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与对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成功经验论文,存在问题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借鉴比较前苏联、东欧的改革，概述了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国改革存在的缺陷、问题，提出应当提供恰当的政策环境和改革措施，提高政府对改革的整体协调能力。
〔关键词〕 中国改革 经验 问题 对策
我国的改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进行了17个年头。如何评价这17年的改革，成败得失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借鉴比较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实践，谈点看法。
一、中国改革的成就及经验分析：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1、在经济上，长期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被突破，而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平等竞争和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体制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均年增长约9%，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6.8%，分别高于前26年间（1953—1978）平均增长6%、6.4%和3.2%的幅度。可以看出，改革以来的这么多年是中国经济生机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2、在政治上，我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不间断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了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团结、社会进步。3、在思想上，通过改革与对外开放，在全国上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开展了一次解放思想的大运动。过去的封建落后的残余思想已普遍被摒弃，为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新思想新意识所代替。由此观之，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与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相比较分析，中国的改革的成就取得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局部改革。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全面的奋斗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包括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既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
我国的改革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的确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始终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和关键。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主要不在于先进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于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一重点在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而苏东的改革却不一样，他们在经济改革遇到挫折，无法深入下去的时候，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咎为政治上层建筑，于是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体制转向了政治体制，结果政治改革非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政局动荡，最后痛失政权。
中国经济改革所以成功，深入地考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充分考虑了本国的国情，采取了分步推进和从体制外放开的策略，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分步推进，由易到难，在渐变过程中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造，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理论认为，市场体制是一个整体，其要素不能一个个分步引入，只有它的核心内容，如自由企业、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宏观调控等同时具备时才能起作用，因而主张一揽子改革，一步到位。而我国渐进式改革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是逐步完成的，其要素也只能一步步逐渐引入，因而，中国的改革不一下子改变旧的利益结构，不首先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如产权问题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等，而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松控制，采取非均衡推进的战略，分领域、分部门、分企业各个突破，分步推进，逐步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骤应是先农村后城市。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俗话说“无农不稳”，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首先解决农村人口吃饭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就很难持续地迅速发展，社会也不易稳定。同时，也由于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较为单纯划一，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操作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容易见效，并可为下一步的城市改革探索经验，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安徽凤阳县农村为发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迅猛开展起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农村改革的成功，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以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的主战场开始由农村移向城市。这场“第二次革命”正如当年的“第一次革命”一样，走的也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其次，我国采取从体制外放开的外围战略，使我们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匈牙利从1968年开始改革，开始一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1973年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营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这些国家遇到的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是：改革的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靠它来支撑。这好比一架机器，既要对它大拆大卸，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因此到8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都陷入了困境。拖到80年代末期就完全崩溃了。
中国从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新路。不是只钉住国有经济的改革不放，而是用一些改良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去寻找新的生长点。即首先大力培养和发展非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外围形成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然后再回过头来逐步解决国有经济问题。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涉及到了产权、破产、失业、产业结构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等许多根本性问题，因而改革的推进步履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成了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在这样的改革方式中，国有经济维持着稳定和秩序，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提供了市场化的动力，二者的平衡决定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和谐。这就使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支撑点。15年来平均发展速度为9%，出口也年年增长。体制外推进的外围战略成为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它大大减少了改革的摩擦成本，避免了苏东全面私有化引起的社会震荡。在改革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也遇到了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但我们较快地克服了种种不稳定因素，促进了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2、政治体制改革极其谨慎、稳妥。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同为我国改革的两大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应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巩固，而且也难以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前进。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象经济体制改革，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制约条件。列宁称改革的特点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破坏”。经济改革是如此，政治改革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改革有许多重要论述，其指导原则，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难，因为它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审慎从事”。否则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根本改革”，没有大破大立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度，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最符合中国实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正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我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十分注意保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独立，使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优先，使政治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政治上的相对独立与稳定，有效地控制了改革中各种矛盾与冲突，防止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组织状态的出现，使政府保持了较强的组织动员协调能力与领导权威，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而苏东的激进式改革，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与政治的自由化多元化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因而，经济市场的自由化与政治多元化必须同时推进，把政治的多元化或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建立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结果在快速推进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中沉了船。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的措施有：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改革人事制度，实施公务员制度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扬，都是切合国情的明智之举。
3、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协调关系。
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贯穿整个改革漫长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是动力，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才能促进发展；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靠经济的发展”，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改革，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稳定、发展和改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我国在改革中特别注意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取得的成果也要失掉”，“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回顾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如果没有当时逼不得已采取的果断措施，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果和稳定的大局。正是因为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恰当地把握好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才有了今天改革的成就与大好形势。而苏东的激进式改革试图以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在短时期内完成经济改革的任务，从经济的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各个方面向西方体制转化，在“大乱中求得大治”。这种以经济发展服从政治改革的需要，以变革的速度压倒稳定和秩序的改革方式，实践证明是不足取的。
4、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和开放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顺乎历史潮流，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世界”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大政策和基本国策。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这早已为国际国内的无数经验教训所证明。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自觉置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国的民族经济才能得以更快的发展。
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拒绝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无疑是愚蠢的。这就要求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改造旧体制和探索新模式，而且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且把二者结合、融合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经过18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国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52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开放的结果，使我国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
二、改革中存在的缺陷、问题与对策：
中国的改革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也应看到，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分步推进的渐进性改革战略使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这就导致了双重体制的长期化，价格、收入和经济运行规则的双轨制的普遍化。这种双重体制的并存和摩擦，是导致需求扩张、结构失衡、分配不公、宏观失控和秩序混乱的重要根源。这种双重体制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即一旦宏观调节失控，政府权威失效，各种潜伏的矛盾就会被激化，就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另外，这种改革方式由于改革进程不同步，容易造成体制内各部分之间，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商品经济与要素市场、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间的矛盾与摩擦，这不仅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而且影响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协调体制的非均衡性引起的各种矛盾，是我国改革获得更大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解决分步推进与整体转换矛盾的出路，不是实行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也不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局部改革的直接控制，而是应当提供恰当的政策环境和改革措施，提高政府对改革的整体协调能力。
（1）中央制定的各项宏观改革政策和改革措施应有利于弥合非国有与国有、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而不应扩大这种差距，加剧它们的矛盾。改革中各种特殊优惠政策应逐渐取消。
（2）不同部分改革内容与进度可能不一样，但它们所遵循的体制规则和面对的宏观环境应尽可能相同，中央政府应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提供公平的市场规则和法律环境方面，而不是直接决定局部改革的具体内容和进度。
（3）各项改革尽可以整体推进，相互配合，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推进，不能盲目孤立地进行。
2、绕开国有经济而从体制外推进的战略，使作为国民经济主体和经济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效益不高，活力不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着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一些核心问题如要素市场的形成、产权的重新组合也因此步履缓慢。同时，在市场化过程中，一方面，私人利益的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国有财产产权不清，约束力软化，结果，各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无偿侵吞和占有公有财产的现象日益盛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严重助长了腐败、分配不公和投机诈骗行为。
因此，国有制的改革并不是无所谓的，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必须协调配套，同时推进。为此，必须克服改革中存在的两种片面倾向：一种倾向是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国有经济内部，对非国有经济采取消极或排斥的态度；另一种倾向是只关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忽视体制内改革的可能性和积极作用。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在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同时，积极改革国有经济体制，大胆引入竞争机制，使体制外改革和体制内改革同时推进。
3、渐进式改革需要一个廉洁、高效、权威性的政府，但这一点在现实中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原有的政府机构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这种双重身份对改革的顺利推进产生了不利影响。
首先，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往往对简政放权、引入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化的各项改革措施或明或暗地加以抵制，或者加以扭曲变形，使庞大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打破，政企分离，机构调整步履艰难，严重的官僚主义难以克服，市场化进程不断受阻。其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力缺乏制衡，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货币化的进程也在加快，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政策的效力，使改革与发展陷入困境。第三，导致了以权经商和翻牌公司的大量出现，使政府权力通过各种途径转化为经济权力，形成了一大批以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为背景从事经营活动的“官僚资本”，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竞争，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因此，如何协调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能否最终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条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克服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政府的效率，最终建立廉洁、高效、民主的政府，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除了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和不断严厉惩治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政府行政行为制度建设，把政府的行为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同时，要加强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形成公开性和透明度很高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腐败的根源。
4、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扩大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控，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沿海与内地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之间，个人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的倾斜政策以及在这新旧体制转型时期，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会引发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熟视无睹。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当大有作为。（1）在缩减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的问题上，国家应着力调整沿海与内地的生产力布局和政策举措，扩大对内地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使内地经济尽快在发展起来。（2）在缩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的问题上，根本的出路是深化农村改革，包括耕地使用制度、农业服务体系、农业内部结构、农产品价格、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农副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同时要增加政府财政对农业支持的强度，包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对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支持，以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不断缩小。（3）在缩减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上，政府应尽快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易于操作的调节机制与法规，并尽快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5、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严重滑坡。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有接受进步的新意识新观念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严重滑坡。这是广大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国门大开时机加紧了思想的渗透；二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带有自发性、盲目性的弊端，易于诱发人们的物质欲望、投机心理与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易于引入等价交换的原则，传统道德受冲击，新道德体系又未建立起来，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滑坡现象，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变化，道德水准下降，反科学的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导致了社会治安的部分恶化，社会风气的不正。这一问题事关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的风貌，不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目标之一，要确保其为物质文明建设即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工作。使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重新在一切领域、阵地恢复统治地位，同时大力弘扬优良的传统道德，并尽可能地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新道德体系，以规范人们在新形势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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