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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企业家、管理者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关村企业发展慢的原因是没有走出一条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业的通畅之路。虽然产权不清、融资困难、体系定位等问题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但由于中关村发展历史长、旧包袱多，因而始终不能在操作层面上根本解决，加上一些创业者的小农经营观念等因素，都束缚了企业手脚难以做大。
产权不清困扰着老企业
在四通集团总裁朱希铎的办公桌后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画面上是一只载着耕牛的小船，在乌云密布的大海中劈波斩浪。朱希铎说，他喜欢这幅画的意境，因为它喻意了企业目前“负重向前”的处境。
作为中关村街上最早创办的企业之一，四通集团是靠借款２万元起家的。但在企业成为拥有１０多亿资产、５２个联营企业的大型企业之后，却一直难以解决产权的归属问题。前年，以段永基为首的四通管理层借鉴国外经验，巧妙地设计出管理者收购（ＭＢＯ）方案，期望用这种“冻结存量、界定增量”的方法逐步解决企业的产权矛盾。当时，经济学家对这一方案颇为赞赏，称其“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难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
然而，ＭＢＯ的实施只是清晰了四通的部分资产，而整个集团的产权关系依然不清。朱希铎谈起这件事时语气沉重：“有人以为新四通起来了，老四通就没有了，新四通就代替了老四通，四通的产权关系就清楚了？这是对ＭＢＯ解决四通产权问题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他还说，“实际上，把老四通一块块地装进新四通里是不可能的。四通集团还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还是一个企业。它卖了一部分资产，存量还是那么多，只不过资产的形态变化了而已，它还有它的体系，无法回避历史。”
据了解，四通至今仍被产权问题所困扰，因此在企业的整体发展定位和组织体系上还遗留着原有的毛病，如内部多方势力的互相牵制、既定战略和想法难以落实等。尽管今天的四通正在努力向国内知名系统集成商的方向实行业务转型，但目前的步履十分艰难。
由科学院贷款２０万元发展为上百亿资产的联想集团，现已成为行业的“领头羊”，但集团董事会主席柳传志却一再向记者强调说，“联想走了近２０年才壮大起来，发展的步子太慢、太艰难，其模式不适用于中关村其它企业。”
联想的产权改制方案中要把３５％的资产从最初分红权转成股权奖励员工，因为执行时没有参照的具体政策依据，管理部门有的怕国有资流失，有的怕担风险，拖了３年多才于近期解决。由于联想的方案无法借鉴，方正、希望、大恒等同样也是国有民营机制的企业，只好把其产权改制方案暂时搁置下来。
经济学家张维迎近期在一次研讨会上评价说，产权不清是阻碍中关村老企业向产业化、国际化迈进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包括产权激励在内的创新运行机制，让创新者对自己创造的效益拥有支配权，才能把中关村几十万名优秀科技人员蕴藏的巨大知识财富激活释放出来。
他还说，产权激励机制是凝聚人才、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关村早期创办的企业大多是以国有、集体所有制注册，筹资借款发展。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产权不清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有的表面看企业是一个整体，实际上是“诸候割据”，创业者各人把持着一块资源，各自为政；有的创始人不得不背叛原有的企业，通过新创办一个产权清晰的企业获得利益；还有的企业出现了盲目扩张、在职消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本应获得的更快更高的增长。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关村还有近２０００家企业被产权问题所纠缠。
资金不足使小企业失去时机
方志平是中关村一家软件企业的小老板，他与伙伴开发的游戏、学习等软件趣味性高、市场前景好，但在筹措更大规模发展资金时却屡屡碰壁。他苦恼地问，听说现在有数百亿资金在中关村地区转悠，为何却难以落在“等米下锅”的中小企业上？
园区人士调查的结果表明，资金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关村表现的格外明显。从资金方面看，基于中关村丰富的智力资源及今后发展的目标，国内外投资机构普遍看好这里。目前与中关村结为合作关系的各类金融机构已有６０多家，各种信贷资金有２７０多亿元。前来联系洽谈的国内外投资机构８０多家，仅今年初园区举行的项目洽谈会上驻京５０多家投资机构就带来资金上百亿元。而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ＩＤＧ，也已向这里的十多家网络和软件企业投资了上千万美元。“村”内的中关村科技、紫光、联想等挂牌上市的大企业，近年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机构，开始从创办实业向“科技加资本”的更高层次运营。
然而另一方面，在政府、民间投资资金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关村大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却成长艰难。有关部门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关村数千家中小企业中只有近２００家初步具备在我国即将开通的二板上市条件，绝大部分企业要靠风险投资等其它方式融资，而已获得风险投资和担保银行贷款的企业却不到４００家。
“资本市场的相对滞后已成为阻碍中关村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陆昊把融资渠道不畅列为企业难以快速长大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从技术路线上讲，形成有实力、上规模的大型企业不外乎三条路径。即由科技人员持有创新成果，在风险投资或战备投资企业的强力介入下，由中小企业迅速发展为企业的“龙头”；若干家大中小企业经过多次合并重组而成；引进境外跨国企业兴办合资或独资公司。中关村的最大特点是智力资源丰富，并已有一批活跃的中小创新企业，最适合走第一条路径。
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需要一套特殊的金融体系支持。尽管中关村科技园区近年来努力创造融资环境，但由于我国至今还未形成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创业板迟迟未开、产权交易市场定位模糊，再加上国家至今没有出台相关法规，因而影响了各类资金在中关村的投入。由此导致中关村至今还没有走出一条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为大企业的通畅之路。
园区管委会调研室主任赵慕兰认为，目前我国基本是依据《公司法》来设立创业投资公司，大量的风险投资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投资方式运作，从而风险投资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也造成风险投资的运作成本过高。没有法律的规范和依据，使得许多具有活力的国际中小风险投资机构不敢贸然进入中国市场，不少国内风险投资机构不敢冒风险。中关村企业开发的产品大多具有技术的先进性，应该受投资商青睐。可投资机构怕冒风险往往关注已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大企业，而忽略了需要“雪中送碳”的中小企业。相反就企业来讲，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结构机制不顺等原因也导致了投资不能落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志军在对中关村企业深入调研后发现，许多企业由于缺少产品中试和小批量生产阶段的资金，无法登上发展的第一个台阶，因此也错过了快速成长的最佳时机，成为长不大“小老企业”。
“小富即安”影响企业合作
有关部门曾做过问卷调查，中关村有部分中小企业说能够自给自足、维持生计就很满意了。同时，大部分准备吸纳风险资金或是有意与其它企业合并的企业，表示要建立新的企业自己必须控股作“主人”。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景安分析这一现象时说，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通过联合购并的方式也能很快长大。著名的美国思科就是由于每年购并２０多家中小企业而快速成长。中关村企业家中不少人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小农经营思想，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使企业离不开自己，生怕企业搞大无法控制。一些企业只是埋头经营自家的“两亩三分地”，既不考虑地区的整体发展，也不愿与其它企业联手发展，所以园区大中小型企业之间至今也没有建立起分工与协作的关系。
海淀园副主任邵欣平说，有人认为中关村“只有企业，没有产业”，意思是这里还没形成上、中、下游产品配套发展的产业链，这与没有建立区域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关系有关。例如，中关村的产业发展规划中把电子信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其产业已占到园区整个产值的６０％以上，其中软件出口量达到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但由于产业的整体力量没有发挥出来，企业的平均利润偏低。去年园区的电子产业利税率仅为９．４％，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的平均利税率。因此，如何落实产业发展措施、协调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已是管理者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迫切课题。
中关村青年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丁传宽告诉记者，公司与科技园区管委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关村创业商业计划大赛，其宗旨是帮助高科技创业者实现自己的商业计划，使整个地区成为创业者的乐园、企业家的摇篮。公司在大赛中接触了不少好项目，可是有些创业者在引资的过程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有的创业团队缺乏协作精神，致使数千个项目中入选的仅不过几十个。
不少人士指出，中关村还未形成开放团结的协作氛围和面向国际的企业运作制度，一些企业家中存在着“小富即安”、“占地为王”的思想，使企业间很少有分工合作，也很难走重组合并迅速壮大的道路。
是否还会有中国的旗帜企业？
尽管中关村企业缺少世界级的顶尖企业，但每个阶段这里总会出现一些中国旗帜性的企业。那么，新企业中谁会替代当今的“联四方”？
被称为中关村企业家“大哥大”的段永基认为，由于中关村一直走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的前列，因而不同阶段总会出现新的领军型企业。八十年代初期，有代表性的企业是“两通”（四通、信通）、“两海”（京海、科海）；到了九十年代，“联四方”（联想、四通、方正）当之无愧；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迎来了以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率先进入网络业的“新”（新浪）、“易”（网易）、“狐”（搜狐）脱颖而出。
段永基说，传统经济可以概括为产品经济，以产品的制造和销售为主，包括过去的四通、联想、方正都是这样。而知识经济的本质是服务经济，是为用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搭设一个服务平台。目前中国还未完成由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化，所以中关村新企业中谁能替代“联四方”不明显，需要在实践中等待。北京市副市长、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刘志华对近年一批由海外学子归国创办的企业赞不绝口：“应该把中关村乃至中国未来的目光，放在既掌握先进技术、又懂得国际市场规则的留学生企业上”。
刘志华特别推举李德磊博士创办中芯微系统技术公司。在北美有２０多年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及ＣＰＵ设计经历的李德磊，３年前回中关村创业，凝聚和培养了一支具有先进ＣＰＵ设计能力的技
术队伍。经过他们的努力奋斗，于２００１年４月完成了涵盖当前国际集成电路工业技术所有方面的设计开发工作，成功地推出代号为“方舟—１”的０．２５微米、３２位的ＣＰＵ芯片产品，以及在基于“方舟—１”上开发的网络计算机。
有关专家鉴定指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ＣＰＵ芯片诞生，表明了我国已拥有ＣＰＵ芯片设计及产品化的全程技术能力，它对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外表沉着稳重的李德磊向记者透露，“方舟—１”只是中芯公司开发出的芯片家族首个产品，现在速度更快、集成度更高的“方舟—２”正在研制中，可望２００２年初推出。
今年３３岁的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邓中翰与他的伙伴，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中关村注册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他们运用自身掌握的技术和在硅谷创业的成功经验，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开发设计出国际领先ＣＯＭＳ数码拍摄芯片技术、超低能无线通信芯片技术，一次性完成了上百万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目前拍摄芯片已在韩国、中国台湾加工生产，并被飞利浦等著名国际厂商采用，预计２００１年销售额可达
１亿元人民币。同时，企业资产也跃升为２亿多元。
身为中关村“村长”的刘志华展望说，这批企业显示出极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只要各级政府继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它们不仅是园区母体中一个个颇具活力的细胞，还有可能成长为今后中国的“ＩＢＭ”、“微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