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新进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入，我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在1998年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关于企业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
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企业产权理论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有学者在所提出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引入了市场竞争因素这个变量，把它与其他产权激励机制的因素共同作为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提出了“超产权论”，认为产权论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率的作用，而超产权论进一步阐明了激励机制只有在竞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驱动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因而它强调了竞争与产权对决定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作用。
为什么竞争能够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超产权论认为，竞争是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它能产生一种非合同式的“隐性激励”，这种激励来自三方面的动力：首先，竞争可以使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与努力程度的信息充分公开，从而达到更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的效果。其次，完善的竞争能够产生“生”与“死”的两种结局，因而生存动力成为企业的重要激励。再次，竞争为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提供了信誉认可，其能力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总之，竞争把高效率的企业筛选出来，让其发展，同时又把低效率的企业筛选出去，让其关闭。
市场竞争的强大外部压力会迫使企业改变其治理结构并使之趋于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企业的持久成功取决于治理机制能否不断完善。而产权归属问题只是解决企业治理结构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起点，它的解决应当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治理机制合理化。
在企业产权改制和相对应的市场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内对于公司化改革的讨论，往往忽视了现代公司体制如何运作以及这种体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的系统研究。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时候，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所有的治理机制都需要比较健全的法制和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的支持。股票期权的运用需要股价能大体反映公司真实绩效的股票市场，一个投机性过强的股票市场不能满足这项要求。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确立，有赖于市场制度的发展和成熟，而这些制度的建设是需要时间的。
在对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家族式组织的研究方面，有人根据一系列的有关文献，把家族看作与契约关系相对的“有机的团结”，这种牢固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泛指现实中存在的具有这种特征的各种经济组织。并着重分析了在信息不规范的社会中家族式组织的交易方式，提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不规范信息特征，有效的治理结构有时不是市场或科层式企业，而家族式组织和人际关系模式可能是行之有效的，这是亚洲经济组织的一个特征。
关于企业行为理论
有学者把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企业行为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依据中国的现实经济，从中概括和抽象出国有企业的基本目标行为，从而确定了“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依据是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即政府的税收最大化和企业的可支配收益最大化。尽管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和企业经营者各自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同目标，但是企业行为的基本一致性的条件则在于，在涉及固定资本可变的长期行为方面，企业主要服从于政府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在涉及固定资本不变的短期行为方面，企业主要服从于经营者利益最大化目标。
该模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行为作为市场均衡和最优效率的参照系，来考察中国特有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是如何决定企业行为的。当改革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从垄断到竞争的变化时，企业行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模型从数学上证明了当企业的资本产权缺少真正的所有者时，当资本要素的价格无法真正实现时，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必然低于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价格水平，因此，实践中屡见不鲜的供大于求的现象就具有了微观理论上的依据。低价格的均衡点实际上是以资本所有权和其他产权要素的收益损失为代价来满足上缴收益的目标的。该模型把中国转轨时期的复杂的企业产权关系纳入了一个一般均衡分析的理论框架，从而发现了导致宏观非均衡的经济过剩现象的微观根源。
所以，不同的产权和市场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目标行为，进而导致不同的供求均衡。当政府控制的企业行为和垄断市场相结合时，必然产生“短缺性的供求均衡”，这种均衡是通过强迫性的压低需求来实现的，故有“强迫储蓄”的现象。当政府控制的企业与竞争的市场相结合时，则会产生“过剩性的供求均衡”，它是通过强迫性的减少供给来实现的，例如目前的“压锭”行为，新的产业管制现象和“自律价”，各种形式的“强迫消费”现象等。这个模型所描述的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转轨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由这个基础决定了市场经济运行或宏观波动的一些重要特征。
关于企业效率和绩效问题
有学者运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OLS模型，对抽样调查的769家国有企业1985—1994年期间的时间系列和截面的混合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留利作为因变量对于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向效果。在OLS 模型和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中，留利增长一个单位，可以分别导致产出增长10%和8%，表明了剩余权对于企业效率的积极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作为另一个因变量，其增长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5%—8%。企业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产出增长率的作用是十分显著和稳定的，大体上能保持在10%左右的正效应水平。全部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决定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这些要素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实际上推动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还有人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资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内部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内部效应即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迫使所有的企业提高效率；外部效应即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他企业中去。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提高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是十分显著的。
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
有学者对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状况进行了研究，发现80年代末以来国有工业企业亏损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规模效应的扩大所导致的产业组织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十年的数量扩张之后，工业经济开始走向成熟时期。经济运行向市场方向的演化与产业组织政策的实施，使许多产业的发展和扩张在1989年以后逐步转向更加集约的模式。在大多数产业内部，企业的规模变大，竞争性的均衡价格下降；同时，企业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增强，意味着市场维持原有数目的厂商将不再达到均衡，因而，亏损增加显然是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从根本上说，这种亏损增加现象可能反映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中国产业的组织结构正朝着不断优化的方向过渡。
有人通过对棉纺织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当要素市场不开放，各类企业能以不同价格获得要素，低效益企业能够长期得到补贴时，会导致“竞争失效”，不能优胜劣汰。这是一些制造行业存在“过度竞争”的重要体制原因。我国制造业大多有过这样的改革不同步的特点，产品市场首先放开，而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一些资源性投入品的价格长期不放开。因此，建立隶属于自己的资源利用型企业，就成为地方政府将其可控的资源转化成就业和收入的选择。结果，不平等竞争使一些低效益企业长期生存，阻碍了优势企业的扩张和全行业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