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往前走还是消极挺下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往前走论文,消极论文,大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惟有增加财政投资才能走出通缩
《21世纪》：目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作用有，但消极作用更甚，而主张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我知道张欣教授属于支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少数派，请问您的确切理由是什么？
张欣：我主张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淡出是将来的事情，但现在，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大胆地进入，同时要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
这里，我要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追求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而非财政收支的平衡，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1990年代美国有很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对当时的美国巨大国债十分害怕，极力反对。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如Blinder持不同意见。Blinder等人认为可怕的不是巨大的国债，而是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二个误区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一定会挤掉(crowd out)私人投资。在经济萧条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还可能起带动作用(crowd in)，鼓励和促进私人投资。
我为什么说财政政策要大胆地进入呢？现在大家看到某些宏观经济的问题就感觉害怕，像财政赤字的增加，政府投资中的腐败、政府债务负担等等。但我想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产生经济萧条和失业，这样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更大。
中国现在有大量的银行储蓄没有地方可以运用，而且私人投资也没法启动，出口要依赖外国，而国际经济环境也不是太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投资。
这里确有一个“破窗”理论。好端端的窗户被人为地打破了，表面上看是经济被破坏了，但破了可能比不破更好。因为好端端的窗户底下是闲置的工人和没有出路的资金，这些也是浪费；但当你开始“修窗”时，加上它的乘数效应，就把原来的闲置的生产力（人力和资金）利用起来了，就会创造出比“破窗”更大的价值。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
《21世纪》：我们希望知道国际上一些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与教训。
张欣：以美国为例，1990年代老布什政府面临经济萧条，当时一些学者根据凯恩斯理论提出建议：增加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老布什属共和党，他说增加政府开支就会造成大政府，这与他利用私人企业发展经济的理念相悖。而当时美国惟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利率以引导私人投资。
后来美联储连续几次降息，但是，私人投资却一直没有启动。因为，并不是降低利率就能使私人企业增加投资的。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乐观的话，他看不到市场销路，你给他提供的投资条件再好，他也还是不会投资的。尽管当时美国的投资领域开放，利率也低，但私人企业没有信心，投资一直启动不了。临到总统大选时刻，经济还是没有起色，结果老布什在竞选中输给了当时的无名之辈克林顿。
帮助克林顿竞选上台的经济学家如Blinder等人大多拜服凯恩斯主义，于是克林顿政府就实行增加财政投资的政策。结果当然有赤字，债务曾高达5万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还多。当时从上到下普遍的看法是，美国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国会为此还曾通过一项议案，规定政府必须在2000年前平衡财政坟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Blinder等人批评了这个议案，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使经济更加恶化。
试想，如果不顾宏观经济条件而强制财政收支平衡，那么，经济萧条时财政收入少了，政府相应要减少开支，这样就会导致经济更加萧条；而经济过热时，财政收入增加了，为平衡收支，政府就要多花钱，结果导致经济就会更热。这样，消极的财政收支平衡只会加剧经济波动。
Blinder等人强调，应该平衡的不是财政收支，而是要平衡总需求与总供给，这才是最终目标。如果放弃平衡总需求与总供给这个最终目标而去追求财政收支平衡，是舍本逐末。由于克林顿政府贯彻了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到1997年时经济好转，财政开始大量盈余。结果证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的。
我想再用日本的案例来说明。日本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的口号是要积极地平衡财政收支，因为当时：日本的坏账情况严重，经济泡沫破灭，汇率降低，一大堆呆坏账，政府如果再不加以支持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银行要倒闭。小泉政府要减少政府开支，美国Blinder等人就觉得这样做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坏，而日本许多经济学家、选民起初却给予小泉这项政策很高评价，小泉政府也照这样做了。结果不幸被Blinder等人言中，日本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
减少政府投资和开支而让私人企业来投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如果项目前景不明朗，看不到销路，私人企业是不会轻易投资的，这样就只有依靠政府来投资，再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这样才能把经济拉动起来。虽然，乘数效应会有所滞后，但早一步做好就不至于太被动。
政府债务再高也有办法还掉
《21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与完全市场经济的英国不同，人们不得不对计划色彩浓厚的政府投资有所警惕；又鉴于日本银行债务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人们不得不对政府债务的增加有所担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欣：我们要分清，政府赤字和私人透支有本质不同。理论上，有铸币权的政府是不会破产的，因为它可以靠印刷货币来偿还。当然，这有个限度：如果造成通货膨胀，最后使货币丧失信用，那么，这个政府就真的破产了。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中国现在是通货紧缩，并没有货币信用危机的威胁。所以，中国要大胆利用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现在借钱来刺激消费和生产，将来经济发展了，有的是办法来还钱。
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一味节省，维持低消费和低财政开支，必将造成经济上最大的浪费。像我们过去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情况下，经济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最后财政没有收入，更没有力量来还钱。而消费上的“浪费”，在特定条件下，反而是推动经济生产的。像一次性的东西在美国就很多，用了就丢掉，这看起来是最浪费的，但如果不消耗大量的一次性物品，经济就不能发展。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首先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对于消费性以及经常性的开支，如支付工资或其他退休金之类，则应有控制地增加，但是也不应否定消费性开支所引起的积极的乘数效应。生产性的投资要做，如交通、环保、水利等等，都有很多事要做，而现在中国正是融资最便宜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消费性以及经常性的开支也要投，不过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罢了。
《21世纪》：但是，考虑到各种“隐性”债务，如乡镇企业等导致的基层财政欠账、银行坏账和社保欠账等之后，人们确实对过高的政府债务有一种担心啊。
张欣：说到政府债务问题，我想，政府债务很高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它还掉。政府的生产性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等，凡是对生产力有提高的投资所导致的债务都不用怕，因为借来的钱到最后会生出更大的钱。至于还钱，可以通过改革税制进行再分配。所以，只要财政投资使生产力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上去了，就会有能力来支付，就不用怕。
我们需要对中国的政府债务有真正的认识。项怀诚部长讲，要把我们已开工的项目搞完，大约还需要一万多亿人民币，时间是两到三年。我看这一万多亿并不算很大，每年平均只有四千亿，不到GDP的8%。我们的额外储蓄远远大于这水平。也就是说，用总产出减去个人消费、出口、私人投资和一般性政府开支等等，如果我们剩下来的确实还有五千亿人民币，那么你把它借过来用掉刚好，否则这些钱放在那里也还是浪费。
从国际标准看，中国的政府债务也并不是很重，虽然我们的统计口径与国际上不太一样。再说，政府欠债与个人或企业欠债不一样，政府欠债可以用税收和货币来还的，只要不引起通货膨胀。我们要看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否平衡，如果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是平衡的，就不要怕欠债。中国现在的情况和1994年经济过热不同。现在是内需不足、通货紧缩，为了避免最危险的浪费，只有更大胆地继续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尽可能地改善政府投资的管理机制。
其实，许多情况下内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例如，债务的绝对值虽然上升了，但它占GDP的比例并未增加。另外，有一部分债务实际上并没有很大问题，因为政府有铸币税。这个铸币税是永远不需要还的，政府可以借出来而不用还。美国可以连续20年保持经常项目入超，为什么美元一直这么坚挺？因为美元被用作世界货币，通俗地说，美国靠出口美元来维持它的入超。
这种收入叫中央政府铸币权收入。它可以每年增长几个百分点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如果发的钱超过了需要，就会引出通货膨胀。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引起交易额增长，而交易额增长又引起每年10%的货币需求增长。那么，这些钱就是中国政府的铸币税收入。这是很大的一块。
外债是更要注意的。一种是主权债务，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向外国政府借钱，那最后是要还给外国的。有些是以企业名义借的，政府必须监管，因为虽然不要中央政府还，但这迟早是要用本币兑换成外币还的，所以有可能造成汇率的不稳定，这是政府实行监管的原因。
腐败与资源浪费哪一个更坏
《21世纪》：您怎么看待增加政府投资会“挤压”私人投资这个问题？
张欣：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并不一定与我们主张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方向相悖。在经济萧条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但不挤掉，反而可能拉动私人投资。
政府投资有两个意义。一是政府投资可以造成对私人企业产品的需求，二是有些项目，私人企业没有力量投或不敢投，让政府来投，这样可以带动民间投资。
有些投资不是私人投资就能简单替代政府投资的，如公共品工程；还有一些风险很大但私人不敢投的项目，像台湾的“中钢”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据“中钢”老总讲，当时政府认定建立钢铁企业对台湾经济十分重要，请私人投资，但私人觉得风险太大，不敢投，后来政府投了。事实证明，台湾“中钢”公司的建立推动了台湾私人经济在钢铁上游和下游产业中的发展。
《21世纪》：现在政府投资项目的评价似乎存在严重问题，像重复建设、效益差等等。政府到底能不能评价自己投资的项目？您怎么看？
张欣：私人企业因对商业项目的评价不当而导致一哄而上的案例，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像平面显示屏，当初在日本有20家公司投资，而到最后没有几个能活下来。虽然私人企业的转向比较快，但私人企业的亏损并不比一般政府投资项目的亏损少，他们也会犯很多决策错误，也会一哄而上。
从国外观点看，国内私人企业所投资的高科技项目，也没有几个是赢利的，而且高科技企业“套钱”行为很厉害。像一些上市公司上高科技项目纯粹是为了圈老百姓的钱。但在国外，项目失败下马快。而在国内，项目即使亏了也不会很容易下马，这样损失就会很大。当然，在宏观需求不足之时，这种损失就显得不那么严重，浪费了钱就等于“破窗”理论中打烂了玻璃。
《21世纪》：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披露，国债项目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各地方政府、大企业为争取国家投资，“跑部钱进”，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比如说一个预算10亿的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到真正施工队手里，预算可能不足4亿，即是说60%的钱被中间环节“腐败”掉了。您怎么看？
张欣：不错，政府投资中的腐败是一种浪费，但闲置资源也同样是浪费，像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就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目前，中国的储蓄太多了，储蓄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些储蓄不用掉就会使经济萧条，从而产生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要提高政府投资机制的效率，但像政府投资中的腐败，它不是新问题而是旧问题。人们总希望一个有效的私人投资来替代政府投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的燃眉之急是经济需求不足，你不能等到实现这个目标后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腐败的确是问题，但在经济萧条时期，腐败的严重性不如经济萧条或高储蓄率与高失业率的严重性，所以，中国还是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同时要改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假设我们有额外储蓄100亿。财政透支投入100亿，如果30亿被“腐败”掉了，它只形成消费，另外还有70亿。如果70亿形成某种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话，像一些道路桥梁，虽然暂时没有收益，但这也是生产性投资，若干年后肯定可以产生作用的，到时再创收还钱就是了。即使还有30亿腐败性浪费，固然不好，不过还有些乘数效应。但如果把储蓄放在银行里，让劳动力、设备闲置在那里，这也是浪费。整整100亿都浪费掉了。
腐败和浪费都是对生产性资源的浪费，但我们要看哪一个浪费得更多。
《21世纪》：现在政府有很大意向要给公务员加薪，但民间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您认为给公务员加薪会拉动消费吗？
张欣：给公务员加薪是应该的。国为中国的情况是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与他所承担的责任比起来相差很大，这其实也是孳生腐败的原因之一。但公务员薪水增加后，他的消费会增加多少还是未知数，还得看他的消费倾向。现在中产人群的消费倾向比较高，最低和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非常低。
坚信“药”不能长吃
《21世纪》：作为长期研究我国财政问题的专家，蒋洪教授怎么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
蒋洪：我赞成政府职能的范围要适当加以限制的观点。一般地说，像政府债务之类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控制，迟早要出问题。但是，我并不反对在短期内采取一些宏观政策措施、借助外生力量刺激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做法。它类似于人生了病，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功能恢复健康时，就要吃药。短期吃药可以治病，但不能长吃，否则将产生对药的依赖性，使肌体的自身功能衰退。经济也是这样。
积极财政政策这帖“药”已经吃了五年了，我相信有积极作用也有副作用，在这五年中，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现在想“淡出”，这与我的“药不能长吃”的观点是一致的。
但“想淡出”与“能否淡出”是两回事。
怎么样才能淡出？条件是要有其他的需求来替代政府支出所形成的需求。如果政府不投资，私人也不投资，就会导致需求疲软、GDP下降，失业增加，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财政政策来说，我认为仅提“淡出”还不够，政府必须拿出一整套政策措施，引导私人部门的自然需求逐步代替政府制造的需求。
但是，这些替代力量在什么地方？能否找到这样的力量？政府是否已在这些方面做好了政策准备？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
从宏观层面看，政府若想少支出的话，那么自然的逻辑就是它希望民间投资增加，希望个人消费增加。但这方面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结果可能是“淡出”谈论了一年又一年，结果还是脱不了身。
据我看，如果要激发国内的替代性投资需求，政府方面需要有配套政策。
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私人投资的市场准入要充分放开。政府既然指望私人积极投资来代替政府投资，就得放开私人投资的手脚，降低进入的门槛。给外国人以国民待遇，得首先给中国人以国民待遇。
政府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让国有资产的转让有一个适当的价格。有些原来是政府的资产现在要由私人来接盘，但现在资本市场是否有一个公平的价格？政府的资产是否以它内在的实际价值在出售？试图将自己并不怎么优良的资产高价出售给社会公众，实际上会抑制民间的投资需求。要让民间的投资来代替政府的投资，就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资本价格，不能以垄断的方式人为抬高价格，卖高价的结果自然会导致需求量的萎缩。
第三，国有资本必须有步骤地退出经营性领域，这是民间资本进入的关键。我原来想，一个项目不管谁做，私人也好政府也好，只要是公平竞争就行。但实际情况却是，只要有国有企业涉足其中，民营企业就难以处于公平竞争的位置。就像法庭上要有回避制度一样，政府要做好裁判员的角色就一定不能去做运动员，不能在经营性领域中办国有企业，已经办的要逐步退出。
总之，要想使私人投资能够代替政府投资，这三个方面都要做出努力。
在消费性需求方面，问题同样存在。消费与价格密切相关。例如住房、汽车、通讯这三样是当前人们商品消费的热点，在未来若干年内也会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方面，但我认为这些商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垄断价格的色彩。若能将其价格降下来，则一定能刺激需求。
像汽车，价格看起来是竞争性的，但其中政府的各种间接摊派成分不少。至于住房，从相对价格看，中国的住房价格在国际上是非常高的。中国的工薪阶层购买一套两居室住房平均需要约20年的工资收入，而在美国工薪阶层购买一套两居室住房平均约需5～10年的工资收入。再如通讯产品，移动电话话费一直居高不下。对于双向收费改单向收费的问题，有官员说是由市场决定。但是，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我们要看这是什么市场，是竞争性市场还是垄断性市场？如果是垄断性市场，所谓市场价格就不是合理的价格，它代表了垄断者的利益。把这种价格看成是合理的，避而不谈竞争，这种做法与市场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垄断价格。要想启动消费需求，政府政策应该是促进竞争，反对垄断，特别是由政府自己造成的行政性垄断，通过竞争来形成一个能为更多消费者所接受的价格。在启动投资方面，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只有价格合理了，人们才会愿意购买。所以，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说淡出就能淡出的，重要的是要为淡出创造必要的条件。
《21世纪》：巨额国债投资会形成大量新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是否又会有国企老问题？是否可将它们民营化？
蒋洪：我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担心就在于，政府投资可能会形成新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按以往长期的实践经验来推测，很可能在若干年后会再成为包袱。如果在某些领域中民间资本一时还没有力量进入，只能由政府来投资的话，政府最好扮演创业者的角色，投资建成进入运营阶段后，就把它卖给私人投资者。政府要做的仅仅是创业，把经营过程交给私人部门。这样发挥政府的长处（大局感比较强），避开短处（管理能力薄弱）。否则，旧包袱还没有卸完，新的包袱已在形成之中，这就给市场化改革带来新的障碍。
所以，政府最好不要介入经营性领域。如果确实要介入，我建议政府只做创业者，完成创业者的任务后就把资产转让出去。但转让价格一定要公平，否则私人资本就不愿进入。
警惕金融改革变成为国有银行筹资
《21世纪》：作为不主张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学家，蒋洪教授、袁志刚教授怎么辩驳张欣教授的观点？
蒋洪：我认为，张欣教授考虑的重点是短期问题，而我强调的是如何从长期去解决问题。从短期看，我们只能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需求，因为我们不能马上使经济的自然需求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但从长期看，我们则希望通过改革经济的运行机制，使它能够自己产生出与潜在的供给能力相适应的有效需求。
我并不反对张欣教授的观点。在经济疲软情况下，政府通过借债扩大支出、拉动需求，无疑是必要的；但从长期看，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上。我说过，在一定时间内，吃药会有助于身体恢复健康；但药切不可长期吃，长期吃会产生依赖性，抑制自身机能，药效也会减退；从长期看，最重要的是增强身体自身机能和免疫力。
我们要问：究竟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还是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经济增长？也许二者应该兼而用之，但是，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中国经济的自身机能，即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建设。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市场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当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时，如果政府又找不到其他替代性需求，我还是赞成继续由政府投资来拉动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政府的短期干预与长期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的目标协调起来。
我主张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要十分注意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调整政府职能范围，从一般经营性生产领域逐步退出，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消除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让私人部门能够产生出较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样，当经济从谷底走出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之后，我们才能指望中国经济能依靠自身的能力来保持稳定和发展，才不至于政府一撒手，经济就重新回到疲软中去。
毫无疑问，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出现不平衡之时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但我担心，现在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干预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可以不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政府制造的需求与经济自然产生的需求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浪费资源，就像张欣教授所说的有意地“破窗”，然后再去“修窗”，这确实可以拉动需求，但这种需求本身并不具有满足需要的性质，是“没事找事”。而市场产生的自然需求则不同，它是因为挡风避雨的实际需要而去买“窗”，资源真正为社会所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显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依赖那种不得已才有意制造的需求，而应该尽可能地依靠市场的自然需求。
正常的市场机制波动区间总是围绕着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而上下波动的。波动中心在平衡点上，有时需要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有时需要采取保守财政政策，这是正常的。市场再有效，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波动。但具有正常生理机能的经济可以减少波动的频率，缩小震荡的幅度。这就像一个健康人，有时难免生病，但他可以少生病，少吃药，真的要吃药时剂量也可以小一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政府干预上，迟早会出麻烦的，到那时就会很被动。
袁志刚：理论上讲，凯恩斯政策在短期内都是有效的。但是，最近美国有一个记录片，讨论从二战到现在，对比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效果。结果发现，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哈耶克的理论是对的。撒切尔夫人年轻时就因为看了哈耶克的书，并把哈耶克思想深植脑中，后来英国实施货币主义政策及英国经济的健康成长都证明哈耶克的理论是对的。
张欣：但美国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却证明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对的。
《21世纪》：前不久北大陈平教授在本报指出，企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有政府干预，要大胆利用政府力量。
袁志刚：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比较僵化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利用政府干预，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是不行的，但如果一直利用政府干预也是不行的。
关键是中国的金融改革非常滞后。我们目前可支配的储蓄额非常大，如果金融体制有效，就能使储蓄的人与投资的人有效地结合。所有的金融中介，无论是银行还是资本市场，它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储蓄起来的钱用到最有效的投资项目上。这是判断金融有效性的惟一标准。
从这个标准看，我们现在的银行是把储蓄起来的钱主要用来支撑国有企业。而对于国有企业，从项目本身看，有前景的很少。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政策失误在于，在每一阶段融资主要是为国有企业解困。这样，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成了筹资，而不是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是根本失误。
《21世纪》：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请问袁教授有什么看法？
袁志刚：我认为银行的产权改革很重要，尤其是民营银行的进入。
现在，若要启动投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非常重要，但它们与四大国有银行打交道隔阂非常多。农民要进城，制造业要发展，乡镇企业要发展，在这样一个创业气氛下，融资环境也要从小做起。
这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下，银行政策看起来很宽松，像连续八次降息，但实际上还是很紧的。银行政策一定要放松。而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也必须解决。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方向，但我们担心路会走偏：在产权多元化口号下，做的不是产权多元化（民营企业占有分量的股份地位），不是真正使政策变宽松，而是为四大国有银行筹资，就像当初股市为国有企业筹资一样。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
《21世纪》：您是说要把国有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有可能演变成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筹资？
袁志刚：对，我担心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会演变成筹资过程，最终的金融改革还是没有完成。证券市场现在要解决的还是谁能上市这样的老问题，然后是上市后：会计制度以及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现在改革似乎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说到政府负债，现在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养老保险的欠账问题。现在确定养老保险的目标模式是，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相混合。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担负起“做实”国有部门“老人”和“中人”个人账户的历史欠账。这块历史包袱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从西方国家经验看，现收现付制还是最安全的。据我看，中国要解决现收现付的赤字问题，主要依靠“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来解决，即是说要扩大覆盖面，不断把三资企业的年轻人和非正规就业的民工扩大进来。整个养老保险的出路，可行的思路是让青年农民不断进城，并不断“扩面”。
财政政策的体制影响
《21世纪》：林凌教授，您怎么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林凌：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对于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保持经济增长非常有利。1998～2002年持续5年发行6000多亿国债，并有大量银行配套贷款，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发行巨额国债带来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不但反映在财政赤字上，而且反映在体制上。
1.发行巨额国债培育出了一批新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有些与以前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些企业有了新的机制，但也有不少国有企业是过去国有体制的复制。如果不注意，将来可能出现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2.发行巨额国债继续强化了我国仍然存在的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谁是投资主体？当然国家仍是投资主体之一，但更重要的投资主体应是企业。而发行巨额国债这些年，不但没有培育出企业投资主体，反而强化了国家投资主体地位。
国债项目须由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审批，资金须由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分配，银行贷款须由银行总行批准。中央政府自己投资，自己选定项目，并由自己属下的项目咨询公司评估；各省市也是如此。这种投资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投资体制，效率甚低。
3.由于这种投资体制高度集中，而项目又有限，因而各地、各部门对项目的争夺十分激烈。自1998年始连续几年都出现了“跑部钱进”高潮，从规模和频率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1949年以来所没有的。这种体制，又像价格双轨制、利率双轨制、外贸出口许可证制、土地审批制那样，开辟了一个新的寻租、腐败渠道。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张欣论文; 财政学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