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容貌品评与人物形象类型化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刍议论文,容貌论文,人物形象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4-45-5
《史记》[1]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史学体例。司马迁以其饱含感情的生花妙笔刻画了成百上千形象各异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也在历代读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一客观接受效果的取得，一方面与司马迁惟妙惟肖的描摹本领和与人物共鸣的情感投入分不开，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写汉高祖时笔下便豁然大度，写李广时便使用一种疏疏朗朗的笔触，写孔子时是那样的温文尔雅，写伍子胥时又是那样有着怨毒报复，总之，他的笔墨是在有意识地使它和写的内容相符合着”[2]。另一方面也与读者的接受心理有重大关系。司马迁画龙点睛地揭示人物形象、言行、性格与他们的行事方式、命运结局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从而引导读者的接受心理，让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他的刻画意图遇合而融为一体。
一、容貌品评是《史记》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内容
司马迁作《史记》意在效仿孔子作《春秋》，他延续孔子评判是非的标准。孔子评价弟子主要有四个标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3]。因此《史记》中的大多数历史人物或以其高下有别的德行，或以其掷地有声的言语，或以其大小不同的政绩，或以其广狭迥异的学问受到了司马迁的赞赏或鄙夷。其实我们细品《论语》，就会发现孔子除了以上四个显性标准外，还运用了一个隐性标准，即他多次运用却并未以理论形态阐释的标准：容貌。《论语》中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即为一反证。而这一例证无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孔子曾多次以貌相人，以貌评人，而且往往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只是偶尔有一两次的误差罢了，对子羽的评价即是误差。《史记》中司马迁也沿袭了这一标准，使得众多的历史人物以其善恶分明的容貌和人如其面的性格法则永远留存在受众的接受屏幕上了。
战国秦汉时期占卜相术十分发达，人们相信人的长相骨骼与性格命运有某种天生的联系，从一个人的长相就可以预言其未来命运。当时有许多著名的相术家，他们成功的相人事例更使得人们对看相术坚信不疑。《史记》中出现的著名相术家就有给蔡泽相面的唐举，给条侯周亚相面的许负，其他如曾给高祖一家相面的老者以及吕后之父吕太公之流就更多了。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感染下，司马迁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历史人物的容貌长相与其行为性格命运结局联系起来，因此他十分在意人物的容貌长相。
此外，从叙述的角度言，《史记》是历史著作，是追记历史上已经出现了的人物和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这些人物或事件对司马迁来说是“已然”的。要在进行历史文本叙述时预置一个“将然”的假设对司马迁来说轻而易举，读者对这种预设的接受也顺理成章。深受“天人之际”思想影响、生性“爱奇”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重视人物容貌描写，很多时候也从容貌出发而奠定了历史人物传奇性的一生。在司马迁笔下，长相残酷近鸟兽之形者内心必刻毒怨深，相貌肥白奇美者命运必先穷而后达，体型高大者必际遇不俗，而矮小丑陋者则难以久享福禄……
二、《史记》中人物容貌品评的主要规律
1、貌恶者必为恶人必行恶事。貌恶主要是指人物的面部五官和四肢体型如同鸟兽般丑陋凶煞，声音也如同鸟兽般尖锐刺耳，给人一种很难亲近的感觉，甚至令人望而生畏，自然产生疏远感和防备心理。
如秦始皇，司马迁在《始皇本纪》中通过尉缭之口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秦始皇这样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下果然隐藏着残忍刻薄的性格，他“刚毅唳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逆天而行，迁怒于人，种种倒行逆施使得天怒人怨。他南巡至湘山祠时遇到大风不能过江，迁怒于湘水女神，“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至博浪沙时为盗所惊，竟下令天下大索十日；在咸阳微行遇盗贼，使“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他为求仙而隐蔽自己的行踪，中人泄露了一次，便“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为禁止儒生术士毁谤朝政而焚书坑儒，滥杀无辜四百多人；东郡陨石，有人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于石上，“始皇闻之，谴御使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销其石”。秦始皇的种种残暴杀戮之举与他凶恶的长相是非常吻合的。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始皇在巡狩途中病死，尸体腐烂长出了尸虫，群僚为防止政变竟然连丧都不敢发！一代枭雄最后如此惨终。
同样长相凶恶、声音刺耳的还有《楚世家》中的楚成王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后来商臣果然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而弑父，就连父亲临死前想吃熊掌的最后愿望也无情地拒绝，于臣于子其残忍程度可谓其极！
另外还有《越王勾践世家》中的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长相也近鸟兽，外宽内深，在他灭吴得志后，便恩将仇报，偏听谗言，赐剑给文种，“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倾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以近乎荒唐的理由杀戮功臣，排斥异己。
此外再如夏桀、商纣等暴君也都有着凶恶的长相，有着凶狠的性格，“力足以拒人，智足以拒谏，口足以饰非”，因而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后不得善终。
司马迁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恶人的容貌进行细致的记录，意图告诉人们“相由心生”，酷烈的容貌下必然包藏着残忍的心，从而形成残暴的性格，得位得势后必然倒行逆施，然而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们最终也都不得善果。
2、貌奇者必有奇遇必建奇功。貌奇主要是指体型异常高大，面容特别俊美，肌肤分外白皙，有时甚至是五官或肢体有着明显的奇异特征等等，让人一见觉得他们与众不同而顿生惊奇爱慕之心，或是觉得他们友善仁慈，愿意与之亲近。
体型高大、容貌异于常人者如《高祖本纪》中记录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髯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吕太公自幼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而“敬重之”，自愿将女儿许配给当时职位仅为亭长，而人品行为近于流氓的刘邦。后来刘邦果然积聚力量，经过多年艰苦征战，最后登上帝位，建立汉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又如《赵世家》中的赵武灵王也是身材伟岸，具有王者气度，让人触目难忘，有一次，他“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审问之，乃主父(赵武灵王自称主父)也，秦人大惊。”赵武灵王将赵国从倾危之中振兴起来，胡服骑射，修连长城，整治军队，北御匈奴，南抗强秦，使赵国盛极一时，也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齐缗王之子太子法章，在齐国被燕国攻破之后隐姓埋名逃匿于太史敫家，为人灌园，“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并与之产生了爱情，田单复齐后迎立法章为齐襄王，振兴了齐国，太史敫女也被迎立为“君王后”。
面容特别俊美，肌肤分外白皙，同时身形高大者如《陈丞相世家》中的陈平，平少时家贫，而“平长大美色”。陈平欲娶富人张负的孙女为妻，负子不许，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乎？”后来陈平果然凭着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成为刘邦的心腹谋臣，曾经六出奇计，挽救刘邦于危困，深得其信任，改变了自己的贫困状况，而且位高权重，十分显赫，封妻荫子，世世血食。当陈平凭借自己的机智与讨巧当上了丞相后，受到了周勃、灌婴的嫉妒：“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子闻平家居时盗其嫂。”从周勃、灌婴二人的谗言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一条潜规则：貌美之人必有美德美行，然而陈平却是一个打破这条规则的反例！《万石张叔列传》中也有人谗害直不疑“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是利用不疑的美貌与德行不成正比来攻击他，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在当时人观念中美貌者必有美德必行美举。再如《张丞相列传》中张苍，以客从刘邦攻南阳，“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毋斩”。一个死囚竟因身长肤白而免死，后来又屡立军功而封侯，迁御史大夫，终为丞相，“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余，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余，坐法失侯。”似乎奇特与否的状貌与他们或达或穷的命运紧紧相连，传至后代失去了高大美丽的形貌便也失去了侯位官爵，太史公于此对张苍及其子孙的禄位情况似乎也有颇多意味深长的感叹！
五官或肢体有着明显的奇异特征的如《孔子世家》中的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在郑国人眼里孔子“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因而孔子果然为异人，为圣人。又如《范雎蔡泽列传》中唐举相蔡泽时说他“先生曷鼻，巨肩，
颜，蹙齃，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心知唐举打趣自己，于是问寿命，得知自己还能活四十三年时说：“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后蔡泽果入秦为相，东收周室，后“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尽享富贵。再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李广不仅体型高大，而且还手臂很长，这种天生的体型优势导致李广善射近于神勇，而且是其他人后天学不来的。所以李广在对匈奴的七十多次战斗中都立下了奇功，尽管这位英勇的将军最后由于统治者的争功倾轧而含冤负屈引刀自尽，未能封王封侯，但还是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与司马迁极大的赞赏与同情。
由此可见，相貌奇特者总是会有奇特的遭遇，他们经过一番艰难的奋斗，承受许多挫折的考验，最后总会建立奇特的功勋，不过有时他们建功的途径和方式是符合传统士人道德价值标准，因而受到了司马迁高度的赞赏与敬佩，而有时他们建功的途径和方式是靠投机取巧、迎逢主上，因此司马迁在肯定之余，往往还会流露出令人回味的嘲讽。
三、反例中的遗憾与司马迁对人物容貌观念的超越
在《史记》的人物容貌品评中，司马迁贯通的原则一般是恶人有恶貌，好人有好貌，奇人有奇貌，似乎人物的相貌之好坏与其品性的善恶成正比关系。但是偶尔也会存在反例，面对这些反例，司马迁总会发出幽幽的慨叹，语气中有些许遗憾，然而作为一位睿智的史官，司马迁又能很快从这些历史人物容貌的缺陷中超脱出来，更着意于他们令人敬重的道德品质和所建立的历史功绩与当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提出“容貌逐日衰，荣名逐日盛”的深刻见解。
如《管晏列传》中晏子御者之妻说“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从御者之妻的言语中可以看出她认为身材矮小的晏子与他的权位和功绩是不对称的，晏子的身形虽具有缺陷，但是晏子高远的志向和谦虚的品德却更令人钦佩，这一点司马迁也是同意的，“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又如在《孟尝君列传》中写了孟尝君机智能干、礼贤下士，为时人敬重，但是当他经过赵国时，“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渺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以孟尝君之贤明与他对待士人之宽厚竟然对嘲笑自己容貌的老百姓下毒手，甚至灭人一县，似乎匪夷所思，由此可以看出孟尝君及其门下食客们对容貌的重视，也许在他们看来围观者们不仅嘲笑了孟尝君的长相，更间接地否认了孟尝君的德行与功绩，因为当时社会上的一条潜规则是貌美之人必有美德美行，反之，人们的期待视野自然而然是美德美行之人也必然有美貌！这样一种容貌观酿成了一场无谓的悲剧！难怪太史公在传末要感叹：“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可以见出司马迁对拘泥于容貌观念而心胸狭隘、滥杀无辜的孟尝君的鄙夷。
再如《留侯世家》中写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的留侯张良在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利啖秦将，旋破峣关，汉以是先入；劝还霸上，固要项伯，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攻齐，汉以是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劝连布越；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卒取天下”[4]]，然而张良却体弱多病，身型纤细，司马迁也坦言“余以为其人计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张良的功劳与魄力似乎与他没有多少男子汉气概的女性体型很不相称。然而他很快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修正并超越了自己的容貌观念，“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还如《游侠列传》中的大侠郭解也是“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不但没有一点独异惊人之处，甚至连普通人的样貌都没有，“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竟令“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太史公也不得不由衷地景仰他，发自内心地感叹“人貌荣名，岂有既乎”？徐广曰：“人以颜状为貌者，则貌有衰落矣。惟用荣名为饰表，则称誉无极也既尽也”[5]再一次实现了对容貌观念的彻底超越。
综上可知，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容貌品评的时候态度是灵活的，由于受当时世俗容貌观念的影响，他赞同“相由心生”，恶人有恶貌，好人有好貌。同时他又调整自己的容貌观念，超越单纯的外形束缚，充分重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历史功绩、社会影响等让人生价值得以延续的本质内涵，可以说司马迁的美感体验经历了一个由感性经验出发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过程，这也符合读者在阅读《史记》时的接受习惯，因此能获得读者的充分认同。
四、《史记》人物容貌品评与人物形象类型化道路的开辟
对历史人物的容貌评论并非始于司马迁，在《左传》、《国语》等历史著作中已见端倪，如“形貌则晋文公骈胁，宋华元睅目、皤腹，于思宋子罕黔，皇国父皙，齐陈武子白皙、鬒须睂甚，楚穆王蜂目而豺声，越椒熊虎之状、豺狼之声，元公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晋叔虎美而有勇力，伯石豺狼之声，齐陈豹长而上偻望视，卫浑良夫长而美，孟絷足不良弱行，郑鬷蔑贾大夫俱恶，鲁竖牛黒而上偻、深目而豭喙；谷梁传季孙行父秃，晋郄克眇……”[6]，但是很少将他们的形貌与性格命运联系起来。而《史记》则更注意把形貌与人物性格行为、命运结局联系起来，并通过作家的审美体念提出新的容貌观。司马迁的如椽大笔如同有力的刻刀，在读者的接受屏幕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印痕，引导着他们以后的期待视野，为后世作家在创作人物形象时提供了类型，也为表演艺术者的舞台形象设计提供参照。
《史记》中的容貌品评开启了汉魏六朝人物品评的风气，甚至有些与《史记》所写如出一模。如《世说新语·容止》[7]中载“魏武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后使间谍问使者，使者认为“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又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有“玉山”之喻，“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8]。再如《容止》中记载“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后果如其言。
《史记》中的容貌观念对后世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有重大影响，为作家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主要模式。如前所述，《史记》中人物容貌品评主要有三种模式：恶人有恶貌，奇人有奇貌，矮小丑陋者在视觉效果上引不起人们的美感，却往往通过道德品质、历史功绩、社会影响等方面引起人们的敬重。人物的容貌描写之中往往包含道德评价，而这些也是后世作家在塑造人物是屡屡运用的金钥匙。
《史记》中的容貌观念对戏剧表演中演员的舞台形象表现有深刻影响。戏剧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为观众提供最直接的角色形象。其中就有很多戏剧形式受到《史记》人物塑造类型化影响。较早的是出自北齐的《兰陵王》，“《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后乃百战百胜”[9]，而此后戏剧表演中经常使用面具或面部化妆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形成一系列程式化角色。据《梦梁录》载“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蔟，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尔”[10]。而有的演员则通过改变形体特征以适应观众的审美需要，有些身材矮小、体形瘦弱的演员为了在舞台上展现高大的角色形象而将鞋底垫高、在戏服里填塞棉花，如“形渺小”的艺人陈明智在演《千金记》中的项羽时“出一帛抱肚，中实以絮，束于腹，已大数围矣；出其靴，下厚二寸余，履之，身渐高；援笔揽镜蘸粉墨为黑面，面转大”，从而使戏中的英雄人物看起来高大威猛，具有英雄气势，然后“振臂登场，龙跳虎跃”，在视觉效果上符合观众的审美需要，因此“客座皆屏息，颜如灰，静观寂听；俟其出境，乃哄堂笑语，嗟叹以为绝技不可得”[11]，为之叹赏不绝。
总而言之，《史记》中的人物容貌品评为后世文学形象塑造提供了三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司马迁的人物容貌品评首先在读者的接受屏幕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进而引导了他们的接受期待视野。仅凭这一点，《史记》人物描写技巧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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