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晚期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晚期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641(2004)01-0044-04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在对待晚期资本主义问题上，不能“教条地”套用马克思的某些基本范畴，应当用新的理论来批判新问题，合理地对待晚期资本主义及其存在的实际问题。
一、何谓“晚期资本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又称“现代资本主义”或“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曰由国家来决定和管理的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涉及两类现象：一是企业的集中过程(一国和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二是国家对日益增长的市场的功能上的漏洞的干预。在这个社会，少数大企业控制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同样，用国家干预来补充和部分代替市场机制也意味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结束。正因为如此，晚期资本主义在多方面终结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第一，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上。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加强了国家干预职能，使得国家对石油、钢铁等重要工业部门扩大投资，实行企业国有化政策，扩大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强了对整个经济生活——在生活、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进行干预，特别是通过财政、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措施来刺激、调节和干预经济发展；直接出面组织参与重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尤其是对那些耗资多、见效慢、风险大的科研项目，如航天试验、海洋开发等，均由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实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迅速发展。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淡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已越出本国范围，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产生了以国家集团身分出现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表现在结构和阶级关系上。二战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雇佣劳动者队伍迅速扩大，甚至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业总人数的绝大部分，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人数和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又引起雇佣劳动者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人数多于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人数；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相对减少，而从事脑力劳动者大大增加并且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在减少，蓝领工人白领化、知识化。这种变化同时又引起劳资关系和社会冲突的缓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社会冲突的缓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福利制度，范围也越来越广。同时，在企业内部对工人发行股票，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形成劳资合作的形式。这样，也就促使工人去关心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这些企业还实行“职工参预决策制”、“职工自我管理制”，推行“管理民主化”、“资本民主化”政策，扩大职工的民主权力。
第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系统的出现，即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和合法性系统，这三大系统凸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特征。在经济系统中，晚期资本主义是在私人经营的部门和公共经营的部门之间加以区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营经济的生产是以市场为依靠的；同时，私人经营的部门依旧是通过竞争来调节；公营部门则是由少数制造商控制的市场战略(它容许竞争)决定的。与此相反，在公营部门中，特别是军工生产和宇宙飞行工业的生产中，出现了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投资不取决于市场，它们要么受国家直接控制，要么按国家交付的任务从事经营。在垄断的和公营的部门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强资本的工业；在竞争的部门里，占统治地位是强化劳动的工业。”[1](P299)在行政系统中，晚期资本主义一方面采用全球计划来调整整个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是改善使用资本的条件。当全球性计划“把私人企业的那些边际条件操纵在自己手里，以便改善市场机制中的混乱现象时，国家也就代替了市场机制；因为国家能够为使用积累起来的多余资本创造条件，并且能改善这些条件。”[1](P300)关于合法性系统问题，哈贝马斯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于市场的功能上所具有的弱点和市场机制功能失调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资本主义合法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也随之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一种强大的合法性需求出现了：国家机器——它现在不仅保证着生产过程的存在条件，而且必须主动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在国家投资不断增长的领域中，必然被认为是合法的，可是，现在并不存在回到竞争资本主义中已经被废弃了的传统状况上去的可能性。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尽管排除这些危机的可能性，从制度的特殊性上讲受到了限制。”[1](P302)这段话表明，晚期资本主义在走向世界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关于阶级冲突问题。为了抵御制度危机引发的阶级冲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把社会一体化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结构上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以便更有效地使冲突成为潜在性的冲突。“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的核心部门中，成功地使阶级冲突处于潜伏状态，暂时地发展了经济上的繁荣局面，并且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一种通货膨胀性质的、持续性的、带有轻微繁荣景象的危机；它们广泛地解决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不正常后果，它们用松散的组织形式控制了准集团(Quasigruppe)或曰小集团(Teilgruppe)，例如消费者、学生、学生家长、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者、病人、老年人等等。因此，阶级的社会同一性解体了，被纳入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妥协，使(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参与者和当事人。”[1](P302)
关于生态危机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态危机问题是伴随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出现的，一方面人口和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和掠夺，出现了物质的量的局限性：有限的资源(例如有限的可耕地和有限的可居住的土地，以及有限的淡水和粮食，此外还有那些无法再生产出来的物质、矿物、燃料等等)；某些生态系统，即能够吸收有害物质(例如放射性的废料、二氧化碳或余热的生态系统无法得到补偿)等。
关于人类学的平衡问题。在生态平衡被打破的同时，人类自身系统的能量极限也就消失了。他解释道：“我怀疑人性的心理常数(这种心理常数限制了社会化向内发展的过程)能同一起来。诚然，我在社会化的形式中看到了一种限制，社会制度用社会化创造了迄今的行为意向。我们的行为遵循的是需要给予辩护的规范，是能够保障同一性的解释系统。这种交往的行为组织，对复合的社会来说，可能成为一种障碍。组织内部的管理能力是随着它所作的最终决断不依赖于这些组织的成员的意志力而且提高的。”“只有当行为的意向不再凌驾于需要辩护的规范之上，只有当个性结构在确保同一性的解释系统中找不到自身的统一性时，随便地接受一些决断就会成为平平常常的事情，而不会受到指责，准备相同就会在任何范围内出现。”[1](P304)
关于国际的平衡问题。现代国际环境严重地受到了来自核技术的威胁，“核武器的使用，给世界系统自身的毁灭造成了危险。毁灭性的潜力的增长，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由于生产力从技术上讲带有一种中立性，所以，这种生产力也就可能具有一种破坏形式和破坏力(由于国与国之间自然交往，它们已经具有这种破坏力)。……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诸种可能性，从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上讲，却受到了限制。有效的裁军——如果人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的推动力的话——虽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调节军备竞赛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不是完全和断然(alimine)不相容的，如果国家对于非生产性的消费品的需求量能够用提高资本的使用价值来加以平衡的话。”[1](P305)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功能，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来组织资本主义活动。“既不能把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所发挥的职能方式理解成为按照始终自发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非自觉的执行机构的模式制订的；又不能理解成为按照联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家有计划行动的代理人的模式制订的。……我们可以把国家理解成为拥有合法权力的一种制度。国家的输出(output)就在于执行最行政当局通过的决议。因此，国家需要的是群众对它的尽可能普遍忠诚的输入(input)。输出和输入都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危机。输出危机是具有合理性危机的形式：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的任务。”[1](P307～308)
三、如何批判晚期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二战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明显提升以及国家干预的有效运作，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问题和危机，甚至损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且发展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和稳定又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诸如此类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必然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理论上给予解答。哈贝马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这就决定了他的理论使命必然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为己任，必然在理论上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对待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一致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病态社会，其最突出的问题是异化。这时的异化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及其产品的异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和广泛采用，并成为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有效工具，异化走向了全局性，扩散到技术领域、文化领域和消费领域等。他们认为，当代异化已经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因为现在的统治者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各种异化形式，借助科学技术，对人的心理系统进行操纵和控制。一句话，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的膨胀和扩散，严重侵蚀了主体的交往理性的发育，使得主体自身的独立性和合理性丧失了，成了单纯工具的附属品。他提出，建立真正的交往领地，为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提供平台，以构建主体际间性的合理化为消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问题的有效方案。
其次，在对待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危机已退到次要地位，不再是主要危机。危机同时出现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与资本主义的全面压抑性统治相对，这种危机必然是全面性的危机。他强调，危机尽管还存在于经济领域，但已发生了转移，最主要的危机是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等其他危机不能与之相比。那么，如何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呢?哈贝马斯不赞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主张从“交往”出发，构建合理的交往行为来重塑合理社会。具体说：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提高国家干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通过国家依从理性结构从而使其各种举措理性化，以国家行为的合理化消解人们对国家的不忠诚态度；国家不再用垄断手段掌管文化系统，而是尽力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对使用价值的要求，调整社会文化系统，使其成为无拘无束的业余活动，或者成为职业知识的对象；国家通过控制和干预措施使人们自由交往实现制度结构范围内的合理化，通过社会规范合理化减少对个性的压抑，提高人们的容忍精神，减弱生活方式的严格程度等。也就是，通过国家的理性化措施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蓬勃发展起来，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系统在国家政治系统之外重新发展起来，从而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重建来消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再次，在对待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问题上。哈贝马斯不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的传统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尔多诺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进行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他们认为，虽然现代资本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
更有竞争力，但本质上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所宣扬的是极端化的科学技术理
性，以牺牲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为代价来达到经济、技术的一体化。但
是，在如何摆脱这个社会制度缺陷问题上，他们认为，应当用“本能革命”、“意识革
命”，即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和人的本能结构的改造来改变个体的现实状况。这
种批判的实质是一种现代“乌托邦”改良。以尼采、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
主义者则采取了对批判理性之途，认为正是理性的过分发达，使得金钱和政治等异己存
在，干涉了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了人的意义感，因此，必须压制理性而发扬感性，才能
回归“本真的自我”。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社会批判理论，都过于悲观了。尼采及后现代主义者由于不满理性而走向了对非理性主义的宣扬，法兰克福学派老一代思想家们由于对现代社会前景感到暗淡而不自觉地走向理论的死胡同。哈贝马斯不愿意放弃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并确信完全有可能在正确揭示现代社会之病症的同时，为这种畸形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非病理的、规范的、正常的评价标准，即进行理性启蒙的计划，但必须探寻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以重新奠立理性的地位。哈贝马斯企图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的目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承担从这个社会形态形成的前景中规定同时代的社会组织原则的任务，例如用传统社会无法解决的体制问题的学说和用革新的学说来规定同时代的社会组织原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进行革新时遇到了进化论的挑战。……，按照我的看法，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不重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1](P39)但是，他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挑战时暴露出理论上的陈旧性，他在《社会学中的理论比较》一文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全面解释社会进化问题的观点。正如郭官义先生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译序中所说的，“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社会理论，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社会学中的其他理论，都不能全面解释社会进化或者提出社会进化的构思，它们都只能说明某一社会现象领域。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类的历史的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其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无疑是这种理论自身的传统中存在着问题。”[1](P译序第1011)历史唯物主义要想弥补自身的理论缺陷，重新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确立的目标，就必须重建。
总之，在理解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家，主张从不同理论角度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力求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探索变革这个社会的新途径。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没有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激进的态度。但是他却以一种温和的和理性的态度来理解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哈贝马期能够把自己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希望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质的把握和批判的准确性。当然，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存在局限性——没有全面地阐释晚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理论的可取性和不可取性共存于一体。而且，由于受环境的局限，以及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也有不少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谬误和偏颇之处。例如，对晚期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把握，只满足于表层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深层上解剖。既承认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潜力，又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已经不能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当作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武器，而是当成了解释问题的工具。显然，这样做很难科学地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因而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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