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会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没有进入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更没有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以学习和仿效西方为手段，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过程。为了与新中国建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加以区别和比较，学术界将之称为早期现代化。早期现代化屡遭挫折，最终并未达到理想境界，但它毕竟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对传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影响及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期现代化的一项突出的内容是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教会大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创办有着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教会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却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本文试图探讨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为当前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建立了高效率的学校管理体制，设置了综合性的院系机构，同时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系科，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
教会大学从设立之初即注意借鉴和移植西方大学中先进的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管理体制，其特点是简洁、精干、高效、有序。燕京大学的管理体制由美国托事部、学校董事会和校务机构组成，实行校长负责制。齐鲁大学由参与办学的圣公会、浸礼会等14个外国差会联合组成理事部，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并在纽约和伦敦设立分部。理事部主要负责对齐鲁大学进行宏观管理，并提供一定的办学经费。在中国国内则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任命的校长，负责主持学校的日常事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管理体制也十分严密，除设在国外的管理机构外，该校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其成员大部分是美以美会福建分会的成员。董事会负责学校经费的筹划、管理、使用；校产的保管；经费的预决算及其审核；选定校长（院长），在董事会之下形成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和系务会议以实施专门管理。沪江大学的最高机构是美国浸礼会的“创办人会”，下设校董事会。校董事会有权任免校长、会计和其它行政人员，校长为当然董事，但无表决权。
以往一些学者从隶属关系方面来看待教会大学的管理体制，因而认为这种体制盘根错节，较为复杂。事实并非如此，以圣约翰大学为例，其对美国圣公会的隶属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美国圣公会主教院─—差会部─—创办人会─—上海教区─—校董事会─—校务委员会─—校长。隶属层次虽然很多，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实际发挥作用的仅是创办人会、校董会和校长。由此可以推断，一般教会大学从表面上看，管理层次较多，但实际发挥作用的只有几个层面，而且分工比较明确，各司其责。各机构人员不多，比较精干，有的一人兼任几项工作，避免了互相推诿和扯皮现象的发生，这些都是教会大学在管理方面的共同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教会大学还继承了近代欧洲大学的自治传统，鼓励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等设立了教授会，经选举进入教授会的成员均有同等发言权、表决权。教授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学校的重大事务提出处理意见。一些教学大学还有意识地吸收学生代表担任学校专门机构或社团的负责人。师生的参与有助于大学自治原则的顺利实行，从而使这种管理模式相对于旧式管理模式而言，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和系统性。
教会大学一般由若干学院组成，学院下面又设有一批系科，这种设置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整体性，而且专业性较为突出，便于管理和人才的培养。这种体制的形成经历了由初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这样的一个过程。初期，多数教会大学的规模不大，基本按科类划分教学单位。此后，随着教会大学的世俗化、专业化、正规化程序的加强，系科机构得到升格，演变为院系机构。圣约翰大学原先只是一所教会办的书院，设有国文部、神学部、医学部、英文部等，规模较小，仅有预科和正科两个教育层次。从1905年起，该校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条例组成完全大学，设置文、理、医、神四个学院，次年在华盛顿注册，遂成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均授予学位，可直接升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
多数教会大学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由系科设置向院系设置转化，这既与教会大学本身发展的要求和阶段性有关，也与当时国民政府加强对教会大学的管理有密切关系。1927年春，东吴大学对本校体制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将原有的文科、理科和法科升格为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文学院设英文、中文、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系，理学院设生物、化学、物理等系，学制均为四年。法学院设法律系，分日校和夜校授课，日校学制四年，夜校学制五年。沪江大学于1929年向国民政府正式立案后，在原先理科、文科、国文专修科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30年代初，华西协合大学在文科、教育科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学院，在理科的基础上建立了理学院，在医科和牙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医学院，师生人数逐年增加。
院系机构的设置和完善，使教会大学形成了层次分明，专业分工明确，管理体制严密，教学组织相对合理这样一些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大学能够从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出发，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集中优势力量，办好一些富有特色的院系及专业。教会大学从2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审时度势，从传统的重视人文科学向重视理工和职业技术性学科转变，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院系和专业。圣约翰医学院、东吴法学院、沪江商学院因办学质量高，适用性强，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设在上海的东吴法学院因声誉日隆，规模一再扩充，竟至超过苏州东吴大学本部(1930─1931年度，东吴法学院共有学生594人，同期的东吴大学本部仅有450人)。金陵大学重视农科建设，从1930年起将农科改为农学院，设有农艺学系、森林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教育系、农业专修科以及农艺研究所、园艺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在农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培养了许多农业人才。燕京大学新闻系和社会学系也是在旧中国高教界享有声誉的系科，新闻系以实践性著称，社会系则以理论性见长。上述表明，教会大学十分注意在融汇中西高等教育之优长的同时，引进和建设新学科。
在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方面，教会大学起了先行者的作用，其管理体制完善，院系设置合理，学科特色突出，较当时的国立大学略胜一筹。另外，在将西方大学先进的办学模式移入中国后，能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能力加以适当调整，并不断强化质量意识，促使一些系科逐步上规模、上档次，成为该大学乃至高教界的代表性学科。这些，无疑是可取的。
二、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教学、研究、推广三者的结合，并将之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而具有了培养人才、发展学校、服务社会的功能，促进了高等教育职能的早期现代化。
（一）教会大学将教学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给予极大关注。
还在19世纪末，刚出现不久的少数几所教会大学便十分注意引进西方大学的教学标准，注重设置较为齐全的课程，力图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形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教会大学的教学内容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在教学上注重直观，通过模拟练习、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习惯。燕京大学要求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各一门，并允许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其它门类的高级课程。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同样必须要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关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在具备广搏的知识之后，方可用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程。为了保证学生选课的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司徒雷登要求学校每年出版一本《课程一览》，介绍课程的内容，上课时数和学分数，并列出选读高级课程所需的预修课的内容。学生在参考《课程一览》，初步选定自己本年度或学期所要学习的课程后，要面见系主任，由其审查批准。东吴大学理学院要求学生必须选定一门主科，一门副科，只有读完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该院尤其注重基础课教学，各系的基础课都由系主任或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主讲。此外，十分强调实验，要求每个学生每周应完成一至二个单独实验，并写出实验报告，提前完成规定的实验者，可以申请增加补充实验。金陵大学在教学中以启发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同时要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各系科教授都十会注重社会实验和调查实习。如分析化学实习，除专门的教师负责辅导外，一些教授还经常到实验室，结合实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现场教学辅导。农经系的一些教授虽年逾花甲，仍不辞辛劳，骑着自行车到乡间进行实地教学。
重视实践，培养动手能力同样是之江大学教学工作的主要侧重点。该校工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便每周都安排一定时间有步骤地进行木工、缎工、铸工、钳工等不同工种实习。机械系和土木系的学生也都根据教学计划进行各种实习活动。该校商学院与银行、进出口商、工厂企业、会计事务所建立联系，安排学习，以期达到理论与实务并重的目的。教育系多年来都开设民众夜校，广泛传播文化。
教会大学还十分注意教学内容的现代化，这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的先进性和适用性方面。创办于1928年的齐鲁大学经济系，将课程分为三组：甲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政学法令、西洋经济学说史、苏联经济建设研究、《资本论》研究等；乙组课程有普通快计、高等统计、高级会计、审计学、成本会计等；丙组的课程有工商管理、合作经济、银行实务、财政学、财务行政、国际贸易与经济学等。这些课程不但实用性强，而且贴近社会的实际需要。东吴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则具有中西法学沟通、中国法与英美法并重的特色。在5年的学习时间里，学生除了学习中国宪法、中国司法组织、中国民法总则、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公司法、中国票据法、中国劳工法、中国继承法等中国法学理论外，还要学习罗马法、英美刑法总则、英美民法总则、英美诉讼法等西方法学理论。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既介绍英美等国的案例，也注重分析中国的案例，避免了照搬欧美教学模式的弊端，这无疑是可取的。
另外，教会大学普遍重视英语教学，这也是其教学方面的一大特色。据曾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先生回忆：教会学校重视英语，这对教师、学生都一样。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5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除去国文，中国医史等课程不能不用中文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都要求采用英语。一些教会高等教育家还提出要对英语教学进行改革，让学生确实生活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并且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种双语教学模式突破了早期传教士狄考文、谢卫楼等人的思想影响，在加强中国文史学科建设的同时，也注意营造西方文化的环境。
总之，教会大学十分重视教学活动，并且有一套严密又相对稳定的教学制度，在学制、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其客观效果也是明显的。
（二）教会大学重视科研，在完善系科的同时，增设了一批研究机构，除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外，还发动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研究。
教会大会很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金陵大学农学院将半数经费用于科学研究，研究的范围涉及农业科学的各个方面。抗战期间，该院组织有关系科的教师对水稻的选种、栽培、防霉、加工、贮藏、运输等问题进行联合研究，项目达数百个。同时，在农业生产方式、农场经营、改良土地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华西协合大学农业研究所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农艺、园艺、家畜进行广泛的研究，在小麦杂交育种试验、蔬菜采种、牛羊的人工授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关注。
除自然科学的研究外，教会大学还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宗教、考古学、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取得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边疆研究所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演讲会、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形式，展示了边疆地区瑶民、羌民、藏民的风俗习惯及边疆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东吴大学的师生充分利用教会大学所具有的某种独立性，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教育、家庭改革和妇女解放等问题，还对苏南近代社会、苏南工业的兴衰、中国农业的破产、童工和女工、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卓有成效的社会科学研究，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三）教会大学普遍重视推广工作，不少教会大学设立了推广机构进行具体实施。
推广的含义较为宽泛，各教会大学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各有侧重，很难用一个尺度加以衡量，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普及知识，推广文明和卫生习惯。不少教会大学组织学生深入附近的工厂和农村，开展扫盲活动，进行知识的普及。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师生每逢星期日都到周围农村的学校担任义务教员。该校还组织师生开设少女识字班、贩童夜校、工童夜校、青年男子失业成人班、家庭妇女进修班等，受到社会的好评。沪江大学于1913年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了“沪东公社”，为工人区的儿童开设日校，举办职工夜校，建立阅览室，组织妇女识字班，广泛普及教育。1919年，又在工人区开办医院和诊所，配有外国医师，并兼事卫生常识的宣传。这种类型的活动，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及其子女的知识水平和卫生状况，也有助于文明习惯的培养，对社会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推广先进的科研成果。金陵大学于20年代曾培育出数十个小麦、棉花、大豆的优良品种，鉴于农民一般怕冒风险，不敢采用新品种，该校农艺系的师生多次到乡村进行推广新品种的工作。抗战初期，该校还在四川省温江县开展优良种子、化肥、农药、新型农具的推广工作。岭南大学农科成立了推广部（后改为劝农部），通过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等方式，推广农业科研的成果。齐鲁大学于30年代在山东青州、潍县等地建立了农业改良推广实验站，向当地农民推广高粱、烟草、水果等方面的优良品种。
推广社会实验和改良的模式。1928年，燕京大学在北京东南的清河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于1930年正式成立了清河试验区。燕京大学在该试验区内，从经济、社会、卫生等角度，探讨中国农村建设的普遍方法和途径，并获得了一批成果。3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还联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等单位投入大批人力在山东济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教会大学的推广工作因条件所限，无法大规模开展，推广工作的效果和作用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这样做有利于将教学与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促进大学所在地生产力的局部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教会大学注意将教学、研究和推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采取各种手段避免这三者分离。这种体制的实行使教会大学与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从而具有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功能，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职能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使自身走出象牙之塔。
三、教会大学在宗教信仰、思想观念、师生关系、社团活动等方面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从而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标榜教育民主，倡导学术自由是教会大学的突出特征，也是其对高等教育早期现代
化的重要贡献。
教会大学是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产物，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是，由于其主持人依据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注意营造某种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闭落后的大环境中，教会大学又是一个思想上相对自由，文化上相对开放的场所。
允许学生具有自由信仰宗教的权利。司徒雷登指出：“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宣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9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反映出具有民主思想的新一代教会高等教育家的普遍心态，也是他们为适应在中国社会生存而采取的重大的策略性转变。这一转变的直接效果是，教会大学当局不再对学生施行强制性的宗教训练，入教与否完全取决于学生个人的意愿，许多教会大学学生中教徒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本世纪初教徒占全部学生数的1／3，30年代降至1／4，到40年代末只有不到1／5。从全盘实施宗教教育到世俗教育占居主导地位，表明教会大学当局对教会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仅仅局限于培养信徒和教牧人士，而开始将按教会的意愿改造中国社会，培养未来的领袖人物列为首要任务。
实行思想观念上的兼容并包。西方的科学民主意识在教会大学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各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也获得传播的条件。燕京大学经常邀请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到学校发表各种见解，胡适在这里发表过“读书救国”的演说，梁漱溟在这里不遗余力地鼓吹过“乡村建设”，李达宣讲过“唯物辩证法”，吴晗也在这里揭露过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有人曾不无夸张地说，在一些教会大学里，只要你愿意，既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既可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也可以鼓吹“三民主义”。从客观效果考察，这番言论多少反映了教会大学所特有的宽松的一面。另外，“外国大学”这块招牌起的特殊保护作用也使教会大学的师生在历次民主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师生关系较为平等。教会大学注意营造所谓“大家庭”气氛，强调在学校里，师生间的关系应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以分享团体生活的乐趣，一些教会大学学生回忆道：每年的愚人节，不论谁都可以和校长、教授们开个大玩笑，有的近乎于恶作剧，但校长和教授们并不恼火，有如家庭长者面对淘气的孩子一样，一笑了之。师生之间的感情也较为深厚，吴雷川、许地山等一批知名的教会大学学者受到学生们的尊敬，时隔几十年，仍有不少当年的学生撰文追思他们的学识人品，笔端充满浓浓的感情色彩。
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在圣约翰大学，各种社团都定期组织活动，如莎士比亚研究会、军乐会、益智会、摄影会、美术研究会、歌咏会，以及各种联谊社、小型同乡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燕京大学的社团活动亦十分频繁。仅在文学艺术方面，便有文学研究会、北极星社、燕京生活社、燕京文摘社、星火社等多家社团开展各种活动。燕京大学还设有团契，这原是一种带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学生组织，参加者互称契友，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同时也为男女学生提供交际、活动的机会，以增进个人品德修养，丰富学校生活的内容。社团的构成或以地域关系相接纳，或以思想吻合而汇集，或以学识相近而组织。社团的存在，是教会大学的一大特色，既活跃了气氛，也有助于维系学校的稳定。
此外，教会大学的体育活动非常活跃，竞技水准较高，由教会大学学生组成的各种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的一些大赛中屡屡获得好名次。
相对宽松和谐的环境，使得教会大学的学生们在校期间视野开阔，关心时政，探讨学术，并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四、教会大学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笃实的学习精神，严格考评制度，实行奖优汰劣，促进了学风建设的早期现代化。
教会大学较之国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更为注重良好学风建设，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使所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立足，进而以良好的形象，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严格考评制度，对生员不断进行淘汰，是形成良好学风的重要步骤。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规定，凡预科学生，如果化学、物理、生物、英文四门主科中，有一科不及格，不能升入医科和牙科。医科和牙科的正科学生在第一学期学习这门主科时，如果有两门不及格不得升级。正科二年级学生在所学习的6门课中，如果解剖课不及格，不得升级。还规定，正科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必须分别进行15门课程和10门课程的考试。之江大学实行严格的考试评分制度，学生缺课超过一定的时数，既不准参加这门课程的学期考试，不给学分。该校考试次数频繁，在平时作业和测验之外，每学期还统一排定全校性的小考2次、期考1次。每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小考成绩、期考成绩3项平均加以计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重视通过考试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考试管理也较严格。考试分平时考查、月考、期考三种。平时考查主要是笔答或口答，教师视需要，不定期进行；月考每学期三次或四次，于该科授课时间内举行；学期考试于期终进行。每月成绩以一月内之平日成绩及月考成绩合并平均之，学期成绩在60分以下者予以留级。震旦大学实行周考、月考、学期考和年考的多级考试制度。年考中最为典型的是证书考试，按规定，学生在某项课程第一次考试不合格时，可补考，补考再不及格则需留级。考试一般采用笔试和口试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试卷由两名教授分别阅卷评分，口试则由3人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分别考问。华中大学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新生入学后立即举行分班考试，经过两年学习后，还要通过一次中期考试，毕业前夕再进行一次对主修课的总考试。同时，要求用一年的时间撰写毕业论文，即使总考试成绩合格，论文没有达到规定的水准，还是不能毕业。
此外，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对考试也都非常重视。虽然各校采取的考试方式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通过考试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淘汰。金陵大学各院系每年录取的200余名新生中，在经过四年学习后，能够顺利毕业的仅100人左右。华中大学每年都有部分学生因未能通过中期考试而被迫留级。不少教会大学学生因学习成绩差而被迫退学。据统计，仅1937年，就有43名燕京大学学生因成绩欠佳而被劝退。与此同时，教会大学普遍对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给予各种奖励。如发给高额奖学金、毕业留校任助教、优先选派出国留学等。
教会大学重视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严格考评，严格淘汰的结果使学生对学习不敢掉以轻心，有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也有助于高质量人才的培养。
五、教会大学突破传统办学模式的局限，通过校系间的联合办学，以克服自身办学条件之不足，提高了教育水准，其成功的实践为现代大学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早在本世纪初，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就以各种方式呼吁通过联合办学，扩大教会总体办学的规模。一时间，教会在沿海地区创办的书院便纷纷联合起来，朝着建设完备大学的方向发展，这是教会学校系统内部最初的联合举动。其标志是由分散到统一，由普通教育向高等教育发展。这样做，促成了教会办学层次的提高，增强了教会办学的能力。时隔数十年，到了抗战时期，教会大学在战乱频仍，学校所在地遭受沦陷，被迫辗转播迁的严峻形势下又一次联合起来。其表现形式是，各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但自成系统，拥有完全的独立性，这与早期教会学校的联合办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相继撤退到成都华西坝，为适应战时需要，与设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进行联合办学。与此同时，之江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以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一部分师生在上海租界实行联合办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辗转到达福建邵武，借用战时协和大学的校舍上课，并和协和大学互选课程。此后，之江大学再迁至重庆，与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联合办学。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留在上海的一些教师于1943年秋合办了华东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商、教育五个学院，借用一些中学的校舍上课。
这一时期，各教会大学之间的协作大致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
随时磋商以协调各校间的关系。各大学都有悠长的历史、独特的校风，在组织、编制、教学、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各自的特点。为了做到既协调一致，又能各抒所长，教会大学间经常举行各种定期会议，进行磋商和协调。以在成都华西坝的几所教会大学为例，每周各校校长都要举行一次例会，对行政、财务、教职员待遇等问题作出共同决定。每月各校的教务长和注册主任还要聚在一起会商关于课时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各校的训导长也定期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在磋商中谋求友好协作，使得各校关系融洽，没有发生明显的冲突和摩擦。
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跨校系自由选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由各大学分工开设，规定各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必须参加联合举行的统一考试，不合格者令其转学，各系高年级的课程则按专任教师的特长分工开设，如经济系的课程分别由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开设。具体分工为：华西协合大学负责开设高级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政治学、经济地理、经济思想史等课程；燕京大学负责开设工商管理与组织合作、国际投资、保险学等课程；金陵大学负责开设政府会计等课程。各校相互承认学生选读的学分。
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均由各校调剂解决，并按选读学生人数付给对方一定费用，教学场所也由各大学协调安排。
联合举行毕业典礼。从1938年至1940年的3年间，迁入上海租界的各教会大学每年6月下旬都在上海的大光明戏院举行“华东基督教大学联合毕业典礼”，参加的有各校毕业生、校长、董事、教职员、来宾等，由各校代表分别授予学位。这种毕业典礼气氛热烈，影响深远，向人们展示了教会大学之间的良好协作精神，是当时上海地区的一件盛事。
联合办学使各校在办学规模、教学、科研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在成都华西坝的各教会大学学生人数普遍比联合办学前增多；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各校还增设了一批系科。更值得一提的是，各校师生由于朝夕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既增进了友情，也扩展了知识。
战时教会大学的合作办学，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做法，但开创了大学间联合办学的成功范例，这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进程和发展趋势无不受到本国内部因素和世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而最初的现代化挑战则来自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社会的变革，包括高等教育的变革，都是以西方为样板的，是在外力的刺激和挑战下的一种自然、本能的回应，其间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教会大学进行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传统的教育制度和育人模式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教会大学，因此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被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特有的历史现象。但是，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也受到了习惯势力的抵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国人士对教会大学本身难以产生认同感，其中牵涉到民族情感、文化差异及时代脉搏的走向。早期部分教会高等教育家力图使中国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知识界的自觉抑制。20年代中期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给了教会大学以极大冲击，这使教会大学的主持人愈来愈感到在中国创办新式大学，移植西方的教育制度是需要的，但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和需要出发，而不能完全照搬。为此，教会大学普遍进行了策略性的转轨，力图使自身朝专业化、正规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以拓展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不少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立案，在学校董事会中增加了中国董事的比例，由中国学者出任校长；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在行政管理上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管理制度，并尽力使自身在具有国际性的同时，具有较浓厚的中国色彩。这些，都使得教会大学不但走出困境而且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范畴的教会大学，对民国期间问世的国立大学模式的形成具有先导与示范的作用，其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发生影响也是势所必然的了。故此，笔者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即教会大学充当了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推陈出新的中间一环。
教会大学对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这种实际效益既为教会大学赢得了声誉，也为其进一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各个层面创造了条件。教会大学学生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且相当一部分人熟谙中西两种文化的背景，走上社会以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40余年，但它的校园、建筑、图书以及其他各种教学、研究设施，仍继续用于高等教育，它的教师和毕业生（包括中途辍学的肄业生，后者为数更多），仍然在许多大学或其他部门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工作，而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为若干领域（如农业、医学等）的领导骨干。他们不仅运用在母校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服务，而且还或多或少传存著教会大学传统校风中的优良部分。”（章开沅：《展望未来中国教会大学档案之研究方向及项目建议》，见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论文。）显而易见，教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突出成就，不但对宏观的早期现代化产生影响，而且也使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持久稳固地扮演着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先导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深远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教会大学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适时调整，通过“中国化”的进程，使自己逐步融入了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大学群体，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形象鲜明的参照系。
但是，教学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的侵略相联系的，作为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文化移植，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关系的时候，既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积极推动作用，也要认识前者对后者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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