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民歌故事解读--看电视剧“康定情歌”_康定情歌论文

古典民歌故事解读--看电视剧“康定情歌”_康定情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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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雅锅庄主曲登的母亲生命垂危无力回天,曲登接受他人的建议纳妾冲喜。为此,妻子卓玛带着女儿康珠愤然回到娘家。孰料卓玛被害身亡,康珠在李银匠的抚养下长大。十余年后,曲登终于在塔戈草原找到康珠。长大的康珠此时已与救命恩人措姆的儿子洛桑相爱。回到父亲身边不久,康珠惊闻李银匠、措姆和洛桑先后亡故,痛不欲生,直到与永昌茶庄老板张永昌的儿子张金相识心情才逐渐好转。康珠的性格吸引了张金,曲登为了锅庄的利益也决定与汉商联姻。不料,已成为响马头领的洛桑却扮作热芭艺人突然出现在康珠与张金的婚礼上。康珠得知洛桑依然活着,不顾一切地想要追回两人的爱情。然而,洋人的渗透让锅庄联盟和汉族茶庄危机四伏,继承父位“金甲会首”职位的康珠重担在肩、身不由己,同时,地位的悬殊与强盗的身份让洛桑强烈地意识到,他爱康珠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选择离开……

这是30集电视连续剧《康定情歌》(以下简称《康》剧)唱响的一曲欲罢不能、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颂歌。在都市剧、警匪剧、古装剧充斥荧屏、大行其道的今天,民族题材电视剧一直是电视剧市场上的稀缺产品。究其原因,除了在准确表现少数民族文化上的难度限制了该类型电视剧的发展之外,关键一点还在于电视剧的主题与切入点的定位一直困扰着创作者们。由于题材陈旧、挖掘不深、视野狭小,不少拍出来的作品大都主题相似、风格雷同,或者叫好不叫座。而央视黄金强档播出的《康》剧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它通过对一首广为流传的经典民歌的故事性诠释,准确地表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定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让观众的眼睛为之一亮。

说到民歌《康定情歌》,可谓人尽皆知、耳熟能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把对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凭其影响,《康定情歌》想必不会落榜。但是,谁也考证不出这首经典情歌的词曲作者究竟为何人,更鲜有人知道“情歌的故乡——康定”曾作为茶马古道的重镇,经历过如梦的繁华和兴盛,甚至一度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各种文化多元并存的地区。加上当今世界,藏族文化备受关注,藏族地区成为人们理想中文化旅游的目的地。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以一首蜚声中外的民歌为切入点,无疑是《康》剧选题的聪明与过人之处。它利用观众渴望解秘的心理,设计了一个“借船渡海”、“借壳上市”的晃招——到底是因为一个传奇故事产生了《康定情歌》,还是因为这首民歌引发了这部电视剧的诞生——反正最终的结果是民歌的知名度提升了电视剧的市场号召力,电视剧的热播又促进了民歌的传唱。我们由此断定,该剧的出现把握了当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契合了国内外藏文化的热潮,为藏族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其实,我们与其把《康》剧界定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剧,不如更准确地把它界定为一部以藏文化为主,展现特定地域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民族风格的情感故事剧。我们想,创作者的初衷并不是为《康定情歌》的由来寻找答案,它以一首传遍世界的民歌为主旋律和切入点,以爱情为主要线索,串起权利之争、民族地域文化、惊险商战等内容,编织起一个丰满的、错综复杂的故事。这种故事性诠释遵循了电视剧作为一门叙事艺术的特性,可视性极强。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从电视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民歌就是该电视剧创作者心中的“理念”,是全剧的根本和核心,由此生发出来的情感故事就是创作者对情歌的戏剧形式的解读,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编剧高旭帆曾在康定生活二十余年,他对康定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对家乡充满深厚的感情。高旭帆说:“我希望电视剧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揭示只有在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康巴大地才能诞生《康定情歌》中的独特爱情,并让这种爱情超越时代和地域。”导演王小列说,电视剧《康定情歌》要通过这首著名的情歌为观众揭开历史的面纱,让观众和我们的主人公一起再次重温那段康巴人的历史,从中体会他们的爱情、欲望、善良和智慧,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在故事中去体会藏在“康定情歌”背后的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康》剧由于选题新奇、切入点巧妙,从而为剧情推进和人物命运的发展营造了广阔的空间。该剧用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是以木雅锅庄、德吉锅庄、永昌茶庄、东印度洋人公司、黑山匪帮为代表的几大势力之间的合与分、争与斗;一条是曲登和卓玛、央珍和曲登、李银匠和措姆、洛桑和金秀、康珠和张金、多尔金和维色、维色和洛桑等几对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块儿,跌宕起伏、悬念不断、扣人心弦。剧中几次锅庄联盟会议间的明争暗斗、黑山与锅庄间的冲突、锅庄与东印度公司的对抗、锅庄与茶庄的唇齿相依等令人印象深刻,而每个人物鲜明的性格、不幸的命运和曲折的情感则深深打动人心。

创作者们对剧中人物命运的安排体现了人性的回归。为了结成利益联盟,曲登违心地迎娶了第二个妻子,却没想到由此给卓玛带来杀身之祸,也导致自己抱憾终生;央珍为了当上木雅锅庄的阿佳赌掉了一生的幸福,幸好她善良的本性让其最终赢得了理解和尊重;李银匠和措姆就像草原上两只偶然碰到一起的羊,相互舔舔对方的身子却不问对方的名字;康珠一开始就试图与命运抗争,结果却无奈地放弃爱情承担起“金甲会首”的重任……除了歌颂纯洁的爱情,剧中更赞美了信义、责任等人性中美好的闪光点。譬如康珠命运的发展就是由童年梦幻到成年责任的成长过程;洛桑由寻找金秀到选择离开康珠更是把爱情推向崇高的一种精神升华。由此可见,民歌《康定情歌》中的“情”或许还局限在儿女之情上,但《康》剧中的“情”已经提升到更宽广、更深厚、更博大、更无私的层面,其指向已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别人和集体,是社会、家乡和祖国。

《康》剧在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同时,十分注重客观展现民族地域文化。它不像以往同类作品,要么以强势文化凌驾于弱势文化之上,要么站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的所谓高度,对不发达地区文化进行妖魔化。《康》剧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将文化放在故事背景中予以展现,在形式上尽量地还原。它在概念上淡化政治,将政治和宗教作为故事的大背景呈现。不强调当时的政府行为,而强调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助。这样既符合了历史又贯彻了国家提倡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策。

创作者把自己对康定的认识通过作品真实地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激荡、生根、开花。在剧中,观众能听到肖邦的夜曲,也可以听到“阿佳”与洋人之间的英语交流,它们与牦牛、雪山、湖泊形成巨大的反差。不过,《康》剧的故事背景并未因此而脱离现实,剧中所反映的时代正是茶马古道贸易繁荣的鼎盛时期。康定千百年来就是横断山区民族走廊的中心,这里既有藏传佛教的寺庙,也有清真寺和天主教堂,既有汉族聚居的会馆,又有藏族独行的经商场所——“锅庄”,这些时代的特色使得《康》剧的剧情尽在情理之中。

该剧还以美轮美奂的镜头语言充分展现了康定的优美景色:雄伟的雪山、晶莹的湖泊、苍翠的森林、辽阔的草原、高远的云天……壮丽的雪域风景中演绎着爱情的炙热与执着、亲情的怨恨与包容、友情的坦荡与微妙——人世间亘古不变的情感传奇尽在其中。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康》剧在表现人物时不忽略环境;在表现环境时不淹没人物。一切故事都自然地融合在康巴特有的人文风情、如画的自然风光以及醉人的音乐声中。

说到音乐,该剧在此方面也颇有特色。它在完美地展现民歌韵味的前提下拒绝一味地重复再现,而是进行时尚表达。该剧的片头、片尾音乐将民歌和摇滚等现代音乐的元素较好地揉合在一起,既体现了藏族音乐的奔放与浪漫,又传达了现代人对传统民歌的更为前卫的理解与演绎,少了几分轻快,多了一丝粗犷。剧中还多处出现了交响乐,同样起到了烘托气氛的作用。

该剧的服饰将传统和现代元素相结合,不仅保持了传统藏族服饰的风格与特点,而且在处理的角度上颇有一些新的尝试。

《康》剧汇集了陶红、胡军、唐国强、叶童、斯琴高娃等知名演员。陶红在剧中分别扮演康珠和她母亲卓玛两个角色,于细微处见精神,不仅把卓玛的端庄、慈爱、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把藏族少女康珠纯真可爱、敢爱敢恨的个性活脱脱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胡军扮演的洛桑野性十足,情义如天。叶童的到位的表演证实了她的演技实力,将央珍阿佳这一骄傲、任性、想爱却生恨的藏族贵妇刻画得入木三分。

综上所述,《康》剧在艺术手法上圆熟而独到的表现,既对主题内容有深刻的揭示作用,又与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和包容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协调统一。

如果要说不足的话,《康》剧一是爱情主线时隐时现,爱情结局缺少变化,雍西等人物设置比较牵强;二是某些台词“穿帮”,如“北京”、“老爸”等词汇及其他现代性语言;二是“张金窗下唱情歌求婚”和“洛桑与康珠坟前断交”两场戏诗意不足、表演不到位,让观众觉得变味。

不过瑕不掩瑜。《康》剧着力宣扬圣洁的情感和崇高的责任,反映藏汉民族团结,讴歌爱国主义,对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该剧抓住了市场规律、开拓了电视剧市场,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尤其是它没有落入以往藏族题材电视剧刻意反映宏大主题和视角狭窄的窠臼,相对于以往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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