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登布鲁克与“俄国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布鲁克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87(512.51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06-0147-(20)
引言：谁是凡登布鲁克？
凡登布鲁克全名为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ock)，1876年4月23日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的索林根(Solingen)。1894年高中肄业；两年后辗转前往柏林，从事文学批评与政论写作①；1902年，凡登布鲁克前往巴黎，后游历欧洲：一战前夕，他返回德国，进入德国战时军方宣传部门；1919年创立著名的“六月俱乐部”(Juni-Klub)②，宣扬德意志民族价值，批判陷入危机的魏玛共和政体；1924年年底，凡登布鲁克在多年罹患神经官能症之后最终精神崩溃，于次年5月30日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神经科医院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试图区分德国战前保守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③讨论逐渐浮出水面，凡登布鲁克重又受到关注，被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保守主义”(Jungkonservatismus)④运动的核心。2010年以来，德国学界连续出版了三部涉及凡登布鲁克的专著，先后聚焦于他早年在柏林的文学活动、“六月俱乐部”的机关报《良知》(Das Gewissen)周报，以及他的“现代式的反现代”立场⑤，对于凡登布鲁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本文的关注点是凡登布鲁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策划并陆续推出的德语世界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F.M.Dostojewski:S
mtliche Werke)和他的“东方意识形态”(Ostideologie)的关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凡登布鲁克的“青年保守主义”；第二部分澄清其“东方意识形态”的内涵：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凡登布鲁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撰写的七个前言；第四部分则对凡登布鲁克的“俄国神话”给出适当评价。
一、凡登布鲁克的“青年保守主义”
从字面意义来看，“青年保守主义”(Jungkonservativismus)这个词汇似乎自相矛盾，因为“青年”和“保守”显然代表两个不同的精神方向。但在“保守主义革命”大讨论的始作俑者艾明穆勒(Armin Mohler)看来，这种内在张力恰恰表明了其与旧保守主义的差异。⑥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以降的旧保守主义对传统和权威的保存(conservatio)过于被动，那么“青年保守主义”则试图通过主动的抗争来保存。凡登布鲁克对此曾给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德国的保守主义完全忘记了，要被保存的东西最初都是一个要经过抗争才能争取到的东西；它忘记了，只有一再通过抗争而获得的东西才能被保存下来；这样，它便逐渐从保守主义的进攻蜕化为保守主义的防守。”⑦保守主义真正要保护的对象并非静态的历史既成事实，而是历史中的自由主体动态的抗争行为(Tat)。对保守主义来说，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凡登布鲁克在此突出了保守主义内部的启蒙元素，并将其设置为保守主义的主导性原则⑧。然而，这里的自由主体并非启蒙意义上的理性个体，而是整个现代德意志民族及其政经现实。在此意义上，“青年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对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强调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在抗争中的发展、在发展中的保存。⑨“六月俱乐部”正是凡登布鲁克借以宣传这种民族主义的政治平台。
1919年春夏之交，凡登布鲁克在柏林创建了“六月俱乐部”。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虽只有13人，但均为当时文化界的活跃人物。这其中有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文化版主编费希特(Paul Fechter)、后来成为“六月俱乐部”机关报的《良知》(Das Gewissen)周报创始人维茨(Werner Wirths)、哲学家迪特里希(Albert Dietrich)以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贝姆(Max Hildebert Boehm)等。⑩很快，“六月俱乐部”便吸引了大量知识界、出版界精英的关注，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经费来源日趋充裕。随着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六月俱乐部”于1920年底迁入位于柏林默茨大街(Motzstra
e)22号的“德意志保护边界及外国德国人联盟”(Deutscher Schutzbund für das Grenz-und Auslanqds-Deutschtum)办事处，迎来了社团发展的高峰期。托马斯曼、特洛尔奇、斯宾格勒等名人，此时都是“六月俱乐部”的座上宾。“六月俱乐部”中的“六月”(JUNI)一词提纲挈领，代表四个拉丁词汇的首字母：“JUVENUM UNIO NOVUM IMPERIUM”，意为“青年新帝国联盟”(11)。此时，在凡登布鲁克及“六月俱乐部”成员心目中的“新帝国”，只是德意志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替代表达，尚无具体的制度内涵。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在写于1919年的《青年民族的权利》(Das Recht der jungen V
lker)一书中，凡登布鲁克回答了这个问题。
《青年民族的权利》一书形成于凡尔赛协议签订前后，其关注点自然是德国战败后的政经处境。然而凡登布鲁克并不满足于仅仅罗列德国的损失与政治诉求，他试图借助“青年民族”(Das junge Volk)和“老年民族”(Das alte Volk)这一区分，来重新理解德国与其他参战国的关系。在凡登布鲁克看来，“民族”(Volk)本身并无青年、老年之分，一个民族的“青年”时期即是其自我更新的时期。“一个民族以青年的方式产生影响，就会变得年轻，它跳出窠臼，在自己新创造的世界里发生影响。”(12)当一个民族在自身汇集了足够的创造意志并勇于付诸行动之时，它就是“青年民族”。“青年民族”的基本标志是其生命力和增长诉求：“在青年民族身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推动力，作为一种自然发展过程的历史总是一再需要青年民族，人们可以从这些民族身上剥夺走一切，但剥夺不了它们的未来。”(13)“青年民族”代表历史的可能性和对历史现实的“价值重估”(Umwertung)(14)，它们的任务是在“相似命运”(Schicksalsverwandtschaft)中塑造出各自的自我。与此相对，“老年民族”的特征则是“遗产、占有、满足和享受，袭传的名誉和声望”(15)，它们的生命力逐渐下降，缺乏斗争意志与勇气，代表着僵化的历史现实性本身。那么，哪些民族才是“青年民族”，哪些又是“老年民族”呢？凡登布鲁克认为，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美国、俄罗斯(16)和日本可称“青年民族”，而协约国的两大巨头英国和法国皆为“老年民族”。这一区分显然跨越了协约国和同盟国的战争界限。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质是英法两个“老年民族”与“青年民族”德意志之间的战争；法国对德国的仇恨、英国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使得它们利用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从而挑起战争。(17)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结局并非同盟国的战败，而是“青年民族”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老年民族”暴露了自己的衰败。凡登布鲁克认为，作为“青年民族”的德国就是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普鲁士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青年原则”(Das Prinzip der jungen)。(18)1806年，普鲁士参加第四次欧洲反法战争并惨败；在此之后，普鲁士励精图治，推行政治、社会、军事及教育改革，实力骤增；1814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并最终在1871年统一全德。凡登布鲁克认为，普鲁士在1806至1814年间的卧薪尝胆和由此锻造出的以节俭、自制与尚武为特征的“普鲁士风格”(Das preuische Stil)(19)，是德意志民族重生为“青年民族”的基础。(20)未来的德意志民族就是能够完美体现“普鲁士风格”的民族。
二、凡登布鲁克的“东方意识形态”(Ostideologie)
凡登布鲁克认为，英法两国不仅是具体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更是抽象意义上“西方”原则的化身。“哪里充斥着文化、工业、交通、人群以及大都市，哪里就是西方。”(21)“西方”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和“毫无民族性的民主”(22)；与此相对，“哪里有农民，哪里就是东方。”(23)“青年民族”全都处于“东方”，远离西方，“东方是它们神圣的、正在形成中的、现实的国土。”(24)东方象征着“青年民族”反民主、反城市文明的精神取向。尽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德国处于中欧，且深受西欧影响，但作为德国政治核心的普鲁士偏重东方的政治取向(25)，决定了德国可以成为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沟通“东”“西”的权力中心。在凡登布鲁克看来，普鲁士体现了德国的东方“使命”(Sendung)。它在十八世纪对波兰、立陶宛的殖民便是明证。(26)更重要的是，德国在威廉时代(Wilhelm II)背离普鲁士的“东方”取向，失去了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最终招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必须重新反思其对俄政策，从“东方”获取政治重生的机会。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重视不乏领土竞争的内涵(27)，但他更看重的是俄国能够帮助德国形成新的自我理解。为了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德国需要俄国，而恢复与“东方国家”俄国的联系，能够拓宽德国的政治视野，增强其精神的广博性与自主性。(28)
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认知始于他的巴黎漫游时期。1902年，凡登布鲁克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广泛接触法国艺术界。1905年，他结识了一对来自爱沙尼亚的德裔姐妹，姐姐露茜·凯瑞克(Lucy Kaerrick)主修音乐教育学，后来成为凡登布鲁克的第二任妻子。通过她们，凡登布鲁克认识了旅居巴黎的俄国文学批评家梅烈日科夫斯基(D.Mereschkowski)和他的妻子吉皮乌斯(S.Hippius)。在这两位俄国名流的引介下，凡登布鲁克接触到了一批流亡法国的俄国知识分子，眼界大开。(29)凡登布鲁克早在柏林时期就读过梅烈日科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人与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30)，由此得知俄国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梅烈日科夫斯基本人相识之后，凡登布鲁克对现代俄国文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梅烈日科夫斯基在世纪之交构思出的“第三约”此时也开始对他产生影响。1901年，梅烈日科夫斯基在彼得堡召集“宗教哲学集会”(31)，从神秘主义与象征主义角度探讨宗教问题。他认为，基督教推崇的灵性原则导致贬抑肉体的禁欲主义，而东正教的未来在于对肉体的重新评价。借助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和古代教会的三一论，梅烈日科夫斯基提出了“三个约”的理论。“第一约”是基督教传统中的“旧约”，是“圣父”的国度，它不仅包含以色列民族，也涵盖了一切“异教”文化，这是一个“肉体”原则与“灵性”原则高度谐和的时代。“第二约”是与“旧约”相对的“新约”，是“圣子”的国度，灵与肉之间出现张力，基督的十字架即是此种张力达到极致的象征。“第三约”是“圣灵”的国度，它在基督的复活中肇始，并在基督再临(Parusie)时完全实现，灵与肉重新达成谐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终结“第二约”并预言了“第三约”的先知。由于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影响，凡登布鲁克意识到“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这个概念(32)所包含的宗教性与终末性内涵。1923年他写出了《第三帝国》一书。(33)
在梅烈日科夫斯基这里，凡登布鲁克发现了自己的“东方意识形态”的完美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不是革命家，但却关注“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灵魂革命”(34)，并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神秘且充满灵性”(35)的俄罗斯民族。和奥古斯丁、但丁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政治的伟大思考基于宗教，他“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36)；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批判了彼得大帝在俄国造成的“西化”，以保守姿态抵制一切使俄罗斯民族分崩离析的西方革命思潮，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足以凝聚俄国人心的东正教及其神秘主义。凡登布鲁克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在于返归君士坦丁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已为此做好了准备。
三、凡登布鲁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凡登布鲁克与梅烈日科夫斯基的精心策划下，慕尼黑皮普出版社于1906年夏季开始出版德语世界的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F.M.Dostojewski:Smtliche Werke)，总计22卷，直至1919年出齐。此出版项目的实际执行人为皮普出版社社长、在业界有“先锋出版家”(37)之称的莱因哈特·皮普(Reinhard Piper)(38)。这套《全集》的问世。一举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魏玛共和国知识界中的文学霸主地位，而皮普对该项目的操盘也在业内被誉为“出版家的大手笔”(Verlegerische Grotat)(3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至二十年代中后期，《全集》不断再版，印数一路飙升。伽达默尔对这套《全集》在当时的风靡程度描述得相当传神：“皮普出版社红色封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仿佛火焰燃烧在每一张书桌之上。”(40)
这套《全集》由两个子部组成，第一子部包含五部长篇小说，即《群魔》(1906年出版)、《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1908年出版)、《卡拉马佐夫兄弟》(1908年出版)、《白痴》(1909年出版)和《少年》(1915年出版)。第二子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合集和自传性文字：《政论》(1907年出版)、包含八部短篇小说的《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1907年出版)、《死屋手记》(1908年出版)、《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1909年出版)、《舅舅的梦与其他幽默小说》(1909年出版)、《穷人》(1910年出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10年出版)、《赌徒——永远的丈夫》(1910年出版)、《白夜》(1911年出版)、《小英雄——儿童故事》(1912年出版)、《文论作品》(1913年出版)和《自传性作品》(1915年出版)。(41)该《全集》的译者为凡登布鲁克的妻妹伊丽莎白·丽丝·凯瑞克(Elisabeth "Less" Kaerrick)。主修哲学与艺术史的伊丽莎白颇具语言天分，通晓多门欧洲语言。在参与凡登布鲁克的翻译计划之后，伊丽莎白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此后终身都在为皮普出版社校订完善这套翻译，直至1966年在慕尼黑去世。伊丽莎白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使用笔名阿辛(E.K.Rahsin)，由于皮普出版社承诺保密，她的真名在去世之后才被公布。伊丽莎白性格敏感内向，翻译力求精准，但她的译稿必须要通过凡登布鲁克的审阅和修改，而后者并不懂俄语。凡登布鲁克按照自己的德语语感对伊丽莎白的译稿作了不少增删，以求译文畅达。这种“合作”令伊丽莎白不胜其烦，也使得她的翻译日后在德国斯拉夫学领域深受诟病。(42)
为了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宣传自己的“东方意识形态”，凡登布鲁克为这套《全集》撰写了十五篇前言以及导论性文章：《〈群魔〉导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年)、《〈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导言：论作为大都会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07年)、《〈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导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提》(1908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言》(1908年)、《〈死屋手记〉导言：论西伯利亚的可能性》(1908年)、《〈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1909年)、《〈白痴〉导言：论俄国神秘主义》(1909年)、《〈政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诸观念的政治前提》(1917年)、《〈白夜〉：彼得堡与城市之美》(1917年)、《〈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新版)》(1917年)、《〈群魔〉：虚无主义与俄国革命》(1919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作为感伤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年)、《〈赌徒——永远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方》(1920年)、《〈穷人－双重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社会的伦理命令》(1920年)以及《〈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全集导言》(1922年)。凡登布鲁克行文偏爱大字眼大意象，喜作全景式勾勒和离题发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学质地与小说情节往往并不关注。(43)在这十五篇重点各异的导言中，他塑造出了一个堪称俄国神秘主义现代化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以此在德国知识界掀起一股“陀思妥耶夫斯基旋风”。从内容上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七篇导言较为宽泛，主要关注的是俄国民族性及种族问题，战后的八篇文字较为关注具体的政经问题。(44)下文将着重介绍他写于战前的七篇前言。
皮普出版社于1906年首先推出小说《群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营销的考虑。1905年，俄国爆发反尼古拉二世的革命运动，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时出版涉及革命问题的《群魔》，可谓“抓住了时代的脉搏”。《〈群魔〉导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开宗明义，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至今仍然非常年轻的民族，“俄国诗歌是一个青年民族的诗歌。”(45)青年民族的特点在于其原始性，它们“接近大地与混沌”(46)，因此拥有未来，俄国人的原始性与力量感正是其神秘性所在。与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日耳曼人相比，俄国人更专注于对信仰的宣讲。(47)斯拉夫族群的神秘性孕育了一种深刻的内在性宗教，而这种宗教的最佳体现形态就是俄国诗歌。“在俄国诗歌的中心屹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俄国诗歌是俄罗斯的最伟大之处，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最伟大的俄国人。他是俄国最最重要的天才。”(48)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性在于，“他表达了俄国式的疯狂和俄罗斯的悲剧”(49)，赋予自己的祖国以一种“神话”(Mythologie)。什么是“神话”？“一个民族的神话是其源始本质通过其源始形象而得到的表达。”(50)凡登布鲁克认为，“神话”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民族从其“史前史”阶段进入了“历史”阶段，现代欧洲诸民族及其文学正是在“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意识。俄国情况特殊，它长期受专制禁锢，缺乏斗争式的二元论思维，虽有历史编年，却无塑造历史意识的“神话”，这导致俄罗斯诗人的创作无根无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现代俄国一个“神话”，使俄罗斯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了基础。(51)在凡登布鲁克看来，这个“神话”的核心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殊的时间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传统已然消失，未来成为其创作的核心主题。他在俄罗斯“民族灵魂”(52)的每一个内在的当下，都引入了对俄罗斯未来的关注，对未来片段式的超验把握，他描绘了一种贯穿当下的未来意识。(53)借助这种时间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推动了现代俄国历史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握到了现代生活内在的魔鬼性质”(54)，超越了18、19世纪英法文学对现代生活机械性的外在描述。
在《〈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导言：论作为大都会诗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凡登布鲁克阐发了现代生活与大都会的关系。“大都会是现代生活的战场，它是现代人的胜利场，也是其骷髅地。”(55)新的文化形态、艺术形态与风格都以大都会孕育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为前提。(56)大都会与大都会诗人相互依存，只有当大都会拥有了自己的性格的时候，大都会诗人才会出现。在凡登布鲁克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典型的大都会诗人，他描绘了“全世界最抽象、最人为的城市”(57)彼得堡。他的出现，标志着彼得堡成为了真正的大都会。相比俄国的彼得堡，德国的柏林还称不上大都会，因为它还没有自己的大都会诗人，其原因不在诗人，而在于柏林的不成熟，尚未形成独立的城市性格。(58)
对凡登布鲁克而言，彼得堡的特征在于其幻想性。“彼得堡是一个化身为城市的观念。”(59)它代表了彼得大帝挤入现代欧洲政治格局、面向未来的权力构想和权力意志；与此相对，莫斯科代表俄国静态的与退守过往的政治结构。彼得堡与生俱来充满不确定性，因为它所代表的政治方向前景晦暗。“整个俄国都处于一个过渡阶段，而代表这个过渡阶段的城市就是彼得堡。”(60)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描绘了彼得堡这个大都会的神秘外观，更展现了彼得堡人的内心世界。与彼得堡的过渡性质相对应，彼得堡人是一种处于过渡阶段的人(
bergangsmenschen)(61)，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着这种彼得堡现代人的救赎问题。与托尔斯泰不同，他盼望的并非农民的基督，而是“发源于人的生活”(62)的、崭新的和大都会的现代基督。凡登布鲁克坚信，救赎的到来，以现代人痛苦的积累为前提，“终有一天，当灾难太大、无法忍受之时，一种新的救赎形态便会为我们而来。”(63)
《〈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导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提》一文强调，俄国十九世纪政经流变及其现代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斯拉夫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凡登布鲁克认为，斯拉夫人是“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到来的种族、最古老同时也最年轻的种族。”(64)和其他喜好运动征伐的雅利安种族(比如日耳曼人)相比，斯拉夫人往往显得消极无为、被动挨打，但他们的强大之处恰恰在于这种隐忍力。斯拉夫人是“欧洲的宗教性民族”(65)，在凡登布鲁克看来，其他雅利安种族的宗教类型，要么是审美式的，要么是形而上学式的，唯独斯拉夫人的宗教是神秘主义式的，整个斯拉夫就是一个关注内在性的神秘民族。从政治角度来看，斯拉夫种族未来需要返归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而不是向西伯利亚和东海地区扩张。但总体而言，斯拉夫种族的强项不在其政治影响力。“假如俄国和斯拉夫有未来的话，那么这个未来将会是一个精神性的未来。”(6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个未来已可预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前言》篇幅最短。凡登布鲁克强调了这部著作的史诗性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史诗展现了一切黑暗性的和具有推动性的内在力量”(67)，也呈现了“俄罗斯对前方道路的探索”(68)。在这部小说中，凡登布鲁克认为自己不仅看到了斯拉夫民族的生活全景，也体验到了充满宗教意味的“永恒”(69)。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只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写作计划的一部分，还未触及作家所处时代潜在的现实冲突。他在1881年的突然去世向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凡登布鲁克在此援引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并非偶然，因为他身处其中的现实尚未终结，《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残缺，意味着俄罗斯未来的开放。
《〈死屋手记〉导言：论西伯利亚的可能性》专注于俄国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差异。凡登布鲁克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死屋手记》时的立场为泛斯拉夫主义，他想塑造的形象是地道的俄国人，而非未来的西伯利亚人，但这部著作实际上却构成了“第一部西伯利亚人人类学和心理学档案”(70)。凡登布鲁克认为，民族是一种能够创生文化的“灵魂的权力”(71)，西伯利亚人就是这样一个潜在的民族，它可以产生出独立的文化形态。尽管俄国给西伯利亚地区带去了斯拉夫文化，但却无法掩盖西伯利亚地区的独特性，它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洲，它是一个“自主的权力”(72)，能够汇集一切足以倾覆俄国的革命元素。(73)俄国对未来的贡献主要是内在性与宗教性的，而西伯利亚则可创造出充满生机的“生命、事业、劳作和一种可能十分重要的文化”(74)，俄国应为西伯利亚人的民族发展提供空间。
《〈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导言：论俄国式的幽默》一文区分了幽默与讽刺(Satire)，讽刺侧重批判与攻击，幽默则意在和解(Vershnung)。在凡登布鲁克看来，西欧诸民族的幽默更接近带有批判性的讽刺，而斯拉夫式的幽默反而更贴近幽默的本意。德国人通过“意识和斗争”(75)与世界和解，俄国人则选择通过幽默，即使在被迫进行讽刺之时，他们也会立即为自己的讽刺表示歉意，因为剑拔弩张不符合他们内在的善良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包含讽刺性元素，但就根本而言，他的幽默是和解式的，借助这种幽默，他经受住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在俄国造成的巨大精神分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不存在西化派还是斯拉夫派的抉择，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和解，以及现代俄国自我意识在这种和解中的形成与发展。
《〈白痴〉导言：论俄国神秘主义》一文首先界定了神秘主义(Mystik)一词的内涵。凡登布鲁克认为，神秘主义是初民认知万物本质的尝试，是人类的“始源思想”(76)(Urdenken)。在不同的文化一民族传统中，神秘主义经历了不同的转变。在佛教传统中，神秘主义演变为一种“内在性伦理”(77)(Innenethik)：在基督教传统中，它发展成一种“启示宗教”(78)(Offenbarungsreligion)；在希腊人那里，神秘主义成为“审美性哲学”(79)(
sthetische Philosophie)；在日耳曼这里，它变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战斗精神与生命智慧”(80)；在俄罗斯传统中，神秘主义体现为“感官性”(81)(Sinnlichkeit)。在以上各类平行的神秘主义亚类中，真理“以最原初的方式被启示”(82)，“世界本性”(Weltnatur)得以去蔽。“俄国神秘主义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和最高意义上的健康，它是俄罗斯本真的特性。”(83)俄国神秘主义的特质就是其“感官性”或“身体性”(84)(Leiblichkeit)。它虽尚不具备日耳曼民族神秘主义的“精神性”(85)(Geistlichkeit)，但也可在未来发展出符合自身民族特性的“内在性文化”(86)(Innenkultur)。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表达了这种俄国神秘主义，但前者的表达是无意识的，而在后者那里，神秘主义已接近“精神性”。(87)凡登布鲁克认为，在《白痴》的主要人物梅什金公爵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俄国神秘主义的真正代表。梅什金公爵是俄罗斯与基督教的融合，通过这个形象，基督教在俄罗斯传统中被“重新估价”(88)(Umwertung)，而这将为俄罗斯未来文化价值的形成奠定基础。以神秘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传统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偏重受难，另一侧面偏重攻伐；前一侧面能够整合基督教传统，比如东正教，后一侧面具有“日耳曼—西伯利亚特征”(89)。凡登布鲁克看重后一侧面，强调作为雅利安种族一支的俄罗斯应重视自己的“日耳曼—西伯利亚特征”。
凡登布鲁克的这七篇小文，与其说是小说导言，不如说是其“青年民族”理论的即兴发挥。在他看来，俄罗斯这个“青年民族”的生命力体现为一种内在而神秘的宗教性。即便彼得大帝引入西方元素，建立彼得堡这样的现代大都会，也改变不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受梅烈日科夫斯基的影响，凡登布鲁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界定为一个都市作家，认为他以一种“和解”式的幽默揭示了现代俄国内部的“东西”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盲目排拒西方，抱残守旧，他关注的是俄国宗教性未来的发展和俄罗斯民族在此宗教性之中的自我更新。凡登布鲁克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就是现代俄国的“神话”，它为俄罗斯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给同为“青年民族”的德意志作出了榜样。然而，从种族角度来看，斯拉夫种族的静寂无为使它落后于喜好攻伐的日耳曼种族，是整个雅利安种族的后进生；凡登布鲁克一方面希望斯拉夫种族学习尚武精神，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希望限制其在波罗的海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希望它返回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凡登布鲁克这些导言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内在张力，来源于他对梅烈日科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的民族主义改造，反映了他对俄国的复杂心态。
四、结语：“俄国神话”的用途及其滥用
在德语世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史中，凡登布鲁克策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影响深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90)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就陆续被译成德文，但知名度不及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德语文学批评界一般倾向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界定为左拉(
mile Zola)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把他作品中的神秘主义维度理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开化的“俄国性”。《全集》面世之后，批评界风向骤变。“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被淡忘，他的“神话”、“危机”与“宗教”转而成为魏玛共和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91)，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几乎与画家蒙克(Edvard Munch)齐名的表现主义作家(92)，声望远超托尔斯泰。
与梅烈日科夫斯基不同，凡登布鲁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没有基督教背景。他虽然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了“大都会的基督”，但关切的是这一基督形象如何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终有一天，当灾难太大、无法忍受之时，一种新的救赎形态便会为我们而来。”(93)对凡登布鲁克来说，现代人的灾难积累到一定阶段，就能逼迫救世主到来，但这个救世主绝非基督，而是能够塑造欧洲政经新秩序的政治领袖。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形象，凡登布鲁克炮制出了“俄国神话”，并以此来支撑自己反魏玛宪政的“东方意识形态”。与同时期的很多民族主义者相似，他认为魏玛共和国是以英法为代表的“外来统治的象征”(Symbol der Fremdherrschaft)，而能与“共和国”(Republik)这一法政概念相抗衡的概念之一便是“民族”(Volk/Nation)。(94)通过“青年民族”和“老年民族”这一区分，凡登布鲁克避开了凡尔赛协议确定的战后权力格局，转而从“民族价值”(Werte der Vlker)的角度贬抑英法，褒扬德俄。在他这里，德国的“东方”就是普鲁士，而“东方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德国要重新穷兵黩武，与此同时，俄国不能进行政治扩张，因为这与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利益相冲突。凡登布鲁克篡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泛斯拉夫主义，只许诺给俄国一个非政治的“精神性”的未来，因为俄国与德国虽同属“青年民族”，但“俄国神话”最终只是“普鲁士风格”的一个注脚而已。凡登布鲁克的“俄国神话”既不能证实，亦不能证伪，它发端于“民族共同体”朦胧暧昧的“审美性”，终结于邪恶的殖民扩张。与纳粹三十年代后期炮制出的关于雅利安人起源的“西藏神话”相比，凡登布鲁克的气质更偏文艺的“俄国神话”虽缺乏明确的种族主义与伪生物学特征，但在极端夸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方面却与“西藏神话”如出一辙。(95)
注释：
①凡登布鲁克著作名录参见André Schlüther,Moeller van den Bruck.Leben und Werk(《缪勒凡登布鲁克：生平与著述》)，Kln/Weimar/Wien 2010,S.405-416.
②详见本文第一部分。
③“保守主义革命”，这个被布奥耶(S.Breuer)称为“晚近意识形态史写作中最成功的创造之一”的概念，来源于瑞士政论作家、学者艾明穆勒(Armin Mohler)。1950年，穆勒在德国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保守主义革命在德国：1918-1931》(Die Konsc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Stuttgart 1950)，由此引发欧洲学界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大讨论。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增订“保守主义革命”流派及核心人物名录表(最新版为2006年版)。1967年，穆勒在联邦德国获得康拉德—阿登纳奖。以下文献仅是凡登布鲁克与“保守主义革命”研究的冰山一角K.v.Klemperer,Konservative Bewegungen zwischen Kaisereich und Nationalsozialismus(《帝国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保守运动》)，München 1957; H.-J.Schwierskott,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revolution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魏玛共和国的革命民族主义》)，Gttingen 1962; F.Stern,Kulturpessimismus als politische Gcfahr.Eine Analyse nationalcr Ideologie in Deutschland(《作为政治危险的文化悲观主义：剖析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Bern 1963; S.Breuer,Anatomie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保守主义革命的解剖学》)，Darmstadt 1993; Chr.Gartska,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ock und die erste deut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Dostojewskis im Piper-Verlag 1906-1919(《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皮普出版社首部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06至1919)》)，Frankfurt 1998; B.Petzinna,Erziehung zum deutschen Lebensitil.Ursprung und Entwicklung des jungkonservativen,Ring"-Kreises(《通向德意志生活风格的教育：青年保守主义“社团”－圈子的起源与发展》)，Berlin 2000; R.Woods,Nation ohne Selbstbcwusstsein.Von der Konservativen Revolution zur Neuen Rechten(《没有自我意识的国家：从保守主义革命到新右翼》)，übers.v.W.Sievers und H.Siefken,Baden-Baden 2001; G.A.Balistreri,Filosofia della konservative Revolution: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保守主义革命的哲学：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Milano,2004.
④“Jungkonservativismus”一词也可译为“新保守主义”，但这种译法既体现不出“Jungkonservativismus”与七十年代以降左右美国内政外交的“新保守主义”(Neokonservatismus)的根本差异，也无法凸显该词在“Jung”(青年)和“Konservatismus”(保守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
⑤这三部专著分别为André Schlüther,Moeller van den Bruck.Leben und Werk(《凡登布鲁克：生平与著述》)，Kln/Weimar/Wien 2010; C.Kemper,Das＞＞Gewissen＜＜1919-1925:Kommunikation und Vernetzung der Jungkonservativen(《1919至1925年间的〈良知〉周报：论青年保守主义者的交流与联络》)，München 2011; V.Wei,Moderne Antimoderne.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Wandel des Konservatismus(《现代式的反现代：艾图缪勒凡登布鲁克与保守主义的转变》)，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2012.
⑥A.Mohler,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保守主义革命在德国：1918－1931》)，2 Aufl.,Darmstadt 1972,S.138ff.
⑦Moeller van den Bruck,Das dritte Reich(《第三帝国》)，Berlin 1923,S.201.
⑧Wei 2012,S.28f.保守主义与启蒙思想的争辩迫使其必须采用理性论证的方式表达非理性的思想质料，这导致启蒙的思想质素成为保守主义的内在环节，也促成了保守主义试图保存的“前现代遗产”的现代转型。关于这一论点的经典表述参见K.Mannheim,Konservatismus.Ein Beitrag zur Soziologie des Wissens(《保守主义：论知识社会学》)，hrsg.v.D.Kettler,Frankfurt,1984; M.Greiffenhagen,Das Dilemma des Konservatismus in Deutschland(《德国保守主义的两难》)，Frankfurt,1986.
⑨这种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强调，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洲新右翼(Neue Rechte)重新认同凡登布鲁克的重要原因，参见R.Woods 2001,S.173ff.
⑩参见Schlüter 2010,S.293ff.
(11)A.a.o.,S.294.
(12)M.v.d.Bruck,Das Recht der jungen Vlker(《青年民族的权利》)，München 1919,S.24.
(13)A.a.o.,S.25.
(14)A.a.o.,S.42.
(15)A.a.o.,S.24.
(16)凡登布鲁克对俄国的描述时常前后矛盾，他既称俄国为“青年种族”，又称其为“青年民族”。在他的理解中，种族(Ranse)从发展阶段上要低于民族(Volk)。
(17)Bruck 1919,S.18.
(18)A.a.o.,S.27.
(19)M.v.d.Bruck,Das preuische Stil(《普鲁士风格》)，München 1916.
(20)Bruck 1919,S.27.
(21)A.a.o.,S.101.
(22)M.v.d.Bruck,Der Aufbruch nach Osten(〈启程前往东方〉)，in:Der Tag(《时日》)(03.04.1918).
(23)Ebd.
(24)Ebd.
(25)比如普鲁士曾把如今归属于俄罗斯的柯尼斯堡(Knigsberg，即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定为普鲁士的政治中心。参Schwierskott,S.132f.
(26)A.a.o.,S.26.
(27)例如他抵制俄国的扩张，坚信其波罗的海省应归属德国，参见Schlüter,S.268f.
(28)M.v.d.Bruck,Rechenschaft über Russland(《解说俄国》)，hrsg.v.H.Schwarz,Berlin 1933,S.185f.
(29)Gartska 1998,S.116f.
(30)该书写于1899至1901年，早在1903年就被译成德文，对当时的德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参见D.Mereschkowski,Tolstoi und Dostojewski als Menschen und Künstler.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ihres Lebens und Schaffens(《作为人和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生平与创作的批判性认可》)，übers.v.C.v.Gütschow,Leipzig 1903.
(31)该集会1903年被俄国东正教会取缔。
(32)魏斯(Wei)认为，凡登布鲁克在易卜生的话剧《国王与加利利人》(1873)中发现并接受了“第三帝国”这一观念，参见Wei 2012,S.176ff.
(33)一战前后，“第三帝国”这一概念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的宪法意义，这个概念几乎是反对凡尔赛协议、高扬德意志民族权利与抵抗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斗争口号。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一书也正是在此语境中使用这个概念的。纳粹时期。该书被一些纳粹高官视作为其扩张侵略政策张目的思想先驱，一时臭名昭著，但后来因其亲俄的“东方意识形态”与纳粹的敌俄政策格格不入而遭抛弃。
(34)Bruck 1933,S.43.
(35)A.a.o.,S.48.
(36)A.a.o.,S.71.
(37)Garstka 1998,S.57.
(38)1879年10月31日，莱因哈特·皮普出生于德国麦克伦堡地区(Mecklenburg)的小城苯兹林(Penzlin)。莱因哈特·皮普幼年生活环境优越，其父奥托·皮普(Otto Piper)曾官至苯兹林市市长。小皮普少年时期便对出版活动产生浓厚兴趣，在柏林和巴黎的数年游学过程中，他结识了诸如阿诺·霍尔茨(Arno Holz)、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以及理查德·德默(Richard Dehmer)等一批青年作家，这为其日后自立门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4年春，年仅二十四岁的莱因哈特·皮普(Reinhard Piper)在慕尼黑创立皮普出版社(R.Piper & Co.)。1912年，三十出头的皮普联合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弗兰茨·马克(Franz Marc)，策划推出了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深远的《蓝骑士年鉴》(Der Blaue Reiter，汉译亦称“青骑士”)，由此皮普在德国出版界声名大噪。皮普在创社初期就十分关注俄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梅烈日科夫斯基、亚历山大·伊利亚斯贝格(Alexander Eliasberg)以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jew)的部分著作1910年之前就已通过皮普出版社面世。参见Garstka 1998,S.55ff.
(39)A.a.o.,S.73.
(40)H.-G.Gadamer:Selbstdarstellung(〈自述〉)，in:Gadamer-Lesebuch(《伽达默尔读本》)。hrsg.v.J.Grondin,Tübingen 1997,S.4.
(41)该全集的部分著作包含两卷甚至三卷，二十二卷为总卷数。
(42)Garstka 1998,S.72ff.
(43)凡登布鲁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不熟悉，除了阅读德国当时其他一些译本之外，他主要通过伊丽莎白的翻译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
(44)比较Garstka的分析，a.a.o.,S.83ff.
(45)F.M.Dostojewski,Die Dmonen(《群魔》)，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6,S.VII.
(46)Ebd.
(47)Ebd.
(48)A.a.o.,S.VIII.
(49)A.a.o.,S.IX.
(50)A.a.o.,S.IX.
(51)A.a.o.,S.Xff.
(52)A.a.o.,S.XIII.
(53)Ebd.比较凡登布鲁克对未来主义(Futurismus)的关注，参见Wei 2012,S.151f.
(54)A.a.o.,S.XIV.
(55)F.M.Dostojewski,Aus dem Dunkel der Grostadt(《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7,S.VII.
(56)A.a.o.,S.VIII.
(57)A.a.o.,S.V.
(58)A.a.o.,S.XIIIf.
(59)A.a.o.,S.XIV.
(60)A.a.o.,S.XV.
(61)A.a.o.,S.XVII.
(62)A.a.o.,S.XVIII.
(63)Ebd.
(64)F.M.Dostojewski,Rodion Raskolnikoff(Schuld und Sühne)(《罗亭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8,S.V.
(65)A.a.o.,S.XV.
(66)A.a.o.,S.XVII.
(67)F.M.Dostojewski,Die Brüder Karamasoff(《卡拉马佐夫兄弟》)，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8,S.XIII.
(68)Ebd.
(69)Ebd.
(70)F.M.Dostojewski,Aus einem Totenhaus.Aufzeichnungen(《死屋手记》)，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8,S.XIV.
(71)A.a.o.,S.VII.
(72)A.a.o.,S.XIII.
(73)Ebd.
(74)A.a.o.,S.XIII.
(75)F.M.Dostojewski,Das Gut Stepantschikowo und seine Bewohner(Aufzeichnungen eines Unbekannten).Homorischer Roman(《斯杰潘契科沃庄园及其居民(无名氏手记)：幽默小说》)，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9,S.VIII.
(76)F.M.Dostojewski,Der Idiot(《白痴》)，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8,S.V.
(77)A.a.o.,S.VI.
(78)Ebd.
(79)Ebd.
(80)Ebd.
(81)Ebd.
(82)A.a.o.,S.VII.
(83)A.a.o.,S.IX.
(84)A.a.o.,S.VII.
(85)Ebd.
(86)A.a.o.,S.X.
(87)A.a.o.,S.XI.
(88)A.a.o.,S.XIV.
(89)Ebd.
(90)比如《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几部小说在1889年之前就被译成德文。
(91)M.Schult,Im Banne des Poeten.Die theologische Dostojevskij-Rezeption und ihr Literaturverstndnis(《在诗人的魔力之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学式接受与其文学理解》)，Gttingen 2012,S.65ff.
(92)参见Th.Kampmann,Dostojewski in Deutschland(《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Münster 1931.
(93)F.M.Dostojewski,Aus dem Dunkel der Grostadt(《来自大都会的黑暗处》)，übers.v.E.K.Rahsin,München 1907,S.XVIII.
(94)Breuer 1993,S.80ff.
(95)冷战过后，一些欧洲新右翼试图重拾凡登布鲁克的“东方意识形态”，宣扬极端民族主义，自误误人，参见G.Rohrmoser/A.Frenkin,Neues konservatives Denken als berlebensimpemtiv.Ein deutsch-russischer Dialog(《新保守主义思想作为幸存的命令式：一次德俄对话》)，Frankfur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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