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多人①，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开始，国家经济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研究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从中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确有史鉴作用。
一、对《毛泽东传(1949—1976)》关于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原因的观点提出商榷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策发动反右派运动的？
从毛泽东、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14日、15日、16日连续发出的三个文件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1]691这里，中共中央将“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提，足见其已将“右倾分子”视为敌我矛盾。所谓“目前不要反驳”正说明了日后要严厉反击。所谓“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纠正”“党报删节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言论”的现象正说明了“阳谋”②策略已经制定。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毛泽东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他提醒全党：“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2]423
在分析社会上的状况时，毛泽东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甚至还觉得，“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2]424-425在对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以上分析之后，毛泽东非常明确提出：“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2]428对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毛泽东传(1949—1976)》评价说：“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1]691薄一波也评价为“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3]589。可见，该文的内容和写作目的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已决定要发动反右派运动。
5月1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一指示发放的范围是“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这一指示，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4]478在此，毛泽东已经十分明确地将反击的时间定在几个星期后，而在几个星期内，则要继续实施“阳谋”策略③。
综合上述三个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断定：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发动反右派运动。
然而，这一决策距离全党开始整风的5月1日只不过15天，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传(1949—1976)》写道：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1]690至此不难看到，“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局面”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按照文章的逻辑，既然“局面”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依据，那么，将这一“局面”的情况详尽地记述下来，应是该书必写的内容。然而，细读该书有关这段内容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
该书用了近4页篇幅(第686—689页)记述了5月8日至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次座谈会的内容；用一个自然段(第689页)记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6日和7日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但从书中所提供的座谈会的内容，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多属于正常的范围④，它不应该是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那种“局面”。对于半个月的整风鸣放情况，《毛泽东传(1949—1976)》作者也作了如下的评价：“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689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的“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也还够不上是引起毛泽东思想发生“震惊”以致“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的那种“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局面”促使毛泽东转变思想的呢？于是，该书接着写道：“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1]690看来，这段话是该书作者所要讲的能够促使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那个“局面”了。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巨著(全书长达1796页130万字)仅用“强烈的印象”这么一个自然段，就将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原因交代过去，内容显得非常薄弱。此外，“强烈的印象”这一自然段，作者使用的大多是归纳出来的结论性的文字。按理说，这些结论性的文字还需大量的史实资料来支撑。由此，笔者认为，与其用结论性的文字来说明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那个“局面”，倒不如写上几段甚至几页发生于5月15日之前的能够反映引起毛泽东思想发生“震惊”以致“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的那个“局面”的史实资料。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这样写，读者才能清楚地把握住促使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那个“局面”的具体内容，从而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所以，对于该书关于毛泽东思想转变原因的写法，笔者深表疑问。
此外，从“局面”到“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来说明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多少有一种从偶然性来揭示历史事件动因的嫌疑。实际上，开展整风运动固然是为了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但也有整肃异己思想的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竟会被那么一种“局面”的出现而改变自己的大政方针。对此，在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2]327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2]326显然，“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而且，过了“关卡”，“才算了事”。这就非常明确道出整肃异己，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一统思想是整风的目的之一。1957年3月，毛泽东就“料到”“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一仗”这件事⑤。5月8日，“阳谋”策略开始实施⑥，这说明当时开展的整风运动已含有一个今后要“反击”的阶段。5月25日晚，毛泽东在向前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运动情况时，明确地将整风运动的目的说成是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一个阶段。他说：“这次运动(指整风运动——引者注)的任务是积极地争取中国知识界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分化知识界的力量，孤立他们中间的极右派和怀有敌对情绪的人。”他还明确地告诉伏罗希洛夫：“应该利用这个运动，完全弄清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对我们的进攻可能来自何方。”“现在开展的运动是一个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改造过程至少需要十年。”[5]18-19 6月8日，也就是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当天，毛泽东又将“整风”说成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处理。[2]432-433 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整风区分为以下两种不同性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2]450。仍然是在这个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将“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确定为“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2]465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重申性质不同的两种整风。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整风“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整风“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2]457所以，“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2]457 10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2]475-476他还说：“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2]476 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2]487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出发，就更能看出“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关系了。所以，笔者认为，仅仅从“局面”的出现来考察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就很难揭示50多年前那场运动出现的必然性。由此，笔者认为，研究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至少应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稿⑦作深入的研究，更应该考查5月15日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中存在的那些影响他后来做出反右决策的东西，还要考察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的思想进程和5月中旬决策之前的那些思想是否具有一贯性的联系。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走向客观。下面，笔者谈点自己看法，难免有不足、疏漏、错误之处，敬请学界同仁给予批评。
二、用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我国诸多社会问题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根本原因
认真研读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稿，就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观察和思考国内诸多社会问题时偏重于运用阶级斗争观点，从而为发动反右派运动植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表现在：
1.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我国阶级关系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是政治斗争形式的阶级斗争，[2]445因此，考察毛泽东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阶级关系、阶级斗争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揭示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1956年8月中旬在审阅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4]137 12月7日和8日，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同工商界人士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把资本家划分为大、中、小三个阶层，甚至认为“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6]168-181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肯定国内仍然存在对立的阶级[2]351。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他说，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巩固起来，除了“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外，“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2]404他还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2]418甚至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很注重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在谈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时，毛泽东批评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丢掉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后，接着就批评波兰、匈牙利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2]323这种批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毛泽东认识和处理国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这些思想的存在，当那个“局面”出现时，或者说他听到激烈的批评言论时，毛泽东就会很自然地对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从而在5月中旬作出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决策。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又推动着毛泽东进一步地思考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理论依据，这就产生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这就是：“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2]389 ⑧薄一波回忆说，“发表稿(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话，但发表的目的含有为反击右派的进攻提供思想武器，则是无疑的。”[3]589由此得知，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概括就是为发动反右派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的。显然，这些论点，严重地脱离了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它表明，在看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而是仍然停留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时期。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作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补充。《毛泽东传(1949—1976)》评价说：“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改了十一稿，他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文章，是正确的。青岛会议是个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是不行的。’所谓补充，显然是指关于反右派及其有关内容。”此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发生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也急剧地向‘左’发展”。[1]714该文再次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2]461对此，《毛泽东传(1949—1976)》又作评论说：这“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1]715 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原因作了说明。他说，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引者注)，是因为他们(指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引者注)要造反，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7]81可见，修改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对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总结。中国现代史航船由此走上“左”的航向。上述过程清楚表明，决策发动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思想深处中原本就存在的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认识合乎历史逻辑的结果，同时它又推动着毛泽东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深化，以致重提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把握住毛泽东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这一思想进程，我们就可以能够客观回答当那个“局面”，或者说社会上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出现时，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了。
2.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少数人闹事的原因
在分析1956年下半年我国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时，毛泽东在肯定物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不对以及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是少数人闹事的原因时，又更注重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这一事件的原因。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2]351他还指出：“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2]351对那些没有闹事的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毛泽东又说：“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2]333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要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设想“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2]352由少数人闹事设想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并将这种“设想”作为各级党委安排工作的“基础”，这表明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该是多么紧！所以，当那个“局面”出现时，或者说社会上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出现时，他就很自然地“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3.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民主党派和分析知识分子队伍状况
反右派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因此，考察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看法对于弄清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无疑是有帮助的。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把民主党派看成是“反对派”。他说：“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2]279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和我国之间的关系时，将“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并提，将他们看成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搞颠覆活动的社会基础。他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2]342由于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是“反对派”，是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搞颠覆活动的社会基础，所以，在谈到处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就明确地表明了他对民主人士的态度。这就是：让他们唱对台戏，让他们闹够，孤立他们，后发制人。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些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2]355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我们似乎已经能够看到民主人士在当年那场运动中难以逃脱的厄运。循着这一思想的逻辑，毛泽东于6月8日发出党要“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2]431 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中写道：“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4]503《指示》还直接点名批判“民盟、农工最坏”。《指示》还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务。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4]503 7月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再次点名批判民主党派：“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2]435 ⑨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与农工党确定为反右派运动的主要对象。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从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是“反对派”，到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搞颠覆活动的社会基础，以致制定出“唱对台戏”、“后发制人”的方针策略，直至最终直接点名批判民主党派并将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与农工党确定为反右派运动的主要对象，说明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连贯的，从而也充分地表明了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不信任。这种政治上的不信任还导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的名存实亡。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2]452在1956年和1957年的两年间，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论述都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党内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2]302此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毛泽东却将100万知识分子党员和富裕中农相联系，并将其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实际上暗含着毛泽东认为党内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仍没有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表明他对党内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不满意。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一些党龄长、职位高的知识分子提出严肃批评。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2]323 ⑩很明显，这几位司局长的观点是被毛泽东作为“右倾”言论加以批评的。1957年5月，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进而认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2]424将“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和“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上右翼知识分子”相联系，问题性质就自然显得十分严重了。显然，这些错误分析的存在，是后来深挖党内右派的思想基础。(11)
第二，对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思想态度作出了错误判断。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提出：“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6]252紧随之，在四天后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重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409 3月29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7]87对知识分子政治思想态度的评价，毛泽东在1957年2月写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节标题下写道：“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4]312 4月10日，在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等人开会时，毛泽东又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1]666 4月30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1]672在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泽东继续说：“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2]426他还认为，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2]427考察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进程，就比较容易理解，当那个“局面”出现时，或者说社会上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出现时，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不仅如此，上述思想的存在，还支持毛泽东将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2]461 10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把500万知识分子也列入资产阶级。他说：“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2]484将500万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使得资产阶级总人数凭空增长了许多。基于这种阶级力量的估计，毛泽东将国内局势和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明确把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同右派直接联系在一起。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2]424-425
有必要提出的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在观察和思考少数人闹事、国内思想动态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甚至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时，几乎总要提到“匈牙利事件”。之所以提到“匈牙利事件”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直至1964年6月27日，在批示《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时，毛泽东还以“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为例严厉批评全国文联和文艺界各协会“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8]91可见，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刺激该是多大。所以，当年在评价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意义时，毛泽东还从“建成社会主义”、预防出“匈牙利事件”的层面上阐述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重要性。(12)观察和思考少数人闹事、国内思想动态和知识分子问题时几乎总是要提到“匈牙利事件”，这非常明显隐含着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高度警惕和不信任。
4.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国内思想动向
在1957年1月18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思想动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研读这个讲话，对于揭示毛泽东5月中旬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谈到党内思想动向时，毛泽东指出：“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2]331-332他还具体点名批评廖鲁言、薛迅、孟用潜等人。他说：“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2]331“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2]335透过这个讲话，我们不难看到，此时的毛泽东已将党内一些中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农业合作化的政策提出的不同意见视作为一种右倾言论，认为他们所反映的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他已认定这些中高级党内干部“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此严厉的批评，也为后来深挖党内右派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13)
在谈到学校的思想动向时，毛泽东指出：“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2]332-333 (14)他还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2]333在谈到教授的思想动向时，毛泽东又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333“扫我们”和“想复辟”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这表明思想动向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已被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依据上述分析，毛泽东提出：(1)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他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338 (2)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毛泽东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2]338由“重安排”到“重改造”改变了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知识分子所作的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与安排，信任、支持知识分子并给其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的承诺。[9]168-173 (3)百花齐放，还是要放。为此，毛泽东批评对“百花齐放”方针不理解的同志。他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2]338那么，怎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呢？毛泽东回答说，实行“百花齐放”方针有利于对毒草“进行鉴别和斗争”。[2]338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继续说：“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毛泽东接着说：“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2]338-339在此，虽然不能断言毛泽东“阳谋”的思想已经有了，但至少能说明这里已经存在着毛泽东5月中旬决策的思想基础。4月15日晚上，在回答前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提出的他对中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不理解和怀疑时，毛泽东再次阐发了他的这一思想。他满怀信心地回答伏罗希洛夫：“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5]13-14“将反击”从一个侧面说出了当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目的。从中我们就更比较容易理解一个月之后的5月中旬作出发动反右派运动决策的必然性。
在这次讲话的结束，毛泽东联系1956年国际上出现的几次大风潮，联系1956年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出现的问题，对国内局势做出“现在还是多事之秋”的判断，由此他告诫和叮嘱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要继续注意各种思想的暴露。[2]339由于“继续注意各种思想的暴露”是建立在“多事之秋”的判断上，所以，当整风鸣放阶段中那个“局面”出现时，或者说各种激烈批评言论出现时，毛泽东就会自然地“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察和思考国内思想动向时，毛泽东接连三次提到批判修正主义问题。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思想动向问题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他指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但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还认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修正主义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为此，他提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2]418第二次是在两个月之后他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该文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文章指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文章鲜明地向全党提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2]423第三次是在为反右派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武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5)一文中，文章重申上述观点：“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文章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时，毛泽东指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由此，毛泽东号召全党：“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2]392对照三篇文献，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后两篇文献中，毛泽东是将“批判修正主义”和发动反右派运动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的。(16)第一篇文献虽然没有提到反右派运动问题，但关于修正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性的分析和后两篇文献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能够说明，毛泽东5月中旬的决策，其思想基础在3月的讲话中就已经存在着。
总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诸多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运用的是阶级斗争观点。从中看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几乎是呼之欲出了。可以说，反右派运动就是这一思想在：1957年6月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实践。在反右派运动深入进行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终于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重新确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而反右派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拐点！
紧随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将“反右派”的方法运用于解决党内矛盾。1958年，毛泽东就将“反冒进”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加以严厉批判，(17)他还认定“反冒进”距离右派只有50米。(18)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反冒进”的实质就是“右”。稍后，对因“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而引发的党内不同意见，毛泽东也是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直接将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19)1962年，对中央一线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采取的一些正确政策和做法，毛泽东严厉指责为“右倾”。(20)1965年，毛泽东决定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1)“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由此开始逐步拉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使命，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0]73当然，这里所讲的“右派”，已不是反右派运动时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了，而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10]43-44所以，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将运动的重点确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377生命临终之前，毛泽东还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他严厉指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1]1771至此不难看到，从批“反冒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捍卫“文化大革命”，在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总是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些同志的看法几乎都是正确的)打成“右派”而加以批判。和反右派运动的区别，仅仅是党内党外而已。但两者所体现的指导思想都是一样，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总结这段党内“反右派”的历史进程，再回过头去思考1957年反右派运动发动的必然性，或许有一点帮助，至少不会再单纯地从那个“局面”的出现，从整风鸣放阶段出现各种激烈批评的意见中去寻找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
注释：
①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中写道：“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1958年共划右派552 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 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 759.135 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
②关于“阳谋”策略，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写道：“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6—437页)研读这段文字，至少能够看到以下四个思想：一是“阳谋”策略的开始启动时间是“五月八日”，(这一天，正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的第一天。该会议总共举行13次，至6月3日结束。)结束时间是“六月七日”。第二天，即6月8日，声势浩大的反右派动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二是毛泽东回答了什么是“阳谋”策略。所谓“阳谋”就是“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引蛇出洞”，也有人称作“钓鱼”。三是明确指出实施“阳谋”策略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四是毛泽东回答为什么要实施“阳谋”策略。这就是：“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现在所见到的有关反右派斗争的论著或文章所引用的当年右派分子的“右派言论”，在1957年5月8日之前都还没有出笼。那么，毛泽东又是怎么“看出”的呢？为寻找答案，笔者仔细研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收入的自1956年11月至1957年10月期间的所有文稿。对于怎么“看出”的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明确回答。看来，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待史料的发掘。
③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05页。]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1页。)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这一天，距离5月16日是三个星期零两天。
④需要指出的是：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分别发生在5月21日、22日、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4—695页]另，根据《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和6月8日的报道，葛佩奇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共产党”、“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的言论[引者注：从后来为葛佩奇右派案改正工作的过程和结论中得知，当年人民日报这种报道失实。参见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73—284页；胡平著：《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652—659页。]是5月24日和6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参见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9—154页]以上言论都是5月下旬和6月上旬的事。还有，北京大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时间是5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到北京大学作出被认为是“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的时间是5月23日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5—696页；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9—142页。]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毛泽东已经于5月14日、15日、16日作出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决策之后。
⑤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他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40页。)为此，毛泽东再次批评当时那些对实行“放”的方针不理解的同志。他说：“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41页。)透过这个讲话，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党内那些对“放”的方针不理解的同志，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放”的方针中蕴含的“阳谋”策略不了解，否则，他们也就不会“后悔”了。由此，我们应该能够理解5月8日开始实施“阳谋”策略的必然性。
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6页。
⑦这些文稿是：《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年6月8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年7月1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7—288、293—304、313—329、330—362、363—402、403—418、419—422、423—429、431—433、434—439、440—455、456—465、466—479、480—495页。)《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6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1月)、《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的批语》(1956年12月)、《给黄炎培的信》(1956年12月4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1957年2月)、《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957年3月)、《中央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1957年5月4日)、《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957年5月14日)、《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1957年5月16日)、《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6日)、《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957年6月6日)、《在陈正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上的批语》(1957年6月8日)、《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957年6月14日)、《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6月)、《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1957年6月25日)、《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957年6月29日)、《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957年7月9日)、《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957年8月1日)、《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957年8月18日)、《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2日)、《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57年9月15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6—164、175—185、189—191、201—205、244—246、251—252、255—257、310—315、361—363、374—377、403—405、406—416、455—456、468、477—479、491—492、493、499—500、502—504、508—510、519—520、522、528、537—638、556—557、562—563、576—577、578—579、592—598页。)《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关于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1956年9月13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7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9、110—113、167—173、174—183、245—248、249—259、260—266页。)
⑧这段话是毛泽东于1957年5月24日、25日、27日、28日四次补充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过程中形成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8—699页。]它距离5月中旬的决策只有10多天的时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间是6月19日。
⑨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作出如下评论：“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参见该书第711页。
⑩李慎之(引者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其撰写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就毛泽东所指解释说：“毛主席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我的上级——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我对调资过程中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参见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4—118页。
(11)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57页。
(12)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32页。
(13)林蕴晖在《反右派斗争党内“战场”的一角》一文中写道：“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有意见的人，视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定为‘资产阶级右派’”。该文还写道，被定为“右派”的省级领导人绝大多数是1955年夏季农业合作化反“右倾”中持不同意见者，少数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起来以后，一些坚持不随风起舞的人。他们的“罪行”主要分以下几类：对1955年农业合作化反右倾持反对意见；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侵犯中农利益；对1956年农村闹社风潮的处理，反对用专政的办法，主张要照顾农民利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中违反民族政策；对总路线、大跃进持有不同意见。(参见林蕴晖著：《国史札记——事件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194—198页。)叶永烈在其撰写的《反右派始末》(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第802—805页引录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1957年10月15日)。该《通知》将“反对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统购销政策”等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14)关于毛泽东的这句话，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一文中写道：“清华大学还有一个机械系焊接专业的学生武天保，也不知谁汇报说他公然扬言要杀几千几万人(后来证明有误传)，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他。”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5页。
(1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但文中所引论点都是6月1日毛泽东修改该文时加上去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01页。]所以，本文将它排列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之后。
(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反右派运动问题，但从《毛泽东传(1949—1976)》中得知，5月24日以后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更多地体现了面对右派进攻所作的观察和思考”。[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8页。]薄一波也说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尽管没有直接提到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话，但发表该文则含有为反击右派进攻提供思想武器的目的。由于文中所引论点都是6月1日毛泽东修改该文时加上去的，所以，本文认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是将“批判修正主义”和发动反右派运动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的。这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17)1958年3月，毛泽东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写了说明，其中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6页。
(18)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69页。]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右派把你们(引者注：指反冒进的同志。)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19)在1959年7月23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页。]8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中，指责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是“右得无可再右”的“右派朋友们”、是“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47页。)8月16日，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文中提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文中还说：“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1页。)
(20)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列出的刘少奇三大罪状中的第一大罪状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0页。)实际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不只是刘少奇一人，而是中央一线的大多数同志。在1962年7—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狠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央一线的。
(21)在回答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提问的“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说道：“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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