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红[1]2012年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大多以终结性的测试为主导，这种评价方式内容单一，标准机械，过分强调结果，忽略学习过程，不利于促进学生的写作能力发展。2007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专门对教学评估内容进行了补充，强调评估的过程性和发展性。因此，探索和建立新的大学英语写作评价模式已迫在眉睫。本文以Vygotsky的心智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 of Mind，简称SCT）为依据，参考国内外评估理论的最新成果，借鉴过程写作理论，提出了评估与教学相融、渐进式序列化交互设计、改善互动环境等叁条建构原则，以此构建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Dynamic Assessment，简称DA）模式，包括英语写作网络教学系统的建立、写作各阶段的“支架式”介入干预策略的设计、动态综合作文评改标准的制订、以及相应的支撑性参考资源库的建设等。采用实验对比的方法，以洛阳师范学院51名非英语专业文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两个学期的小范围内教学改革实践。利用自行设计的有关英语写作认识、写作策略、写作动机等各种调查问卷，通过量化分析和微变化分析，深入研究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DA框架下学生写作行为的变化情况，回答了本文设定的四个问题：1. DA介入干预实践对学生英语写作认识、策略及积极性的影响如何？2. DA介入干预实践对学生英语写作成绩的影响如何？3. DA介入干预实践对学生英语写作过程各阶段的具体影响如何？4.教师和学生对大学英语DA介入干预实践活动的评价如何？根据量化分析，DA介入干预实践对学生的英语写作认识、写作策略及积极性的影响如下：1）调动了学生对英语写作的兴趣，使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在写作教学的评价中自己可以发挥主动作用，不再单纯依靠教师对自己作品的评判鉴定，对同伴互改和现AI写作作评改工具持欢迎态度。2）提高了学生英语写作策略的使用意识，尤其是日常写作及修改策略的使用意识；与高水平学生相比，对低水平学生的日常英语写作策略的DA教学干预取得了更为显着的成效。3）提升了不同层次学生的总体英语写作动机水平，其最大影响是提升了学生对英语写作的内在兴趣。数据分析表明，DA介入干预实践提高了不同水平学生的英语写作成绩，其在文章的篇幅长度、思想内容、语言表述的丰富性等方面的提高尤为明显，但是低水平学生在语言表达方面还需要更多的DA干预。对DA框架下学生写作行为的微变化分析表明：1）在日常写作方面，DA框架下开展的各种“支架式”干预活动激发了学生对英语写作的内在动机，维持其在英语学习上不断投入，从而促进了其在英语写作上的ZPD区域不断被开发，带动其英语整体水平的提高。2）在写前阶段，DA干预不仅仅着眼于对学生施加影响，其职能还可以体现在其对学生写作问题根源的识别与判断上。其中的头脑风暴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支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种自建“支架”的方法。3）在互评阶段，经由教师的中介干预，学生在提升互改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对写作的掌控能力。其中高水平学生会通过自我反思，主动寻求教师的“支架”式教学干预，直至完全内化教师的干预指导，逐步迁移至其它写作任务，并开始外化为一种对他人的干预。具体明晰的互评要求及评分标准，可以帮助低水平学生有序建构其对英语写作的掌控能力。4）在修改阶段，教师提供的各种“支架式”DA教学干预活动促进了低水平学生实现由被动模仿到主动寻求方法“支架”的转型。对于高水平学生而言，大量的参考资源和恰当的写作方法指导等教学干预活动能够迅速提升其ZPD区域的不断扩大，帮助其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5）在终稿→自主阶段，通过自主观摩，高水平学生会把同伴作品视为通往更高水平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式”支架，并主动探寻更多的“支架”去丰富自己。因此，对其DA干预重在帮助其精细使用这些资源，尽快完成他人调适（即观摩学习），做到完全“内化”（化为己用）。对于低水平学生而言，教师通过提供及时的肯定鼓励、精修范文的示范引领，实现对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指导。此外，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所推行的DA模式实验是满意的，在四大教学介入举措中，学生对资源介入的满意度最高。而教师则感觉在帮助学生的同时，自己也在业务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本文设计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DA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构建了一个英语写作的学习共同体，发挥了其中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合理分配了彼此间的角色，从而能够促使师生双方共同参与写作这一文化构建的活动中，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该模式的成功实施有助于改变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终结性测试为主导的局面，减少目前评价方式对学生英语学习的负面影响，使评价朝过程性、发展性、多元化方向发展，重视针对性的学习策略干预及介入资源建设，及时为学生提供教学补救措施，从根本上促进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发展。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在综合国内外有关DA界定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DA定义及其诠释；2）首次把DA理论引入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践；3）构建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DA理论框架及应用模式；4）设计了系统的外语学习支持性介入手段，探究了DA的诸成功要素，检验了DA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领域中的可行性。但是，由于目前西方二语习得研究者才刚刚开始步入这个领域，国内大学英语写作教学领域还缺乏过程性的DA设计尝试，因此，该评价体系还有待于长期的教学实践来检验和完善。未来研究可以结合优秀在线写作评改系统的支持，借鉴目前英语写作表现测量指标方面的研究成果，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实现大规模、精细化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DA实践研究。此外，在实验的时间跨度上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对整个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评估，以观测更为完整的教学评估与介入程序。总之，本文为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整体外语教学改革探索了新方法和新途径。其研究成果为国内其它同类院校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支持，对DA在国内其它各学科中的推广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桂琴[2]2013年在《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快速发展，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地位的确立，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提出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新要求。而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实际却是长期延袭传统的以语言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没有给予文化教学、文化学习以足够的重视，严重影响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致使学了多年英语的学生不知如何用英语进行交流，更谈不上进行跨文化交际。为了真实再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现状，摸清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根源，以便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采取策略，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研究综合跨文化交际、外语教学、应用语言文化学等理论的研究成果，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叁分模式为统领理论框架，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阐述了语言、文化与交际叁位一体的关系，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跨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跨文化教学才能得以实现。研究针对作者从教多年的黑龙江科技大学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采取问卷调查和教师访谈的形式，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叁个层面调查了解、深入剖析跨文化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问卷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学生文化学习与运用情况不够理想，存在着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普遍很低。影响学生英语文化知识学习的主要因素有：学生对于文化的定义和认识、学生对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观点和看法、英语课堂教学与学生文化信息来源情况、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精力分配情况，其中学生对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观点和看法对学生英语文化知识学习的影响最大。影响教师跨文化教学情况的主要因素有：教师对跨文化交际知识学习的态度、教师对跨文化教学内容的认识、跨文化教学方法的选择、教材中文化内容的含量、文化教学时间的分配、学生对文化学习的兴趣或态度，其中跨文化教学方法的选择对教师跨文化教学情况的影响最大。研究通过对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发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在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师自身跨文化综合素养、教师对跨文化教学的认识与教学实践、教材文化内容呈现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存在着学习目标不明，对文化学习看法模糊，自主学习能力不强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两个层面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教学理念模糊、教学目标不明确、文化内容欠缺失衡、教学环境不足、应试教育影响以及中西文化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价值观差异的影响等是引发问题存在的的根本原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了包括认知、情感、行为叁个层面内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体系。体系明确阐述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必须处理好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英语功用性与人文性、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效策略帮助学生树立语言、文化平等观，消除“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影响，树立跨文化自觉意识，达到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解决跨文化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本研究打破了以往为数不多，又以零落、散乱为内容特点的跨文化教学实证研究的格局，调查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可针对性。研究选取的学校是众多中国高校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高校跨文化外语教学状况。研究结果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的有益尝试和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可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参考。
王鲁男[3]2014年在《效率取向：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英语,作为教育部“钦定”的一门全国普通高校公共基础课,在中国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教育部先后通过全国规划教材、《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杠杆对大学英语教学进行了大量的指导、督促和推动。在教育部的直接关心下,几十年来,我国大学英语已发展成为高校课程中规模最大、受众最多、影响最广的一门本科课程。说它是一门国家课程也毫不为过。教育部对大学英语的高度关注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这种关切以及巨大投入当然期待收到应有的回报。然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大学英语“费时低效”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那种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学生,在实际英语应用中,听不能懂、说不能畅、读不能解、写不成章的现象绝不仅仅是空穴来风。因此,对大学英语教学时间与效率的关切成为当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纵观现实的大学英语教学,的确也存在种种困境：从客观条件来审视,教学时间有限,教学任务繁重,班级多,班级人数也多,学生英语基础差异大,师资水平差异也大,各校教学条件参差不齐,应试教育痕迹太重等等；从主观维度来分析,不少学校和教师对现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理解有盲点,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不时浮现。老师们为体现“新”,囫囵吞枣,把各种“新”元素凑到一块,课堂教学演绎成“杂耍竞技”。知识呈现、技能操练、跨文化体验、交际互动、角色扮演轮番上阵,看则热闹、实则无效。教学流程不清、任务意图模糊、时间节奏跳跃,学生难以适从。这些因素都从不同维度拖累着大学英语的教学效率,也是本课题提出的现实背景。如何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的从一般、较高和更高叁个培养层面,从发展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叁个维度,从开设综合英语、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专业英语和英语选修六类课型,从兼顾英语技能培养和文化素质教育两个英语课程属性,从勾连语言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教学目标等方面解析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减少时间耗损,提高教学效率的改革路向,是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在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们多注重微观教学时间管理的分析,在课堂这个局促空间里,从学生认知特点和年龄阶段特征维度讨论学生的发展规律对教学时间管理的要求；从知识内在逻辑和教材内容结构维度讨论知识连贯性与循序渐进性对教学时间管理的影响；从教学方法选择和教学课型安排维度讨论课型与方法对教学时间管理的影响。但却忽视了作为时间分析和管理的单元,大学英语教学时间是一个超越课堂空间范畴,由上至下的概念连续统,宏观是“国本”时间,它指向国家外语政策,国家明确规定了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的总量(16学分或320学时左右)和总量分配的指向；中观是“校本”时间,它关照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决定大学英语的课时制度和课时细分指南；微观是“教本”时间,它实例化为教师的课堂教学任务,不同课型以及不同的教学任务决定了教师课堂中的教学环节和时间节奏。这便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框架。本课题以“效率取向”为研究旨归,明确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价值选择,分“国本”、“校本”、“教本”叁个维度,以叁维协同共管为主线,从宏观到微观,思考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现状如何?有何得失?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要走向何处?这便构成了本课题的立论基础。问题的综合决定了方法的综合：论文运用历史文献法,全面爬梳我国大学外语政策“国本”时间的发展历程；运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校本”时间管理现状；运用个案分析法,了解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教本”时间分配情形；既而,在明确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效率的相应对策。在此思路下,论文讨论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价值选择问题,并通过对时间管理内涵及其特征的考察进一步明确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应有的“效率取向”问题。随之,论文以二语习得理论中的习得时间、速度、顺序、接触量等基本概念内涵为据,以基于二语习得理论的英语教学路径、策略、方法为准,提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分析框架。从大学英语作为国家课程的特征出发,以越过课堂空间范畴的大时间管理为主线,建构叁个维度的时间管理框架：即“国本”、“校本”和“教本”叁位一体。这一框架也贯穿在本文的整个研究之中,在“国本”时间管理方面,论文梳理了从古代以来的外语教育“国本”时间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古代-“国本”时间酝酿期、近现代-“国本”时间发展期、当代-“国本”时间完善期叁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在“校本”时间管理方面,论文依据不同类型高校对大学英语的不同要求,将综合性大学、行业性大学和外语类院校作为抽样对象,从全国范围内抽取了68所高校作为调查对象,以全面把握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基本现状,归纳各类型高校时间管理的不同特点。在“教本”时间管理方面,论文以课堂实地观察的方式,了解大学英语教师教学时间管理的得失以及与时间管理相关的系列因素。最终,基于以上叁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时间管理分析讨论,论文提出提升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可能策略。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的效率,包括了针对“国本”、“校本”和“教本”不同的策略,在国本方面,需要做到因势而动、与时俱进,追求国标、校标和教标的内在一致;在校本方面,需要多元视角、因地制宜,注重时间管理的制度建设和规划设计,强化时间管理的引导与激励；在教本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树立教师正确的时间观和时间分配策略,提高教学的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时间效能感,引导学生对时间的合理利用。本文尝试以“效率取向”这一概念为主线,贯穿“国本”、“校本”、“教本”叁个教学时间管理维度,揭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时间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价值选择。究其根本,是为实现教学过程中诸要素的最优化组合,追求单位时间里教学的最大有效。因此,文中的效率概念是融合了时间与质量内涵的广义效率观,运用这一效率观来运筹时间,在教学中,向时间管理要质量、要效益,这就是教学时间管理的效率取向。
刘畅[4]2017年在《成人英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成人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动机、英语学习策略以及二者相关关系,通过国内外文献分析梳理以及使用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的研究工具来掌握成人业余学生英语学习的具体情况,并对成人学习者的教学工作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为:(1)成人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类型有哪些?动机整体强度如何?(2)成人外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有哪些?使用频率如何?(3)成人外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之间是否相关?如何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本研究中成人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的整体强度为中等偏上水平。成人英语学习动机的强度依次为:求知兴趣、职业进展、社交关系、逃避或刺激、外界期望、社会服务,其中求知兴趣动机强度最强。性别在逃避或刺激动机的表现上显着差异,年龄在职业进展动机的表现上显着差异,婚姻状况不同的成人在外语学习各个动机上表现无显着差异。(2)本研究中成人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程度为中等偏上水平。成人英语学习策略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形式操练策略、母语策略、功能操练策略,其中形式操练策略被使用最多,功能操练策略使用最少。英语水平不同的成人在功能操练策略使用情况方面存在显着差异。不同性别、年龄的成人在外语学习各个策略上的表现无显着差异。(3)成人英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外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求知兴趣、外界期望动机与英语学习策略存在非常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形式操练策略与外语学习动机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关于激发成人英语学习动机、培养成人英语学习策略的教学建议。
韩海燕[5]2013年在《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跨文化交际的本土化研究特别是文化身份的本土化研究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以本土化研究为视角，以EFL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中西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问题。通过研究，旨在揭示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及其成因，期望引起外语教学对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以增强EFL学习者中国文化意识和中国文化认同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Collier和Thomas的文化身份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ory）、Ting－Toomey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Theory）解读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方式，对EFL学习者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现状、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在四个不同文化维度及人口变量上的差异、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以及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学的情况等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文化的总体认同上看，EFL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大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但差别不大。从具体文化维度上看，文化认同的程度有所不同：在中国文化认同上，“语言”的认同度最高，其次是“价值观”。在西方文化认同上，“社会规范”的认同度最高，其次是“文化行为”。第二，文化认同程度在性别、来源地等人口变量上存在差异。如：对于中国文化认同，农村学生高于城市学生，男生高于女生。对于西方文化认同，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女生高与男生。第叁，从文化身份焦虑来看，EFL学习者存在文化身份焦虑，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文化的赞赏、认可、接受，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怀疑、担忧、排斥、反感等焦虑心理。总体焦虑情况接近中等水平。在具体文化维度上，焦虑主要体现在“社会规范”和“文化行为”上。第四、文化身份焦虑程度在性别、来源地等人口变量上存在差异。如：城市学生的焦虑大于农村学生，女生的焦虑程度显着大于男生。第五、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焦虑之间具有相关性：中国文化认同度与文化身份焦虑呈负相关，即对中国文化认同度越高，文化身份焦虑越小。西方文化认同度与文化身份焦虑呈正相关，即对西方文化认同度越高，文化身份焦虑越大。但在具体文化维度上存在差异：在对中国文化认同上，“社会规范”与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最高，在对西方文化认同上，“文化行为”与文化身份焦虑的相关性最高，相应地对文化身份焦虑的影响程度也最大。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的成因：第一，从社会心理来看，社会转型期，急剧的社会变化使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了社会心理失衡、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危机感，这对EFL学习者的社会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从语境来看，受全球化特别是网络影响的当今中国语境下，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刺激性的西方文化冲击着中国文化， EFL学习者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诉求和认同，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现象。第叁，从语言学习来看，语言是文化身份的符号。由于目的语文化的单向输入、母语文化的缺失以及学习者缺乏对包含在语言之中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分辨能力和批判性的接受能力，EFL学习者出现对自身文化认同感不强及文化身份的焦虑。第四，从价值观来看，由于EFL学习者在思想认知、情感认识、心理稳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缺乏理性思考，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生活方式和个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随后，具体分析了目前我国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现状特别是中国文化教学的缺失现象。指出，在外语教学中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单一文化主导模式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师的教学、教材和评价体系等都是由英语主导。提出，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实现双重文化介入（dual cultural involvement）,增强EFL学习者中国文化意识，加强中国文化的输入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最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外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输入、应对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的对策。宏观的对策主要是提出修订国家制定的英语教学大纲，以改变现行大纲对文化教育特别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忽视，包括：修订大纲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设定；修订大纲中关于教学目的的设定；在具体的教学操作上，明确设定关于文化教育教学的内容，特别是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教育的目标、内容。微观的对策即具体的教学环境的改革，包括：一是途径：调整课程设置，增设中国文化类英语课程；二是载体：优化英语教学内容，增加“中国英语”的输入；叁是工具：选编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四是方法：改革教学方法，体验中国文化的情境；五是保障：增加“中国英语”的测试内容。本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本土化研究，研究视角比较新颖。本研究拓展了EFL学习者研究空间和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研究的空间，为今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对外语教学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身份研究有所贡献。因此，本研究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韩东云[6]2017年在《高中生英语学习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学习效能感是指学生对自己是否能够完成好英语学习任务的主观判断,班杜拉(1986)指出自我效能感影响人们的认知、动机、情感和选择过程,进而对学业成就具有重大影响。同时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习者自我效能感能明显地影响到学习者对学习策略的运用。Zimmerman(2001)指出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学习者通常能对自己诸如使用学习策略等的学习过程负责。我国学者吴霞和王蔷(1998)的研究表明英语词汇学习策略对英语词汇学习效果有显着的影响,学习者需要掌握和灵活运用多种词汇学习策略,以提高词汇学习效果。可见,学生的学习效能感和学习策略的掌握对于学生取得学业成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虽然部分研究者们对学习效能感与学习策略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将二者的研究具体到英语学科学习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上的相关性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高中生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提出了4个问题来研究高中学生的英语学习效能感和词汇学习策略的相关性:(1)高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整体情况如何,是否存在性别、年级间的差异?(2)高中生英语词汇学习策略使用的整体情况如何,是否存在性别、年级间的差异?(3)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是否具有相关性?具有怎样的影响?(4)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高低分组学生在词汇学习策略使用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本研究对河南省某所高中叁个年级的330名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获得数据,通过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来探讨高中生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状况和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情况,以及英语学习自我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的相关性情况。运用SPSS软件分析结果为:(1)高中生的英语学习效能感处于中等水平,有待提高,各年级不存在显着差异。但是女生英语效能感整体上高于男生,存在显着性差异;(2)高中生的英语词汇学习策略使用处于中等水平,只有高二和高叁学生之间存在显着性年级差异,男女生之间不存在显着性差异;(3)高中生英语学习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回归分析表明英语学习效能感对词汇学习策略有预测作用,其中学生对行为处理的判断感对元认知和社交情感策略有显着的预测作用,学生对行为能力的判断感对认知策略的预测能力显着,以及学生对学习目标的自信感对资源管理策略有显着的预测能力;(4)学习效能感高分组的学生比低分组学生更多的使用元认知、认知、社交情感和资源管理策略中的多种策略,且学习效能感高低分组学生在计划学习、自我监督、自我调控、分类、查字典等策略运用上的差异达到了显着性水平。根据上述调查分析的结果,笔者针对如何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能感和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水平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包括为学生设置合理的学习任务增强学生的成功体验,引导学生对成败进行积极归因,树立恰当的榜样示范,提供积极性的反馈以及加强学生词汇学习策略运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等。
杨金龙[7]2018年在《语言冲突下的外语学习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乡族是我国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东乡族基础教育薄弱,大部分东乡族儿童从小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学习、使用东乡语,直至小学阶段才开始正式学习汉语。这导致东乡族学生在其英语课堂学习中,需要借助自己并不熟练的汉语来掌握英语,学习过程中“费时低效”的现象尤为突出,表现出较明显的英语学习焦虑情绪。本研究聚焦于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问题,以现象哲学与心理场论为理论基础,将目标研究群体的英语学习焦虑与其外部学习生活环境中所面对的语言冲突之间建立联系,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对目标群体的学习生活进行剖析,挖掘其产生英语学习焦虑的原因并提出调节措施。研究试图解决以下叁个问题:(1)我国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现状如何?(2)目标群体的英语学习焦虑现象有哪些诱发因素?上述因素与其在学习生活中所面对的语言冲突有何联系?(3)如何从外语教育规划层面调适目标群体的英语学习焦虑现象?为回答研究问题(1),研究者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对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政法学院七所甘肃省主要高校的东乡族本科生施测。“外语课堂焦虑量表”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发现,东乡族本科生在高校英语学习过程中存在较明显的焦虑体验。其中,“考试焦虑”占据首要方面,其次为“交际畏惧”,最后为“消极评价恐惧”;大学二年级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水平显着高于大学一年级东乡族本科生,且男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水平高于女生;与同班级的汉族同学相比,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水平更高、且存在显着性差异,其英语学习焦虑感参差不齐,呈现出更大的离散程度。为回答研究问题(2)与研究问题(3),研究者结合“外语课堂焦虑量表”的评分结果、被试的家庭所在地、个人生活经历、配合意愿等因素,选择出具有明显英语学习焦虑情绪的学生L、学生J以及学生M为研究对象,对其学习生活进行追踪调查与梳理,形成个案研究。根据叁位研究个案的学习经历,研究者从学校、社区、家庭、课余生活四个方面进行整理与对比,认为东乡族本科生的外语学习困境,主要源于目标研究群体在(1)语言环境、(2)双语教育、(3)语言态度、(4)身份认同四个方面的特殊体验,这是导致东乡族外语学习者在其学习生活中出现交际畏惧、消极评价恐惧、考试焦虑等外语学习焦虑表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更进一步讲,上述四个方面的特殊体验,归根结底又源于目标研究群体在其学习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东乡语与汉语、汉语与英语以及英语与阿拉伯语之间的潜在竞争关系,隶属于广义的语言冲突现象。因此,要缓解东乡族本科生的外语学习焦虑心理,其根源实际上在于如何调节目标研究群体在其学习生活中所面对的语言冲突问题。语言规划是语言冲突的重要调节机制之一。其中,外语教育规划作为语言规划的一个分支,通过赋予某种非母语的语种以重要的教学地位,从而达到利用该语种的经济价值、平衡语言权力格局、弱化语言冲突等目的。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能够利用语言冲突的“社会安全阀”作用,充分发挥其正向功能。反之,不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则会导致社会中的不平衡关系放大化,将社会关系中原本隐性存在的语言冲突凸显出来,从而违背外语教育规划的初衷。因此,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对语言冲突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东乡族本科生在其学习生活中所面对的语言冲突问题,可通过(1)探索跨境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2)开发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外语教材;(3)规划部分地区的阿拉伯语言教育;(4)构建以素养为本位的高校外语教学评价体系四个方面予以调适。上述措施不仅能够缓解东乡族本科生的英语学习焦虑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发挥目标研究群体的语言文字与民俗文化优势,培养信息时代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所需的外语服务人才。
李磊[8]2011年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学生消极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英语作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它的交际能力成为了大学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担负着外向型人才培养的重任。尽管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大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学生大多感觉自己学了多年的外语,到头来还像是哑巴英语。在口语教学中,学生们的课堂参与性普遍不高,表现出沉默不语、被动接受、消极逃避的学习状态。这种消极参与方式使口语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尽管教师尽全力教,学生尽全力学,但收效甚微,造成一种口语教学费时低效的现象。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为困境中的口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第一章首先介绍了当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即学生的消极参与问题,以及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等。由于二语口语产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必须要掌握第一手的真实的材料才能有发言权。基于此,本研究在第二章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随堂听课观察、师生访谈的方式对学生的课堂口语学习状态进行真实全面的调查。然后将调查的结果进行逐一的分析。第叁章分析了学生消极参与的成因。将消极参与的成因分为学生因素、教师因素、环境因素叁个方面。然后在第四章从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焦虑心理调适;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更新、以及营造适宜教学的课堂环境等具体的方法入手,对口语教学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建议。本研究将班都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作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借鉴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语言教师提供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的口语教学方法和技巧;来解决实际教学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今后相关的教育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研究资料。
李京肽[9]2013年在《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与焦虑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与焦虑的关系。根据大一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社会角色的适合性和研究现状的需求性,选择理工科大一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接着,对古今中外的有关自我控制和焦虑的部分文献作了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本研究提出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能力的操作性定义。然后在这个理论构想的指导下,运用定量(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与定性(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两次(大学入学时,入学一年后)跟踪调查X大学2012年入学的理工科专业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力与英语学习焦虑的变化情况。在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研究中综合运用叙事探究(narrative study)。本研究首先介绍了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核心概念、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重点以及可能的创新,接着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对自我控制的概念,元认知的概念,焦虑的概念以及叙事研究方法进行归纳和梳理,进而重点介绍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和焦虑的关系。另外,详细阐述运用心理学应用技术一元认知干预技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力,降低英语学习焦虑的方法。并根据质的研究需要,选取了X大学18位2012级大一学生为深度访谈对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x大学大一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能力和焦虑感形成的背景和原因等,最后提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研究发现,对于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X大学大一学生,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6)具有非常强烈的导向性。他们往往将通过CET4/6作为大学英语学习的主要目标和英语学习的成功标志。X大学大一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实际采用的自我控制的方法和本文理论构想的四个维度非常一致。X大学大一学生的英语学习焦虑是客观存在于学生群体之中的。这些焦虑突出地表现为考试焦虑和交际焦虑。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实现表现比较突出。焦虑与自我控制具有极其显着的负相关。借助元认知干预技术,被试可以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习惯,通过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摆脱对个人发展的限制,降低外语学习焦虑感,使英语学习成绩有更明显的提升。
龙绍赟[10]2003年在《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学习行为观察、自我陈述及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等手段，对从二所职业院校外语系709人中严格分层抽样出来的20名乐学学生、20名次厌学学生及20名厌学学生的外语学习动机行为影响因素，主要从动机行为叁个纬度——学习主动性、学习持续性及学习用功程度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叁类不同学生学习动机行为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并根据这些共性与个性对不同动机类型学生进行了外语学习动机激发与培养的针对性策略探讨。同时提出了对外语教育教学针对性的建议，旨在促成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外语学业成就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研究[D]. 张艳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2]. 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D]. 陈桂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 效率取向：大学英语教学时间管理研究[D]. 王鲁男. 西南大学. 2014
[4]. 成人英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相关性实证研究[D]. 刘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5]. 中国语境下EFL学习者文化身份焦虑研究[D]. 韩海燕.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高中生英语学习效能感与词汇学习策略的相关性研究[D]. 韩东云. 闽南师范大学. 2017
[7]. 语言冲突下的外语学习生活研究[D]. 杨金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8].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学生消极参与研究[D]. 李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9]. 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学习自我控制与焦虑之关系研究[D]. 李京肽. 厦门大学. 2013
[10]. 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D]. 龙绍赟. 江西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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