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事研究会”述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述评论文,研究会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6－0096－09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但中国不仅未能摆脱封建专制，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政治独裁反而变本加厉。为此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逃亡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不肯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欧事严重，集同人讨论”为名，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实际上，这批人在政治上坚持反对袁世凯专制，但也不赞成孙中山动辄武力解决及按照帮会另建新党的所作所为，而这些人大多是黄兴的追随者及好友。因此，通过探讨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前后的宣传活动和政治主张，对于探讨中华民国初期的政党政治及混乱现象，无疑大有裨益。
一、黄兴及研究会的缘起
黄兴，1874年出生湖南善化县，原名黄轸，字克强。1902年被选派赴日留学，参与创办《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知识、思想，参加过拒俄运动等。1903年黄兴和湖南老乡宋教仁结交，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互相引为知己。不久，黄兴自东京回到国内，与宋教仁、刘揆一等组织了华兴会，并任会长。随后黄兴、宋教仁等，积极联络会党，运动新军，计划在长沙起义。因事情泄露黄兴等逃亡日本，到达东京后被青年学生视为实干的反清英雄，成为留日学生中的著名人物。
据宫崎寅藏在武昌起义后写的《清国革命军谈》，1904年底，宫崎认识了黄兴，而宫崎又是孙中山的日本友人。1905年7月，经宫崎介绍，孙中山和黄兴两人第一次会晤。从长沙起义泄密脱险到达日本之初，黄兴就曾经设想，将当时国内和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合而为一，与孙中山相识并交流之后，加快了这个想法的进行。1905年8月，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与黄兴建立的华兴会(有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谭人凤等人)，还有光复会(如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秋瑾等)，及“科学补习所”等主张反清的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词。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这样孙中山任总理，黄兴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总理不在时，由“庶务”代行总理职权。同盟会与孙中山设想的未来民国的政府组织一致：在总理下设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体现三权分立原则。
同时，同盟会发行《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实际上这个刊物原名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由宋教仁最先筹创，作为华兴会的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大会时，在场的同盟会主要骨干，较少来自兴中会，光复会的首领也没在。因此，以黄兴为领袖的华兴会，是当时同盟会当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团体。不过，在华兴会内部，是否与兴中会联合成立同盟会，存在不同的声音，鉴于“同人中有不欲者”，黄兴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华兴会成员开会，各抒己见，如陈天华主张“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最后，也没有讨论出一致的结论，结果就以尊重“个人自由”一句话，不了了之。但在实际筹备同盟会的过程中，由于黄兴的影响和带动，华兴会的大部分成员还是加入了同盟会。
此后，黄兴不仅为革命奔走呼号，而且在关键时刻为维护组织的团结，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1907年当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等，因对如何分配得到的各界赠款问题，攻击孙中山，并逼迫当时主持同盟会会务的代理庶务长刘揆一召开大会，欲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由于刘揆一不同意而未果，关键原因是黄兴在香港获悉倒孙事件后，立即表示反对。又如1909年，原来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因不满孙中山只注重在两广的起义而忽视江浙地区，借同盟会在南洋募款受阻之机，再次掀起倒孙风潮，而原来华兴会的谭人凤等也明确表示出对孙中山的批评。但是，还是黄兴出面，反复力劝陶成章等摒弃成见、顾全大局。由于黄兴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再次消弭了倒孙风潮。
当然，黄兴的这些努力，在于他思想上赞同孙中山推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并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主张。而且，黄兴和孙中山一样，深知要推翻清朝统治，就必须借助武装斗争。因此，同盟会旗帜下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大多由黄兴积极发动并亲自参与。可见，如果说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则是实干家；孙中山是革命的首倡者，是政治领袖；黄兴就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和军事指挥者。无论组织发展、武装斗争、宣传活动，多是黄兴在主持。如1907年钦州防城起义和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08年钦廉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爆发，黄兴赶赴武汉，任总司令并鏖战一月之久，为其他各省创造了响应起义的机会。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但黄兴致力的则是民主政治、实业建设和教育发展，特别是强调政党政治，认为“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①。这一点黄兴与挚友宋教仁的思想，更加契合。宋教仁非常推崇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民主，民国建立之后，到处宣传责任内阁制，甚至面对袁世凯的独裁威胁和金钱诱惑，仍然极力坚持不悔，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黄兴在政党政治方面的主张，也成为他最终与孙中山分手的思想根源。
由于同盟会是许多不同的地域性团体联合而成，中国社会和历史传统又非常重视这种地缘的关系。而同盟会中的每个成员在知识结构、成长环境、思维方式、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彼此之间认识分歧和主张矛盾，非常正常。就孙中山和黄兴两人而言，都是优秀的人物，黄兴也很尊重并维护孙中山，从武昌起义前的情况看，是黄兴自觉维护孙中山的比较多，才保持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团结和行动一致。但不能要求黄兴一味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尤其作为当时的两个领袖人物，毕竟在许多事情的应对上，会有不同的原则、想法和自己的独特方式。
孙黄之间的真正分歧与公开冲突，则发生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在北京组织了国民党，积极推行其政党政治的主张，黄兴也抱有要把北京政府改变为国民党政府的想法。宋教仁在各地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说中宣扬自己的宪政理想，掀起了民主政治的舆论浪潮，国民党也成了议会的第一大党，宋教仁还准备出任内阁总理。这与袁世凯欲行专制政治，显然相悖，如谭人凤所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于是，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宋案”发生后，在如何对待袁世凯问题上，孙黄之间分歧严重。孙中山提出“联日”、“速战”，先发制人，认为“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②，主张立即武力讨伐，“并认为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为时不久，对于各方面的阴谋布置还未妥帖，推翻较易，切不可延误时机”③。而黄兴虽然万分痛心于挚友宋教仁的被害，但坚持：“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主张通过法律程序，揭露谋杀宋教仁的真相，就会形成反袁的舆论，也更符合宋教仁的夙愿，并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④，而且考虑当时美国将要承认民国政府，“甚不愿此事传播扩大，外交横生障碍”。所以，黄兴明确不用武力，而主张暂时采取法律的办法和程序，并期望国民党能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智识道德水准，遵循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以真正的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且国民党不论是在野在朝，都不可轻易主张暴力，而应当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以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为政党的最大目的，稳步推动中国政治走向现代。
黄兴对挚友宋教仁生前信念的坚守，与孙中山尽快以武力解决的想法，显然完全相悖。结果，由于孙中山态度异常坚决，认为通过国会和法律解决是不可能的，“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都督又多仰袁氏鼻息……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事实表明，袁世凯并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这方面孙中山的看法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结果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而反对用兵的黄兴，考虑到孙中山坚持武力解决，但又不擅于军事指挥，自己“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⑤，再一次显示出服从大局的高风亮节。黄兴是在没有必胜的信心和条件下，公开发表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职的通电：“兴无能力，尚有心肝”，流露出了勉为其难的情绪。结果是饷械均缺、仓促上阵的江苏讨袁军，不久弃守南京，其他地方的几支讨袁军也偃旗息鼓。“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再次逃往国外。可见，对于“南方武力不足恃”的判断，反对“逞一时之愤”⑥的急躁情绪和盲动策略，黄兴的认识又在孙中山之上。
问题还在于到达日本之后，孙中山表示：“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等于埋怨黄兴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此其一；其二，责怪黄兴不肯死守南京，“夫一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等于把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黄兴没有死守(或者说死在)南京；其三，又说“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⑦等。孙中山的批评虽说不无理由，但黄兴的抱屈忍让和冒险努力，得到的却是这般结果，感情上自然难以接受，更何况在理智上，他就主张政党政治的规则，并希望其在中国真正实践的信念，也并非全然无理。
这种思想见解的分歧，成为孙黄最终政治分离的根源。孙中山的责任，在于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时，理应体恤黄兴在痛失好友的情况下，又放弃己见，服从“武力讨袁”的大局，且身临前线指挥，但遭到的却是一味地批评和指责。面对这种状况，黄兴还是表现了一如既往的态度：“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⑧应该说黄兴也是一贯这样努力的。
但是，孙中山反思武昌起义以来的成败，并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感到革命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混杂，不能继续下去，结论是“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甚至认为失败很大的原因在于党内同志不听话，特别是黄兴等人。于是，决心整顿党务，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由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在东京“发起重新党帜”⑨。规定入党者，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以示坚决。党员还要分首义党员(元勋党员)、协助党员(有功党员)、普通党员(先进公民)三种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其中又特别强调“服从党魁”这一入党条件。孙中山期望党员无条件服从自己，要求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⑩。1913年9月，在日本东京的王统、黄元秀、朱卓文等人，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仪式，立誓参加中华革命党，很快，又有陈其美、戴季陶、田桐等人加入。
孙中山的作为，黄兴等人当然地不能接受。一系列的思想分歧和实践行为，表明孙黄之间在组织上公开的分裂，已经难以避免。同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又活动，“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只是由于黄兴一直主张各种民主和反袁力量，应该不分党派联合起来，所以坚决不同意已有的组织还公开分裂。然而，当时复杂的形势，使黄兴感到非常痛心，既不肯违心地屈从，又无法使孙中山改变主张，还不愿另树一帜，与孙中山公开对抗。最终，百般无奈的黄兴，1914年6月和李书城一起离开日本前往美国，途中黄兴写有一首《太平洋舟中诗》：“口吞三峡水，足蹈万方云。茫茫天地阔，何处着吾身？”人生的苍凉感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感，跃然纸上。
随后，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出走。李烈钧离日赴法；柏文蔚转道香港赴南洋；钮永建经美转赴伦敦；陈炯明则明确对“誓书捺打指印模一节，认为有损人格，始终不肯办理”……这批革命党人或黄兴主张的追随者，当时既不想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又想坚守民主理念和缓进策略并试图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些留在日本但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革命党人，借机经常聚集，讨论世界各国形势、中国问题的现状及应对策略等，使新的政治团体诞生有了条件和基础。最终，在1914年8月，这批人以“欧事严重，集同人讨论”为名，成立了欧事研究会。
在确定“欧事研究会”名称之时，考虑到：第一，应与当时的许多政党有区别，这样可以避免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第二，借研究会的组织形式，联络侨居在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相互商榷；第三，名称不显眼，不至于为袁世凯政府忌恨，就可以联络国内的人士。(11)基于上述认识，决定新成立的组织取名“欧事研究会”。参加者多是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渐进缓进”主张者。
欧事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主要筹划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他原来就支持黄兴的主张，反对孙中山组织新党，在欧事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与章士钊草拟对外宣传的文字，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的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研究会成立后，致函在美国的黄兴、李书城等人，告知成立欧事研究会的目的，并邀请他们加入欧事会。黄兴一直倡导政党政治，宣传民权主义，希望建立符合现代民主要求的政党，并认为民国已经建立，在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应首先考虑法律的程序，而不是一味地情绪化采取暴力解决的办法。本着这样政治的理念，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精神，符合自己的主张，便欣然回信：“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12)
从史料上看，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又不设最高领导职务，甚至也没有什么入会手续，也许这正是研究会刻意区别于中华革命党的特点之一吧。由于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黄兴的追随者及好友，而黄兴的主张也是研究会的主要指导思想。因此，黄兴实际上成为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的领袖。到1915年初，研究会成员已有会员上百人，在南洋、美洲、欧洲设立了分会，甚至已经参加中华革命党的熊克武，改入了欧事研究会。
二、研究会的主张及活动
欧事研究会成立后，并没有发表系统的政治纲领。唯一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当时留下一份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主要内容：第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第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第三，对于国内政治主张浸润渐进主义。(13)欧事研究会还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由章士钊主笔，并以此作为欧事会的对外刊物，宣传欧事研究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
可见，黄兴等人也在思考和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及教训，而研究会的成立，并不是与民主潮流背道而驰的行为，相反研究会及成员，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立场，在这一根本点上，和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目标相一致。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斗争的策略。正如黄兴在离开日本前夕对孙中山所言：“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研究会成立的政治主张和之后的实际活动，也看出当时参加者的出发点和理由，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比如，欧事会主张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力量反对袁世凯的专制政治；同时，坚持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和形势应对，首先考虑采取渐进的程序和策略，而不赞同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动辄采取武力和另外建党的过激办法。
因此，可以按照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斗争策略和实际行动，将欧事研究会成立后的政治和宣传活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开展宣传活动，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和影响，贯彻研究会以政治及法律手段揭露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主张。因此，研究会成立之初，主要是在海外积极进行反袁的宣传活动。在东京，欧事研究会以《甲寅》杂志为阵地，特点是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从理论上阐明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道理，发表的《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调和立国论》等文章，从题目就能够了解其观点和思想。
而离开日本后的黄兴，到过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每到一处即召集或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撰著文章，进行反袁宣传。意图就是要“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14)并着重揭露袁世凯在国内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行径，“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15)，这些宣传的目的在于“让世人了解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当然，黄兴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活动，如争取海外朝野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募款，为以后可能进行的军事斗争作准备。在南洋，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们也积极进行宣传和筹款。1914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人，还成立了“中华水利促成社”，以避免居留地方的政府干涉，柏文蔚、白楚香、宋渊源等人四处奔走募款。只是由于南洋华侨中，信奉孙中山的占多数，且中华革命党也要募捐，所以中华水利促成社筹款活动的成效甚微。
第二时期，暂停反袁宣传。原因是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研究会成员面临如何正确处理外来侵略和国内专制的关系问题。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程潜等人在东京通电：“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若不成，政于何有？”(16)明显主张停止内争，强调一致对外。这也符合黄兴的想法，他与李烈钧等联名通电表示，在中国政府对日交涉期间，不予干预，希望袁世凯能够拒绝“二十一条”。而钮永建则代表研究会于2月28日，在纽约第二次救国大会上公开呼吁：“一、全国人民，不论何党何派，应协力一致为政府之后援，俾政府得以全力为对日之交涉；二、我民党中人，亦勿于此对日期内为掣肘政府之动作，且当善劝国民实行第一项之义务。”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研究会成员转变对袁的态度，以求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可谓用心良苦。
但事与愿违，积极呼吁国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结果，却是在黄兴等通电发表后，被袁世凯利用和宣扬：“黄兴与柏文蔚一派，因孙文为日作伥，已与孙反对，不日将宣告与孙离脱”(17)，同时还攻击孙中山等人企图“利用外力，以为第三次革命之举”(18)。可见，研究会暂时转变反袁方针及保卫国家权利的愿望，其客观后果适得其反。以为只要迁就袁世凯，就能使袁放弃对外妥协，孰不知国内的专制独裁正是丧权辱国的根源。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事实粉碎了研究会成员的幻想。
与欧事研究会相比，孙中山在当时的认识更具远见：“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19)但研究会并不接受孙中山的主张，继续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策略，而事实说明，欧事研究会的行动，不但没起到团结御侮的作用，反为袁世凯所利用。好在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
第三时期，走向武装反袁。由于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黄兴及研究会诸人面对现实，立即改变方针。1915年5月9日，黄兴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程潜、李根源等17人联名通电，痛斥袁世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当此举国听命，内讧尽熄之时，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他，条约既成，国命以绝。”表明研究会已经转向公开反袁。但袁世凯继续进行帝制准备，柏文蔚、林虎等愤怒至极：“袁氏帝制自为，无论我党，全中国国民均必起而反对。”(20)李根源和其他研究会成员，也一致表示无法容忍如此行径，抛弃以前的策略，主张立即武装讨袁。
接着，一批研究会成员先后聚集到了上海，明确了研究会迫切需要转变方针以适应新的形势。首先，全国各界人士凡秉爱国热忱和救国愿望、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者，研究会都愿与之合作；其次，国内平日政见和宗旨不同的党派，只要真心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研究会也愿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同时，明确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但不排斥其他方法。(21)此后，研究会成员立即投入武装讨袁活动。研究会办的《甲寅》、《正谊》等杂志，发表许多文章，《时局痛言》、《国耻》、《中日交涉谈》、《纪中日交涉》等文章，从标题看就是直斥“二十一条”及交涉经过，指出：“谓吾有国而不知爱，是谓大瞀；谓吾于恶政府而宜爱，是谓大愚。”(22)可见，研究会已经认清“爱国不等于爱袁氏政府”，并表示：“对于共和主张到底，宁死勿退，宁辱勿改。”(23)其成员组织了“共和维持会”，发布“维持共和国体宣言”，猛烈抨击袁氏政府“大权集于一人，外虽有民主之名，而内实有君主之实”(24)，呼吁：“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实行帝制，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成员更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迫切。黄兴通电：“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而且，黄兴立即抛弃缓进观点，主动写信给孙中山表示，袁世凯称帝，三次革命的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也明确，应联合一致，共同讨袁，希望黄兴早日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研究会其他成员也认识到与中华革命党合作的必要，提出：“当兹国势危殆，吾党仍分缓急两派，各自为谋，实于国家大大不利，宜设法早日团结一致，共谋国事，蔗不致被内奸外患所乘。”因此，双方很快重新合作。如当时张继、李根源向上海外商借款二百万元，作为西南反袁起义之用，但外商明确非黄兴签字不可，张继只能电告黄兴。黄兴立即致电孙中山商议，孙黄一致，促成其事。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在各方面的合作，尤其研究会的一批成员，长期从事军事工作，积极参加反袁，联络各方，壮大了讨袁的武装力量。
如研究会成员，利用自身的人脉关系，发动地方实力派反袁。如曾效忠袁世凯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因袁在洪宪帝制封爵时，其爵位在广东的龙济光之下而不满，欧事研究会认为这是促陆反袁的好机会。1915年12月，钮永建和林虎入桂，与陆荣廷的亲信会谈。广西方面表示：“所有海外同志要求广西应负的责任，绝对尽力做到，只是目前因袁氏在粤拨给桂省的军费一百万元、步枪五千枝，须下个月始能领到，为缜密计，拟请钮、林两人先回港，尽管进行其他工作。”同时，黄兴在美国致函陆荣廷：“今袁逆谋叛民国，公然帝制，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人民痛恨，外邦非议，内援外助，俱已断绝，此其自亡之日也。弟知足下素富爱国之热忱，且智勇冠绝一时，临兹事变，必有宏谋伟略百倍于弟之所期。”(25)研究会派人和致书，对促使陆荣廷反袁，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欧事研究会积极奔走于各派之间，呼吁所有反袁力量通力合作。正是由于欧事研究会的积极奔走，促进了中华革命党和进步党，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等反袁力量的联合。事实表明，欧事研究会的宣传活动和积极努力，确实坚持了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的基本立场，所言所行也是一个爱国的政治团体应有的表现。
三、研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孙中山成立中国革命党之后，黄兴等一批老同盟会员，虽然坚持反对专制政治的基本立场，但并不赞成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方式，也不认可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划分党员等级的规定，认为这些内容都违背现代政党及政治的“平等自由精神”。因此，一贯顾全大局和服从领导的黄兴，居然表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这在当时革命党人中，引起的震动颇大，最终导致了欧事研究会的出现。
首先，对欧事研究会的出现，就黄兴个人而言，始终保持的是对革命事业而非对某一个人或领袖的忠诚。这种信念和行为，更加符合现代政党及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发展逻辑。但是，在后来的许多研究及论著中，较少就此进行肯定，更多的是认为黄兴等一批人，不能顾全大局。实际上，现代政党和民主政治生活中，不同思想主张的公开争论甚至冲突，很有必要而且正常。就黄兴等人来看，尤其不能要求他们长期无条件地听命于孙中山。何况，如前所述，同盟会成立之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黄兴的忍辱负重，有目共睹。
另外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初集)》记载，早在1906年，在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讨论以后中华民国国旗时，孙中山提出用自己少年朋友、也是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但黄兴反对，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本来如此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争执，在现代政党和民主政治生活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出于对烈士陆皓东的怀念和纪念，孙中山当时的态度很是情绪化，表示：“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这场争论，在宋教仁日记中提到，是孙中山“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导致黄兴力争不得，也异常愤怒，扬言脱离同盟会。结果是章太炎、刘揆一等从中调解，劝阻双方息怒，虽然暂时搁置了国旗争论，但宋教仁认为，此前双方已经积存了一些不满情绪，因国旗问题发生冲突，只是借题发挥，“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26)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教仁是比较倾向和认同挚友黄兴的主张。这次争执又是黄兴为了顾全大局，作出让步，并在以后黄兴指挥的历次反清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但原来华兴会及光复会的一些人，为了抗议孙中山的独断，另外设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具体筹划和领导了后来的武昌起义。实际上这也是民国成立后，同盟会为何迅速和彻底涣散的重要根由之一。
其次，同盟会作为中国社会的第一个现代政党，实际上就是一些秘密会社的合并。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民间结社尤其是秘密帮会，基本特点在于，注重地域和宗法关系、政治上强调绝对服从领导、组织上突出等级差别以及成员权力和待遇的不同规定等等，在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之时，居然加以明文规定。对这种旧有封建帮会特点，引入现代政党并加以制度化，其消极影响，自不待言。无怪乎以后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独裁时期，就会有人提出，“对领袖的服从，要到达盲从的程度；对领袖的相信，要达到迷信的程度。”可见，中华革命党在现代中国民主发展及政党政治的进程中，也有一些无可否认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欧事研究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没有正常的组织活动和制度规定，且不设最高领导及相应机构，甚至也没有什么入会和退出手续，这些刻意要区别于中华革命党的意图和实践，带来的则是组织无法严密甚至涣散，虽然也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进行斗争。但是，随着黄兴1916年10月在上海病逝，研究会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和活动，越发趋于无形。因此，就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作用而言，也就乏善可陈。
再次，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由章士钊主笔，作为欧事会的对外刊物，宣传欧事研究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思想。其基本的立场和内容，反对的就是迷信领袖、盲从上级、成员分等、待遇有别等，这些传统社会的思维定势及封建帮会的行为习惯，本来在现代民主和政党政治生活中，这些内容就应当坚决摈弃。可是，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之时，居然明确在党章中加以规定，难怪一批老同盟会员会明确拒绝接受。好在孙中山自己也表示，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27)或者说，他知道只是借用政党的名称，组织了又一个帮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反封建源头，也可以从这里寻找或得到一些启示。因为《甲寅》杂志，说是由章士钊主笔，而这时作为老同盟会员也逃亡在日本的陈独秀(与柏文蔚等相知尤深)，主要精力就是帮助章士钊办这个杂志。通过与研究会成员的思想交流和自己的深入思考，此时的陈独秀明确提出：“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并认为当时的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净不可。”虽然这些言论不能说就是针对孙中山的主张而发，但借以批评中华革命党把党员分成几等、明文规定领袖专断等现实，还是能够发人深省的。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一年后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点燃了反对封建思想统治的新文化烈焰。(28)在思想认识方面和精神文化领域，将中国的民主政治推向深入和发展。
最后，如果说欧事研究会及成员有错误，那么主要在于一再拒绝与中华革命党的合作。当时为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的需要，中华革命党人曾经派人到南洋找陈炯明等谈话，后来双方又在日本进行商谈，邓泽如劝陈炯明、李烈钧等服从孙中山；陈其美也曾专门写信给黄兴，希望服从孙中山，继续革命等。但陈、李等人却推辞：“对先生十分爱戴，断无不从之理，惜乎总章不善，易惹国人反对，未敢妄从……虽未加入本党，系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先生，施展救民政策。”(29)显然，李、陈等以非常堂皇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不善”为由，明确“未敢妄从”，拒绝盲目服从孙中山，不与中华革命党合作。不仅表明研究会成员仍然坚持自己的反袁策略，而且说明研究会成员对革命组织建设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与欧事会的组织分离和行动不一，毕竟直接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因此，虽说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们，并不是刻意要与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唱对台戏，但拒绝中华革命党提出合作的建议，从实际影响来看，毕竟不利于革命者的团结，甚至被袁世凯所利用。不过，欧事研究会成员拒绝合作的理由，在于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不善”，而研究会的人“未敢妄从”，应该看成是革命者对民主认识有所不同和追求人格平等的正当行为，以及自由意志能够得到坚持。这在中国社会及现代政治生活中还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也令人深思。
收稿日期：2011－09－15
注释：
①黄兴：《在国民党湘支部大会的演讲》(1912年11月3日)，见《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②陈其美：《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先生文集》，中国台湾：国民党党史会，1977年，第42页。
③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④⑥《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6、389页。
⑤《复孙中山书》，《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第356页。
⑦《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第三卷，第166页。
⑧《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⑨⑩《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第三卷，第81、92页。
(11)《护国之役前后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2页。
(12)《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第388、389页。
(13)《吴稚暉先生文集》，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第64页。
(14)黄兴：《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288页。
(15)《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第380页。
(16)《林虎、熊克武等联名通电》，《正谊》第一卷(东京1915年)，第7号。
(17)(18)《神州日报》，1915年3月4日、1915年2月18日。
(19)冯自由：《林故主席与美洲国民党》，《革命逸史》，第3集，第382页(台北1971年)。
(20)《时报》，1915年9月1日。
(21)《护国之役前后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5页。
(22)《爱国储金》，《甲寅》第一卷第8号，1915年(东京1915年)。
(23)《筹安会之所示教于国人者》，《中华新报》，1915年10月18日。
(24)《复辟评议》，《甲寅》第一卷第5号；《帝政驳义》，《甲寅》第一卷第9号。
(25)黄兴：《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1－303页。
(26)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18页。
(27)《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3页。
(28)参见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29)《中华革命党在东南之党务》，台北：《革命文献》第45辑，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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