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价及投资区位选择分析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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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①。当下，中国投资者对俄罗斯投资恰逢其时。从俄国家整体层面上看，投资对俄罗斯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2014年出现下滑，这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下滑。其实，早在2013年，俄罗斯各界已经表现出了对本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②，而在新近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背景下，投资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显得更为重要③。俄罗斯政府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障外国投资人权益和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的法律法规④。对中国而言，民间大量资金亟须“走出去”⑤，投资方向上，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应该成为重要的投资方向。当然，对一个国家的投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某个具体的地区。因此，考察俄罗斯各地区的投资环境，对中国投资者具有重要决策价值。本研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目前国内外研究俄罗斯投资环境的成果大多限于国家层面，除了透明国际组织、美国传统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若干国际组织⑥之外，我国国内也开始出现对俄罗斯整个国家的投资经营环境进行专门评估的报告，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于2005年起陆续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就有“俄罗斯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报告”⑦；再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驻俄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联合出版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俄罗斯）⑧，也从联邦整体层面对俄投资和经营环境做出过较为细致的介绍；也有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对俄罗斯整体营商环境做过专门论述，如对俄罗斯法律环境、经营环境、社会治安环境等涉及投资、营商环境重要方面的定性论述⑨：李新、蒋君仙则重点介绍了国际评级组织对俄投资环境的评价情况⑩；类似的还有借鉴国际竞争力研究机构（11）的做法，结合投资环境包含的国内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政策与运行、金融环境、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等8个方面对俄罗斯投资环境进行定性分析。相对俄联邦整体层面的研究，深入到俄联邦主体层面的研究就更不多见了，阎洪菊介绍了俄罗斯《专家》杂志2004年第45期公布的俄罗斯2004年地区投资环境评定结果，有助于国内投资者了解俄地区投资环境评定方法及各地区的评级位次（12），但因为仅仅是2004年的排行，缺乏动态跟踪，所以对中国投资者的借鉴作用十分有限；徐昱东和徐坡岭根据俄罗斯中小企业2006-2013年的数据，通过俄罗斯各联邦主体中小企业发展态势的变化间接反映了各地区营商环境的动态变化（13），尽管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但因为这种反映属于间接性反映，在对国内投资者的借鉴效果上存在局限性。本研究试图将动态的直接衡量俄联邦各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方法和动态的间接反映俄联邦各地区营商环境的评价方法结合起来，以期为国内投资者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评价投资环境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从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基本方法互补的角度，综合分析俄罗斯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第四部分是结束语。

      二、评价投资环境的基本方法

      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的投资环境问题，不是俄联邦整体层面的，而是俄联邦地区层面的。在方法上突出量化分析，以量化分析为主，以定性分析为辅；将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方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对俄各地区的投资环境或投资吸引力进行排名，这里称之为直接法；另一类是通过能够反映地方投资环境的指标间接进行评测，可称为间接法。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基于两种方法展开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给出有关这两类基本方法的一个扼要评述：

      （一）直接法

      直接评价俄各地区投资吸引力的代表性成果是俄罗斯《专家》评级机构做出的（14）（15），即采用投资潜力与投资风险两项评定加综合配比法，首先对各地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项下的子要素赋值，对同一项下子要素之分值进行排列，就会得出各地在该要素下的排行。同一项下各子要素分值相加后排列，就可得出各主体分别在投资潜力或投资风险评定中的位次。具体来说，一方面，对某地投资潜力项下子要素的总分值，用该地投资潜力占全俄投资潜力的份额表示，并依份额大小进行地区投资潜力排行；另一方面，某地投资风险项下子要素总分值，以与俄联邦风险平均值的背离程度表示，依背离程度进行投资风险排行。地区投资潜力评定中设有9个单项潜力指标（16）：劳动力潜力、消费潜力、生产潜力、财政潜力、制度潜力、创新潜力、基础设施潜力、资源潜力以及旅游潜力；等级分类标准是，地区潜力在俄联邦总潜力中占2.5%以上为高等潜力，1.0%-2.5%之间为中等潜力，1.0%以下为低等潜力。地区投资风险评定中设置有7个单项风险指标：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财政风险、社会风险、治安风险、生态风险；等级分类标准是，地区风险值为俄联邦平均风险值10%以下为最小风险，10%-120%为中度风险，120%-200%为高度风险，200%及以上为超高风险。每项子指标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各联邦主体单项潜力或风险的分值，是采用统计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得出。统计主要由信用评级机构“Эксперт PA”组织的专家组进行，问卷调查对象则包括俄罗斯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商会和企业、银行协会以及其他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专家。按照特定公式进行计算，再按优者在先的原则排列，即得出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的排行。最后根据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的不同等级进行综合评定，并将综合评定分为若干等级，我们以2014年为例（17），一共划分为13个等级，如表2所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首先，每年评估时各单项指标的比重有所不同，但大致顺序相似。为了让读者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这里以2014年评级为例，给出了诸项子指标权重的大小顺序（先大后小）。投资潜力各项子指标的权重大小的先后顺序为：生产潜力、劳动者潜力、消费潜力、基础设施潜力、财政潜力、制度潜力、创新潜力、自然资源潜力、旅游潜力。投资风险的各项子指标权重大小的先后顺序为：经济风险、财政风险、社会风险、行政管理风险、治安风险、生态风险。

      其次，在数据来源方面，俄罗斯各地区投资环境评定中历年使用的数据来源相差无几，主要包括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财政部、经济发展和贸易部、中央银行、税务部、自然资源部、通讯内务部、联邦保险监督管理局等机构和组织的数据，以及自然资源委员会数据库和《专家》评级机构数据库的数据。评定中还参考了各联邦主体政府网站发布的法律信息、地区发展战略和纲要以及各联邦主体按相关统计部门或上级职能部门的要求提供的补充数据等。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1996年起，俄《专家》评级机构就开始对俄各地区的投资吸引力进行评级排名。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俄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地区投资潜力评定和投资风险评定中设置的单项指标均有所调整和变化。每次调整和变化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以2011年度为例（18），投资风险的7个单项指标中剔除了法律风险指标，理由是之前几年各地区有关投资方面的法律条文经重新修订后越来越合乎规范，评级专家组认为没有必要再评价立法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投资风险中行政管理风险（19）指标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再评价某地区“规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评价专家组认为，发生在俄罗斯的历次危机表明，那些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实际上并不适用。另外，在财政风险方面补充了联邦主体在发行国债方面的风险；社会风险方面，不再统计地方罢工以及公用住宅方面的事故或故障等数据，因为，专家组认为这两个统计指标已不再反映实际情况。而投资潜力（20）方面的变化颇具技术性，包括：自然资源指标采用了自然资源部新近更新的数据；在创新潜力指标方面，不再考虑各地方科技园区的数量，评价专家组认为，这些园区只不过是一些不动产的堆积而已，实际上没有任何创新，因此转而采用各地区的专利申请提交数量作为该指标的替代指标；在基础设施潜力方面增补了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评价；在消费和财政潜力方面，按实际购买力对总货币收入水平进行了修正，等等。

      自1996年至今的每次变化和调整均保持在合理限度内，保证了历年评级的可比性。而且，就每年各地区的评价排行先后顺序而言，这种变化不影响其对于赴俄投资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二）间接法

      目前，对俄各地区投资环境的间接性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这里，以我们先前研究的成果（21）为基础，对间接法的优点和不足作一扼要评述。与前述直接评价投资环境的思路不同，从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角度间接衡量俄各联邦主体的营商环境水平，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中小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生态的重要经济主体，它的发展变化对于了解各联邦主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具有“一叶知秋”之“叶”和“春江水暖鸭先知”之“鸭”的地位和作用。中小企业相对于大型或巨型企业而言，其对营商环境的向好或恶化的变化往往最先体会到，其反应更为敏感。通过衡量其发展水平，间接反映各联邦主体的营商环境及其变动具有一定说服力。

      具体做法上，首先根据衡量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若干指标，即每十万居民注册小企业数、小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工人人均产值（单位：千卢布）、各地区居民人均小企业产值占全俄人均小企业产值的比重、工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千卢布）、各地区居民人均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俄人均小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工人人均纳税额（单位：卢布）、各地区居民人均小企业纳税额占全俄小企业人均纳税额的比重等8个指标（22）；遵循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步骤，通过俄联邦各地区8项指标历年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借助SPSS17.0统计软件因子分析程序完成），得到相关阵R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后，选择4个因子，即将8个变量简化为4个彼此独立的因子（23），从而可以构造出一种简单的因子得分，进而根据各因子的贡献率加权综合因子得分，最后得出俄各联邦主体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因子评分和排序，2003-2013年度的各地区的综合得分见附表（24）（如有需要请联系原刊或作者。下同——编者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数据过程中发现，科里亚克民族自治区、涅涅茨自治区、印古什共和国、泰梅尔民族自治区与赤塔州、车臣共和国、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外贝加尔边疆区等联邦主体的数据，或因原始数据缺失，或因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原因，最终能参与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排序的联邦主体数为79个，略少于当前的联邦主体数。

      就直接法和间接法这两种方法的评价效果而言，我们采用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数据相对客观，而投资环境评级，无论是投资风险还是投资潜力，虽然运用了科学的统计和计算方法，但在对要素赋值时，评定者的主观因素，如价值标准和倾向等，可能会使评定结果产生某些误差，但总体上不影响评定结果的参考价值（25）。

      三、俄罗斯投资区位的选择与规避——从两种方法互补角度的综合分析

      （一）基于直接法的区位选择与规避

      根据俄罗斯信用评级机构“Эксперт PA”历年给出的《俄各地区投资吸引力评级》年度报告（26）我们将投资吸引力（Инвесиционная привлекателъность регионов）评级结果进行汇总，见附表，即给投资吸引力的评级等级从高到低（从1A到3D）分别赋分值，等级越高分数越高，然后将1996-2014年历年的得分加总，最后依总分分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对应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即是由大到小排行。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投资吸引力的部分位次，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莫斯科等前15位的地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区，而在达吉斯坦共和国、车臣共和国等15个地区则要注意合理规避。排在中间的代表则是伊尔库茨克州、图拉州等地区。

      

      同时，我们将历年评级报告中的投资吸引力的两大子指标即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的排行分别进行汇总，见附表，再将每个地区从1996-2014年的历年排行位次进行加总，取平均数，最后根据平均位次的高低得出投资潜力或投资风险的地区排名。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部分位次情况。投资潜力位次见表4，投资风险位次见表5。

      

      

      投资潜力排行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区位选择机会，结合投资风险单项指标的排行（见附表），某种程度上能达到在规避重大风险的同时又不会遗漏重大潜在机遇的效果；同理，考察表5反映出的投资风险位次排行，结合投资潜力单项指标排行，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上述效果。

      （二）俄罗斯地区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

      以上是通过对1996-2014年历年位次数据取平均数获得的总体性信息。而通过观察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的历年排行名次的变动，还可以得出俄罗斯地区投资环境变化的以下几个特点：

      1.莫斯科、莫斯科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圣彼得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鞑靼斯坦共和国等7个地区从1996-2014年的19年时间里，连续19次投资潜力排行进入前15名。类似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克麦罗沃州、下诺夫哥罗德州、彼尔姆州等4个地区在1997-2014年18年时间里，连续18次进入投资潜力排行前15名；上述11个地区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投资潜力，这在各类危机背景下选择到俄投资的区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决策价值。

      2.马加丹州、达吉斯坦共和国、车臣共和国等3个地区从1996-2014年的19年时间里，连续19次被列为投资风险最高的前15名。这在较大程度上表明，这3个地区的投资风险极难在短期内减小。

      3.利佩茨克州投资风险持续降低的趋势极为明显，位次由1996年的第21位升至2位；下诺夫哥罗德州投资风险存在持续恶化的趋势，由第2位降至18位。鞑靼斯坦共和国、圣彼得堡两地区的风险较小，前者连续19年、后者则除了2008年排行第20外，有18年排行位次均在前15名之内。雅罗斯拉夫州，风险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较为明显，不过，这种波动发生在风险较低的水平上。

      （三）基于直接法与间接法比较的区位选择与规避

      

      由表6可知，运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获取的评价结果，对莫斯科、鄂木斯克州、莫斯科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鞑靼斯坦共和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罗斯托夫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萨马拉州、新西伯利亚州等10个地区而言是较为一致的，均在前15名之内。

      由表7可知，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得到的投资环境最后15位排名包括哈卡斯共和国、布良斯克州、阿尔泰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萨哈林州、库尔干州、犹太自治州、北奥塞梯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堪察加州、楚科奇自治区、卡拉恰伊一切尔克斯共和国、马加丹州、图瓦共和国等，其中有9个地区是一致的。

      通过两种方法的比较，发现两者获取的前15位和后15位包含的地区数量上分别存在66.7%和60%的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先前我们以中小企业发展水平间接衡量投资环境的有效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合地区因为同时体现了两种基本方法的优点，因此可作为我们选择投资区位和规避投资区位的优先考虑对象。

      

      两种基本方法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两类基本方法选择的基础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直接法采用的指标侧重对潜力和风险两大因素的当前及未来预期，且大多为专家主观判断；间接法采用的指标数据则主要反映了测量对象当前和过去的表现，且相对客观。二是地区主导产业、行业的不同特点所致。有的地区即便投资环境较为优异但主导产业多为自然资源开采、重工业等，而这些产业领域里面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空间局限性较强。这样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水平间接衡量的投资环境水平就会显著低于直接法衡量的投资环境水平，如圣彼得堡（直接法排名第2位，间接法排名则为22位）。类似的，一些传统行业发展较好、中小企业发展水平较高但投资潜力和风险均较小的地区则有可能出现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情况，如加里宁格勒（直接法排名是第22位，间接法排名则上升至第2位）。综上，将两类方法评价所得排名的重叠地区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则综合了上述方法的优点，应具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

      （四）投资者偏好与关注投资环境指标的差异性

      首先，我们在考察一般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时发现，投资者往往较为看重俄罗斯的创新环境和制度环境。例如，谭蓉娟、李新对俄罗斯FDI区位流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创新能力是影响俄罗斯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27）。许倩倩则以俄罗斯为例，从转型国家比较典型的产权保护和政府干预度这两个制度因素入手进行分析，指出，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政府的正向干预行为对净化投资环境、促进FDI增长的重要性（28）直接法涉及的投资潜力子指标中恰好就含有创新子指标和制度子指标。这里，我们给出在这两个指标上位居前15名的地区，见表8。

      比较创新和制度指标前15名的地区可以发现，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州等11个州几乎是重合的。只有沃罗涅日州、秋明州等8个地区不同。如果前文提及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结论是稳健的，那么，表8给出的排名就具有明显的实践指导意义了。

      其次，就中国投资者而言，关注的投资环境因素除了上述创新和制度因素之外，还有更加多元化的要求。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属性的企业对投资环境关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小型民营企业（29）规模小、抗击风险的能力较弱，他们对包括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等在内的各类风险因素（30）较为关注，同时，这类企业提供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往往对劳动力、消费、基础设施等各项投资潜力指标关注较多。而大型国有企业（31）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投资俄罗斯的一个战略性动机是获取能源，因此，这类大型国企往往看重的是能源、资源类战略性资产，所以会对自然资源等潜力指标有较多的关注。又因为这类业务往往会产生较大的生态影响，所以这类企业也格外关注生态方面的潜力。为此，我们这里给出了涉及上述投资因素的排行前15位的地区，见表9。

      

      

      通过分析表9可以发现，较大投资潜力和较小投资风险重合的地区数目较少，这反映出投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小型民营企业可在重点关注前文提出的投资者优先考虑的10个地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偏好，参考以下地区，即劳动力潜力和基础设施潜力均在前15名的地区和治安风险、行政管理风险较小且在前15的地区，前者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4个地区；后者包括利佩茨克州、沃罗涅日州、坦波夫州、楚瓦什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5个地区。对旨在获取战略资源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可以推荐的地区仅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只有这个地区在自然资源潜力和生态风险排名上均进入前15名。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投资风险和投资潜力所包含的诸单项指标的调整本身也说明，俄罗斯营商环境在不断改进。例如立法指标的调整（其存续期为1998-2010），反映了各地区从普遍重视立法到普遍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在经过1998-2010年的努力后，已经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绩。再如，将政治指标（其存续期为1996-2005年）从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里面剔除，反映出俄罗斯在2005年前后进人了一个政治较为稳定的时期。

      根据评价俄各地区投资环境的两类基本方法即直接法和间接法，我们给出了莫斯科、鄂木斯克州、莫斯科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鞑靼斯坦共和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罗斯托夫州、下诺夫哥罗德州、萨马拉州、新西伯利亚州等10个最具投资吸引力地区；并给出了投资者注意规避的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哈卡斯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库尔干州、犹太自治州、北奥塞梯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在内的11个地区。在考虑上述地区的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内投资者，分别为风险规避型中小型民企和资源获取型大中型国企投资者给出了投资俄罗斯时需要特别关注的地区，即前者需要关注利佩茨克州、沃罗涅日州、坦波夫州、楚瓦什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地区，后者需要特别关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当然，“走出去”意味着中国企业要面临一个迥异于国内的全新环境，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投资环境直接评价法中涉及的十余个指标远不能将它们都包括进来。除了关注更加广泛的影响投资的环境因素之外，通过分析若干个具体投资案例这种解剖麻雀的方式，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一个典型的缩微版的投资环境分析，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将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①黄益平认为，受三方面因素影响，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可能会更快：首先，中国过去实行资本项目管制，宽进严出，现在资本项目开放会对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促进。其次，“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成本提高，原来有竞争力的企业现在要找新的地方生产，海外投资可能成为很多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很重要选择。最后，“一带一路”等经济战略的实施，也意味着有很多往外走的机会。参见黄益平：“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故事’”，《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第20-33页。

      ②俄多位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分析指出，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俄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缓，加上欧洲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对石油等能源产品需求下降，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参见May В.В.Oжидании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роста:социа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э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2013 году//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014.No.1.C.4-32.

      ③俄罗斯央行行长埃莉维拉·纳比乌林娜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新的驱动力应该是投资。参见2013年10月8日俄罗斯报摘网站报道。郭晓琼则通过对俄经济增长要素的分解发现，资本要素的投入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最为可靠，巩固并提高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之一。因此，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投资，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参见郭晓琼：“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5页。

      ④2005年7月时任总统普京签发《经济特区法》，为外资入俄开辟了顺畅而便捷的通路，并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指南。

      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也加快了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中，新的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大幅松绑。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行为将明显增强。

      ⑥包括文中提及的世界投资环境评估权威机构对2009-2011年间俄投资环境进行了总体评价：俄罗斯国内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以及行政环境明显落后于世界大多数经济体。俄只在财政政策、贸易政策、自然资源管理三项指标上具有竞争力，其余评价指标均相对落后。参见李新、蒋君仙：“俄罗斯投资环境：现状与改善措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第88页。

      ⑦“国家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由于债务人所在国的某些国家行为引发的重大事件，使得债务人拒绝或无法偿付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债务，从而给国外债权人和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征收、战争、汇兑限制和政府违约风险等。国家风险不受企业或个人控制，也不易为企业和个人全面、及时地分析评价。

      ⑧《指南》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赴俄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中国企业到俄罗斯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

      ⑨曹志宏：“俄罗斯投资环境及中国对俄直接投资问题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5期，第48-50页。

      ⑩李新、蒋君仙：“俄罗斯投资环境：现状与改善措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第86-91页。

      （11）即总部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IMD）。

      （12）阎洪菊：“2004年俄罗斯地区投资环境评定及排行”，《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第32-40页。

      （13）徐昱东、徐坡岭：“俄罗斯投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俄各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第83-112页。

      （14）阎洪菊曾在2005年介绍过此机构的出版物《专家》给出的2004年俄各地区的投资吸引力排名，并就评级方法作了一个简单介绍。参见阎洪菊：“2004年俄罗斯地区投资环境评定及排行”，《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第32-40页。

      （15）该机构在俄信用评级领域具有权威地位，据其官方网站2014年8月1日出具的统计调查显示，该公司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6%，其他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依次为，HPA，18%；Moody's，10%；Fitch，91%；S & P，9%；Русрeйтинг，4%；AK & M，4%。

      （16）自1996年至今，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各自包含的子指标均出现过变动，这9项指标从2005年沿用至今。详细情况见附表。

      （17）《Экспeрт РA》评级等级的名称有所变化，1996—1997年这两年的评级划分为9个等级，即1A（高等潜力—不明显的风险）、1B（高等潜力—中度风险）、1C（高等潜力—高度风险）、2A（中等潜力—不明显的风险）、2B（中等潜力—中度风险）、2C（中等潜力—高度风险）、3A（低等潜力—不明显的风险）、3B（低等潜力—中度风险）、3C（低等潜力—高度风险），1998-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等10个年度均划分为12个等级，即便同是12个等级，称呼也略有不同，2010至今则划分为13个等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划分，其基本方法没有变化，就本研究的目的来说，上述变化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较小。

      （18）Рейтинг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2010-2011 годов.Москва.2011.

      （19）自2006年起，反映投资风险的单项指标中又增加了一个与政治风险相类似的指标即行政管理风险。2007年起将原有的政治风险指标剔除，行政管理风险指标得以保留至今。

      （20）2005年，在之前的劳动力、消费、生产、财政、制度、创新、基础设施、资源潜力等8个单项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单项指标即旅游潜力。

      （21）参见徐昱东、徐坡岭：“俄罗斯投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俄各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第83-112页。

      （22）以上各指标的具体数据，系根据俄罗斯国家企业问题系统研究所（НИCИΙШ）公布的系列报告《俄罗斯各地区小企业发展趋势年度报告》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出，具体数据可从以下网站获得：http://www.nisse.ru/analitics。

      （23）以2006年数据为例，四个因子反映的信息量已占总信息量的89.61%，也就是说，这四个因子作为综合因子，信息损失只有10.39%。

      （24）与徐昱东、徐坡岭的研究相比，我们这里把时间跨度由原来的2006-2013扩展至2003-2013，且之前研究中2013年的数据是用1-6月份的季度数据替代的，这里采用了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гут систем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бле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НИCИПП）公布的最新的2013年度数据。

      （25）阎洪菊：“2004年俄罗斯地区投资环境评定及排行”，《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5期，第34页。

      （26）历年Рейтинт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 Реrионов России。

      （27）另外一个因素是产业集聚程度，参见谭蓉娟、李新：“俄罗斯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东北亚论坛》，2008年第9期，第73-76页。

      （28）许倩倩：“转型国家制度因素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为例”，《现代管理科学》，2013年第5期，第81-83页。关于制度因素对包括投资环境在内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论述，见徐坡岭：“试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第22-28页。

      （29）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统计，民营企业已占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企业中的60%，达到3000多家，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

      （30）正是因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预估不足，才导致经营亏损乃至失败。多项数据和专业人士的分析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土不服”。对那些立志“走出去”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对投资目标国的市场、法律、劳工等等作充分的研究，必须好好补上风险防范这一课。见文章“中国资本走出去”，刊载于《商周刊》，2014年12月31日，第31-35页。

      （31）2013年，中国共有约1.53万家企业走出去，其中国有企业约占55%，他们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为投资集中区域。另外，2014年后，中国会迎来对外投资的黄金30年。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相关内容见王辉耀：“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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