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研究
论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
黄 涓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 随着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变化以及传播技术手段的更新，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都与历史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充分考虑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保护好红军标语形象，做好红军标语解读，打造复合式传播渠道，是提高红军标语当代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传播形象；传播渠道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深化革命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与传播，以加强革命文物的整体保护和资源整合，从而发挥出革命文物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用。为此，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提出了革命文物保护的五大任务，并明确将“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作为五大任务之一。[1]作为革命重要文物的红军标语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宣传和普及自己的理想信念、政治主张、军事策略、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式，在当代是研究红军历史的实物见证，是开展新时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红色旅游开发中的独特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因此，应把握住时代机遇，根据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特点，及时探索新的系统化、复合化的传播渠道，以推动红军标语在当代的有效传播。
流了。送到公社，捡了一条命回来。妮儿她娘嘴硬，死活不说原因。还是学校老师告诉我，说那天陶水旺来过。我那个气啊！
一、红军标语历史传播与当代传播之比较
充分考虑红军标语历史传播与当代传播的不同，是实现红军标语在当代有效传播的重要前提。红军标语作为红色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传播从红军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随着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变化以及传播技术手段的更新，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都与历史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传播主体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主体最初仅为红军队伍中的专职宣传员，后来又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为各级党组织、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群团组织以及广大工人、农民。也就是说，红军标语在红军时期的传播主体数量庞大且有专职人员。在当代社会，红军标语的传播主体，显然发生了变化，承担起传播主体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并由各地文物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党史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博物馆、纪念馆具体承担。这也就意味着，红军标语失去了红军这个最稳定、最高效的传播主体，新的传播主体又因时代赋予的任务变化而不得不将工作重心有所转移，对红军标语传播的关注力度自然无法与历史时期相比。
从传播内容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由各军政治部或省委宣传部严格规定，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要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党和红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和时事，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在当代社会，政治、历史形势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自然也会有新的侧重。当代红军标语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红军标语所包含的红色历史，如福建永安的红军标语反映出的红军入闽、中东路事件、福建事变、第五次反围剿、北上抗日先遣队事迹等等。二为红军标语所反映的乐观坚定、心系群众、艰苦奋斗、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这是当代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中最核心的内容。
从传播效果上看，在红军时期，红军标语在当时信息环境较为单一、受干扰较少的苏区，所取得的传播效果非常好。经过红军的宣传后，民众能很快接受党和红军的主张，苏区内“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3]131。红军标语的传播效果，连国民党也称其能达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的状态[4]71。在当代社会，由于历史、文化、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变化，红军标语传播的信息显著度和到达率都受到很大影响。红军标语并非为大众特别是非标语所在地的民众所熟悉，就连标语所在地民众，也存在着对标语的错误解读、张冠李戴等现象，对红军标语背后的历史、文化、精神更是知之甚少。可见，红军标语在当代的传播效力还有待提高。
从传播方式上看，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足迹遍及闽、赣、粤、湘、鄂、豫、皖、川(含渝)、陕、桂、黔、云、甘、宁、青等省，每到一地或行军途中，红军基本上都做到了“凡是能写的地方，都写上标语”[2]493。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红军标语的传播主要靠密集覆盖、静态展示、高频率的视觉刺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来实现。然而，由于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和年代久远，这些红军标语并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目前全国存留的红军标语数量虽多，但除四川、江西、贵州等省的少数地区有比较集中的标语地外，其他红军标语都散布于各地广大城市街道、乡村屋墙、古道悬崖等等，总的来比较分散。因此，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主要方式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大的变化，密集覆盖的传播方式已不可能，只能采用点状辐射的方式进行传播，即以标志性红军标语点或标语群为重点，结合旅游、教育等渠道形成合力，以增强其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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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之思考
红军标语在当代的传播既有历史机遇，又有很多的现实困难。要做好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就必须根据红军标语自身的特点，做好标语的整体保护与准确解读，并充分使用好多种媒体传播技术，使红军标语能够尽快适应当代传播状态，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一)解决本体受损问题，保护好红军标语的传播形象
红军标语经过八九十年的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后，标语本体广泛存在着“损毁”“散佚”“胡制”与“创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保护好红军标语的传播形象，是决定红军标语传播效果的重要环节。
第一，解决红军标语的损毁问题。
根据能量回馈装置中PWM整流器的工作状态,采用双闭环结构设计整流器的具体结构[5-6]。双闭环结构的外环是电压环,内环是电流环[7],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能量回馈器电流控制技术方面则选择直接电流控制。因此,电流控制方法上这里采用固定开关频率其特点是:载波频率不变,调制波的信号取自电流偏差[8]。
红军标语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的革命史书，由于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和年代久远，很多红军标语已经损毁或正处于损毁的危险中，四川省原川陕革命根据地辖区各地市州红军标语数量的变化就很具有代表性。该地区原有红军石刻标语逾万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查，通南巴平四县还保存着3000多幅红军石刻标语，但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就只登记到了479幅[5]。从全国范围看，红军标语的损毁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破坏。红军走后，标语所在地区的国民党长官都会发出指令，要求“速令各县责成乡长派人随处搜寻，发现有此种标语①，即予撕去或铲除洗涤，勿稍留痕迹为要”[6]59，因此，很多红军标语在书写后不久便被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破坏。其二，自然剥蚀损毁。很多红军标语处于露天环境中，一直且正在不断地被自然力量所损毁，如刻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县城外无影塔上的红军标语，原本六棱形塔身的每一面都刻有红军标语，但因风化较为严重，除其中一面文字现在还可辨认外，其余几幅标语都已不易辨认；再如，松潘县境内的毛尔盖地区原有上百株树的树干上都写有红军标语，遗憾的是，随着大树的生长，很多标语逐渐变得模糊，已不可辨识或难以辨识。其三，随着附着物的损毁而损毁。墙体标语是整个红军标语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容易损毁的类型，大多数墙体标语附着于老百姓的私人住宅或家族祠堂，且以墨书为主，很容易随着附着物的倒塌、维修、改建以及墙体白灰层的脱落而损毁。
保护这些珍贵的红色遗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保护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红军标语的保护，并给予红军标语政策倾斜、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对于正处于损毁中的红军标语，要及时进行修复保存。在修复中，如果附着物尚且牢固，一般做局部维护即可，如禁止在附着物上钻孔、悬挂各种农作物及农具等人为损坏行为，并在有红军标语的附着物上加做防雨防晒设施。如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就将在红九军团司令部旧址发现的数十条红军标语装上玻璃框保护了起来，在条件和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对一些已经存在严重脱落、变形等问题的红军标语，还可以使用目前壁画修复领域成熟先进的材料，采用化学的方法对墙面进行维护和加固，再将标语实行揭取、修复、加固后复贴上墙，从而使标语墙面更坚实，标语保存更持久。
第二，解决红军标语的散佚问题。
在历史变迁中，一些红军标语所在地因村落迁移、道路改道以至人迹罕至，加之被植物覆盖，所以很难被重新发现。如四川省万源市河口镇行县坪村通往石窝乡的荔枝古道旁署名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部”的一幅百余字的红军石刻标语②，由于天然崖壁环境的掩饰，直到2009年才被找到。还有一些红军标语是红军走后为避免被国民党破坏，当地群众主动藏起来的，有的藏于树林、有的藏于山洞、有的藏于墙体、有的藏于灶塘、有的藏于河底。例如，现存于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石刻文献，就曾被群众利用国民党修复巴中街防工事之机用于修砌防火的太平缸。可见，这些标语本来就藏得很隐蔽，随着周围环境变化以及当事人的遗忘、去世，这类标语就更难被再度发现了。
因此，应加强红军标语的普查，充分推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对红军标语进行全面调查、寻找线索并核实，要尽快发现、搜救、整理散落民间、乡间的红军标语，以摸清红军标语家底，适时更新红军标语数据库。目前，江西省保护红军标语的做法值得推广和学习，该省选取了8个县(市、区)作为试点单位，将红色标语普查纳入月报制度，并分拨专项资金用于标语普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普查到的红军标语数量持续增加。[7]
所谓传播渠道，是指传播过程中双方沟通和交流信息的各种通道。在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介的优势，并融合互联网、手机等数字技术手段，以形成新的复合式传播渠道，从而使传播的效果更为丰满和显现。
除损毁外，对标语本体的破坏还表现在“胡制”和“创造”等问题上。随着红军标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被认识，以复制陈列为主的标语展示模式受到重视。全国很多博物馆、陈列馆都采用了这种展示模式，规模有大有小。这种模式能让更多人在一个就近的区域内了解和认识到数量较大且不限于当地的红军标语，当然也可能导致红军标语文物性质的丢失，甚至为“复制”而“胡制”，即复制技术粗糙、复制效果差，有损标语本身形象的复制。相比“胡制”，“创制”的做法显得更难以被认可。所谓“创制”，即是某些地方为增加标语数量，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在辖区某处新刻上红军标语。如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毛浴镇下街一段古城墙上，原本因有“拥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红军石刻标语而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现在这面城墙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仿照红军标语的字迹新刻上的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智勇坚定 排难创新 艰苦奋斗 不胜不休”十六个字。此类仿照红军标语字迹新刻制标语的现象在其他红军标语所在地也还存在不少，这种做法虽增加了标语覆盖率，但造成真假难辨，大大降低了红军标语传播的信度。
当代红军标语传播中，要尽快针对目前已经出现的为数不少的随意复制，甚至“胡制”“创制”标语以假乱真的现象予以考量，及时保护好红军标语的传播形象，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强制干预。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国性专门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可喜的是，近两年来，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律规范已相继出台，如《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2017年1月)、《巴中市红军文物保护条例》(2017年12月)、《龙岩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2017年11月)、《黄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2017年9月)、《吴忠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条例》(2018年1月)等等。这类法律文本针对复制红军标语的申报和复核程序制订了一定的规范，但对已经出现的“胡制”和“创制”红军标语的现象还缺乏必要的关注。未来应继续细化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责任人，对破坏红军标语形象的各种行为要予以坚决的处罚和整改。
2.新增四项企业排污制度，企业负责人环保责任更重。2012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新增四项制度：企业负责人环保责任制度，即要求企业负责人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环保工作并接受监督；企业自检公开制度，即企事业单位须按“国标”安装使用监测设备，监测所排放污染物，数据纳入国家数据监测体系并公布；排放污染物申报和征缴费用制度，即企业未超标也要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按污染物的种类和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缴费；限期治理制度，即超标排放单位制订限期治理计划，如逾期未治理完毕，除加收排污费、罚款外，相关责任人还将被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
(二)明确“把关人”，把好红军标语的解读关
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使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同时也让信息传播的渠道、模式、语境变得日益复杂，由于互联网信息的监管不足与“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传播的特性，使得红军标语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谬误、失真、失当，容易引起受众的误解。因此，宣传部门、文物部门、党史部门要当好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把关人”，建立红军标语解说内容的审查制度，切实把好政治关和史实关，增强解说的准确性、完整性、权威性。同时，“把关人”还要加强与高校、科研团队的合作，加大红军标语的科研力度，对红军标语的署名问题、语言文字问题、历史信息问题等进行全方位地深入研究和解读。
从现存红军标语的署名情况来看，红军标语的署名单位多达数百个，署名也有全称、简称、代称等多种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红军部队及机关的番号或代号，如“红卅军政治部”“红坚政”“红勇一”“红赤卫”“丙二”“红军武阳”“红200”“红二纵队”等；二是红军领袖或红军战士，如“红军总司令朱德”“贺龙”“涪陵彭加模”等；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革命政权或群众革命团体，如“绥定道委会制”“达县县委”“川陕省委会制”“三区赤卫队宣”“少年先锋队宁二区队部”等。这其中部分红军标语的署名准确明白，但有些红军标语的署名就显得比较难以明确，如四川省雅安县芦山境内有多处署名为“汤木政”的红军标语，推断应为当时红军政治部或党政机构的代号，但具体是哪个机构尚不清楚。再如，署名为“勇I”“红机11”“红产II”“红军产宣”“713”等的红军标语，这些署名究竟指代那支红军队伍或者那些红色机构，署名中的数字指代何意，都需要科研工作者进行认真地辨识和梳理，才能使受众明白其具体所指。
第一，对红军标语署名的考证。
第二，对红军标语语言文字的解读。
红军标语的异地集中陈列是指在现代修复技术的支持下，将标语实物从原址搬离，并放入博物馆、纪念馆或陈列馆中集中保存及展示。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附着于小型器物上方便移动且分布非常零散的标语，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将石刻文献《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劳动法令(草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刻于小型石碑、石条上的标语连同其附着物一起搬入博物馆碑林中陈列展览；四川省营山县将散存于县域内的红军石刻标语集中在骆市镇一专建院内保护和展示等。这种方法也适用于那些环境条件差、濒临损毁而急需进行抢救性剥离并易址保护的标语。这种情况必须以现代修复技术为支持，将标语揭取、修复、加固、迁移，再进行集中展示与保护。如湖南省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展出的200余条红军标语，基本上都是将散布在该县各地的濒危标语从原墙上截取后修复展出的。东固革命纪念馆也将东固螺坑、六渡等边远山区的许多书写在土墙上的标语，进行抢救性剥离、修复之后集中展出。
红军标语所用的语言大多通俗易懂、短小精干，且具有非常口语化和乡土化特征，具有特殊的渗透力和鼓动性，如“穷人没有饭吃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欢迎白军士兵的反水过来当红军”“老乡，加入红军可以分到土地！”“白军兄弟在火线上拼命，家里还在挨饿出款，死了划不着！”等。红军标语简单朴实的语言文字风格，在红军时期很容易被老百姓理解和接受，但在当代，由于历史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变化，有些带有方言、代称、少数民族语言的红军标语就显得有点难以被民众尤其外地民众所理解，加强红军标语语言文字的解读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一，对方言的解读。方言是最能迅速拉近红军与当地群众距离的语言，因此红军标语中方言的使用量非常大。如贵州境内现存有大量关于“干人”的标语③，“干人”是贵州穷苦百姓的一种称谓，意思是被地主豪绅的各种苛捐杂税压榨干了的穷人。四川境内的红军标语也大量使用“干女子”④“发财人”⑤“舐溝子”⑥等地方方言，其中“干女子”意为童养媳，“发财人”意为“军阀、地主、豪绅”，“舐溝子”意为“拍马屁”。由于当代红军标语的传播早已超出标语所在地范围，因此，对外地人而言，对标语方言的解读是帮助他们理解标语内容的关键。
其二，对代称的解读。红军标语中经常使用代称，有的是为了节省字数，使标语更加短小精干，如江西省井冈山市黄坳乡石角墩背村一处文字内容为“赤化遂万泰”的红军标语，句中的“遂万泰”就为江西省遂川县、万安县和泰和县的简称。有的红军标语为了表现红军将士对国民党军的蔑视，也会使用代称，如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源口红军标语“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句中的“两只羊”指的就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理解这类标语需要有较好的历史知识背景，对当代受众而言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在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中，标语中的代称都应予以特别解读。
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在200～400 nm波长下对样品和对照品溶液进行全波长扫描，橙皮苷在283和325 nm下有最大吸收。在283和325 nm检测波长时，325 nm基线漂移以及杂峰较多，而用283 nm时，基线相对平稳，杂峰较少，溶剂峰小，橙皮苷响应值较大，故最终采用283 nm作为本试验的检测波长。
其三，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解读。红军长征时，经过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为加强与少数民族群众的沟通，标语中也会使用一些当地的民族语言。如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卓克基镇西索村一条文字内容为“胡宗南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红军石刻标语，汉字上方横书阿拉伯文文字一行，其意义也要特别解读方能为当代受众所理解。对红军标语中少数民族语言的解读，不仅能帮助当代受众明白该语言的含义，还能使受众从红军标语这种独特的语言文字构成上，体会到红军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和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
第三，对图文类红军标语的解读。
红军标语绝大部分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但由于其受众大多数是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的贫苦民众，文盲率极高，为帮助群众更好地理解标语内容，红军标语既有单一的文字类标语，也有图文并茂的标语。在当代，只有对图画信息做到正确解读，才能实现对图文类红军标语的有效传播。例如，一幅标题为“五卅之血”的红军图文类标语(如图1)[8]，画面满地鲜血以及有手枪、匕首、米字旗和木屐图形，书有“上海”“南京路”以及四个“凶手”字样。此漫画的历史背景是1925年5月30日发生的“五卅惨案”，“上海”“南京路”代表事件爆发地，手枪和匕首代表凶具，米字旗和木屐代表凶手是英国和日本，如果没有这些解读，一般受众是很难完全理解标语涵义的。
第四，对红军标语历史概念的解读。
红军标语的历史距今已有八十余年，标语中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历史地名、历史称号等等，已为很多当代受众所不熟悉。如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横街潋江书院白色墙面文字内容为“打倒勾结军阀进攻革命的AB团”，“AB团”就是一个特别需要解读的历史概念。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盐岭山一块石壁上的标语“打倒黄色工会”，标语中提到的“黄色工会”即国统区的由国民党控制下的破坏罢工、分裂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其含义也为一般参观者所不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兴隆乡一块文字内容为“打到保宁去活捉田冬瓜！”的红军标语，其中“保宁”是一个历史地名，元、明，清时期曾在四川省东北部置保宁府，民国时虽已被废，但很多四川人仍习惯以“保宁”称呼阆中。所以，标语中的“保宁”即指四川省阆中市。可见，对红军标语中的历史概念进行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打造复合式传播渠道，提高红军标语的传播效果
第三，解决红军标语的“胡制”与“创制”问题。
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和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基本完成。全国35个垦区中，21个垦区已全面完成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全国农垦国有农场中已完成办社会职能改革任务的超过80%。公检法、基础教育机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等三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率、发证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第一，原址展示仍是红军标语传播的最主要渠道。
为保持红军标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承载红军标语的历史信息，绝大多数写在私人财产上的红军标语、写于历史建筑上的红军标语以及刻在石壁上的大型红军标语等，还是应该尽量采用原址展示的传播模式。如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红云崖上的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通江县至诚乡錾刻于佛耳岩上的红军标语“平分土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洋庄乡坑头村方志敏亲自书写于农家住宅外墙上的“中国红军万岁”等红军标语均采用的是原址展示的方式。
这类展示的优点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标语的原貌，且经费投入较小；缺点在于难以摆脱地域的限制，需等待参观者到场参观方能实现其传播。针对这种情况，在红军标语的当代传播中，可以更多地借助组织传播的力量，在标志性的红军标语所在地，建立与周边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地部队、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组织开展具有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系列红军标语主题传播活动，充分发挥红军标语在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上的作用。另外，这些原址展示的红军标语多为比较孤立的点，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红军标语应尽量结合绿色、红色以及古代文化资源的力量，打造出独具魅力的特色品牌，方能对受众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但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做到红军标语的保护为主，开发利用为辅，绝不能为了增加其经济效益而破坏标语本身的存续状态。
公司经理和业务部门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突出决定对选择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缺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或者在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决定启发式的公司管理者在制定分配决策时可能会产生和强调偏差，从而导致更低效的结果。
第二，异地集中陈列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可行渠道。
传统媒介出版物仍是红军标语当代传播中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渠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部分宣传红军标语的书籍编印出来，如《红军标语》[9]《粤北红军标语选》[10]《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11]等。2000年以后，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红色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学界对红军标语的关注开始增多，这一时期出版和刊印的关于红军标语的书籍也显著增多。
选择2017年2—12月在我院实施肛裂手术的63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63例患者中，男性28例，女性35例，年龄为20～56岁，平均年龄（36.41±2.75）岁；病程为8～36天，平均病程（20.01±1.56）天。
式中：NC表示网络连通性；为网络中连通子图的数量；nλ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节点数量；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加权平均最短路径，
这类传播的优势在于红军标语保护环境更可控、展示更集中。缺点在于使标语脱离了其原生环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标语的原真性、完整性及其整体环境。因此，异地集中陈列的传播方式要从红军标语的实际存续状况出发，对切实必要的情况方可实施异地集中，切忌盲目、简单、过度使用这一方式，以免造成对红军标语遗迹及其周边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三，出版物传播是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渠道。
HMGB1及MMP-9在非小细胞肺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 ……………… 李秋泽，等(4):487
表 1 2000年以后刊印的部分红军标语图书列表
这些书籍用图片、文字的方式记录了某地或者某类红军标语，不仅保存下珍贵的资料，而且随着图书的向外发行，这些红军标语也随之传播开来。然而，现有关于红军标语的书籍大多为图文集，标语的图片和文字内容很清晰，但鲜有对标语的进一步解读与研究，不得不说是个遗憾。因此，未来可多出版一些对红军标语解读和研究类的书籍，如《红军标语解读》《红军标语故事》等，使其传播更加生动有效。
第四，数字化传播是新媒体下的新兴传播渠道。
国内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包括对古遗址、古建筑、古石窟、古村落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对古乐曲、传统剧目、民族民风民俗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复制和数字影像记录。近年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河姆渡文化遗址、圆明园遗址等文化遗产管理单位都在大力推进数字化保护方案，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已成为越来越多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的共识。
随着信息技术地不断成熟，红军标语的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可能。红军标语的数字化传播应包括标语保存数字化和标语展示数字化两个层面：标语保存数字化是指组织力量对现存红军标语进行调查、发现、搜救、整理，采取拍照、摄像、非接触测量、拓印等办法加紧收集这些标语的信息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妥善保存。标语展示数字化是指加强博物馆、纪念馆和门户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的数字化建设，采用先进的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以影像、VR、DR等方式进行展示，展示品栩栩如生，游客有如身临其境。数字化技术可以突破革命文物保护相关问题的局限，打破在展示、收藏、保护等方面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上相对滞后的传统手工作业状态，能够更为安全和有效地传播这些优秀红色文化资源。目前，红军标语的数字化传播还没有广泛而全面开展，但其未来亦有很大空间可以发展成为红军标语当代传播的重要渠道。
(1) 非线性振动声调制技术通过高频超声与低频振动在结构中的相互作用，会产生调制边频，通过调制系数MI判断调制效应的大小以判断试样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合理选取激励频率与幅值，此技术能够有效判别复合材料中是否存在冲击损伤缺陷，且与超声C扫描结果趋势一致。
注释：
① “此种标语”指红军标语。此为国民党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向红军所过地区发出的指令。
② 该石刻标语于1934年刻于四川省万源市河口镇行县坪村通往石窝乡的荔枝古道旁。石壁全长9.7米、高3.9米，标语文字内容为“白兵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你们的敌人不是红军你们的敌人正是压迫你们克扣你们的军饷逼你们上火线当炮灰吸尽穷人血汗整死千百万穷人使你们穷人家庭出款子的刘湘杨森田颂尧邓锡侯等国民党军阀拖抢投入红军消灭刘湘等军阀全川穷人士兵和弟兄都有衣穿饭吃房子住分得田地永远吃安乐茶饭过太平日子！”，共134个字，署名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部”。
③ 贵州省怀仁市现存一块写于木板上的标语，文字内容为：“红军到，乾(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绅粮笑，乾(干)人叫。要使乾(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即为贵州境内书写的大量关于“干人”的标语之一。
④ 四川省广元市红军文化园红军标语，文字内容为：“反对打骂干女子”。
⑤ 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红军标语，标语内容为：“工农弟兄们，你们不要被发财人所欺骗，只有坚决同发财人作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⑥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粉壁乡农丰村红军标语，文字内容为：“国民党他不打帝国主义，反转去舐溝子来打我们红军，杀穷人！我们要打帝国主义，就要打倒他的走狗——国民党。刘湘是国民党军阀中卖国老手所以我们消灭刘湘，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表现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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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of the Red Army Slogans
HUANG J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main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ur country and the updat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the main body，content，mode and effect of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of the Red Army slogan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these changes，the author believes protecting the image of the Red Army slogans，interpreting the Red Army slogans well，and creating complex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the Red Army slogans.
Key words :the Red Army slogans;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mage;communication channels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英才基金项目(17YC232)
作者简介： 黄 涓(1980-)，女，四川德阳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9)04-0085-07
[责任编辑：刘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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