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政治学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介入国际政治学领域首先面对的是极具统治性的传统政治理论，这意味着， 只有破除传统国际政治学划定的学科界限，解除诸多理论建构的前提条件，才能获得属 于女性的学术领地。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全然无视女性的存在 ，以至于只有转换视角，从方法论上重新审视其合理性，通过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 立场论方法和后现代主义方法，革除传统政治视角与方法中的陋习，才有可能找到国际 政治理论研究的“女性视角”，发掘属于女性的研究领域。凭借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与 方法，可以发现，男性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理论隐含着深层的性别盲区，并没有表达人类 政治生活的全部真理。女性主义必须突破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学科壁垒，重构包容女性 的新型国际政治学。
一、“证明”与“发现”：经验论方法
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方法有别于传统经验论，它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出发，检验传统政 治学的性别偏见，重新评价女性的行为及其价值。女性主义学者发现，到目前为止，女 性事实上一直活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与男性一起从事政治活动与理论建构。但是，不 能容纳女性的社会依然抱有各种偏见，对女性的科学认识受到了“污染”。通过女性主 义经验论方法可以发现，传统的社会环境使得从“已知”中分离出“已知者”的哲学认 识论和理论方法都沾染了父权制特征，各种理论都将男性的生存环境作为整个人类生存 环境的模本，以歪曲和埋没女性的方式提出问题、设计方法、收集并解释材料，对涉及 性和性别的话题却只字不提。女性主义经验论是“一种有利于恢复、宣扬、规范女性对 人类文明贡献的方法”，(注：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30)它主张向无偏见的国际政治学回归，发掘女性在该领域中的价值，为 女性参与国际政治活动提供现实的途径。
1.“坏科学”的经验“证明”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总是通过严格的假设和测试排除社会偏见，尤其是经验方法，总 是通过经验来证明或推翻假设。但是，许多非女性主义科学家(比如男性政治理论家)从 事科学活动的视野却是孤立而片面的，原因是他们不受性别歧视的困扰，只关注与自己 的生活经验相关的事实。(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156.)这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忽视性别歧视的 事实。科学家对真理的探索看上去很严谨，似乎也严格检验过方法论的失误，但他们的 视角与方法仍然存在着局限，其理论建构包含太多的歧视和偏见，正如桑德拉·哈丁所 说的，“热心科学的人们总是通过适当的途径认识科学的历史和实践。据说，必须通过 热心科学者对自己实践的理解，才能认识这种孤立的社会行为——只有按照‘本地人’ 对自己信仰和行为的无意识的、非批判的解释，才能……‘理性’地解释科学知识的发 展。”(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35.)国际政治理 论同样难免这一缺陷。
认识方法的局限必然导致科学理论的缺陷。从女性的经验来看，如果把现时代的科学 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直接发生器”，(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16.)那么，这种“发生器”的控制者都是“男性”，这使科 学家的认识活动与解释行为受到怀疑。传统经验方法在建构理论之前，从不对此详细考 察和论证，而是先入为主地以“男性”为全人类的原型，把“男性”假定为人类社会的 操控者。由于“男性已经从性别关系中解脱出来”，(注：Jane Flax,“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Signs,Vol.12,No.4,1987,p.629.)不 受性别偏见的制约，所以这些理论的“控制者”不可能关注性别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制约 ，也不可能关注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与道德前景的。
观察人类的认识史，不难发现许多歪曲和排斥女性的“坏科学”，这些“坏科学”将 历史上普遍的性别偏见带进实验室与理论研究、调查过程与解释分析。科学家只根据自 己的兴趣、期望、研究方式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学科建构，使研究结果受制于研究动机， 以便确立重男性价值、轻女性价值的科学理论。桑德拉·哈丁认为，传统知识都建筑在 父权制基础上，女性不可能成为这种“知识”的主体，“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传统认识 论整体上都排除女性成为‘认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 …历史是以(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和种族的)男性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的判断主 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注：Sandra Harding,ed.,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3.)
传统的经验研究都有一个缺陷，即以一些孤立的群体为基础，忽视具有广泛包容性的 女性主义观点。这种方法依赖于大量的所谓“非问题化”的性别假设，从这些“非问题 化”的假设出发进行“证明”，得出的却是有问题的结论。例如，对战争伤亡数字的统 计中通常忽视并掩盖了“被强奸的女性”和“被鸡奸的儿童”的人数。在国际政治领域 中，许多“严谨的”假设都得到男性学者心照不宣的默认，例如，国际政治学理论对男 性权力与国际霸权统治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把霸权统治与“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特质 联系起来研究；又如传统政治学和政策科学，也不曾有意识地把女性在就业中的不利地 位和政治决策与政府的就业政策联系起来。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女性被排除在知识 领域之外，失去了认识世界的权利，更无法进入国际政治学学术领域。尽管许多女性不 愿意孤独地留守“家园”，冲破束缚，与男性一起为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理论做出了重 大贡献，但她们的声音一直被遗落，被遮盖，被深埋，或者被忽视，只因拥有这些观点 的人是“女人”或“女性”，她们在“男性”的国际关系与政治领域中毫无地位可言， 而传统的经验“证明”却无法揭示其中蕴含的性别问题。
2.发现“幕后证据”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自然不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方式，她们力求从这种“证明”中“ 发现”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性别问题，“发现”国际政治研究中属于女性的 空间，进而展现女性的政治天赋与学术才能。这样的科学方法意在揭示“文化的性质、 价值以及那些‘幕后’证据(用于证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假设)的作用”。(注：
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15-16.)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意欲引进的正 是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好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注重的不是墨守成规的传统教条，也不 是从某种成见出发进行科学实验与研究，而是深入生活本身，从流传已久的陈规陋习中 ，挖掘那些被人们忽视或遗忘的真实生活状态，把那些无人关注的知识缺陷揭示出来， 如性别偏见、女性的消失、父权制和种族偏见等，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学与理论。
由于“女性”长期被排除在国际关系领域之外，她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国际政治活动 的实践者，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者，男性科学家对女性在 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更不感兴趣。女性主义认为，如果仅仅用常规的、没有性别的眼光去 建构国际政治学，“我们就会预期地进入由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绘制的社会图景”。 (注：Cynthia Enloe,Bananas,Beaches,and Bases: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Pandora,1989,p.1.)因此，她们对男性科学家不屑 一顾的问题非常敏感，发现传统经验方法十分关注“证明的背景”、假设的验证与证据 的解释，但从没有人关注“发现的背景”。而后一种背景恰恰有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 使理论研究受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规则”的指导。“传统的经验主义并没有引导研究者 把自己的研究主题定位在这一批判层面上。因而，当非女性主义研究者搜集证据捍卫或 反对这些假设时，这种缺乏指导性的‘科学方法’不可能发现并消除男性中心主义，而 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却决定了研究的进程”。(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184.)传统的经验“证明”中缺少的正是性别分析与“发现” ，女性主义者在改造传统“坏科学”的同时，“发现”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中经验的 缺失”，(注：Sandra Harding,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p.26.)同时也“ 发现”了传统国际政治学的性别偏见。从经验事实中发掘“幕后证据”，应该属于“发 现”的范畴，而不是“证明”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是一种 “证明”的方法，毋宁说是一种“发现”的方法。正是这种“发现”避免了传统经验“ 证明”中“经验的缺失”，用迈克尔·尼克兰的话说，“特定的方法适合回答特定种类 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合理的，那么这些方法 本身就变得多余了。”(注：Michael Nicholson,“Th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London:Basil Blackwell,p.56.)女性主义对性别政治的 研究正是需要这种“发现”的方法，或者说“发现”与“证明”并重的方法，借此使性 别身份“政治化”，把性别歧视问题纳入国际政治研究范围，把有“歧义”的问题带进 科学研究。
这种“政治化”的研究揭开了“覆盖在知识和观察之上的蒙蔽物”，(注：Maria
Millman and Rosabeth Moss Kanter,eds.,Another Voic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Life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Anchor Books,1975,vii.)在国际政治学 领域中，“发现”属于女性的研究空间，拓展政治问题的范围，例如，在权力形成过程 中，如何比较女性与男性的作用；女性与男性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引起 人们的关注；女性的自我观念和认知方式是如何相互关联的，那些被认为正确的研究视 角与方法是否也存在着问题等等。当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反思这些问题时，她们的声音为 科学的理性提供了一种正在日渐消失的社会背景，以弥补传统经验方法中“经验的缺失 ”。
二、“女性地位”与“超越”：立场论方法
女性主义立场论方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项特殊成果，它的出现意在审视父权制社会 中遭到歪曲的论题，审视男性主导的知识体系中被歪曲的观点。立场论从女性生活的实 际地位出发，告诉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一些“受压制的立场”往往是“更受人欢 迎的，因为原则上说，这些受压制的立场最不能容忍有些人拒绝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批评 ，也不能容忍有人否定知识的精髓”。(注：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Vol.14,No.3,1988,p.584.)在女性主义视野里，受压制的正是女性 的立场与观点。传统政治理论对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的描述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其中最 明显的是性别意识的缺失。父权主义知识体系总是从男性的地位出发，界定女性的地位 与价值，却从未有人怀疑传统的分析方法，甚至女性也已经习以为常，形成了男性思维 方式。她们在思考性别政治问题时，经常追随男性的观察视角与立场，这对女性主义重 新审视传统国际政治学带来诸多障碍。只有宽容的科学和理论，才能容忍人们去选择那 些已遭到批评的观点，去接受那些被排斥的思维方式，认同那些被排除的立场与观点。 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与科学探索，它需要推翻传统理论建构起来的观察基础，重新探寻 包容女性的理论起点。
1.以女性地位为起点
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只把女性看做母亲、家庭料理者 、务农者、照顾者等角色，女性的地位只存在于家庭领域中。传统政治学总是贬低女性 的角色行为和认知方式，称之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借此抹杀女 性在政治领域中的贡献。女性主义的立场认知方法要立场认知方法要求政治知识体系转 换立场与视角，从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出发，挖掘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以对抗那些具有至高特权的“男权”知识立场。一旦国际政治学中原有的性别束缚残 迹被清除，女性主义的认知立场就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有助于恢复女性在国际政治 理论与实践中的地位。
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一直是从男性主导的立场来建构的，在这种理论中，女性的受压迫 地位被掩盖了，拥有“特权本性”的男性政治学家“不容易认清以牺牲别人获得自身存 在的方式”。(注：Nancy Hirschmann,“Feminism and Liberal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89,pp.230-231.)女性主义认为，既然已经 “发现”女性实际上一直参与政治活动与理论建构，国际政治学研究就应该透视女性的 实际地位，认识性别劳动分工对女性的束缚，以便纠正性别偏见，重新确立国际社会秩 序，“与享有特权的男性建构的社会相比，这种起点可以使我们创建的社会结构具有较 少的错误，较少的偏袒和扭曲”。(注：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orm Women's Lives,p.185.)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需要的不是以男性生理为基础的真理与价值，而是与女性生理经 历相关的女性生活定位，这才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资源。例如，男性主导的国 际政治学根据女性的生理特征，推导出女性应该生活在抚养孩子的私人领域，母性主义 者却能够从女性的特殊使命中把握“生命的真谛”，告诉我们，女性的生育职责是由社 会指定的，这意味着，现代社会中一致推崇的性别分工价值必须由女性来维系。事实上 ，女性的生活地位为各种理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资源，女性照顾人类的各种活动，同样 可以为国际政治领域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2.“调和”的立场
立场论方法立足于女性地位，但又不局限于此，原因是“女性主义立场论方法并不是 简单直接地从女性经验中推论出来的结果”。(注：Nancy Hirschmann,Rethinking
Obligation: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167.)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建构方法，是基于女性而又超越女性自 身的途径。女性与男性生活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必定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南茜 ·希尔施曼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特征的特定人群……往 往拥有共同的立场。”哈丁认为，“女性的经验本身产生于各种社会关系。……对环境 只做片面认识的误导式评论；种族歧视、阶级偏见和异性恋者的主张——科学地讲，都 是不充分的”。(注：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orm Women's Lives,p.123.)这足以说明，女性主义的立场论方法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因此，持立场论方法的女性主义者希望出现“一种调和的认识论”，(注：Kathy
Ferguson,“Interpretation and Genealogy in Feminism,”Signs,Vol.16,No.2,1991 ,p.327.)把不同的立场融合在一起，调和各种异质的要求。正如玛丽·豪切丝沃特所说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并没有拒绝所有的真理观。相反，当特定地位的人(压迫者)形 成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观念时，另一种社会地位的人(被压迫者)则能够破译前者混乱的 思想意识形态，从而获得有关世界的正确而又综合的认识。”(注：Mary Hawkesworth, “Knowers,Knowing,Known:Feminist Theory and Claims of Truth,”Signs,Vol.14,
No.3,1989,p.536.)希尔施曼也提出，立场方法能够将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女性经验融合 起来，然后将各种差异整合为真理。这要求持不同立场的人们通过沟通与商谈，关注各 种不同身份所处的地位，不应该认为“在特定社会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有些人永 远不能理解我们的经历……”(注：Ume Narayan,“The Project of Feminism
Epistemology:Perspectives From a Nonwestern Feminist,”in Alson Jagger and
Susan Bordo,eds.Gender/Body/Knowledge: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p.264.)而是应该彼此相 互认识，包括认识第三世界的女性，认识各种各样的人，容纳所有人甚至所有特权地位 ，而这些特权正是由性别、种族、国家、阶级等建构起来的，希尔施曼甚至提出可以将 男权主义的立场也考虑在内。
立场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表达女性的声音，不仅需要尊重女性之间的不同意 见，而且有时还应该吸收男性的意见，实际上，共同的观点往往来自各种不同的地位。 如果放弃这个前提，女性的政治要求与理论表达很难取得有效的成就，用唐纳·哈拉威 的话说：“对‘真实’世界的解释……不是依靠‘发现’的逻辑，而是依靠推动‘商谈 ’的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注：Donna Haraway,“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Feminist
Studies,Vol.14,No.3,1988,p.593.)这种“调和”的立场让我们了解女性的政治知识与 理论的内在动因，揭示政治理论不能只关注男性特权者的言论与行为，女性的特殊立场 应该同时成为建构政治理论的重要来源。立场论方法提示人们，女性的主体身份中潜藏 着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意志，实际上，她们有能力拒绝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建构自 己的主体身份。正是由于立场论方法主张超越单一的女性立场，注重融合各种不同地位 的观点，包括男性的立场与价值观，使得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运用于当代女性主义的政 治理论与实践，并且对国际政治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解构”与“商谈”：后现代主义方法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学的创建直接得益于后现代哲学方法论。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 关系，福柯对“深层结构”的挖掘，利奥塔的“叙事危机”与“多元标准”，在女性主 义探索有别于男性的政治理论过程中，都成为她们的理论武器。她们接受后现代主义的 反中心、反本质、反意义、反真理和权威、反传统和反一元主义等立场，“解构”传统 政治理论中的父权制特征，批判排除女性地位和价值的男性国际政治学，摧毁传统政治 理论固守的“地盘”，通过“商谈”形成多元主体性，重新“圈定”女性主义的政治研 究领地，形成女性主义的国际政治学。
1.“解构”二元性别结构
传统知识体系由二元对立的范畴构成，如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女 性与男性，对立双方总是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平等”地位，一方总是主要的、优先的、 主导的，另一方永远是次要的、派生的、受压制或被否定的。女性主义要解构这种长期 以来被认为不可消解的关系，揭示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中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推延” 的特征。
女性主义正是用这些方法思考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学科界定与研究范围。在政治思想 史上，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法，“男性”与“女性” 、“统治”与“从属”、“公共的”与“私人的”，长期处于对立地位，并且成为公认 的真理。女性主义运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怀疑传统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性别界 限，解构权威，包括解构那些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权威，解构由主流国际政治学确立 的性别标准，挖掘传统政治学没有说出来的、深埋于“深层结构”中的性别意识和“隐 含着的思想”。(注：Susan Okin,Justice,Gender and the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1989,p.89.)女性主义者从作为独立主体的女性身份出发，通过著书立说，改革 了语言及其意义，或者说，“通过赋予语言以各种意义、通过推论式的建构，似乎看到 了两性之间的推延……”(注：Arleen Dallery,“The Politics of Writing(the)Body ,Ecriture Féminine,”in Alison Jagger and Susan Bordo,eds.,Gender/Body/Know ledge: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pp.52-53.)她们拒绝将“女性”、“女性体验”和“女性气 质”本质化，认为不能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中概括出二元分割的本质 特征。
发掘性别差异的“深层结构”，不难发现，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性别”既非先天固有 ，也非一成不变，它形成于特定的性别制度中，也可以随着制度的变革而改变。当传统 国际政治学谈到“男性”和“女性”时，总以为性别差异是永恒不变的、恒定的和必然 的，用解构方法分析这种权威理论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特征只有细微 差别，他(她)们是在政治化过程中形成不同的主体身份，性别差异是由社会建构的，通 过劳动、社会化、地位、权力等因素进一步得到强化。“男人”和“女人”其实都是人 为叙述出来的“故事”，当他们被讲述时，被告知自己是“男人”或是“女人”。一旦 人们进入这种故事情境，就有了对性别的确认，并受这种性别的约束。女性主义的后现 代主义方法看到了两者的“推延”关系，两性之间相互缠绕、甚至相互颠倒的关系，这 就无法在政治学意义上界定男女的差别。事实上，男人是被叫成“男人”的人，女人是 被叫成“女人”的人，他(她)们之间本没有鲜明的社会差异，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性别原 本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后天造就的。据此，女性主义使后建构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 知识类型”，以“抵制或解构各种文化假设”，尤其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种种假设。在 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男人与女人(甚至可以是女性主义者)是各种文化假设出来的模本， 传统国际政治学的这些假设导致“确立以女性方式言说和行动的立场的可能性成了问题 ，因为所有这样的立场都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社会和历史建构的”。(注：R.B.J.
Walker,“Gender and Critiqu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V .Spike Peterson,ed.,Gendered States:Feminist(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2,p.192.)
2.多元主体的“商谈”
“解构”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性别假设，目的是积极融入多元化的后建构之中。凯茜 ·弗格森认为，当我们以“女性”的认知方式思考时，通过曾被遗忘的“透镜”来重新 解释这个世界，已经为女性打开了通往多元主体性之门，“这种无人拓殖的主体性，更 多的是对现代性学术策略的抵抗。”(注：Kathy Ferguson,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28.)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女性主义发现了“一种”女性的方法，不如说立足 于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女性的特殊地位以及能够挑战质疑各种学术的 策略。这种多元主体性的出现意味着，在我们急于重建“性别”的现代性“大厦”之前 ，只要我们探寻“女性”生存领域(或生活空间)中的丰富宝藏，就会对这种被规定的“ 女性”产生怀疑。比如，政治理论把女性置于“私人领域”，使她们无法介入“公共领 域”，女性主义则认为，“女性”是由“男人”错误地发现的，女性的身份可以具有私 人领域的特征，也可以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她们的活动领域是动态的、多变的，只要人 们以审美鉴赏的态度观察女性及其生活，“个人的”也就是“政治的”。换言之，社会 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能为女性提供不同的主体地位与主体身份内涵。私人的家庭生活领 域与其他社会领域原本不可分割，与政治生活也具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解构”中的“后建构”要求扩展传统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与潜能，要求那些已经 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家正视所有表现出合作意愿的人们，来共同揭示那些已经被排斥的 身份，关注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的愿望，以使她们进入那些在“解构”中出现的“空 白领域”，扩展原有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范围。在这一生活与理论开拓的进程中，女 性的身份是流动而变化的，她们可以是母亲、妻子和照顾者，也可以是政治活动家和国 际政治学家。凯茜·弗格森称之为“流动的主体性”，她是这样描述其特征的：“被权 柄(这种权力本身就是变动的)所左右，但又不在权力系统之内。‘流动的主体性’是理 性的，人们正是在不断变化的遭遇和关系中，既经历变动，又不受羁绊，才能形成这种 ‘流动的主体性’。这一过程是模糊的：凌乱和多元混杂，不稳定与持续并存，对多样 性的事物既讥讽又关切。”(注：Kathy Ferguson,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p.154.)
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打破并扩大了学科的“边界”，以尊重的方式 与持异见者进行“商谈”。(注：Kathy Ferguson,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p.154.)承认女性具有“流动的主体性”，母亲和 妻子才可能成为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政治学家，传统国际政治学才有可能转向容纳情感的 、女性主义的细腻研究，从而扩大我们的政治视野和知识。这需要通过类似审美活动中 的“移情作用”，把自身情感融入“观照”对象中，进而与对象产生共鸣。女性主义介 入国际政治领域，不仅需要吸纳各种各样的女性观点，还应包容不同的身份与立场，甚 至包括男性的观点。女性只有在这种包容性的理论建构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在国际政 治领域中的位置。
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情感对话和“商谈”建构国际政治学理论，这不是从已有的权力 资源出发推导出来的知识，也不是不加限制地、盲目地拒绝所有传统知识。通过这种“ 移情作用”的方式，揭示“女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公认权威的眼中一直是不存 在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女性尚无归属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为她们提供了有效的活动 “场所”。其结果是，当女性的身份不断变化时，她们不仅能欣赏自己拥有的、由他人 规定与创造出来的一方空间，而且还能“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 观点融入到自己的观点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改变现状”。(注：
Nancy Hirschmann,Rethinking Obligation: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2.)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正是 在这种“移情合作”与情感对话中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