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融资渠道的多元化：背景、现状与国际经验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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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 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4)03－0058－08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正呈现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高等教育普遍处于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其内涵与外延发生变化。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普遍权利，激发了广大民众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自信心和热情。其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打破过去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一枝独秀的局面，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及来源多元化。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导致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是大学经费筹措多元化的直接诱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仅对人才培养的规格、发展速度与质量提出具体要求，知识和人才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还要求不同组织形态的大学按照公平竞争原则从市场中寻找办学经费，高等教育服务水平越来越成为大学获取各种资源的主要价值尺度。另一方面，人们生活消费水平提高亟待高等教育服务多样化及多元化，不断加速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水平。总而言之，高等教育经济属性不断显现并强化，高等教育从主要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向社会与个体目的转变，大学组织功能和职能面临变革。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理论变迁，也影响着大学与高等教育实践发展。在时代发展面前，我们需要做出新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准则，与之相回应。

       一、规模扩张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

       不可否认，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顺利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外部环境，诸如社会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及可能提供的条件，社会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期待及高等教育体制对大众化普及化的适应性，同时还包括劳动力市场吸收大学毕业生的成熟度等。

       在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除了受教育平等化的思潮影响之外，还得益于更为现实的财政基础和理论。20世纪早期凯恩斯主义主张以供给促进需求，扩大财政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保证经济增长；而且，相信“政府万能”的神话，不断强化政府公共职能，建设福利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高等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量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规模水平。70年代中期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盛行，英美等国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缩减预算开支，强调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融资以缓解支出不足。市场化收入增多，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多样化多元化成为可能。

       尽管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选择的道路不同，但经费投入水平却是制约其发展速度快慢的共同要素。这里暂不具体细分收入来源，仅选择部分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政府和民间支出所占GDP比率来作比较(如表1)。

       首先，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美国最早的殖民地学院是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建国后州立大学在政府支持下得到了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伊始，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大力投资公立大学，学校入学人数剧增，20世纪60年代以后，公立两年制学院快速增长，承担起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责任。据统计，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1931年为115.4万人，占18－24岁人口的7.4％；1956年达到291.8万人，占18－24岁人口的19.5％，进入大众化阶段；到1991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进入普及化阶段。[1]从上表可以看出，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等教育政府支出和民间支出占GDP比例最高，合计数差不多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其次，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西欧国家一直视高等教育为公共产品，规模扩张单纯依赖公立大学，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长期实行上学免费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大众化门槛前后徘徊，80年代后大学开始面向市场办学，入学人数不断增加。表1中各国政府支出比较高，为1.0左右；民间支出低，英国为0.5，德国和法国只有0.2。与此类型相似的国家还有澳大利亚。

       最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基础薄弱，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开始加大财政支出，更多的是依靠市场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吸纳社会资金和收取学费。1970年，韩国高等教毛入学率在10％以下，到1995年已超过50％，迅速跨越大众化水平，达到普及化阶段。日本则在同期内紧随其后。数据显示，日韩两国高等教育机构政府支出比例只有0.5，而民间支出比例高达在1.0～1.9，后者为前者的两倍以上。

       由此表明，高等教育经费结构支出比例与规模扩张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越高，规模扩张与发展越顺利。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水平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衡量民主与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文明与富裕程度，越来越依赖于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劳动者素质水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如何加大经费投入和支持，维持或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规模水平，成为各国政治与经济战略发展的首要目标。

       从表2所示13个国家来看，除印度、泰国、土耳其、菲律宾四国之外，其他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土耳其和菲律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超过45％，接近普及化水平。可以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后大众化时代，入学人数的高涨意味着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巨额增加。根据数据显示，1999－2009年(这里仅选择1999年、2004年和2009年三个节点)各国民间经费支出总体在增长。而且，民间支出占GDP比例越大的国家，高等教育总经费支出水平就越高，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进程明显比其他国家要快。值得关注的是西欧和北欧国家，过去它们一味依靠财政发展高等教育，现在正在面临改革。其中英国2004年民间支出所占比例为31％，到2009年已达68％，变化速度之快令人惊奇。

      

       与各国民间支出水平紧密联系的是人均GDP水平。虽然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趋缓且困于金融危机之中，但人均GDP却是稳步上升，这为高等教育民间经费支出提供稳固持久的保障。印度是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落后的典型案例，2009年人均GDP735.63美元，高等教育经费中民间支出的比重为18％，而2004年为20％，不升反降。在财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政府没能调动民间资本投入高等教育的热情，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6.23％，刚刚跨过大众化门槛。这与印度政府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愿望相去甚远。

       总之，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高低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水平紧密联系。有限的资源投入与服务需求的不断扩大是经济社会发展难以调和的矛盾，财政不可能包办高等教育，不仅在于它受到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用事业投入的挤压，更是因为缺乏竞争容易陷入低效率的泥潭。因此，引入市场机制扩大经费来源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较为理性的选择。

       二、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变化

       一方面，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巨大的在校生规模，高等教育办学成本不断上涨，单一的公共财政经费越来越难以填补大学经费不足的缺口；另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各国政府对公用事业的管理方式开始转向，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以应对经济竞争，在减轻自身负担的同时对大学实行绩效管理。大学不得不面对市场，迎合市场发展的需求，除了上涨学费之外，参与社会服务不断实质性地扩张他们的研究与发展的资金来源，加强与经济和商业领域中的密切联系来开拓多方资金来源，既谋求自身的生存条件又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

       (一)公共财政投入削减

       自规模扩张以来，财政投入一直是高等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至20世纪末期，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公共财政投入减少。从图1来看，1995～2007年OECD成员中的美、英、日、韩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中公共财政支出比例逐年整体下降。其中英国和澳大利亚下降迅速，1995年它们的公共支出分别为80％和64.6％，到2007年所占比例为35.8％和44.3％，两国中英国为甚，下降幅度在一半以上。日本、韩国和美国公共支出较为平稳，在不同年份之间所占比例有波动，保持小幅下降趋势。国家公共支出下降将使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质量下降的巨大风险，大学不得不通过缩减经费预算、裁减教师和行政人员数目、保持学费不断上涨、对海外留学生实行全成本收费等方式来填补经费不足的空间。在这方面，英国主要得益于实施学费政策，而澳大利亚则较好地开展了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美国高等教育的政府财政投入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因为它的市场化程度比较成熟，一直是高等教育多元化筹资的样板。韩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主要是利用市场融资，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来完成的，十几年公共财政投入保持在总经费中的20％左右。

      

       图1 五国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相对比例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教育概览2010:OECD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图B3.3计算。

      

       而且，政府在减少财政投入的同时，拨款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以科研服务或项目为主的竞争性经费比例在增加，以日常教学支出为主的非竞争性经费比例不断下降。这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争取财政支持面临的又一个特点。公共财政拨款方式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非竞争经费转向竞争性经费、针对学校拨款转向针对学生拨款(通过多样的奖助贷方式)。以美国为例，2000－2009年各级政府给公立大学的财政投入占总经费比例为50％弱且总体下降。联邦政府财政所占比例从11.2％上升到16.91％，处于上升趋势；相反，州政府财政所占比例从35％下降到23.9％；地方政府投入比例较小，但总体有所上升，保持在4％－7％之间。在财政性质上，联邦政府投资主要以学生资助、科研资助与合同两种方式投入高校，其中学生资助主要反映在学杂费中，科研资助与合同经费按照竞争机制进行分配，一般属于竞争性拨款；州政府投资主要教学人员工资和基本公用经费，属于经常性拨款。近年来，竞争性拨款呈上升趋势，非竞争性拨款呈下降趋势，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如图2)。在政府竞争性经费中，由于研究型大学具有更为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力量，可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从而可以得到更多的经费。一定程度上，拨款方式的改变不仅可以促进大学提高公共资金效率，也间接地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如在美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中，私立大学的数量大于公立大学，因此得到竞争性联邦科研经费的比例在公私立大学之间差异不大。

      

       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减少以及拨款方式发生变化，掩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文化或政治属性的认同度降低，对高等教育经济或产业属性的认同度增大。公共财政制度经过改革与完善而发生渐变，在注重公平原则的同时，更多地向注重效率转变。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政府不仅充当“杀富济贫”的角色，也充当“嫌贫爱富”的角色。与之肯定的行动就是把更多的经费投入给那些能够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大学、经济收益率更高的学科和专业以及学习成绩更为优秀的学生。但由此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政府受到公共经费预算的压力，不得不裁减对大学的控制尺度，大学从此获得独立生存的空间。

       (二)学费持续上涨

       美国人对公立大学有这样的信条：投资于公立高等教育，就是投资于自己，它是公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保证。大众化阶段美国公立大学的办学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但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实现教育机会的真正均等，而且使得部分学生不珍惜教育机会，导致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2]

       从表3来看，20世纪70年代大学提高学费以来，私立大学学费从1974－1975学年的2614美元增至2008－2009学年的31969美元，私立四年制学院从1954美元增至20556美元；公立大学从599美元增至7630美元，公立两年制学院从277美元增至2137美元。从学费增长率来看，1985－1995年，公立大学增长115％，私立大学增长112％；1995－2005年，私立大学增长76％，公立大学增长99％；2005－2009年，私立大学增长25％，公立大学增长28％。近十年来，学杂费收入在美国公立大学(包括公立学院)中占总经费比例保持稍稍低于20％。很明显，公私大学学费都在以较大比例增长；而且公立大学学费增长比私立大学快。

      

       在公共财政压缩的情况下，没有学费和其他自主收入，就不可能建成精英大学。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大学发展的活力，不能吸引优秀的生源、师资和社会资源，要谈提高教学和科研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美国“高学费、高补助”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公私立大学之间、大学与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之间、普通高校与职业院校之间可以同台竞争，把那些具有学习能力和天赋的学生留在校园；而且联邦学生资助包括助学金和贷款两种方式。助学金是联邦政府对贫困学生的无偿资助，其中主体部分是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佩尔奖学金)。学费补助和公开的协商机制让学费有个合理的价格底线，也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平。1997年，美国国会因为民众对学费长期攀升之状况不满，发起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全国高等教育成本委员会(NCCHE)调查大学成本和学费。1998年2月，NCCHE提交了《坦言高校成本与价格》(Straight talks about collegial costs and price)的报告。该报告针对高等教育成本、学费定价和学生资助，得出了与大多数人印象相反的初步结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们对大学学费上涨的不满情绪。[2]

       (三)其他市场化收入扩大

       高等教育经费按照提供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无偿拨款与购买产品与服务，也就是经营性和非经营性收入(大致可指政府支出和民间支出)。它们分别反映了单向转移和双向交换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指拨款、无偿资助及捐赠等；后者指大学作为生产单位提供的服务收入，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的市场化程度。那么，除了学杂费之外，其他市场化收入可具体分为私人资助与合同、捐赠基金收入、销售与服务(包括教育活动、附属产业和医院收入等)、其他收入四部分。图3显示了1981～2009年美国公立大学经费来源中各项市场化收入所占的比例及其发展趋势。私人资助与合同收入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81年所占比例2.5％，2009年为6％，已经增长了1倍；捐赠基金收入也呈上升趋势，但所占份额很有限；销售与服务类收入不断提高，从19.6％增至24.1％。在其中，医院收入能够占公立大学总收入的10％左右，具有很高的比例；其他收入在5％以下，总体增长平缓。

       美国公立大学的经费结构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变化，而且筹资渠道不断拓宽。首先，公共财政投入在总经费中所占比例下降。作为政府的财政投入，基于现代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财政理论将它视作政府向大学购买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换关系”；捐赠则被视作校友为自己的学历文凭增值所作的投资，或是企业为扩大影响获得良好声誉的投资。当然，相对于经营性收入来说，这种交换关系是隐性的、长远的，它与购买服务仍然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仍然蕴含着深刻的变化。其次，学杂费比例上升。学杂费反映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即“影子价格”，也是一种购买关系，而且受服务质量好坏的影响。最后，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其他市场化收入比例上升。这项资金不仅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且比例稳步提高，与财政拨款、学杂费收入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三、规模扩张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学生存与发展

       站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角度，市场介入高等教育领域的程度、高等教育是否相信市场、现实中高等教育融资手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规模扩张与市场化筹资背景下的公办大学，要依靠自身办学特色来筹措经费。一是大学学费提高；二是根据自身学科特点与办学特色，组建有效的科研管理与市场开拓机构，或通过竞争获得项目经费，或通过投资、销售、社会服务来扩大收入渠道；三是大学也在为获得政府的财政经费而展开质量竞争，并由此接受政府评估和公众责任。

       (一)各国大学资金开拓的经验

       公立大学经费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私立大学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和私人支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准则。但自市场化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公立大学在遭遇财政投入削减的情况，通过提高学费、科研成果转化、参与社会服务等多种途径来缓解经费不足的困境；私立大学却不断提高教学服务水平来争取政府财政项目和拨款，从经费来源渠道和比例看，两者不断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从表4和图4来看，基金和科研经费两项经费相加，2010年剑桥大学是487百万镑，占总经费的38.9％；牛津大学577百万磅，占62.8％。这两项经费政府财政投入占了很大比例。2009年密西根大学公共财政投入42％，其中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资助和合同投入28％，州政府经常性拨款14％。但三所大学以科研和合同为主的竞争性拨款都远远超过了非竞争性拨款。如果把竞争性拨款也看作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购买高等教育服务的行为，政府对大学的常规性拨款已在20％之下(牛津大学基金资助有相当部分不属于政府基金)。并且非竞争性拨款比例值在各个大学之间差异很大，牛津大学达到41％，几乎是剑桥大学的两倍。大学为争取各种资金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学费比例剑桥大学是10.2％，牛津大学为16.6％，密西根大学30％，相差也很大。在学费之外的市场化收入中，剑桥大学的比例最高，达49.6％，近经费总额的一半。

      

      

       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形势下，高等教育收费已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领域中消费者观念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是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的延伸。因为竞争的最终目的是吸引更多的顾客和资金，而效益的获得最终也必须由消费者来认可。英国《1998年教学和高等教育法案》(The 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宣布废除公费教育，政府要求每个学生每学年交纳1000英镑的学费，以后学费处于不断上涨中。目前德国的16个联邦州中对于学费的收取持有四种态度，即5个州征收学费，5个州暂不征收，4个州在施行超时学制，2个州实行自己的特殊学费政策。[3]1996年，法国大学重新开始实行学费改革。但对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收费制度，并将学杂费和注册费分开。学费比例在各国大学中不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大学融资能力高低的原因。表4中牛津大学学费比例低，就在于其强大的科研服务赢得了巨额的经费投入。

       提高市场化收入需要大学确立自主经营权，其实质就是明确投资者、经营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关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经营者的权力。在美国，2004年6月，科罗拉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霍夫曼宣布，经过多年的游说，他们终于赢得了“企业地位”，校方在提高学费和管理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2004年7月，北达科他州给予了其11所州立大学更多的灵活性，允许其在学费标准和日常管理更大的自主权；[4]在英国，2006年，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负责人罗德·巴特勒向政府要求将学费上涨，不然，学校的财务危机会继续加剧，这会影响牛津大学在世界教育界的声誉。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牛津大学只好申请加入私立大学的行列，像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校那样，向普通生收取较高的学费，来资助那些家境贫困而成绩优秀的学生。[5]大学走向市场也意味着大学理念重建，现代大学因为科研和社会服务获得合法性地位，大学与经济发生直接联系是否获得新的认同还是造成大学的堕落？因此，大学自主经营也容易受到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抵制。“由于大学由它们的传统的各系广泛岔开的领域组成，创业的行动典型地不平衡地分散在老的心脏地带。科学和技术的各个系通常首先成为创业型的，而且最为彻底。社会科学各系除经济学和商业以外，感到转变比较困难，通常落后。人文科学各系有好的理由成为进行抵制的落后者：新的经费不容易从政府的赞助者或者从非政府的赞助者那里流向它们。它们审慎地走出去，也许通过提供服务筹集资金似乎不合适，甚至降低身份。”[6]

       (二)我国大学经费短缺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起步较晚，但采取的超常规发展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大众化的历程。同时，高等教育扩招又是契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收取学费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9－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平均在50％偏强，由于扩招带来入学人数剧增，中间有个下降的过程，2005年为最低点45％，2009年达到54.1％(含基建拨款和教育税附加)；1997年开始实行收费制度后，学费逐年上涨，最近几年占总经费收入25％－35％之间，2005年达到最高点，为33.8％，与财政收入互逆。除学杂费之外，其他市场化收入所占比例徘徊在2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差甚远。而且，这些市场化收入中教育事业科研占有比例在11％－15％之间，其中很大部分也是政府项目。整个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财政拨款和学杂费呈“两极化”发展。

       大学在融资能力低下的条件下，不得不过分依靠财政投入和学费来运营。如果仅仅从经费结构比例看，我国大学财政拨款比例并不低，当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绝对量与别国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再指望政府怎样加大投入并不现实。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后，大学走上“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三级拨款”的路子，中央直属大学与地方大学之间、不同地区大学之间财政投入差距拉大。由于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大学不得不“以费养学”。其次，学费作为一项事业性收入，政府对定价严格控制，并不能真实反映大学经营中的成本与收益。不仅如此，现行学费定价存在双重“倒挂”现象：公办高校教育服务质量高但学费水平低，民办高校教育服务质量低但学费水平高；在重点院校、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三类公办高校中，高职高专院校学费均值水平最高。[7]

      

       图5 1998～2009年普通高校经费收入来源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9—2010年)数据整理。

       总体而言，高等教育经费多渠道筹资存在的问题：财政支持是“非公共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尚未建立；融资支持是“非市场经济的”，适应市场背景的融资体制尚未建立；学费支持是“非成本的”，收费制度在社会承受能力和真实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三种制度的缺失，导致高等教育的经费渠道是不确定的。[8]

       四、几点思考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以及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多渠道筹集资金成为世界大学不可逆转的潮流。相比国外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我国大学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收取学费，经费来源少且不稳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如何调整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大学与社会的发展关系，提高大学自主经营能力，开拓经费来源渠道，是当前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的课题。

       1.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市场化资金的增加，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地位将被不断强化。公立大学面貌发生变化，不仅向私立大学靠拢，而且从原来“政府组织”向“市场组织”转化。从大学办学经费来源和管理手段来看，已经很难分辨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区别，传统“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分，已经失去了原本存在的意义。而且，公私大学两分格局被打破，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大学、创业型大学等新名词走入公众的视野并为其所接受。

       2.加深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为了提高筹资能力，大学需要提高自主经营权，没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不可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没有自主经营权的大学，也不可能获得最广泛的资金来源。大学走向市场，它的组织结构与运营机制相应地发生改变。如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除了通过法人制度摆脱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束缚之外，更在于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变化，从而使筹资多元化目标成为可能，相对于前者，后者才是法人化的真正意义。现代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不可能再回到与社会“两两相忘”的过去。关键的问题是，在时代发展与变革面前，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大学理念，以此指导和遵循大学本质的发展而不至于在经济大潮荡漾下迷失方向。

       3.加深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和把握。在人们以往的观念中，学生是受教育者，他们到大学来接受教育，其选择权利是很有限的。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消费者需求通过价格杠杆制约着市场的各个环节，大学是服务者，为所有学习者提供优质和多样化的服务。学生作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合适的大学、学科和专业、乃至课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竞争机制逐渐形成，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活力。大学中学生主体地位开始确立，学生权力正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凸现出来。大学经费来源于市场的比例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属性正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服务正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向私人产品转变。

       4.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多渠道筹资目标并未真正达成。需要认清和解决的问题，一是过分依赖财政拨款；二是学费收取并未建立在高等教育服务基础之上；三是大学市场化收入程度很低，自生能力差。

       收稿日期：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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