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世以来出现过几次文化研究热潮，其目的是探寻中国文化的强盛之路，涉及的核心问题则是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和中国所应采取的文化策略，其中存在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彼此对立的倾向，但否定传统文化和引进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可见，文化研究从来就不仅是局限于学术的层面，而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指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朝自视天朝大国，自认文物教化臻于极致，不能平等对待和尊重域外文化，更谈不上开放性吸纳异质文化，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封闭型和惰性发展到顶点。中国的生存发展注定离不开西方，因而此后的文化讨论和文化建设，基本上是在“中西二分”的框架之内进行的。
从魏源、林则徐到王韬、冯桂芬、张之洞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十分敏感，他们深信，中国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伦理远远优越于西方，西方所长者不过技术和器物而已，只要吸收西方的技术和器物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就可以抗拒乃至打败西方强敌。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更是简明地宣示了一种中西文化大撞击中的本土文化策略，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最大的遗产是放弃了原来天朝无所不备心态，开始较为平等对待域外文化，承认吸纳西方技术和器物的必要性。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这种学习西方技术的运动达到高潮。
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中国不仅不是西方的对手，而且受到后起的东方国家日本的挑战。日本的崛起，使当时的知识和政治精英领悟到，如果不改变组织和制度，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器物同样不能使中国走向强盛。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主持下，清朝政府开始对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进行改革。这是文化认识和文化策略的一次大转向。人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和制度相关联，认为制度对于技术的优长有着制约作用。
政治变革的道路同样窒碍难通。中西文化势能差距日益扩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使知识和政治精英变得更为激忿和激进。他们看到中国文化从技术、制度到价值伦理一无是处，便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在全面吸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全新的中国文化。于是，“五四”前后兴起了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推到顶峰。胡适提出全盘西化，鲁迅对国民性进行无情的批判，陈独秀则从泛泛推崇西方文化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激进主义不断发展，最终演变为在激进的外表下复兴了传统文化中最阴暗的东西：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文化上的高度封闭自守，彻底走到了倡导“民主和科学”五四精神的反面。
到1970年代末，中国人才恍然意识到，五四时期人们所高呼需要引进的民主和科学，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专制和迷信，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批判传统文化和向西方学习。这个时期的反传统思潮往往包裹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呈现不同的面目。面对中西文化势能差距更为扩大的急迫情势，反思1949年以来的文化建设状况，多数知识分子无法平心静气，他们从两条战线同时向传统出击；批判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古典传统，清算混合了苏联式马列主义和历代专制统治阴魂的现代传统，重新打出了五四时代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这时的文化批判显得比较苍白，因为批判者对于传统文化所知甚浅，对于用以作为批判武器的西方文化，更是仅知皮毛，加上比前人更为急功近利的趋向，所以这种文化讨论不过是“五四”声音的一个虚弱的回响。
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刺激下，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顽强地坚守阵地。在“五四”及其后的文化讨论中，文化保守主义者超越了前清遗老式的传统情结，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等人一方面坚持中国文化本位，一方面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用成分，他们这种变通的文化主张，获得一定的社会响应。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存在弊端，但是它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美好的和具有生命力的，只要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就可以使之发煌光大。梁启超和梁漱溟甚至相信，西方文化已经走到末路，需要中国文化去拯救。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是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新儒家。新儒家在从哲学的层面阐释和更新儒学的同时，提出和不断宣传自己的文化建设主张：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在整体上存在很大的弊病，全面采纳西方文化决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文化中本来就存在许多美好的因素，只要结合西方文化中某些好的东西（如民主和科学）加以发挥，就能够建设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新文化。这就是新儒家所讲的“返本开新”和从“老内圣”中开出“新外王”的文化建设路向。第一代新儒家随着1949年政局的大变动而退隐。第二、三代新儒家主要活跃于海外，他们对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切的了解，加以寄身身异质文化当中的孤独感和压抑感，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殷殷企盼中国文化的复兴，其情可感可佩。第三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结合起来，从东亚经济奇迹中得到鼓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社会趋可以相到促进。在国内1980年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中，文化保守主义以提倡国学的方式，在90年代大行其道。
不能否认，百余年来的文化讨论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中西文化的猛烈撞击中，中国人走出了文化上的茫然和盲目的状态，开始具有文化批判精神和文化选择意识，特别是在反省传统、了解西方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再是盲的敝帚自珍，而是承认中西文化必须更新才有出路。这是文化心态上的突破性进展。多种文化建设方略的提出，开阔了文化视野；西方文化的许多因素进入中国文化当中，不仅在技术和器物上面貌日新，而且观念也在变化。
但是，更多的还是历史的遗憾。首先，由于民族存亡的强大压力，出于迎头赶上的急迫心情，人们在文化问题上显现出一种激进浮躁的心态，在对西方文化没有深切了解的情况下主张“全盘西化”，在对传统文化没有仔细分析的情况下否定传统，在对文化的整体性和可分性未加探讨的情况下，主张“中体西用”和“返本开新”，所以使得文化建设进退失据，成绩甚小。其次，讨论中存在明显的道德化倾向，表现之一是文化讨论和爱国主义、民族感情纠缠不清，有人（如新儒家）甚至以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成分和西方文化的低劣成分相比，以鼓舞民心和激发民族自信心，因此造成文化选择趋向上的误导；表现之二以分出文化的优劣为指向，并且给知识和思想打上善恶的标记，有所谓“正学”、“邪说”的区分。实际上，文化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关键在于一个文化系统是否和它的整体环境相协调；知识和思想并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对知识和思想的运用才关涉道德问题。再次，无论是在文化讨论中，还是在文化建设中，人们都过于注重精英文化，忽视大众文化的意义，从经典到经典，结果造成以空对空的尴尬局面。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才切近了问题的根本。
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如何建设新文化，如何使中国走上强盛之路。如何建设新文化，首先在于如何开展富有成效的文化研究。可以将这个问题分解为几个部分：如何面对西方？如何面对传统？如何处理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关系？如何平衡文化的自发渗透和自觉选择？
第一，在研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要有一种正常的心态。我们在从事新文化的建设时，要用正常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对待本国文化。从历史上看，曾存在两种各执一端的倾向：一种是“阿Q主义”，沉湎于对汉唐盛世的回味，津津乐道于四大发明，认为凡西方有的古代中国都有，还比西方早多少年；而且把人类所共有的美好价值和道德说成中国所独有。这是一种被打败后的自慰和娇情，是一种家道中落后沉湎于昔日荣华的阴暗心态。另一种是虚无主义，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中国传统一团漆黑，主张脱胎换骨似的跳出传统，像在白纸上作画那样另起炉灶，实行全盘西化。最好要采取正常的文化心态，要泰然一些，以平和、平等和开放的心态对待传统，对待西方。讲平等，是要尊重异质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要尊重弱势文化；讲开放，则是要在鉴别的基础上吸纳异质文化的成份，作为文化建设的资源。弱势文化尤其要开放，因为封闭保守只会贻害自身。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文化建设仍然离不开“西方”，所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依然是一个关键。我们的文化讨论，无论何种取向，都离不开西方这个参照。以学术研究为例，我们一方面要树立中国特色，一方面又没有多少传统的资源可供利用，于是我们只好采用西方的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这样却产生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使我们的民族情感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与国际学术对话，说的实际是别人话语，与国际学术接轨，结果是我们单向地顺应人家的规范；另外，如何用西方话语来论说处于一个差别很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中国问题，往往不是方枘圆凿就是疲弱无力，甚至发生学术上的失语症。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两难之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先沉下心来真正了解西方，看看西方文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先弄清楚概念和事实，不要忙于作结论，不要急于定方针。为了真正了解西方，一定要放弃那种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的批判取向，历史证明这是不能获致真正的知识的；也不要抱着鉴别好坏和择善而从的出发点来研究，这种高高在上的评判视角和取其所需的实用态度，夹杂许多先入之见，很容易导致误解和混淆。我们要懂真正的西方，而不是“西方主义”阴影下的西方。我们要抱着中性的求知愿望，扎扎实实地研究西方，寻求关于西方文化的真实知识，作为我们建设自己文化的参照，确定西方文化的某一要素在我们的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就政治制度而言，只有弄清楚西方的制度产生和运作的环境，才能明了我们是否能够采纳这种制度。近世以来曾不断有人主张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对美国民主起源的条件和运作的环境进行研究后就会发现，美国民主是英国传统和北美环境互动的产物，它是各种特定的历史机缘和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和运作依赖于美国民众的自律意识、自治能力、自由精神和规则意识，它是自发的社会秩序和强制的社会规范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受到美国的地域差别、资源条件、种族文化格局的制约。所以，美国民主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制度，不能随意移植。不能移植，但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借鉴美国民主实践的经验，或以美国民主为参照来建设中国现代的政治制度。
对于传统文化也要有平和、平等和开放的心态，不能用某种先定的立场或原则来对待传统，不能仅站在评判者和审判官的地位来看待传统，这不是了解传统的适当态度。置业兴家，先要清楚自己的家底；建设新文化，先要了解自己的传统。传统是前人留给我们遗产，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传统中的，这样就使我们跟传统产生各种感情上的纠结，要抱着同情的态度来理解传统，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来研究传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和过去那些担心“孔子之道将废”的人不同，他们是在“孔子之道”的熏染下成长的，是为那种文化“所化之人”，他们的护孔情结不难理解；现在的人传统情结较淡，心理负担较轻，应是开展中性研究的时候了。对于一个事物，只有在真正了解后才能有判断和取舍，而要了解，就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可见，中性的立场是十分关键的。
对现在活跃于学术前沿的学人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传统文化所知不多，或知之不切，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反传统人士，对于传统至多只有皮毛的知识，于是出现余英时所说的“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局面。在靶子尚未明确的时候，胡乱放箭，即便偶有中的，那也是纯粹的巧合。例如，新儒家比较注重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可以有所贡献于现代化世界的重要方面，但在作出这种判断和取舍之前，应当研究元儒所提出的伦理观念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这种伦理观念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发生了什么演变，其实际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比较明确的了解以后，方能确定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又如，在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以后，新儒家和一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在感于东亚国家大多用儒家式的伦理道德来规范社会秩序这一事实，建立了东亚经济奇迹和儒家文化的逻辑关联，从而得出儒家文化和现代化具有亲和性的结论。可是，不曾料到的是，最近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东亚奇迹原来不过是一个大泡沫，东亚国家在经济膨胀中所积累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这个结果使许多人感到尴尬。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士出于对儒家文化单方面的喜好，而未对东亚经济奇迹和儒家文化之间的事实关联作很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林毓生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要分两步走，首先要运用“理念或理想型分析法”，把传统中的素质加以“定性”，然后再把已经定性的素质在现代生活中予以“定位”。他说的第一步就我们所说的“中性平和的文化研究”。但这种文化研究需要心态和物质的保证，带着激进和急躁的心情是无法作这样的研究的，研究者必须为稻粱谋的情况下，也不能开展这种研究。1840年以来形格势禁，使人们很少得到这种保证，所以对西方和对传统的研究，始终浮泛肤浅，未能深入其堂奥。
第二，文化研究不仅要注重精英文化，更要以大众文化为对象。从以往的文化讨论看，反传统的人看到的传统，是为孔、孟、董、程、朱、王所阐释的精英文化，是以帝王将相为体现的上层政统和治道：“中体西用”论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要极力发扬光大的传统，也是存在于历代典籍中的价值和伦理。这就使文化讨论进入一个狭窄的胡同，也使文化建设走上歧途。我们知道，在任何社会，精英文化对于社会的辐射受到许多的条件的制约，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一种文化中处于多数地位的芸芸众生，从来不是生活在经典当中的，他们也决不是根据经典所提出的规范来行事处世的。美国人决不是按照洛克的理论来界个人自由的，而是出于沦入其意识深层的自由观念来对待自己的权利的；同理，中国人历来视政府和官员为恩主，并非出于某种理论的设计，而毋宁是他们的个人自主意识极不发达的缘故。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时，都必须采用一种“从下往上”的路向，不仅要研究精英文化产生的条件、内涵和本质，而且要研究精英文化和民众的关系，特别是要研究民众的价值取向、心灵习性和生活方式。由于构成社会多数的民众总是最大的社会制约力量，所以，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起点。例如，过去对于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批判，往往将账算在儒家思想和专制帝王的身上，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为什么专制主义在中国实行数千年而不绝？我们就必须研究民众的心灵习性、生活方式和价值伦理，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专制统治的土壤；要根除专制主义，实现政治民主，也就必须从改造民众的心灵习性和生活方式着手。
第三，要用自觉的文化选择来抑制自发的文化交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文化建设实际上并无可能按照某种预先确定的方案而进行，因为具有文化自觉和鉴别吸收意识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对于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目前的需要和一时的利益总是指路星辰。而且，在传统和现在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始终存在显性或隐性的交流和渗透，这是在自发的层面所进行的文化塑造过程，这是文化演进的最根本的力量。赵汀阳说，传统应是“可传之统”，这种可传性，并非由某人或某些人来鉴别和确认，而完全是以自发的形式体现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西方文化的轰炸式冲击，到处看到西方的文字，听到西方的话语，人使用西方的器物，还有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派头和生活方式。西方文化的这种渗透，也基本上是在自发的层面进行的。可是，自发性总是带着盲目性，于是就需要有力量来限制这种盲目性带来的危害，否则文化建设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力量就是自觉的文化选择。在对传统和西方进行中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就能确定哪些因素可以作为文化建设的砖石，通过鉴别吸收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由于知识精英乃是社会成员中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少数，所自觉选择的任务只能由他们义无反顾地承担，并且通过人文教育来影响社会，提高民众的文化鉴别能力和自觉选择意识，从而达到抑制自发渗透的负面效应的目的。只有在自觉选择和自发渗透达到某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才能健康发展。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当前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取向下，经济建设成为中心，GDP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改善，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人的行为失范、道德沉沦、理想泯灭、环境恶化、政治腐败等严重问题，这就使我们不禁要问：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促成一个有序的社会，还是要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增殖财富的目的是要使人生活得更像人，还是要使人的动物性得到充分的发泄？今天的发展是为了中国的长远未来，还是要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时的富足？这对我们全体都是十分严峻的考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经济建设如果不和社会的整体改善同步，就会造成严重的危害；经济力量如果不受到人文精神的控制，就会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文化发展的确有赖于经济发展和它所带来的物质资源的富足，但经济是一把双刃剑，物质的力量可以为善，更可能作恶。如果我们不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成问题。这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是所必须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