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危机治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重视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危机对于中国的政府和百姓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总是在与各种社会与自然危机的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特别是今年在我国与世界蔓延的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的危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和思考方式。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敲响了警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加强危机治理研究，为维护人的价值和社会稳定提供思路。
一、危机及其治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课题
1.危机与危机治理
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常态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而言，危机的发生直接导致社会处于非均衡、非常态的危急状态，并易于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模式产生冲击与威胁，在一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造成经济损失或秩序动荡。人们日常界定的危机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难以确定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二是社会群体的冲突导致的事件。有危机就有危机治理，所谓危机治理，最早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此后普遍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控制发生危机的因素而对市场和社会过程进行干预的过程。一般而言，“危机治理”会遵循以下几个步骤：1.危机的预防与规避，2.危机治理的措施预应，3.危机的确认，4.危机的控制与解决，5.从危机中吸取教训或者获利。危机的突发性特征决定了危机治理的时效性；不确定性特征要求在危机治理的全过程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基因；危机事件的实质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给出具体明确的因应措施，决策的效果与组织和群体的安危紧密相关。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时期，如何实现危机的有效控制和化解，避免大的社会振荡，把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确保人的价值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推进经济发展，是衡量危机治理效果的标准。这其中，政府—社会—个人作用的发挥是根本，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这一作用发挥的重要手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在于研究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范式，寻求规避危机和降低危机影响的思路。
2.风险社会频发的危机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危机研究的重要课题
依据汤因比的观点，人类创造文明的可能性不在于其超然的生物天资和地理环境，而在于他对极端困难处境挑战的反应。1984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将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国的改革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和重新整合时期，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结构性调整的进行和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变迁以及利益和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重新分配与转移，易于形成诸多冲突并触发社会危机。国际上，全球化与失衡发展下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基于利益诉求而不断被挑起的文明冲突与贸易摩擦，预示着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压力与危机。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近几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和管理缺位等人为引致的火灾、海难、矿难等频发；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至上主义在公开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里，极易加剧个体及极端组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是美国的9·11事件和最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改变了一些人的确定性思维模式。与此同时，英国的口蹄疫和今年以来波及全国和世界各国的非典事件，无端的病毒几乎将整个世界拖入惶惶不安的危机中，许多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遭受严重的冲击。高速发展的科技和工具安排了人们自以为是的确定性选择——尽管人们纷纷提出要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躺在确定性阳光下休闲的人类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名词：不确定性。正是不确定性使得危机成为工业社会的基本现实，危机治理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成为社会与个人都必须正视的基本命题。特别是迷信技术发展而忽视与发展相伴的管理缺陷和制度变迁，都可能成为爆发社会危机的或者出现社会危机后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的泥淖。在危机频发的社会形态里，人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工业社会的短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更是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看，必须采取诸多的措施认识危机，化解危机，保障人们生活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不确定性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既有思路和工作模式，有效的思想政治研究或许是理性面对危机与科学处理危机的开始。
二、危机状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1.思想政治教育是危机治理的重要环节
在后工业社会，技术进步和资源损益打破了社会系统以及人与自然的平衡结，传统的秩序不复存在。人类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危害自身生存的要素，因而社会系统不能依靠自组织的方式来完成协调运转。这就指明了危机治理既是一个技术性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机制控制的问题，因而对危机的预防与处理既要从管理角度加以思考，也要从教育引导的角度予以重视。
从我们对危机所做的界定来看，危机主要有以下特点：1.不确定性，2.突发性，3.强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4.危机影响的广泛性。这些相互关联的特点凸显了危机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首先，危机破坏了原有秩序，引发社会混乱。严重的危机有可能导致原有秩序因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而无法恢复，或者无法承受打击而趋于崩溃。其次，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引发人们的恐慌心理。如：9·11事件后，短期内美国人的消费信心指数由8月份的114点跌落到97.6点（参见叶国文：《预警和救治：从“9·11”事件看政府危机治理》）。非典期间，我国公众的消费信心指数也一度下挫近20个百分点。第三，危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受非典影响，我国的许多行业在非典期间遭受重创，旅游业和餐饮服务业乃至交通运输业更是惨不忍睹，时至7月，我国民航运送旅客仅为去年同期的50%。而非典给农民造成的增收困难也初露端倪。第四，危机对政府信用及其治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9·11及其后的一系列事件在短期内凸现了美国政府安全体系和危机处理机制存在的致命弱点。此次非典事件同样暴露了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缺陷。
基于危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影响，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对事件做出关键决策，并动员社会各界的全力（如自然灾害）或者有限（如恐怖事件、毒气泄漏和这次的非典事件等）参与实现对危机的有效处理，尽快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政府对于危机处理不力，则易于导致公民质疑政府效能，削弱政府权威，并形成社会失范的隐患。因此，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降低损失，做好与群众的沟通，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政府公信力，如何实现危机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就显得极为关键。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思想政治教育在危机治理中的职能与作用：维护并实现人的价值和生命尊严，沟通信息，加强社会动员，维护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实现危机治理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捕捉并有效传播信息，引导公众认识到“危机的背后是机遇”的积极的行为准则。
2.危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危机包括以下两类，一是由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如地质灾害、气候灾害、工业污染、质量事故、病虫瘟疫等；二是由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主要包括战争、暴力对抗、恐怖主义事件等引发的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协调和救护责任。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稳定为最高准则，及时传播有效的事实真相，特别要克服掩盖事件的捂盖子心态。思想政治教育要明确危机时期的首要任务：即确保生命价值的不受损害，降低灾害损失，防止人为扩大危机。对于事实的掩盖往往容易导致谣言的传播，进一步加剧危机，引发更大的混乱。但是事实披露后也可能引起人们的恐慌，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时刻注意人们的心态变化，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对人们恐慌心理加以及时引导，使人们明确危机的真实态势和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着力克服因为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和谣言传播。特别是在谣言四起的时候，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准确分析信息，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调集和媒体的有效覆盖，阻断谣言传播。在危机时期，所谓的真相实际上就是有效信息下的事实报道，其间最为忌讳的是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简单的定论，其结果往往是宣传者和所谓的教育者将自己置于两难境地，并最终导致教育或传播主体公信力的丧失。再者，危机往往与社会控制密切联系。在危机状态下，危机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同群体的视角与利益诉求往往容易导致决策者的选择偏差，这时候政府积极的强制干预是必需的。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和宣传政府的应急举措是十分必要的。舆论宣传有效性的基础在于提供人们足够的做出合理判断的对称信息。这实际上是危机治理十分重要的环节。针对非典，王乐夫教授指出，突发疾病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但突发疾病的信息管理却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信息时代的政府，快速有效的反应态度不但是保持稳定、减少危害的前提，而且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手段。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有利于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危机带来的恐慌实施心理救治。在危机状态下，由于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人们的行为选择出现困难，容易形成社会心理的脆化与弱化，即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处于低迷状态。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社会运行。但是我们知道，秩序的恢复和危机的控制往往需要有一段时间，期间的心理救助就显得尤为迫切。思想政治教育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咨询与宣传资源，通过对信息的科学筛选，不遗余力地进行信息发布和公众安抚，特别要针对危机中人们普遍需要强大的政府支持的心理期待。舆论宣传媒体要在第一时间把政府的因应措施向群众广泛传播，让群众及时了解事态进程，创造有利于危机处理的环境。非典肆虐期间，当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出现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传播的时候，当党和政府遏制非典的举措和社会各级组织特别是一线抗击非典的群体的事迹在媒体上面广为传播的时候，当媒体反复播放非典的传播途径和实际危害的时候，人们开始相信，抗击非典，我们还有强大的政府。流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对真实情况的把握。人们在真切明了非典的病征及传播原理和防治措施后，非典病例在特定时期的持续上扬将不再带来全面恐慌，非典时期政府严格的管制行为就容易取得人们的理解、支持和积极的配合。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效开展社会动员，实现社会参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在危机状态下，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表现在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危机治理中。有效的社会参与，一方面可以使公众了解真相，祛除恐惧，消除谣言，起到稳定社会、恢复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危机救治的成本。要通过动员，科学规范危机治理中专业人员全力参与和非专业人员有限参与的界限，明确不同群体在危机中的责任与义务。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媒体多次提请百姓把钱仍然留在股票市场上，像平常那样给汽车加油、买东西，从银行里取钱，出一份力团结邻居等。这样细致人微的动员，极大地恢复了人们的自信，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样，在这次非典事件中，我们成功实现了社会动员，媒体和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响应政府的防非措施，积极参与抗击非典的斗争，持续有力的宣传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抗击非典的信心，从根本上缓解了社会可能造成的矛盾。与此同时，利用危机不失时机地纠正人们旧有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由于社会力量的参与，信息畅通，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和可行度得到提高，降低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本。中国有句老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危机状态下社会力量的有效集结，靠的是平常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靠的是人们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这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生命线的体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体现。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要能够实现危机的转化和危机的消解。在危机发生后，思想政治教育未必能够做到“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危机治理全过程，使事态得到有效控制。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化解矛盾、消弭冲突方面具有一般系统难以达成的效果。但是，失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非但不能够克服危机，反而对危机的发生与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流言的传播，社会冲突的被挑起，实际上是反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应对危机时，政府危机治理系统必然要实施以下管理程序：
(1)危机的识别，即要对危机或者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出科学界定，并确定是否会发生危机。如前所述，危机由于其不确定性往往难以准确预测，但是除非自然灾害，社会原因引致的危机都有先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善于捕捉这些变化。这是危机治理中最为经济的办法。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在危机前兆中具有敏感性，及时察觉危机，并有效地化解冲突，消弭危机于未然。(2)危机的预警，政府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对群众中存在的不安和社会心理隐患要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对可能产生的危机及其根源要有清醒的把握。特别是对谣言传播和蛊惑行为要有足够的控制能力。(3)危机的化解和有效规避。政府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掌握危机基本信息后，应及时做出决策，稳定情绪，化解冲突，克服危机的发生，或者全力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在危机事后处理阶段，一方面要做大量的恢复性工作，另一方面是总结经验教训，修正组织的日常决策和应急处理系统。通过对危机发生发展消除过程的研究，为建构更加科学高效的危机防范系统提供思路，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工作创新提供思路。
三、危机治理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1.危机治理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范畴
现代政治本身具有鲜明的不确定性，我们对于政治发展态势的预测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不确定性造成的危机隐患，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通过加强对危机治理的科学研究，有效掌握信息，并通过组织实现危机的控制与治理，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环境。通过本国和其他国家危机治理的研究，在充分获取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利用相应机制，为组织决策和社会群体的危机因应预留时间与空间；防止政府组织在制度设计过程中，由于精密测算而出现制度的刚性脆化与弹性失调，实现对危机的有效控制；避免引发社会恐慌与秩序失衡，将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到最低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关于危机治理的前瞻性研究，为全球市场中的中国预设危机防火墙、国家的善治提供理论依据。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现并弥补国家管制理论的缺陷，打造政府安全保障系统，提高社会透明度，增进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危机的消解与转化，为建设效能型政府，实现公民社会的民主化管理提供思路。此外，危机治理自身的规律性可以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固有模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要着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1)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构成要素研究，(2)危机发生和蔓延的规律研究，(3)不确定性下社会整合与协调研究，(4)社会资源的调集与运行规律研究，(5)加强对危机状态下社会宽容度问题的研究，(6)加强对建构符合社会发展基本理念和价值的社会制度与各项法规建设的研究。
2.危机治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在危机治理中，不确定性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自身的完善需要面对以下课题：(1)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危机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同行。任何危机的存在，必然内蕴着发展的契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就在于从危机事件中寻求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契机，并从危机事件中寻求变革思路和新的发展机遇。(2)现代社会，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依然深刻地影响政府的行为和公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政治文化建设和公民社会发育作为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土壤，是化解和抑制价值观冲突的基本思路，也是制度确立和运行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必须建构危机分析范式，探讨如何解决危机治理中的信任与信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要体现在实现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的科学建构和维护上。(3)鉴于信息对称下人们的心理弹性预期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是维护政府公信力、克服社会危机的基础性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在于通过科学的宣传和细致的工作，增强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增进人们的团结，维护党的凝聚力，促进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郑也夫：《信任论》）信任并没有帮助人们消除风险，但可促使人们勇敢地进入不确定性当中。而这恰恰是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素质和精神表征。(4)危机治理过程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运用的过程，其基础在于实现社会群体对社会问题的一致取向。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有助于维护和保障危机治理的有效性。(5)危机是内蕴于社会深层的，在现时代，危机治理的环境与市场紧密联系，而市场本身就包括了风险。特别是今天的市场带有世界市场的特征，危机或者说风险必然具有世界性质，即危机不仅仅是内生的，同时还是外生的，加之我国的政府在实现社会转型的同时必然出现的特有的社会风险，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基本环境。有效的管理在于对付社会危机因应措施的科学设计。不恰当的或者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将激化冲突甚至使危机进一步扩大。(6)现代性存在自我颠覆的因子，危机社会存在自我批判的力量。这种批判必然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构，即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可能在危机事件中被危机本身粉碎。(7)危机治理说到底是付诸治理措施的过程。任何危机的发生，都将对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形成冲击。通过实现危机治理中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有效互动，实现危机治理的预应规定，通过确定组织的界限与功能，避免危机的发生带来机制运行的瘫痪。这是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难以涉及的课题，但却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以认真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有效治理危机的角度强化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
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了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两个“务必”。这实际上是基于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也是对不确定性带来的危机有足够的认识。而这，恰恰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志向不改的精神体现。我们所界定的危险或者风险，其实总是与机遇息息相关。这或许是风险社会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遗产。这种危机意识和与之相伴的责任意识，在工业社会内蕴着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建构。
1.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是降低危机灾害的前提
我们知道，社会的基本结构首先在于确立以社会心理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曾经指出，由于不去预先考虑未来的问题和机会，我们正从危机走向危机。危机意识是市场环境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法则。危机意识的培养和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可以使政府的社会治理做到“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化大量钱治疗”。（［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在和平稳定时期，人们往往缺乏危机意识，以致危机发生后事态难以迅速控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处于常态下的组织和个人在思想上存有危机之弦，并通过类似消防演习和抵御地震演习一样，强化人们的危机意识，并在现实中做好心理和物质准备。在实践中，这种危机意识还体现在组织和教育者对矛盾与冲突的敏感上，要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引致的冲突有清醒的认识，要善于引导人们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化解矛盾。这种危机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意识，是人们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持有的强烈关注。
2.政府和组织在危机状态下的行为取舍标准是衡量责任政府的标准
能否良好地处理危机事件一直是判断政府组织和各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能力的关键标准，危机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避免的可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危机的可能和危机的发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不可能因为存在危机的可能而认为危机的发生是合理的，除非不可抗力造成的灾害，许多危机是可以有效化解和规避的，至少有效的危机治理机制可以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政府组织如何处理危机，不仅关系到危机本身的处理问题，同时关系到实现党的“三个代表”的思想问题，因为人民的利益在危机时期是最不容轻慢的。为此，政府组织要在制度上为教育主体的行为选择提供相应的正向激励。保持适度的新闻自由，建立社会危机沟通机制；改革各级政府信访机构职能，发挥其社会稳定安全阀的作用。并通过全球合作，获得谅解与支持，以提高危机救治效率、降低救治成本。“在对危机的处理上，尽管世界各国存在着地域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反应是相似的。”（［美］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3.危机状态下媒体的责任意识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危机时期，人们由于遭受突如其来的冲击，心理上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和忧虑，期间，人们会更加关注政府和其他威权组织的言论及举措，特别是媒体的监测作用会被公众前所未有地重视，并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引导者。因此，责任政府和责任媒体乃至个人的责任行为就显得尤其重要。许多媒体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在危机发生初期往往难以遏制抢新闻的心态，忽视了新闻传播的基本伦理规范，甚至置科学于不顾，急于制造所谓独家新闻，在客观上使矛盾激化，甚至在危机处理中形成障碍。基于此，在特定情况下，有选择地为新闻“设限”是必要的。如9·11事件发生后，基于对事件本身的强烈关注和对社会稳定与公众安抚的责任，素以新闻自由自称的美国媒体认可并支持以“自由设限”换取国家与生命安全的普遍心理。美国新闻界对“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概念也有了新的界定。只有确立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舆论媒体才能够真正做到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出发。
诚如斯蒂尔曼所言，灾祸对我们思想的影响相对来说是短暂的，灾祸仅限于在相对小的制度变革上发生作用，但旧势力会卷土重来，可以抵消第一次变革中的大多数成果。健忘的人类往往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确定性下的危机却需要我们时时绷紧危机之弦。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够保证社会的安然无忧，长治久安在根本上还取决于治理结构的优化。优化的过程却需要锲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基因。这是危机治理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长期的课题，实际上也是风险社会长期的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