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中欧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生物技术论文,公众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给农业、食品、医药、工业等领域创造广阔前景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环境保护，以及社会道德伦理、风险安全方面的挑战。而公众的态度和观点无疑是影响这项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生物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公众态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欧洲就生物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公众态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1991年、1993年、1995年、1999年、2002年进行的五次EUROBAROMETER调查，① 有效评价了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及其随着生物技术发展所发生的变化，也为其他国家开展生物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公众态度研究提供了范例。正是借鉴欧洲的研究，我们于2003年6月到9月，采用EUROBMETER52.1版问卷，② 对生物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中国公众态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发表了部分研究结果（Lǖ Lan,2006）。③ 毋庸置疑，正如生物技术产业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一样，有关生物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公众态度研究同样需要国际对话和合作。国别的公众态度研究需要在国际背景中通过比较研究重新进行定位。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欧洲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旨在了解中国和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各应用领域效益和风险、道德接受性以及鼓励发展方面，是否存在态度的差异，并试图从两个地区的科学氛围、媒体宣传导向、社会价值观方面寻求差异的解释，旨在帮助生物技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更好地了解生物技术发展的社会公众环境，以利于规范生物技术的发展，促进其产业化进程。
一、研究描述
本文比较研究的数据来自欧洲2002年EUROBAROMETER调查，④ 和中国浙江省2003年的调查。⑤ 为使中欧的数据具有足够的比较基础，浙江省2003年的调查采用欧洲EUROBAROMETER52.1版本的调查问卷。⑥
选择浙江省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两点考虑：(1)浙江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市场体系开放，私营企业繁荣，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消费者收入较高、相对成熟并能代表中国的消费趋势。(2)浙江省各地区地理环境有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社会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具有一定的比较意义。
在此，必须指出两个调查之间的一些差异。关于样本，欧洲2002年的调查涉及15个欧盟成员国16500名被试，代表的是国家人口群样本，是随机抽样；而中国浙江省2003年调查涉及浙江省2006名被试，代表的是地区人口群样本，是分层抽样。其二，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浙江省被试中年轻者较多，而欧洲被试中年轻者比重相对较低。如浙江省被试中18—25岁的年龄组占43％，欧洲该年龄组占16％；而超过55岁年龄组的比例，中欧分别是4％比32％。不过，不难看出，这些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本研究的比较意义。
二、结果与分析
为了了解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我们要求两个地区的调查对象对生物技术在食品生产、农作物种植、医学、克隆人体细胞、基因测试和化学除污六个领域的有用性、风险、道德接受性以及是否鼓励发展四个方面做出评价。结果显示，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1.对生物技术应用不同的效益知觉
从调查数据中看到，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各应用领域的有用性评价明显高于欧洲公众（见图1）。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转基因食品会给许多人带来效益”，其中有68％的中国公众同意这一陈述，而只有20％的欧洲人同意，其结果同样表明中国人比欧洲人有更高的效益评价。但在对被调查对象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中国人在判断生物技术有用时，并不基于实际感受到的利益或对该技术的真正认识，而只是笼统地认为：“科学技术总是有用的”。欧洲人却常常根据真实的或更具体的利益来判断科学技术的有用性，例如，“在我们国家，没有必要加速产业化，食物已经很丰富，人们的选择已经势不可挡”。⑦ 因此，我们虽不能断定中国人比欧洲人对生物技术的应用知觉到了更多的效益，但可以确信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效益有着更多的期待。
图1 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有用性评价
2.对生物技术应用道德评价的差异
关于生物技术应用道德方面的评价，中国公众比欧洲公众有着更高的接受性（见图2）。来自访谈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被试把道德问题看作是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自然相联系。他们认为，生物技术在食品、农作物、医药和环境中的应用似乎不涉及道德评价，但克隆人类细胞和基因测试则很可能事关社会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如亲戚关系和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对这方面应用的道德接受性稍低。相反，欧洲公众却对转基因食品的伦理道德问题表现出了最大的关注，而且，他们把道德问题引伸到了各个领域，不仅是社会的，还包括自然环境和技术领域，因此，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道德方面评价也更为审慎。另外，比较前面的效益知觉发现，欧洲人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道德关注取决于对该应用领域的效益知觉，也就是说，效益知觉的缺乏可能会增加道德方面的关注。调查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与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道德方面的关注点不同，中国人看重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欧洲人则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伦理思考。
图2 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道德评价
3.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不同理解
相对于有用性和道德方面的评价，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评价看起来相当一致。一个差别是，中国公众（74％）把克隆人类细胞看作是最具风险的，而欧洲公众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最令人担忧（69％）。
图3 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评价
不过，尽管中欧公众对调查所列举的六项生物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社会有风险的评价几乎一致，但调查中有关风险知觉的其他指标，如程度、内容、风险的接受，却显示欧洲公众比中国公众有更高的风险意识。例如，在评价恐惧的风险程度时问被试是否同意以下的陈述：“转基因食品危害自然秩序”、“对转基因食品来说，如果事情变糟，它将是一个全球的灾难”、“我害怕转基因食品的观念”。同意第一种陈述的，欧洲68％，中国43％；对第二个问题，欧洲59％，中国36％；第三个问题，欧洲56％，中国20％。很明显，在欧洲更多的风险被知觉到。此外，问到“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是否可接受”，只有18％的欧洲公众表示同意，而有45％的中国公众认为可以接受。这表明了中国公众比欧洲公众有更高的风险接受性。这些差异在访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一方面，中国公众把风险看作是技术性的，大多数人相信风险会被技术手段本身解决或避免。而欧洲公众把风险看得更为复杂，不仅是技术的，也有伦理和环境的。他们认为这样的风险靠技术本身来解决是困难的。另一方面，对风险的理解在中国是模糊的，笼统的，通常不与实际问题有关。而欧洲公众谈论风险则有着比较明确的态度。他们往往把风险与实际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像疯牛病、二恶英等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相联系。在公共资讯中，这些事件具有容易观察到、又不可控制、且具有恐惧风险的特点，它们通常会放大公众的疑问，促进负面态度。因此，可以认为，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意识比中国公众程度更深，范围更广。
4.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不同支持态度
图4结果清楚地表明，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各项应用发展的期待上比欧洲公众有着更积极的态度。中国公众对各项应用的支持率都超过90％，特别是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上，两个地区公众的支持率差距达到50％。另一个显著差异是，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有着相当一致的支持态度，而欧洲公众却区别对待生物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图4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超过70％）支持基因测试和克隆人体细胞，超过半数的人（近60％）鼓励生物技术在化学除污、医药和农作物方面应用的发展，但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却偏低（40％左右）。
综合前面的有用性和道德评价还可以看到，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有用性、道德接受性及鼓励发展三方面的评价相当一致。90％的中国调查对象认为，生物技术在食品生产、农作物种植、医药、克隆人体细胞、基因测试及化学除污方面的应用是有益的，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应当鼓励发展，尽管同时也有60％左右的人认为这些应用是有风险的。这说明，中国人对生物技术的应用有很高的期待、接受和支持。在欧洲，尽管数据表明公众对所列生物技术应用的认识在三方面评价上有一致性趋势，即，随着对有用性评价的增加，对道德接受性和鼓励发展的乐观评价也增加，但同时存在的事实是，有用性评价与道德接受和鼓励发展两方面的评价是有差距的。这说明，欧洲公众在道德接受性和鼓励发展方面似乎更谨慎，即使他们知觉到效益。
图4 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支持态度
三、讨论
基于以上的结果与分析，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异？效益、道德和风险的评价怎样影响公众对一项新技术应用的接受？
1.科学价值观的差异
我们认为，科学价值观在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态度的形成、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社会对科学的价值认同经历了从“夷技”到“长技”再到“科学万能主义”的渐进曲折的变化。但在整个20世纪，除了少数的例外，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科学。今天的中国更是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国家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现代化的科研体制、现代化的开发体制。科学是生产力，技术能创造出金钱和财富，几乎是全民的共识。政府和公众深信，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导向的主流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和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拜。
与之不同的是，当前欧洲社会的科学价值观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社会已经过度发展了对物质拥有的不断需要，所以转而追求生活质量、环境保护、公民自由以获得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存环境。这种后唯物主义价值观的产生必然导致对技术进步的乐观性的减少。⑧
2.社会科学氛围的不同
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政府政策的导向、媒体的宣传以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来看，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乐观态度是在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视和强调高新技术发展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国正处在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媒体的宣传更像催化剂，使得整个社会的科学活动深深根植于老百姓心中，由此塑造了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总体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更积极的态度。⑨ 因为公众把生物技术视同为一般的科学技术，判断时从技术本身出发，很少与特殊利益和需要相联系，这种对科学技术笼统的观念也是形成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各项应用的一致性评价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虽然各国政府一直强调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矛盾心理却日益显著。因为欧洲正处在发展后的思考阶段，寻求对科学价值更客观、理性的把握，因此，政府对科技政策的制定也较为审慎，社会也强调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讨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利弊问题，这样的氛围培养了公众对科技创新的谨慎态度。此外，近年来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如二恶英、疯牛病等）似乎也影响欧洲公众对技术本身和科学家控制能力的信任，从而加剧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接受的疑虑情绪。
3.媒体宣传的导向
关于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差异，媒体传播上的差别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部分的理解。两个地区大众传媒对生物技术方面的报道在程度、内容和倾向上都有所不同。在欧洲，从90年代开始生物技术被大大地突显出来：关于生物技术领域的文章变得更多、更长，对“基因”或“生物技术”的参考引用比例也大为增加，生物技术成为了更为日常的新闻报道主题。此外，媒体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很明显有着不同的倾向、基调。不同的生物技术活动与不同的理由相联系。“红色”生物技术保持着进步的状态，关注转向与中性或自然有关的问题，而“绿色”生物技术成了需要向公众解释的一件事。“总的来说，风险的讨论获得了阵地，而效益的讨论失去了阵地”。⑩ 同时，关于生物技术应用的争论尤其是对农业生物技术的争论，在欧洲公众领域此起彼伏。因此，欧洲媒体的这种报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公众对不同生物技术应用的偏爱和左右为难的态度。
相反，在中国，关于生物技术的报道很少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如果有，大多数局限在学术刊物上。同时，关于这些主题的争论在公众领域几乎没有看见。很少的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官方报道，正面的信息占绝对的优势（Funing Zhong,2002）。(11) 因此，绝对优势的正面报道培养了那些已获信息的公众的乐观态度。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的乐观态度只局限在小部分人口，很多没有获得信息的人没有态度。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些问题在中国变得更有争议的话，这样的乐观态度可能是不稳定的。
4.效益知觉、道德评价、风险意识对支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揭示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在有用性、道德接受性、风险与鼓励发展方面的关系，我们对各评价指标间的相关作了统计分析，见表1。
表1 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效益、道德、风险、鼓励发展评价指标间的相关
从前面的研究结果我们知道，中欧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评价在有用性、道德接受性及鼓励发展三个方面都非常一致。而相关分析则进一步指出，在效益与鼓励发展，道德与鼓励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相关（0.01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公众认为该技术有用，道德上就更易被接受，同时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也说明，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效益知觉是其支持发展的前提，而道德上的接受却是获得支持发展的关键。
关于风险和鼓励发展间的关系，中国和欧洲有些不同。从中国的数据来看，公众对生物技术在食品生产、农作物种植及基因测试中应用的风险评价与鼓励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在0.01水平上），这就是说，公众对这些应用领域的风险意识越高，其应用的接受性就越低。可能的解释是，食品、农作物、基因测试的应用风险是直接的（对个人健康的危害），但同时也是可以选择避免的（不吃这样的食品和不做这种测试）。而对克隆技术的风险来说，尽管也直接威胁到个人，但常常是无可选择的，因此如果知觉到效益（治疗疾病），人们就愿意忍受风险。化学除污的应用风险因为不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也不造成对个人健康的直接伤害，因此与接受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相关。再看欧洲的数据，公众对各应用领域的风险评价与鼓励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高的风险意识并不必然导致低的支持。
由此可以认为，风险知觉并不必然导致对所提生物技术应用的负面态度。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风险知觉是或不是拒绝应用的一个理由。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与效益知觉的比较。更多的效益知觉可以提高人们风险的容忍力，因此可获得更多的支持。二是知觉到的风险特征。如果风险是不可避免或没得选择的，人们将被迫忍受风险。
四、结论
1.总体来说，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各应用领域的期待都比欧洲公众高，因此生物技术的应用在中国能获得更一致的接受和支持。
2.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评价相当一致，但实际上，欧洲公众对风险的理解涵义更深，范围更广，内容也更具体。
3.相关分析指出，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效益知觉是其支持发展的前提，道德上的接受则是获得支持发展的关键，而风险意识也并非是拒绝应用的一个理由，因为更多的效益知觉可以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力，因此获得更多的支持。
4.在公众对生物技术态度的形成、发展中，科学价值观起到核心作用，社会的科学氛围是塑造公众态度的大熔炉，而媒体的宣传导向则是催化剂，并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公众对生物技术态度的选择趋向。
注释：
① 欧洲从1991年开始到2002年，在各欧盟成员国进行了5次关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公众态度的调查。第6次调查在2004年实施，但调查数据尚未开放。
② 问卷英文版本参见：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Appendices”，in 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Biotechnology 1996—2000 the years of controversy,London:Science Museum,2001。
③ Lǖ Lan,“Chines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A case study from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B,Vol.7,No.4,Apr.2006.
④ 欧洲2002年关于“欧洲人与生物技术”为主题的EUROBAROMETER调查报告及数据来源：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s_177_en.pdf。
⑤ 同上
⑥ 问卷英文版本参见：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Appendices”,in 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Biotechnology 1996—2000 the years of controversy,London:Science Museum,2001。
⑦ Claire Marris,Brian Wynne,Peter Simmons,et al.,“Public perceptions of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ies in Europe”,Final report of the PABE research project,pp.5.Source:http://www.pabe.net.
⑧ George Gaskell,Edna Einsiedel,Susanna Priesr,et al.,“Troubled waters:the Atlantic divide on biotechnology policy”,in 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Biotechnology.
⑨ 同上
⑩ Martin W Bauer,Matthias Kohring,Agnes Allansdottir,et al.,“The dramatization of biotechnology in elite mass media”,in George Gaskell and Martin W Bauer,Biotechnology 1996—2000 the years of controversy,pp.50—51.
(11) Funing Zhong and Mary A.Marchant,“GM foods:A Nanjing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nsumers' Awareness and Potential Attitudes”,pp.136—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