊犁地区的军政事务，但为时不长就被海都的军队颠覆了。
元朝于中书省、行中书省和路府之间，增设宣慰司一级地方机构于离省会较远的地方，处理军民政务，“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是省和路府之间的承转机关。秩从二品，设宣慰使、同知、副使等官。边陲之地，宣慰司兼调度军旅之事，故兼都元帅府，设官同宣慰司，分别兼任都元帅、副都元帅、佥都元帅事。其中陕西行省境有察罕脑儿等处（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治察罕脑儿，今乌审旗南）；世祖时畏兀儿地有别失八里和州等处（治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斡端等处（治今新疆和田）；宣政院所辖有吐蕃等处、吐蕃等路，皆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朝在畏兀儿地区还设立都护府，以畏兀儿首领亦都护掌管，领所辖高昌（元译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等城及畏兀儿人迁居汉地者词讼等事。设有大都护（从二品）、同知、副都护等官。
成宗元贞元年，元朝立北廷（即别失八里）、曲先塔林（今新疆库车）两都元帅府。设都元帅、副元帅等官。这是元朝政府为了镇抚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立的军政官署。此外，元朝还设元帅府、招讨使司（秩皆正三品）于吐蕃等处或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境内，负责当地少数民族的军政事务。
为了发挥御史台对地方的监察职能，元朝又分设两个行御史台，简称行台。其一即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治奉元路，监临西北、西南各省，设官、品秩与内台相同，皆下辖察院，定置西台监察御史二十员。为巡行按察各地，元初在御史台之下置提刑按察司四道，兼管劝农事宜。以后陆续增设，至元二十八年（1289年）改名肃政廉访司，简称宪司。成宗时定置二十二道，每道设廉访使二员，正三品，下设副使、佥事官等。每年除二廉访使留司以总制一道外，副使以下分莅郡县按治。其中陕西行台所辖称西四道，在西北地区的有：陕西行省境的陕西汉中道（置司凤翔府），甘肃行省境的河西陇北道（置司甘州路）。
至正十八年九月，为了支持军粮供应，元朝置奉元延安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巩昌等处团练安抚劝农使司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以行省丞相朶朶、行台大夫完者帖木儿领之。各设参谋一人。每道置使二人，同知、副使各二人。检督六人，经历、知事、照磨各一人。有元一代，团练安抚劝农使司的设立，大概只此二处。
除了在西北地区因地制宜设立各种地方军政机构（宣政院是中央一级的机构）之外，元朝在西北地区还实行封王治理。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封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出镇吐蕃。九年，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开府京兆，出镇陕、川等地，罢行省，置王相府处理军政大事。河西地区受封的有窝阔台系诸王、察合台系诸王，贵戚有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系等。如元初封阿只吉大王于山丹州；封章吉驸马于西宁州，二十四年（1287年），封章吉为宁濮郡王，以镇其地；封忽纳失里为威武王，居哈密，后改封肃王。他死后，其弟安克帖木儿嗣。封王对西北地区的开发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如安西王开府关中，秦蜀夏陇，悉归控御，宸眷西顾，实为藩辅。稽古建官，一新庶政，发号施令，恒以爱养基本为务。蠲赋税之常调以恤群生，省徭役之重困以息众力。平狱宽刑，去瑕荡秽。弛山泽之禁，罢关市之征，无非便利之道[11]。
元代西北地区还存在世官世侯制度，并始终得到保持，世袭肃州达鲁花赤的党项人唐兀氏，世袭巩昌都总帅的汪氏，临洮世官赵氏以及礼店文州的汪古族按竺迩家族等，都是世官世侯制度的体现者。如巩昌汪氏家族，元朝统治者出于制约各方，稳定西北的需要，给汪氏家族以显赫的权势。汪氏自世显至曾孙，“王者三，伯者二，侯者一，公者十一。终元之世，身为显宦者百八十余人”[12]。事实上，巩昌汪氏在防御西北诸王叛乱，稳定西北政局，开发当地经济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贡献。汪氏“请钱币以助军力，宽赋役以恤民生，……屯兵戍，劝农桑，兴文风，理狱讼，里闾安静，边境无虞”[13]。因此，王恽作诗称赞他是“陇右风尘天一柱”[14]。西北地区世官世侯制度与有元一代相始终，这也是元朝中央政府苦心经营西北的用意之所在。
由此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对西北地区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多元统治方式，所设立的行政机构因地制宜，呈现出多元性：宣政院、都护府、行台、行省、都元帅府、团练安抚劝农使司等机构，皆因当地的具体情况而设。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行政机构外，元朝统治者还实行封王治理，同时又保留了世官世侯制。这种多元统治方式的实施，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西北地区政治体制的一体化，为实现元朝统治者建设“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服务。
（二）推动西北与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开发思想
元人王礼说：“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15]忽必烈在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之后，视天下为一家，所谓“四海为家”、“一视同仁”。对于大帝国一部分的西北地区，忽必烈十分重视，“西垂虽悠缅，帝念深几席”[16]。赵弼奉命“出使秦蜀及沙漠，他日使还，上必问及水旱丰歉、田里休戚、边陲利病、官吏能否、人才物产，公于是一一敷奏，悉见施行”[17]。但由于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和战乱的破坏，元初西北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十分萧条。为此，要开发西北地区的经济，就必须向当地移民，补充生产力。
向西北地区移民，不但可以弥补当地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缺陷，而且也可以带去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促进西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和互补。如在忽必烈平定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前，宁夏地区因战乱、地震等破坏，经济十分萧条，人口也大量流散。叛乱平定后，元朝政府即派遣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人前往治理。他们设立劝农、屯田之官负责农业生产；制定优惠政策，给前来从事农耕的民户分发农具，提供种子；造船只置于黄河之上招揽流散人口；大兴水利，修浚唐徕、汉延、秦家等古渠，“因旧谋新，更立闸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浇灌田地，发展灌溉农业。同时，向宁夏地区迁移军民，开展大规模屯田活动。其中从至元八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徙随州、鄂州民户，南宋新附军，塔塔里千户管军人户，总计不下四五千户，数万人口。大批内地汉民迁徙到宁夏，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交流和当地经济的开发。
元代往新疆地区移民的规模也很大，迁入新疆的内地居民，为促进新疆和内地的经济交流和互补作出了贡献。刘戈在对回鹘文契约中的“bir 
”进行考察后认为：“回鹘文买卖文书收付款语中的bir （一个不少）因袭的是13-14世纪汉文同类文书中的语文现象，而这种语文现象的产生、发展及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相当深远。”[18]就连回鹘文契约中的格式和套语都仿照汉语习惯，可见汉地经济对畏兀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元朝统治者还劝导回回人入居西北，并对入居者给予一定的帮助。因此，甘州、肃州、延安等地，都有不少回回人的居住区[19]。
元朝统治者发展经济交流与互补，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向西北地区推广，在出土文书中也有反映。《黑城出土文书》中编号为F116:W528、F116:W46等文书，提到“奉圣州永兴县”、“腹里”、“淮东”、“两淮”、“江南”等处农事情况，又有“见行各处”的记载[20]，大概反映的是元朝政府将内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向亦集乃路推广的情况。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交流与互补，元朝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交钞提举司等机构，印造和发行纸钞，从而极大地便利了商货交易及流通。如至元十七年，立畏吾境内交钞提举司。二十年，又立畏兀儿交钞库。二十四年，设立陕西宝钞提举司等。同时，元朝政府还在西北地区积极推行钞法。钞是元代全国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所以在西北地区发行钞币、推行钞法，对促进西北地区和内地经济交流及商业发展，促进西北地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一体化，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朝统治者也注重加强西北地区与内地手工技术的交流与互补。西夏故地有许多杰出的工匠，他们为西北与内地的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贡献。如中统二年，朝廷就派遣弓工往教鄯善人为弓。元贞元年，元朝迁徙河西甘、凉一带的御匠五百余户至襄阳。贾鲁治河期间，也曾从灵武征调“夏人水工”前往修筑河堤。西夏人的造弓技艺也很高，所造“神臂弓”十分驰名。大蒙古国时期，唐兀人如常八斤、朵罗台家族等，就以善治弓而受到蒙古统治者的重视。至元三年，忽必烈曾下令让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一千张，矢六万。西夏人的制毡技艺也很高，所制驼毛毡很出名，被商人贩运至全国各地。马可波罗在经过额里哈牙(Egrigaia)时记载：“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21]
元朝统治者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开发思想，在开发黄河中也有所体现。忽必烈说：“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22]可见，忽必烈探寻河源的目的，是要在黄河源地建造一座商业城市，发展西北边地贸易，从而密切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物资交流。
在忽必烈等元朝统治者推动西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与互补的思想指导下，元代西北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与互补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潮。内地各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传到了西北地区，西北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也传入了内地，从而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以来就有的内地与边疆各族人民悠久而密切的经济交流。元代西北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交流，并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商品的交流，而且由于生活的需要，生产这种商品的技术也往往随之得到了交流。这些生产技术的互相交流，必然要引起相应行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促进经济互动发展。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交流、互补，至元代，西北地区和内地在经济上进一步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整体。
收稿日期：200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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