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如何看待论文,初期论文,错误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0)06-0066-05
对于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批评过多次，其中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1年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一)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二)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①第二次是1943年10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内容和1941年说的差不多，他说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②。1943年9月7日-10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③。从此以后，特别是经过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就一直被称为“右倾投降主义”。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才改变了这种提法，只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再提“右倾投降主义”④。
其实，很多学者早就对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和周国全在1998年出版的《王明传》中，就没有再使用“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只说他犯了“右倾错误”⑤。1999年，杨奎松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中，指出了王明研究中的弊病，即先认定王明是“坏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来，最后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30万。他们只注意到他讲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⑥。
近年来，不少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郭国祥、丁俊萍在2008年发表的《论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合作与分歧》一文中说：抗战初期，王明与毛泽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相反两者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和抗战事业的胜利。即使是分歧，也要具体分析。抗战初期，战局瞬息万变，情况错综复杂，每个人对事情的分析不可能一致，有分歧、判断失误也是很正常的⑦。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再把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看做右倾错误。
李东朗在2009年发表的《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三个新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不能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全国抗战的主张。而且这个战略方针是就全国战局而言的，是正确的。至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武装、统一编制”，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争取待遇的，应该说出发点没有错误。第二个看法是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第三个看法是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⑧。
我认为，他们讲的都是有道理的。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做具体分析：
第一，王明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的。例如他在1936年7月撰写的《新中国论——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中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因此，“在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或者已经建立了这种统一战线的条件之下，我们不仅一分钟也不应当允许减弱我们自己的共产党及其组织，而且特别应当用尽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更加保障党的纯洁和统一”；“必须坚决反对那些可以在实际上使共产党与某种反日斗争的政治同盟相混合的一切倾向，必须反对那些以为可以不加选择地允许一切宣布赞成或实际参加反日的人入党的提议。同时必须反对那些实际上可以造成重复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等机会主义错误的倾向，这种错误的实质，就是……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和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变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⑨。关于军队的独立性问题，文章也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应当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及其它军队根据共同反日武装斗争的政治协定而组成的联合军队……所有参加的武装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政治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成份”，“没有得到同盟军方面自愿的同意，任何一个参加联军的部队，没有权利去干涉另一参加部队的内部事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所谓用‘国民党改组红军’的方法”来改组红军⑩。王明回国以后，仍然坚持了他这些主张。
第二，王明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王明在《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在武汉这段时期，王明、周恩来、秦博古及其他同志在执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及政治局十二月会议路线时，不仅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作了尖锐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他们也同蒋介石及其一伙对抗战的动摇和没有信心及对内反共反人民的行动作了系统的，有时是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他们不仅是在同蒋介石谈判和在国共两党委员会谈判中进行，而且也在刚建立的中共中央全国性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公开的机关报《群众》上，在战时中国民意机构的会议上，在各政党团体的活动中，在民众面前演讲时，在国际宣[传]方面等等进行。这一斗争比反对亲日派更困难，更复杂。它要进行得既原则，又灵活，因为这一斗争是为了及时揭发和克复[服]蒋介石一伙的有害的和反动的活动，而另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扩展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基础的国共合作。”(11)
例如，在1938年7月6日至15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王明揭露了汪精卫和平救国主张的实质是向日本投降。在王明讲话驳斥时，汪精卫亲自出马，他手指着孙中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叫喊着。王明说：“你知道孙先生什么时候讲的吗？那是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反帝。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来了，谁主张对日和平，就是投降。现在进行的是抗日民族解放战，现在要抗战救国，不是要和平救国。谁主张对日和平，谁就主张对日投降，即是汉奸路线，谁即是亲日派。”王明的批驳在当时轰动一时。
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还驳斥了CC派及复兴社反共分子马乘风的反共言论。王明说：“抗日救国是那[哪]个党首先提出来？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哪]个党首先提出来的？是不是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马乘风是国民党员，他讲这样的话，不仅反对我们共产党人，而且是反对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因为现在的国民党正在联合中国共产党一起抗日救国，所以我们要求马乘风参政员公开的向我们道歉，声明他的话说错了。我们要求国民党的领导出来纠正马乘风的这种破坏抗战团结的言论。”汪精卫说：“在这个参政会里，各方面都有表示自己意见的自由。”王明说：“汪先生，我们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团结的机关。这里不允许宣传反苏反共的言论，更不允许宣传德意日路线。你是参政员的议长，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你必须责成马乘风公开道歉，承认错误，否则我们下午不出席你这个参政会了。”汪精卫脸色发白，一面向后退一面说：“这个兄弟一定考虑照办。”下午会上，马乘风交了一份短的声明，让汪精卫宣读。声明称对自己上午的发言“深感不安”。这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走到王明面前，拉着王明的手说：“绍禹先生真雄辩也！”(12)
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直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毛泽东仍然高度赞扬蒋介石和国民党，说“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等原因，“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蒋介石是全中国的“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15个月来，国民党的进步是“显著的”，“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要“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尽一切可能赞助”国民党。并说国共合作是“长期”的，在合作中要“互助”、“互让”；以后我们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13)。这次全会还专门发出向“蒋委员长致敬”电，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奠定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敬以至诚向我国英明领袖致崇敬的敬意。”(14)毛泽东在这个报告和会议发出的这个致敬电中，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赞扬，丝毫不低于王明。因此，不能以王明讲过一些今天看来是右倾的话，就批判他当时犯了右倾错误。
当然，王明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还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殊死斗争了10年，对于如何反对国民党的限制和打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考虑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团结和支持蒋介石抗日的使命回国的，因而对于怎么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得更多一些。所以后来毛泽东批评王明是“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15)
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批评，王明后来在《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辩解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两个口号的真正含义是：1.强调和突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得到中国一切抗日党派承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他们合作抗日救国的牢固基础，使他们都尊重和执行这一政策。2.强调蒋介石将来也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毛泽东故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蒋介石、阎锡山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还说：毛泽东“叫刘少奇在全会上把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商量提出的两个口号中的一个——‘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一切经过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歪曲成为‘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另一个口号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便准备反对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6)
但是，王明在这里说的两个“强调”，只是他的良好愿望。由于国民党和蒋介石一直想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想消灭共产党，想让他们“像以往一样，只有经过与中共谈判来解决有关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地方民主政权的所有问题，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总司令和南京政府实际首脑的地位进行军事指挥和下达行政命令”，是不可能的。由于当时并没有蒋介石、阎锡山都承认的国共合作的固定的组织机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也就像毛泽东批评的，变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这样，很多事情就必然行不通，给革命工作造成影响和损失。例如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如果先报告蒋介石、阎锡山，他们肯定是不会批准的；武汉原有的3个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即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和蚁社，就是因为去向政府“登记”，结果被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了；再如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委员会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的合法名义，于1937年11月底在黄安七里坪办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及1937年12月20日在应城汤池以训练农村合作社干部的名义办的、实际上也是培养抗日游击战争干部的训练班，都被下令停办了(17)。在国共关系上，还是毛泽东说的对，要既统一，又独立，不能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为“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18)。
其实，王明在抗战初期的主张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他贯彻的主要还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主张。当时，苏联领导人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想让中国尽量牵制住日本，使其不能向苏联进攻。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小，所以苏联领导人想主要依靠国民党。这样，在中国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国际当然是听命于苏联领导人的。1937年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19)但是，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比较强调独立自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精神不那么符合。他们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为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为这样的“新人”被派回国的(20)。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在抗战初期犯的仍然是教条主义错误。
至于毛泽东批评的其他几个方面，似乎和“右倾”关系不大。例如“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以及“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只是认识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倾向的话，那不仅不是“右”，而且是“左”。又例如“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这是对战略方针的不同主张，即使是错误的，似乎也不能说是右倾。至于组织上闹独立性，“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确实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一个严重错误，但这是组织上和工作上的错误，似乎也不能说是右倾。
总之，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不能因为王明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在抗战初期什么都是错的。更不能不顾全文，只挑出一些所谓错误的语句，来批判王明的错误。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6、529—530页。
④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5页。
⑤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77页。
⑥《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⑦《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5期。
⑨此文又名《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南华出版社1938年版，第28—30页。
⑩《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第39—40页。
(11)孟庆树编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附录Ⅲ《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刊稿)。
(12)孟庆树编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13)新华日报馆1939年1月版，第3、31、33、34、40、59、60、62页。
(14)《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1939年1月版，第96页。
(15)1945年6月毛泽东同师哲的谈话，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264页。
(16)孟庆树编著：《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附录Ⅲ(未刊稿)。
(17)参见郭德宏：《王明与长江局》，《安徽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19)转引自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20)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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