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出了问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年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出了论文,剧变论文,根本原因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一个经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2月革命和10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拥有90多年党史、70多年国史、2.8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既无外敌入侵，又无内部人民揭竿造反，却于顷刻间坍塌解体，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苏联剧变以后，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苏共一些领导人也著书立说，阐述这一事件的过程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深入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思想、文化、民族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矛盾的远因，又有现实路线政策错误的近因；既有体制上的弊端，又有领袖们的个人品质和变节；有的属于一般性原因，有的是决定性原因。正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总的合力才导致最终剧变。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和近因，也就是在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以后那一段时间出了大问题，“问题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戈尔巴乔夫通过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行一系列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不但没有解决苏联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反而使苏联出现全面危机，前后只有五年多时间，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就结束了生命。下面从五个方面具体说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改革的错误导向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看到苏联社会问题成堆，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是对的。但是，在当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潮的压力与影响下，改革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背离了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轨道，最后改革变成了改向和改制，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经济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了几十年没有改革，已成为一种僵化体制，并出现阻碍机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抓的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但是，他先后出台的几项措施，几乎都是错误的。首先，实施“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苏联的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轻重的关系始终没有调整好。在超重型的经济结构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加速”发展，只能使农轻重的关系越来越失调。其次，开展反酗酒运动。苏联人生活在寒带，长期养成了喜爱喝酒的习惯。反酗酒，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导致人民对改革不满，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再次，向市场经济过渡。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经济的要求，坚持过渡到市场经济是对的，但他急于求成，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和接受了沙塔林院士的“500天计划”，试图用一年多时间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欲速则不达，结果把苏联的经济体制搞成既不是计划经济又不是市场经济，经济生活越来越混乱和困难。最后，实行经济私有化。苏联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实行私有化计划，确定头两年把80％的中小企业卖给个人，接着大型企业也由私人经营，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原有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不利于实行民主。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提出“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群众中产生好感。他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予以肯定。问题主要发生在1988年19次党代表会议以后，他轻率地把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并错误地提出“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开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是“有限制”的民主化、公开性，后来去掉了“有限制”。这样，“民主化”就变成无政府主义，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谁。同时，把“民主化”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合法性。“公开性”，则把赫鲁晓夫对前人的否定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否定历史人物，诬蔑以往的社会主义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民主化和公开性把两种势力释放出来：一种是反社会主义势力，一种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释放出来以后，谁也驾驭不了，于是政局动荡失控，最后走向崩溃解体。
——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教条主义严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信雅科夫列夫等人，这个领域始终由党内的右翼势力把握。戈尔巴乔夫接受他们的建议，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样，苏联就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这块重要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谬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不再讲真理，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中，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举动实质上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改旗易帜。接着，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要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根本改造苏联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且把党也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
——党自身改革的错误导向。苏共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苏共长期以来存在两个问题需要改善：一是不重视自身建设，党不管党的现象严重；二是在党政关系上，大权独揽，以党代政，未能很好地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党政职能分开”。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敌视党，认为党是改革的阻力。为了搬走这块“绊脚石”，他一步步地向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方向推进。他采取了几个步骤。第一步，借用和歪曲列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把权力从党转到政府手中，使党大权旁落。第二步，待到条件成熟时，适应党内外、国内外反共势力的需要，动手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因为放弃党的领导，苏联马上派别林立，出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党。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法林认为，苏共放弃党的领导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最主要原因。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利用未能取得成功的“8.19”事件颁布非党化命令，戈尔巴乔夫亦步亦趋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说明他已彻底背叛了苏共，背叛了社会主义。总书记个人宣布解散共产党，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美共总书记白劳德。但美共纠正了白劳德的错误，反过来将白劳德开除出党，苏共则以悲剧告终。
——民族关系改革的错误导向。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过分相信在民族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估计不足，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缺乏警惕，对其迁就妥协，一让再让，最终酿成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都不表态，实际上是默认。在这种气氛中，一些少数民族说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已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殖民地”，而俄罗斯民族则声称自己是“奶牛”、“输血者”，每年都要付出200亿卢布，大谈“莫斯科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救了全国”。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最终导致联盟解体。
总括上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所推行的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后来，随着戈氏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便逐步要求根本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就是否定和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其中，经济上反对公有制，政治上取消党的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民族关系方面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迁就退让，这些对社会主义都是致命的。尽管当时苏联的体制僵化，改革有相当难度，但并不是不能改好。关键是改革的指导方针。如果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根本改革，社会主义是会重新出现生机和活力的。可是苏联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一切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只能是死路一条。实践证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关系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路子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不改革或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路子的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致挫折和失败。“成于斯，败于斯”。
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和变质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光辉历史，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并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在近一个世纪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但是，在执政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长期不重视执政党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在和平建设年代一步步蜕化变质。
这种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身居高位、拥有很大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首先，党内出现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既得利益。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已察觉到，苏联的一些高层领导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批技术官僚。其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打出社会主义江山的，这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优势。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理想信念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逐渐淡化。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由于受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美国学者、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大卫·科茨在苏联剧变后写作并出版了《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书中指出：1990年前后，美国和西方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到苏联搞了一些民意测验，了解苏联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广大群众中测验的结果是：只有5％—20％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在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测验的结果却完全相反：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搞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
上述情况说明，到80年代，苏共党内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蜕化变质。这些人后来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杀出共产党，在社会上组建几十个政党，并且成为这些党的党魁或政要；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企业领导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成为“暴发户”和“经济巨人”。有鉴于此，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剧变是苏共领导层所搞的一场自我政变。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至少可作为一家之言，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领袖们的背叛
在苏联政治体制中处在权力顶峰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成员的状况如何，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到80年代中期形成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中，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敢于坚持原则、阐述个人意见，但由于戈氏身居总书记的最高地位，逐步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以戈氏为中心，包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在内的右翼势力集团，他们主导了政治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步步蜕化，有的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的成为自由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已不只是共产主义信念动摇和崩溃的问题，而是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宣扬它是“新宗教”；背叛了共产党，自己下令解散党；背叛了社会主义，诬蔑它是“新乌托邦”。苏联改革的逆转，是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右翼分子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从而把苏联引入万丈深渊。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的反思著作《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指出：这伙人的罪恶目的，就是“给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把它彻底摧毁。”他愤怒地说：“近年来与之共事的，竟是一帮背叛变节、使奸耍滑、两面三刀之徒。这帮人昨天还信誓旦旦要忠于我们共同的理想，今天却心怀虐待狂的满足践踏它们，抛弃自己昔日的信念，及时投入不久前的敌人营垒。”在谈到戈氏时，他指出：“此人身上同时还有一种魔鬼般喜欢背叛的特性。”“他不仅背叛我们和全国人民据以追随他、信赖他的理想，他还一次次奸诈狡猾地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出卖掉了。”“经过若干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早年’的所有战友都已被他一个个地赶出政界或国务活动的舞台，当他们离去的时候，还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原来，总书记在他整个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免掉。”他在谈到戈氏和叶利钦的历史责任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引向资本主义，而叶利钦、盖达尔及其一伙则把国家引到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他们把我们大家拖进了半殖民国家才特有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两个领袖——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后改革领袖叶利钦的主要的背叛。”他的看法和态度是：“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背叛。”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后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实践证明，从个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所起的作用来看，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共，叶利钦搞垮了苏联。在摧毁苏共和苏联方面，身居党和国家权力顶峰的背叛者们起了西方政治家起不到的作用。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色彩很浓，戈尔巴乔夫获得此项大奖是西方对他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所做贡献的奖赏。
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遥相呼应
就国外因素来说，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是根深蒂固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敌视苏联，为了消灭社会主义苏联，它们先后和交替使用扼杀、遏制与和平演变战略。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用“扼杀”手段，从外部强攻是攻不破的，而且很可能愈攻凝聚力愈强，必须变换策略，改为从内部攻，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的改革和困难，加大了“和平演变”的力度，对苏联软硬兼施，压力和诱惑并举。1991年11月，刚卸任一年多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公开演讲，直言不讳地道出“是怎样瓦解苏联的”。她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为了实现瓦解苏联这一目标，西方着重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另一方面通过腐蚀和收买党政高官取得最后胜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是被西方相中和做了工作的两个重点人物。她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负责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果然，一个月后苏联就瓦解了。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10年12月8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威廉·凯西一手策划了解体苏联的方案。其中包括：通过提出反导防御体系，诱使苏联参加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国民经济；扶持东欧各国的反共组织，瓦解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扶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瓦解苏联；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试图把战火引向苏联境内；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油价，以此大幅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在共产党的上层寻找和物色代理人。可以说，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各种方式从外部“扼杀”和“演变”苏联，苏联是不太可能发生剧变的。
就国内因素来说，少数最高层领导人的背叛对苏联社会主义是重重一击。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释放出来，出现了反对派；反对派降生后，又利用民主化和公开性，势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夺权欲望急剧膨胀，最后利用两个事件，加速推翻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1991年的“8.19”事件。这个事件是苏联一部分对现实感到忧虑的政治力量为挽救联盟解体、国家免于灾难而采取的非常行动。但是，“事件”很快失败，右翼势力全面夺权，并借机打击苏共，强令停止苏共活动。另一个是同年12月8日，俄、白、乌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和消失。
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
苏联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制定了社会主义宪法和一系列法律，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但是，为什么当最高领导层推行背叛性的改革，一步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时，制度和法律不起作用，群众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这里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缺乏法治的保障。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有很深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又未深入地反对封建主义余毒，长期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人治和法治有很多区别，但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律和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权力和法律哪个大。法治意味着法律尤其是宪法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行使。如果苏联是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就会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如若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人民就可以以法律为武器来制止他的行为，甚至弹劾他。苏联虽然制定了宪法和一些法律条文，但是没有形成完整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比任何法律都管用，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宪法等于虚设。这是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重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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