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直水达达”释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直水达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922(2007)02—0106—03
元代文献中时常会出现“女直水达达”的记载，这样，有关“女直水达达”之称的渊源、“女直”与“水达达”的关系、“女直水达达”的族属等问题也就成为元代女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阐发。
元代“女真”又称“女直”，在元代文献中，同时存在“女真”、“女直”两种称呼。①“女直”之称始于辽代，当时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改“女真”为“女直”[1]。元代的“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因为元朝人在解释“女直”之称时也都溯源到辽代[2] 1399—1400。
“水达达”一词最早见于南宋人彭大雅撰写、徐霆注疏的《黑鞑事略》。“其(蒙古)残虐诸国，已破而无争者……东曰高丽，曰辽东万奴，即女真大真国……西南曰斛速益律于……或削其国或俘其众。如高丽、万奴、狗国、水鞑靼、木波，皆可置而不问。惟克鼻梢一国，稍武余烬不扑，则有燎原之忧，此鞑人所必争者。”[3] 书中的“斛速益律于”注曰“水鞑靼”。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斛速益律于”为“斛速益律干”之讹，“斛速益律干”是蒙语的音写，意为水百姓。书中两处提到的水鞑靼无疑就是指元代东北地区的水达达，但该书记其在蒙古的西南，显然有误[4]。既然《黑鞑事略》中用水鞑靼(水达达)来注释蒙语“斛速益律干”，看来，水达达一词是在当时已颇为流行并专有所指的非蒙古语词汇。这样，水达达一词必定可以在金代的文献中找到出处。
日本学者箭内亘认为女真水达达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一个部族或地方的名称，用以指女真的一部[5]。但箭内亘并未对“水达达”一词的来源作深入的考察。据丛佩远先生考证，《朝鲜李朝实录》中出现的“水兀狄哈”或“水吾狄介”，实际上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乌底改”，意为“水野人”[6]。贾敬颜先生则认为：“水达达之名……它与朝鲜记录中的水兀狄哈或水吾狄介，及明人所称的江夷，为同义语。”[7] 综合丛佩远及贾敬颜先生的研究成果，我们便可以看出，元代的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文献中的“兀的改”或“乌底改”，在《朝鲜李朝实录》中则称为“水兀狄哈”或“水吾狄介”。金代兀的改居住在金朝的东北边地。《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看来，金代兀的改虽被称为野人，但并不是泛称，而是有所专指。并且在金代，兀的改并不属于女真人。
元代水达达多与女直联称，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真正的族属[8]。杨茂盛先生进一步指出，《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将“女直”与“水达达”之间用顿号顿开实际上是不对的。“女真和水达达并不是两个并列的名称，而是修饰与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的关系，两者一般不能拆开，而是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名称——‘女直水达达’，其义为女真中的水达达。”[9]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只是杨茂盛先生提出的几点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地说明问题。杨茂盛先生提出了如下主要依据：一是，《元史》中大量出现“女直”与“水达达”的联称，即“水达达女直”或“女直水达达”；二是，谭其骧先生认为“水达达”为“女直水达达”的简称。笔者认为，《元史》中“女直”与“水达达”虽有联称，但又多次单独出现。另外，谭其骧先生所说的“水达达”为“女直水达达”的简称是指“女直水达达路”而言的。“女直水达达路”作为一个机构的名称，“女直”与“水达达”之间是可以不断开的。谭其骧先生在同一篇论文中讲得很清楚，女真水达达路“不以山川城邑改以女直、水达达二族名为路名，亦犹云南行省之以金齿为宣抚司名，以乌撤乌蒙为宣慰司名也”[10]。所以，谭其骧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水达达为女真人的一部分。看来，杨茂盛先生提出的依据并不能十分地令人信服。
为了支持“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义为女真中的水达达人这一观点，笔者又找到了两条依据。首先，《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成宗元贞元年七月，以乃颜不鲁古赤及打鱼水达达女直等户，于肇州旁近地开耕，为户不鲁古赤二百二十户，水达达八十户，归附军三百户，续增渐丁五十二户。”显然该则史料中的“水达达女直”与“水达达”是同一所指，“水达达”为“水达达女直”的简称。第二，元代史料中有“女真旧土有(水达旦)[水达达]万户府”的记载[11]。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水达达为女真人的一部分。至于水达达的居地，文献中则有“水达达田地”、“水达达地面”等称呼。② 其实，“水达达”一词本身也可表示地理概念，即水达达之地的简称。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元廷“遣官覆验水达达、咸平贫民，赈之”；武宗至大二年(1309)九月乙巳，元廷“以盗多，徙上都、中都、大都旧盗于水达达、亦剌思等地耕种”[12]。
前已提及，水达达一词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是元代的水达达并不等同金代的兀的改。金代兀的改仅指金朝东北边地的某个部族，而元代的水达达则是泛指松花江南北傍水而居的女真人。这一地区在金代本来就是女真人的居地。水达达路辖下“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指今松花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12]。贾敬颜先生认为元代的水达达“本系元朝对朝鲜咸镜北道至大彼得湾以北沿海或沿江居住的某一个乃至几个部落、部族的称呼，后来则泛指乌苏里江东西、黑龙江下游南北两岸至此江口一带以渔猎为生的许多部落与部族，是对于北极边诸民族的通称”[7]。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贾先生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贾先生误将女真与水达达对立开来，没有认识到水达达是女真人的一部分。
元代水达达虽是松花江南北傍水而居的女真人的概称，但生活在东北边疆地区的兀者(吾者)、乞列迷、吉列迷人则不能被称做水达达。元代既然存在水达达、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的不同称呼，说明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元史》中明确把水达达与吾者区分开来，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夏四月壬子，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2] 874。另《元史》卷九十八《兵志一》：“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笔者推测这里的“乞烈宾”之名当为“乞列迷”之异写。同时《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朝列大夫佥通政院事……札剌尔公神道碑》中有“辽阳女真之东(斡拙)[兀者]、(吉烈灭)[吉列迷]二族数入寇内地”。这里的女真之东准确地说应该是女真水达达之东北才对。这样，在该则史料中不属于女真人的兀者、吉列迷二族也不应包括在女真水达达之内。
综上所述，元代“女直”和“女真”之称为同一所指，“女直”之称当是对辽代叫法的沿袭。元代文献中出现的“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皆是指女真中的水达达部。水达达之称源于金代的兀的改，但元代水达达所指并不能等同于金代的兀的改。水达达不能包括兀者、乞列迷、吉列迷等部族。
注释：
①即便是在同一文集中也往往会同时出现“女真”、“女直”两种称呼。例如，(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六《石抹氏神道碑》(三怡堂丛书本)中称“女直”，而在卷一八《隐士高君墓志铭》则称“女真”；(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中称“女直”，而在卷九五《玉堂嘉话三》、卷九六《玉堂嘉话四》中则称“女真”；(元)姚燧：《牧庵集》卷一六《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中称“女直”，而在卷二八《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赵公墓志铭》中则称“女真”。另《元史》、《元典章》等文献中亦同时出现“女真”、“女直”两种称呼，在此便不一一列举了。
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站赤》(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水达达田地立站”；罗福颐校录《满洲金石志》卷五《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8月)：至元二十二年敕管军上百户张成“随千户岳公隶宣慰使都元帅阿八赤，往水达达地面屯田镇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