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全球化趋势的最大政治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效应论文,趋势论文,民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发生着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在于主要随全球性交往急剧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活动领域和作用三方面迅速增长，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受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侵蚀和削弱，并且在其传统功能的履行方面（特别是提供经济调控、社会福利、群体认同乃至某些问题领域的安全方面）越来越常见地被非国家行为体替换。就国家机器尚未成熟、远未真正强有力的广大欠发达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
对绝大多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来说，国家主权的法理定义与其政治现实之间一向就有差距：法律上的主权用主权概念的创始者、16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让·博丹的话说，是“国家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最大的支配权”,(注：摘自William Ebenstein
ed., GreatPolitical Thinkers:Plato to the Present,3[rd] edition (NewYork:Holt,Rinehard,and Winston,1960),p.349.）而运行中的主权，即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国家实际拥有和行使的权能,连同其实际享有的自主,总是达不到、也不可能达到此种程度。(注:“法律上的主权”(legal sovereignty）与“运行中的主权”(operatonal sovereignty)是罗伯特·基欧汉很适切地提出并加以对照的一对术语。见Robert O.Keohane,“Sovereignty,Interdependence,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 Linda Millerand Michael Joseph Smity eds.,Ideas and Ideal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pp.91-107.）然而,当今的问题在于，这一差距近几十年来拉大到了先前很长历史时期里远所不及的地步，而且仍在加剧，很难看到就其总体而言终止发展甚或逐渐缩小的前景。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如此谈论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被削弱和被局部替换：“国家正变得在经济和社会中同其他实体(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分享权威……在国家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威正越来越由地方和地区的权威所分占……国家权威已经泄漏——向上面、向旁边和向下面泄漏”；尽管总的来说国家仍是全球体系中最有势力、最为关键的权威来源，“但它们正在愈益变为内囊空虚或漏洞百出的。”(注:Susan Strange,“The Defective State,”Daedalus,V.124( Spring 1995),pp.56-57.）这一被大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称作“变革之风”的趋势,(注:William H.McNeill,“Winds of Change,”Foreign Affairs,V.69(January 1990),pp.162-172.）正是许多试图深层次思索和预测世界大局之时代走向的人士尤其关注的。
二
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所以从“上面”和“旁边”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说到底是因为在当代不少领域和问题上，它无法提供、或者无法靠单个国家的努力来提供种种为人类总体、国际社会、有关各国或不同国家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等等所需的价值，或简言之国际和跨国“公益”（public goods）。这些公益可以是军事安全或生态安全性质的，例如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或者阻止臭氧层空洞扩大，也可以是经济或技术性质的，例如制定国际贸易争端解决规则或者协调全球电讯网络；它们可以包括道德性质的目的，例如揭露或制止有关政府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或者倡导救助跨国性严重饥荒，也可以包括文化或政治性质的裨益，例如促进某些跨国性民族的认同意识或者干脆主张其作为统一民族的自决权利。
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从“上面”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是指由政府间甚或超国家的组织来提供国际或跨国“公益”，这在所有场合都意味着国家的权能、政策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例如在互相依赖尤为特出的国际经济领域，国家作为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成员，“接受重大的国际调节，即对它们自主的限制。它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协同或相应地来确定国内经济调整，而不能自行其是。” （注：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 and Values ( Dordercht,The Netherlands:Mar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154.）如果将眼光移向国际政治领域，那么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即联合国对国家权能的侵蚀和限制至少同样引人注目。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发生了被一位国际法学家称为国际社会与其各个成员之间“权威纵向分配”（注：Lung-chuChen,
An Introductionto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24.）的大变化， 而这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国际关切”（international concern）概念逐渐扩展，“国内管辖”（
domesticjurisdiction）概念饱经侵蚀。此类事态的主要媒介便是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行动，它自问世以来几乎越来越多地将一些领域（特别是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领域）内的重要问题移出国内管辖范围，使之成为国际关切和联合国本身干预的对象。（注：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407页。）所谓从“旁边”来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则主要涉及跨国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公司）的运作对国家和世界政治机理的影响。它们所从事的大量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类活动不仅跨越国界，而且有许许多多是国界之内法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主权难以或无法控制的。（注：由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更是如此。）用约翰·伯顿早在60年代就做出的断言说，不管国界有什么意义，它们已经并仍在被愈益增长的跨国交往减小。（注：John Burton,Systems, States,Diplomacy and Rul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0.） 这些交往出自民族国家不能、往往也不愿满足的多种多样跨国价值需求，其一大结果则是凝聚为由非政府组织体现多种多样跨国体制化安排，而此等安排代表着有关问题和功能领域“虽非反对各国政府，确是将其取而代之”。（注：Nicholas Onuf,“Intervention for theCommon Good,”in Gene M.Lyons and
MichaelMastandunoeds.,Beyond Westphalia?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95) ,p.53.）很容易理解，民族国家由于所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而“泄漏”或损失的不仅是相当一部分权能，而且是相当一部分威望或权威，连同个人在有关方面和有关场合对它的传统忠诚或崇敬。
三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从“下面”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出于更多、更复杂的原因。在愈益多层次、多扭结的全球性经济交往中，一国国内地方或地区性的经济群落同别国国内同类的群落之间，越来越经常地发展出特别稠密、并且相当体制化的联系。这些跨国联系往往相当自主地存在于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系之外，以致“许多（政府性的任务）……可以在威尔士而非不列颠、加利福尼亚而非合众国、魁北克而非加拿大的层次上来处理”。（注： 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edition(New York:Mc-Graw-Hill,1998),p.117.）至少在许多经济问题和相关的法律及社会问题上，这些经济群落侵蚀和限制着它们各自所在国家的传统主权，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鼓励出功能性的局部独立、甚或完全的政治独立要求。（注：Ibid.,p.596.）同样在国家内部，伴随跨国经济交往和互相依赖的迅速增长，具有重要外在联系的经济利益集团愈益多样化，使得统一的国家经济利益概念、甚而单一的国家人格概念远为经常地同现实抵触。因此，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维持往往变得更困难，与国家政策相违的利益集团行为也更常见。国内利益群体大为增长了的多样化，加上此类群体空前发展了的跨国联系能力，导致了约瑟夫·奈所云“传统世界政治”模式向“跨国世界政治”模式的转化。在前一种模式中，一国国民要影响别国的政府或国民，一般须先影响本国政府，然后由本国政府依其意愿来影响别国政府，或再由别国政府来影响别国国民；然而在后一种模式中，直接的对外影响途径除了原先唯一的政府对政府关系外，还有着一国国民对别国政府、一国国民对别国国民这两类关系。（注：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 Conflict,3[rd] edition(New York:Longman,2000),p.196.）显而易见，国家的对内控制权能与其世界政治作用都被减小了。还有，同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密切相关，国家机器内部的部门分工愈益精细，各部门的相对自主性总的来说愈益加大，这同互相依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同国家政府的同类功能部门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真正是亚国（sub-national）实体间的跨国关系，它仅仅貌似政府间的国际关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已发展到很高程度，那里“已出现一类非正式规则，其目的在于不仅通过（政府间）谈判和协议、而且‘依靠使每一国政府（的政策工具）部分地控制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工具’来协调政策。”（注：Onuf,“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Good,”p.54.这些政府部门以国家的名义来行事，但实际上往往还代表、甚至主要代表特殊利益群体的意愿。见ibid.,p.53.）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上面所说的几种情况不过是这么一个基本事态的表现：在全球化趋势中，民族国家之下的多种力量渐次形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劈开、穿透或者渗析民族国家界限的无数经济关系、社会联结、交流网络乃至身份和情感认同，并且相应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和领土／主权原则作为世界政治根本组织原则的地位。不仅如此，在许多方面，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还可以更往下追溯到个人层次的原因。由于通讯、传媒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也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和公共事务参与范围的扩大，世界多数地方的多数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已经比他们几十年前的先辈有多得多的知识和见识、强得多的政治分析比较能力以及显著得多的自主性，因而他们对于国家权威的高度忠诚、崇敬和顺从已不再是可以非常当然地假定的了。（注：参见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7[ th]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5),p.65.）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的大规模反战运动，80年代后期若干东欧国家的大众性变更，大致同时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成功的大众造反，就是这方面最为举世注目的例子。最后，从“下面”对于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冲击，还来自冷战结束以来变得特别广泛和引人注目的民族分离主义。在先前至少为时150年的历史时代里，甚至直到20世纪6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高潮时节，民族主义一直是创建和巩固现代国家的一股最强大力量，一直促进着国家和民族两者间的一种统一性。但是，“在我们当今时代，民族主义倾向于促进相反的敏感性”，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进入了所谓“打碎国家”的阶段。（注：参见时殷弘：“民族主义和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J]，《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5期。引语分别见Onuf,“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 pp.51-52;Alfred Cobban,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1970),p.17.）
四
从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来看，最广泛、或许也是有效地侵蚀和削弱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是全球化当中的跨国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及其为首的跨国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运作。跨国公司由于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生态和社会保护规定宽松的国家转移资本，损害了这些资本原所在国家对于本国就业率的维持和促进能力；它们设法迫使渴望吸引外资的国家就优化投资环境互相竞争（往往是忍痛竞争），以便选择最有利可图的金融、税收和基础设施条件，后者反过来就失去了对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控制自由；它们以输出资本、分散生产、转移收入等各种手段大大压低向母国政府缴纳的税款，致使国家权能的最大基础和象征之一——税收——受到严重侵蚀。德国从1979年到1997年许，公司利润增长90%，但来自公司税的那部分国家财政岁入却减少了一半，它在国家税收岁入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5%降到了13%。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与之类似，许许多多跨国公司据称已不在国内缴纳任何税款。（注：Ulrich Beck,“Beyond the Nation State,”,New Statesman,December 6,1999,para.5,6,9,13,15.“商人们发现了致富的道路。新的魔法是：没有工作的资本主义加上不纳税的资本主义。”Ibid.,para.13.）对外部严重的经济渗透或涌入的担忧并不限于多数欠发达国家。例如西欧的不少发达国家政府担心美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它们的国内经济，其原因特别在于这些公司会抵制它们的政策和权威。（注：Pearson and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p.502.）
还有，世界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其主要的驱动力量就是跨国公司为首的跨国经济，其根本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则是没有跨国公司就很难存在的当代世界自由市场和跨国通讯。如此巨大和高速的资金流动远超过任何政府能够单独或联合地加以控制的，国家主权因而在这一重要方面近乎成了空话。（注：参见Vincent Cable,“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Daedalus,Spring 1995,p.27.）跨国通讯作为当代世界自由市场存在的前提之一，由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而大大增加了民族国家控制跨国经济之不利影响的难度，或者说民族国家控制信息流动的传统能力，连同因此而控制跨国经济影响的能力，已经并仍在继续受到严重侵蚀。（注：参见
Francis
Fukuyama,“Second Thoughts: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The
NationalInterest,Summer 1999,para.26;David Rothkopf,“Cyberpolitik:TheChanging Nature of Pow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1998,p.102.）形势多少有如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不太夸大地总结的那样：“公司能够在任何地方安营扎寨，资本可以像飞鸟般轻而易举地跨越国界，通讯以光速进行并且几乎毋需任何成本。在这样的时候，各国政府除了学会与看不见的手共处外别无选择。在全国层次上限制自由放任经济的福利国家创始出来以后一个世纪，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正在全球层次上出现……在抵抗市场的打击方面，国家现在像当时的村镇那样处于很不利的位置。”（注： John Lewis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The Atlantic
Monthly,April 1999,para.12.）国家对市场（the state vs.market）这一可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主题的矛盾，大概从来没有像在当今全球体系中那样突出和尖锐。全球不同形态的国家在20世纪、特别是其后半叶形成的三大类调控经济的基本办法——福利资本主义、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主义”，（注：Jan Jindy Pettman,“Nationalism and After,”in Tim Dunne et al. eds.,The EightyYears'Cris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61.）都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跨国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损伤（在有的国家甚至被其毁坏），都不能不因此调整、改造或扬弃自身。
五
以国家放弃对国民相当大部分至少直接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为实质内容的这一调整、改造和扬弃，（注：一位学者甚至称之为国家取消它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一些关键成分，将其让给跨国力量。见ibid.,p.162.）或者广而言之全球化潮流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被削弱和被局部替换，引起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在一个由跨国公司及其为首的跨国市场经济力量拥有显著优势的世界上，即使可能像当代自由国际主义“贸易和平论”所称的那样较少严重的国家间冲突，也可能会有广泛得多、并且潜在地激烈的“跨国阶级冲突”；许多方面的经济公正、社会公平和富含世界正义（cosmopolitan justice）意味的环境保护，会随经济效率增进和经济成长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损害；国家政府权威的衰减和跨国势力权威的上扬，加上不同类权威的愈益交错和重叠，会造成责任界限模糊不清，从而“使人难以要官员为决定承担责任，因而民主将变得不易维持”。（注：Pearson and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h edition,p.596.）另外，全球跨国经济中美国跨国资本占据的巨大优势，连同尤其近10多年来美国在世界技术、军事、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内由其经济优势助长或支撑的主导或近主导地位，似乎已出现了一种约400年来几度重现的局面， 即一个超级强国多少威胁着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的存在，多少倾向于将其转变为一个“普遍帝国”。（注：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Society,1977),p.17.）这侵蚀着几乎所有国家的主权，损害着最基本的国际正义，即各国自主。
现代世界史上一向存在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四大挑战来源，即从“上面”挑战的超国家或“准”超国家行为体，从“旁边”挑战的跨国行为体，从“下面”挑战的亚国行为体，还有可以说从国际社会内部挑战的、一个倾向于总体霸权的超级强国。（注：Ibid.这里所说的超国家或“准”超国家行为体，在现代早期是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颇大程度上是联合国等一些主要的政府间组织。）它们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于今为烈，并且将长期继续下去。而其力度、至少是出自其中部分来源的挑战力度，还很可能愈益增强。这些挑战在当前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凝聚，就是约3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界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思潮所提倡和传播的主权过时论。关于主权必然并且应当多有限制的信念，关于主权的广泛行使日益陈旧并且有害的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相当广泛地流行，有如所谓“自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有力地促进了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侵蚀。然而，从更深的层次看，这一侵蚀得以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仍在于前面已说过的国家功能的某些衰减。在此，还需要从某种更长远、更宏观的大历史眼光来诊断问题。现代国家的较广泛生成始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或两大历史力量迫使欧洲各国履行进行现代战争和经营现代经济的任务，而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在19和20世纪先后成为这两方面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且因现代国际体系的全球扩展而扩散到大致整个世界。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重大战争的减少，特别是大国间的全面战争逐渐变得难以想象，同时也随着市场在大多数国家越来越多地取代国家对经济的高程度控制，国家的这两大传统功能相对衰减，这在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被削弱和被局部替换方面或许可以说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注：Michael Mandelbaum,“ TheFuture
ofNationaliasm”,The National Interest,no.57 (Fall 1999)
(Extracts,para.11-13).）由国家功能的衰减所决定，主权就其在一位国际政治学前锋新秀概括的另外两大观念由来——“威严”（majesty）和“代表性服务”（stewardship）而言，业已不是完全由国家垄断了。国家一般来说，现在已不得不在逐渐增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同全球体系中的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分享本国公民对公共机构的尊敬，分享代表此等公民行动并为其提供裨益的资格。（注：Onuf,“Interventionforthe Common Good,”pp.43—58.）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