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知识与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奥地利论文,学派论文,理性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43
以门格尔为创立者，并以其国籍命名的奥地利学派与同时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坚持主观效用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相信市场拥有自动均衡的机制，而使二者理论思想和分析方法迥异的主要是关于个体行为基础的“理性”与“知识”假设的不同。这导致二者对经济行为和系统的不确定性和时间特性、对作为行为结果的均衡与秩序，以及对社会行为与自然现象分析方法等的认识上的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均衡理论和分析方法差异的实质，并深化关于经济学知识的性质、适用边界及知识进步标准的理解。
一、理性与知识：均衡分析的微观基础
1.新古典理论中的“理性”与奥地利学派的“知识”
新古典理性假设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肯尼斯·阿罗指出的，“是指信息处理和计算的一种能力，而这种处理和计算远远超过了可行的程度，并且不能作为学习和应用的结果得到充分证实”；①二是基于这种超现实的能力和获得的完备信息而对行为目标最大化的追求。奥地利学派根据其人类行为理论提出，“知识”，而非“理性”，才应是行为分析的微观基础。
“知识”与“理性”的主要区别有如下方面。(1)在构成上，知识包括言传知识和默会知识，后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但却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亦即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②而新古典理性中的“信息”主要属于系统化的可言传的知识，默会知识则是典型的不同于新古典“信息”范畴的知识。(2)在内容上，知识具有主观性。知识中的内容或所谓观察事实指“主观意义上的那些基据(datum)，亦即我们试图解释其行为的那些行动者所知道的基据”，而新古典理性假设下信息的内容是与被解释的个体无关的“应当成为客观事实的东西”，③是作为解释者的经济学家应当知道的内容。换言之，新古典理性观中的世界是经济学家所分析的世界，分析如何配置“给定”的资源；奥地利学派知识论中的世界是经济学家在其中分析的世界，分析如何配置“所知道”的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批评坚持主观效用论的新古典理论主观主义贯彻得仍不够彻底。(3)在分布上，知识具有分散性和不完备性，即每个人都拥有关于环境和目标的彼此不同且不完备的知识，而根据新古典理性观，决策所需的信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给定的，而且是完备的，即使是“有限理性”也主要指行为人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非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这使得这种不确定性可借助于给定的主观或客观概率而成为可计量的，并转化为期望值形式下的确定性。(4)在行为理性的标准上，奥地利学派基于其知识论的理性标准更为宽松，即理性的行为是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有意识的行为，并非一定是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依据完备信息、追求最大化的行为。“从客观的角度看，人并不总是正确地行动是无可争议的……或者是出于对因果关系的无知，或者是由于对给定的形势的错误判断”，④但这种基于不完备知识的非最大化行为仍是理性的，只有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才是非理性的。总之，新古典理论强调理性假设下信息的完备性和分布的个体同质性，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体知识的不完备性、主观性和知识的个体差异性。
2.“理性”与“知识”假设对均衡分析的影响
无论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经济系统在任何时间都趋向的一种终极状态或秩序，还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定义的供求相等、市场出清、经济均衡，都是关于主体在知识、预期引导下的行为结果，因此均衡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与行为基础的假设密切相关。
理性或知识对均衡分析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预期在均衡形成中的作用不同。在新古典理论中，预期对行为选择和均衡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因为理性假设意味着未来可能的变化都已包含在当前的信息中，行为人依据当前信息就可准确预期未来，从而区分当前和预期及其对均衡的影响是不必要的。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不完备且变化的知识会使个体关于行为目标的预期，以及由此产生的最优行为和均衡状态不断调整，预期的重要性因知识的特点而显现出来。预期的作用不同使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关于均衡的性质以及均衡分析中时间与市场的本质认识有所差异。(2)均衡分析中行为加总的方式不同。新古典理性假设，行为人的同质性为实现个体行为的加总以及从微观到宏观均衡分析的转化提供了便利。但奥地利学派认为，对具有不同知识、偏好和预期的个体之间的行为不能简单加总，分散化知识和行为转化为社会均衡或秩序的规则和方式具有其特殊性，并使社会均衡具有与新古典宏观均衡不同的内涵。(3)均衡分析与行为人的创造性关系不同。理性假设使一定初始条件下的行为人只能产生惟一的均衡行为和结果，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行为选择空间和创造性，而奥地利学派提出的知识的分散性、主观性和变化性使行为人处于一个真正的、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世界中，这赋予行为人以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并导致其与新古典理论关于均衡与经济发展动力关系认识的差异。
二、基于“理性”与“知识”的均衡理论的比较
1.新古典微观均衡与奥地利学派的个体均衡
(1)关于均衡形成的知识基础和预期的作用。根据理性假设，新古典均衡的知识基础在于给定的、包含了未来可能变化的所有相关信息，因而不需要预期的作用，依据当前价格或供求信息就可决定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均衡(图1)，且在一定的资源配置计划确立之时就可推知均衡的存在性。但哈耶克反对新古典均衡分析中所有影响决策的客观事实信息都已给定的假设，指出“均衡关系并不能仅仅从客观事实中推论出来，因为对人们将做什么事情的分析只能够以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为出发点”。⑤该出发点或知识基础即个体知识的主观性和不完备性，决定了预期可能是不准确的，从而基于预期的行为和计划在最初时只存在潜在的均衡，而均衡的现实存在性只能在“计划的那个时期结束的时候用一种回顾的方式对之加以判定”。⑥预期被证明为正确原则均衡存在，行为和计划可不变，否则就要调整预期和计划，形成新的潜在的均衡。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均衡的存在不是源于理性假设下人们的无所不知，而是相应时期内“一些人没有机会了解到那些会使他们改变计划的事实”。⑦
图1 时间的可逆与不可逆性
(2)知识基础和预期作用的差异决定了新古典均衡的静态性和奥地利学派均衡实现的动态性和过程性。理性假设下信息的获得和利用不需要时间和成本，因此新古典均衡关系(方程)是一种不需要时间就可形成，且确定后无需进行预期和行为调整的静态均衡。但哈耶克、拉赫曼等人认为，新古典“无所不知”的理性假设实质上取消了在知识有限的条件下主观预期与客观事实如何协调这一知识问题及其对均衡的影响。无论计划之初的预期被证明是否正确，随着未预期的外部事实的出现，个体的知识和预期会不断改变和调整，为实现某一目标的计划及相应的均衡关系会不断变动，均衡关系将不断出现和被打破，因而主观预期与客观基据相协调，进而均衡的实现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⑧在此过程中，最大化均衡只是一种趋势，新古典意义上的、确定后无需再改变的最优行为是不存在的。柯兹纳指出，依据最初的成本等作出的生产和消费决定不能再得到改善的观点是不可接受的，⑨如基于最初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等信息而制定和实施的房屋建造计划会随着相关信息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理论分歧明朗化、公开化的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论战中，哈耶克批评新古典理论由于只是“过多地惦记均衡条件”，而不能解释均衡的实现过程。均衡的实现需要非均衡的过程，其源于随着知识的变化预期和行为不断调整的现实活动，但理性假设不能允许非均衡的存在，瓦尔拉斯通过假设的拍卖商机制和有条件的交易契约来描述的均衡过程实质上是没有非均衡存在的、行为调整时间为零的虚假的过程。
2.新古典宏观均衡与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均衡
(1)基于同质性知识的宏观均衡与基于分散化知识的社会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如理性预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是对拥有同质性知识的代表性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加总，将基于个体理性假设的微观均衡原理运用于宏观总量关系，即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的结果。但拉赫曼认为，新古典理论家这种从微观到宏观均衡的分析路径“犯下了没有保证的推广的谬误。他们错误地相信：打开一扇门的钥匙将打开一系列门，受一个大脑控制的行动必然是一致的”。(12)但问题在于，分散经济中的分散知识并非同质的，其是如何实现集中化的，或面对相同的外部事实，不同个体的主观基据和预期是如何一致的，这是解释社会均衡所不可回避的。哈耶克在关于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战中提出，解决此问题必须引入关于因个体知识和预期的不同而引起的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分析；社会均衡不是简单加总后的市场出清，而是基于不同知识和预期的个体间自发的协调，并形成引导任一个体能正确预期其他个体的行为以产生个体均衡，或促使各个体的预期在相同环境下能趋向一致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2)宏观与社会均衡形成的知识基础和规则。奥地利学派认为，拥有分散化知识的不同个体间会发生不断调整预期和计划的竞争等相互作用，从中产生的价格、习俗等群体知识是不同个体的自发行为能够相互协调的知识基础，“能够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个体间的同质性假设而取消了行为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并将预先给定的价格等信息作为竞争均衡分析的前提和知识基础，但在哈耶克看来，这些知识正是需要竞争过程才能发现和获得的。哈耶克认为，群体知识的载体即行为规则，以影响个体行为的独特的而非典型特征的文化规则为主；有利于群体生存的规则经过所有个体的不断“试错”，以及群体对成功创新的学习和模仿而确立下来，并引导产生货币、市场等社会秩序(图2)。(13)新古典理性观下的行为规则即等边际法则和最大化，因而“试错”或失误被认为是市场失败，奥地利学派则认为，由于知识的分散和不完备性，“试错”是市场过程的正常组成部分，且是发现有序的规则和秩序所必需的。
图2 基于分散化知识的自发秩序的形成
(3)理性与知识假设下宏观经济系统及其均衡的特性。在差异性上，首先，帕累托和庇古等通过对个体效用的理性排序和加总，赋予宏观均衡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涵义，但米塞斯、哈耶克基于不同个体知识和偏好的异质性和变化性，否定了对其加总以确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可能性。(14)其次，奥地利学派提出的由个体间自发作用产生的社会秩序属于复杂的有机现象，即其性质不仅取决于其中个体的特性，而且取决于个体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相应的社会均衡因而更接近于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而与个体间的相互关系属性无关的新古典宏观系统则不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共性上，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都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否认自发均衡或秩序产生经济周期的可能性。新古典均衡理论自然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分散经济中知识分工的特点决定了竞争及自发秩序能更好地发现和利用知识，避免经济失调，除非政府干预使经济主体产生错误的投资预期。(15)因此，在政策主张上，这两种理论都支持反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华盛顿共识中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和思想依据。
3.新古典“无发展”均衡观与奥地利学派非均衡中的发展动力论
均衡分析通过揭示均衡、利润与发展的关系与发展动力分析密切相关，因为如熊彼特所言，“发展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在循环流转或均衡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现象的特殊现象”，它“使以前的均衡状态被永远地改变和代替”，(16)而发展动力与非均衡状态下的“纯利润”(17)有关，纯利润为正(负)促使企业扩大(缩小)生产规模，促进(抑制)经济发展，纯利润为零的均衡状态下企业生产规模不变，经济处于无发展的循环流转状态。
新古典均衡分析不允许发展动力的存在。根据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法则，均衡时产品在各要素间被分配净尽，纯利润为零，而其原因正如弗兰克·奈特所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使各要素所有者可准确预期要素使用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均衡时每种要素所实现的价值等于所发生的成本。(18)均衡时即使存在利润，也是作为可预期和计量的机会成本的一部分而成为“正常供给价格的构成因素”的正常利润，(19)而非超过机会成本之上的纯利润。因此，时间可逆的新古典静态均衡经济是一种所有变化都可准确预期的确定性经济，表现为没有发展的变化，其中消费和投资以不变的水平不断重复发生，不存在打破均衡的力量。
奥地利学派基于其知识论分析了不确定性经济中企业家及经济发展动力的存在。首先，由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说明“纯利润”的存在。“以所知道的事情为出发点”的计划事后可能被证明为非均衡，因此在计划之初可能会存在未预期的需求和供给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利润，此即源于市场上相关主体的一种无知状态，或不可计量的不确定性的纯利润，因不确定性若是可预期和计量的，就会以可保风险的成本或可准确预期的正常利润等形式而成为均衡价格的一部分，而不会出现纯利润。其次，引入企业家作为能发现他人未预期的利润、利用暂时的非均衡获利的主体。当一些人还未发现“那些会使他们改变计划的事实”，处于潜在的均衡状态时，企业家发现了潜在的“纯利润”机会。在奥地利学派理论中，“企业家”概念强调的不是具体的一类人，而是指每个人都可能存在的一种功能和行动，即不仅占有知识，而且更善于发现和利用知识，利用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获得市场上未预期的利润。凡能够实现这种功能和行动的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奥地利学派理论中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技术进步和创新等行为都是源于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以获利的动机，其推动着经济不断趋向新的均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20)
瓦尔拉斯的竞争均衡理论中也引入了企业家，但边际生产力分配法则使企业家成为实质上无收益、无作用的虚构实体。马歇尔将纯利润主要归因于生产的第四要素——组织，而非不确定性的作用。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发展动力问题的实质在于利润是否因不确定性而产生，而不在于其名义上是否由企业家获得，或其表现形式是管理工资、能力租金，还是企业组织的收益。
三、基于“理性”与“知识”的均衡分析有效性比较
1.均衡理论的逻辑一致性
经济学方法论学者罗杰·贝克豪斯(Roger F.Backhouse)指出，有效或完美的理论包括逻辑一致性、有效的解释和成功的预测三方面特征。(21)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表明，演绎法，而不是经验归纳法，更能使理论满足逻辑一致性的要求，若通过演绎推理进行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为真，则正确演绎所得的结论也必定为真，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得以实现。为此，新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将自利的行为人的理性或知识特点作为均衡分析的逻辑起点，并认为其是先验真实的，不需经验证实或证伪。如新古典理论认为理性及相关的稀缺性和最大化假设是建立在直接和明显的事实之上的，“只要指出来就会得到承认”；(22)奥地利学派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具有分散、变化的知识，并要改善自身处境的行动着的人，这个人类知识和行为公理“正如逻辑学和数学一样，它不是得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23)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理论对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偏好与约束等变量间的均衡关系进行演绎或抽象的理性主义分析，并追求结论的科学化和精确化；奥地利学派则基于所谓人类知识和行为公理进行演绎推论，分析价值、交换、成本，以及均衡或秩序等概念。相对而言，新古典均衡理论对理性假设及数学方法的运用更有利于增强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适合于封闭体系下的推论，而奥地利学派基于人类行为公理的逻辑体系的封闭性与其强调个体知识和行为的不确定性、过程性的动态、开放体系在思想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的不协调，影响了其逻辑一致性的程度。
2.均衡理论的解释有效性
解释和预测功能主要指利用均衡分析揭示出的关于经济活动的趋向和动力机制，以及各经济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解释已有经验现象的发生和变化，或预测将发生什么。新古典理论通过分析每一个变量在实现均衡过程中的作用，使所有经济现象都能相对于均衡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功能还具有向所有与稀缺性和最大化有关的政治、法律和家庭等非经济领域扩展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趋势。奥地利学派以市场过程、动态均衡的思想解释和说明实际现象，并力图将社会均衡或秩序分析扩展到所有存在人的相互作用的领域，如法律制度等的形成和变化。
从积极方面来看，新古典理论提供了对现实的简化的解释，数学化、形式化手段的运用也增强了理论的可操作性和便利性。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社会系统的过程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特点的揭示，以及对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解释等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批评新古典均衡理论、解释社会均衡的过程中实质上提出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协调问题，因为每个个体的理性行为并未在实践中导致整体的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哈耶克指出，人之大写的“理性”并不是以单数形式存在的，而应被理解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任何人的行为都要受到其他人的检测和纠正。(24)但新古典理论在将抽象原理运用于经验世界的分析和解释时，为追求理论的一致性而损害了理论假设与经验现象的一致性，其重要的理论概念缺乏真正的经验对应物，如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市场等；而在宏观上，具有相同知识和偏好的代表性行为人假设的运用则使均衡分析远离了现实中的主体异质性和协调问题，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行为和过程的解释力。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共同缺陷是其理性和知识假设缺乏历史和制度内涵。如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开始于心理学停止的地方，其并不研究行为人决策背后的动机，如对本国产品的偏好是源于价格因素，还是民族主义意识对行为分析来说是无关紧要的，(25)这极大地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和思想价值，尤其对奥地利学派而言，依据非历史的所谓人类知识和行为公理并不能真正解释其原本所强调的由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综合产生的人类行为的复杂现象，也不能说明社会关系和制度因素，如政府组织、生产和分配关系对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等的作用和影响，实质是对复杂性和真实运动本质的否定。
3.均衡理论的预测有效性
经济哲学家亚历山大·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将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力区分为对内生变量变化大小和变化方向的预测。运用数学模型表示概念间均衡关系的新古典理论倡导关于变量变化的大小和方向的精确预测，如M2增加，则GDP会增加到某一具体水平(才能达到新的均衡)。由于预测是将一定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因果关系理论应用于所有条件都会变化的新的环境和事实，因此精确预测的经验真实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哈耶克提出，系统是可以理解和解释的，但是不可预测的。米塞斯指出，检验预测结论的精确性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控制实验条件，二是存在可用实验发现的不变的关系，而这两个前提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具备，因为经济现象是自然和社会中无数抗衡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26)因此哈耶克提出，有效预测只能是“模式”(pattern)预测，即预测能力“仅限于事件中的这些一般特点，其中并不包括预测每个具体事件的能力”。(27)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数学和统计方法在解释和预测中的运用，并追求结论的确定性是以对现实世界的动态和复杂性特征的认识为代价的，而关于某事件未来能否发生及发生变化的方向的知识实际上能使我们的行为更加有效，更有利于发挥出创造性和能动性。因此，在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经济社会中，奥地利学派的“模式”预测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新古典理论基于经济现象的可测量性假定，将风险定价模型应用于不可保的风险这种“知识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的知识论根源。如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的，“没有经济学家看到当前的危机在向我们逼近……因为经济学家整体而言都将令人刮目相看的数学模型错当成了真理”。(28)当然，对现实经济运行的有效预测必须考虑到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理论所忽视的社会利益关系、制度因素和政府组织的作用，如崇尚自由主义，相信经济能自动均衡的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理论对上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理论难逃其咎的历次经济危机的发生，自然难以提供有效的解释和预测。
四、结语
基于理性预期、同质行为人假设的新古典理论与基于分散知识、异质行为人假设的奥地利学派提供了不同的关于均衡及现实运动本质的认识。任何理论都需要可能与现实有一定偏差的假设的存在，但应看到，一方面，假设是理论建立的需要，不完全等同于现实，因此在理论应用于现实时应考虑到假设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假设条件及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应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对现实变化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合理化。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对古典经济学的替代，经过马歇尔将正常的市场条件分析代替斯密的自然秩序分析，最终演变为忽视经济中持续的支配性力量研究的数学化的理论，但随着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动态演化等特征的日益显现，经济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多角度和多层次性对于全面和深入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日显重要。托尼·劳森(Tony Lawson)指出，经济学研究的“现实”有三个层次，即经验、经验的实际对象——事件，以及超经验的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29)由此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未来经济学应具备的新思维应该体现在对经济运行的开放的、动态的、全面的思考上。从而次贷危机的爆发促使我们反思的就不仅是“没有将风险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更应在于：经济理性和知识的进步不应只体现在抽象假设下经济学数学化、形式化的发展及对经验现象分析技术的进步，而更应包含关于真实时间进程中自然、社会、制度等与经济综合作用的复杂性的思考，以及对其中深层结构和机制的把握，而在此过程中仅以确定性为知识进步的标准是不够的。
注释：
①[英]约翰·伊特韦尔、[美]默里·米尔盖特、[美]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②[英]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1页。
③[英]冯·哈耶克，2003年，第61页。
④[奥]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⑤[英]冯·哈耶克，2003年，第66页。
⑥同上，第62页。
⑦同上，第77页。
⑧[英]卡伦·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朱全红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
⑨I.M.Kirzner,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An Austrian Approach,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5,1997,pp.60～85.
⑩实际上，瓦尔拉斯注意到了时间因素的影响，如在均衡分析时对货币及以预期为先决条件的存货的引入。马歇尔多次指出，时间因素是经济学许多困难的根源，因为若时间太长，因果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他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忽略了时间的影响，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11)[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15页。
(12)[美]伊斯雷尔·柯兹纳、穆雷·罗斯巴德：《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王文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13)[英]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5页。
(14)F.A.Hayek,Menger Carl,in S.Littlechild(ed.),Aust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0,p.48.
(15)[德]帕普克主编：《知识、自由与秩序——哈耶克思想论集》，黄冰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16)[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孔伟艳等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17)这里的“纯利润”指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超过工资、地租和利息等要素报酬的额外利润，其来源于除劳动、土地和资本以外的第四种要素。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将这第四种要素归结为管理能力、企业家活动和风险回报等。
(18)[美]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5页。
(19)[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79页。
(20)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的作用实际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出发，如熊彼特、柯兹纳将企业家看成是扰乱原均衡、并利用短暂的非均衡来获利以重建均衡的力量；二是从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出发，如米塞斯和拉赫曼等认为企业家能够从不确定性中发现、利用和创造机会而获利，这是典型的奥地利学派分析方法。哈耶克、罗斯巴德已指出，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出发说明企业家及其创新知识的产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障碍。
(21)[美]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22)[美]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23)[奥]冯·米塞斯，2001年，第12页。
(24)[英]冯·哈耶克，2003年，第21页。
(25)[奥]冯·米塞斯，2001年，第176页。
(26)[奥]冯·米塞斯，2001年，第9页。
(27)[英]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页。
(28)[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29)[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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