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部结构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理解和叙述，离不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是阐发当代文艺学发展的关键。这不止是说，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导或规范了文艺学的范畴和方向，在那一时代是一家独大、至高至尊的文艺思想，并形成了当代中国独特的文艺学思想形态；同时，作为民族重要的精神遗产在今天仍将发挥着它巨大的影响。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仅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长久地关注，而且仍然是我们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指导、支配、影响着文艺学研究以及我们的思纺、情感方式。
毛泽东文艺思想虽然在建国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和执行，但它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成熟，并在局部地区诉诸实践。《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构筑了新文化的蓝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具体指出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些内容不同的著作从不同的方面表达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并确定了它的基本主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并不是在文艺学的知识范畴内来阐发他的文艺思想的，而是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他实现社会变革整体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就他的文艺思想来说，虽然与马列主义、中国文化传统、甚至造反小说都有联系，但它的源流关系很难找出一脉相承的明晰线索，甚至模糊了古今中外的界限。这也符合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理解。或者说，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既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学说，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更来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自他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想象。这也是他与专事理论创造和知识建构的一般学者的区别。因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必须同他整体思想联系起来才能找到切实的依据。也就是说，无论是文艺学思想理论还是文学艺术作品，在毛泽东看来，都更具有工具的价值，他更愿意从文艺理论家或文学作品中汲取有利于实现社会变革的某些观念，至于这些观念在知识系统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并没有多大兴趣，那些与社会变革无关甚至抵触的思想观念，遭到批评和排斥就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没有疑问的；毛泽东反对尊孔读经，也是随处可以找到根据的。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者，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继承了马列主义的要义，也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经学，面对中外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不仅师其义，更注重师其心，他不是教条地、书卷气地按章循句，而是注重对其“大本大源”的寻求：“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探讨，探讨既得，既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注：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这不仅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抱负和对学问的态度，同时作为一种个人气质也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创造性格的形成。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99—500页。）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他社会变革的总体结构中，文艺学从来不曾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存在，而是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工具之一。他并不否认功利的需求：“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自信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因此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所处环境的理解与认识，决定了他在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不可能采取缓慢的渐进方式，他必须尽可能地动员一切力量，让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参与到他宏伟的设想和目标的实践中去。这时他的“功利主义”就是对于效率的强调。而效率不仅含有速度的紧迫感，同时更要有实效性，它需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修正。这种修正和变化，常常使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对同一问题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使他的思想具有一种“非连续性的”特征。这也是后来在许多问题的争论中，大家都引用毛泽东的观点，都得出了不同结论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在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过程中，并没有现成的、完整的方案。这时，他对于文艺学或文学艺术作品所期待的，就是能够帮助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到实现伟大构想的行动中去。因此，他特别强调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形式、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特别强调“新文化”和创作出能体现新文化的新形象。而这些，是传统的中国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学教科书所无法承担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意义上，书本上的知识才被宣布是无用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一部分，他把复杂多样的文艺功能简约地诉诸于“为政治服务”，这本身既是效率的体现，同时又是实现效率的手段。
为政治服务统一了各种文艺功能观，并在延安时代大放异彩。1949年以后，延安模式普遍化，进一步实施着毛泽东新文化的猜想，同时也保留了它战时的许多特征，这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处于周期性震荡的原因之一。历史已经悄然远去，但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但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东方现代性经验的一部分，也为学者们格外关注。文艺学学术史不仅要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特意义，同时也有必要揭示出它的内部结构以及相互间的联系，而其间的复杂性尤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我们的叙述无论怎样自圆其说，它仍然是一种“虚构”，它不可能穷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这也正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丰富性魅力所在。因此，这里所谈论的，显然还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 新文化猜想与战时文艺主张
5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艺学教科书，都强调文学的上层建筑性质，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上层建筑，因此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学与一切旧文学的本质区别。这一流行的观点来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35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显然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82页。）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它是重建中国新文化的理论依据。从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开始， 肃清帝国主义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就开始展开，它是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时，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的还是慎重的态度，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同的是，“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注：《刘少奇选集》（下）82页。）它的依据仍然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经济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它们的思想也就获得了合法性依据。但是，这一理论阐述，包括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作为建国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又允许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合法存在的允诺，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或者说，“新文化”仍在猜想和重建的过程中，它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相对完整、成熟的形态。但是，那些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就是毛泽东对“破”与“立”关系的理解。尔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事实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清算，被当作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长期任务。批俞平伯、批胡适以及不间断的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运动，都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的。
1、新文化和现代乌托邦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来理解新文化的建设，虽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解决，但仍存在对“新文化”具体理解和表达的问题。毛泽东曾对此有过不同的表达，“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种新文化的阐发，还是建立在破坏旧文化基础上的，是以断裂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正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不同的著作中，我们仍可发现他对新文化的猜想和期待，它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艺学所要研究的对象。
要建设新文化，必然要批判旧文化；要创造新造生活，必须要否定、排斥日常生活。从50年代开始，文学艺术理论始终在探讨知何才能创造出富于新文化、新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典型的讨论、美学问题讨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向民歌学习一直到“三突出”理论的出现，事实上都是以文艺学的方式实现新文化建设的努力和尝试，是《讲话》要求的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具体的理论探讨。在新文化猜想和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文化所要求的文学艺术和试图塑造的新生活，是一个不断要求的文学艺术和试图塑造的新生活，是一个不断要求净化、纯粹、透明的文学艺术和生活，只有这样的文学艺术和它反映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学正是经历了一个不断的阐释它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全过程。也正因为指导文学艺术生产的文艺学理论，与新文化猜想所要达到的境地总是存在着距离，所以才出现了文艺理论不断调整、变化的内在紧张。一直发展到“三突出”创作原则，体现新文化新生活特征的“样板”的出现。因此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
这种净化、纯粹、透明的文艺生产要求，其思想来源是毛泽东的道德理想。那名重一时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洋溢着毛泽东对道德理想的诗意向往和赞颂的激情：张思德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韧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新的道德理想的内涵。应该说这一道德理想充满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感召力和询唤力，它既能够唤起人的献身冲动，圣洁向往，自我克制，又能够让人从中窥见个人的不洁和卑微。这就是道德理想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因此，当代文艺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不断催发、推动、促进道德理想普泛化的文艺理论。
与此相联系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不符合这一道德理想规范的，或与此相抵触的观念的批判。纯粹秀明的理论要求不能容忍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不能容忍诸如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及现代主义的滋长，“中间人物”和“无冲突论”因不符合理想精神而遭到拒绝和批判。建国后，从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都是因为这些作品写了家务事，儿女情”，它的缠绵、多情、抑郁或痛苦，因不符合道德理想的纯粹和透明而被指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而巴人、钱谷融等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张扬和辨护，自然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当然，这种批判不仅仅针对文艺思想，它对于来自党内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宗派活动、自由主义等，都将施之以同样的批判或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得到清算，证实道德理想不仅将政治生活革命化，日常生活也要革命化。
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要求和精神作用的强调，反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唯意志论”成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毛泽东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时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德特别注重斗争、自我牺牲、自我否定的禁欲主义价值观念。”在他的观念中，“创造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只是那些富于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观念的人”（注：莫里斯·迈斯纳：《毛主义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理想化成分》，见萧延中等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三卷109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道德观念的社会来源并非来自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而是来自他记忆深刻的乡村观念，特别是经过理想化、诗意化的传统中国农民。对农民美德的评价，本来依据的是个人标准和文化信念，但他却把它幻化成最有可能产生新文化甚至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构成要素。
毛泽东新文化猜想中的道德观念，因强调精神的巨大作用，因此对人的思想改造格外重视，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认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与他所认为的知识分子思想复杂、不那么纯粹透明有关。但是，在不断强化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却在无意间将改造的手段转换成了目的。也就是说，通过思想改造、不断强化无产阶级思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和手段，但在实践中却成了目的本身。从延安时代的“下乡运动”始，这种改造的方式就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并经常使用的方式，也就是后来被戏称为“洗澡”运动的方式。当然，这也与延安时代的经验有关，在理论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通过思想的置换，终于生产出了具有新文化特征的作品。文艺生产的“逆向性特征”（注：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载《文学评论》1989年2期。）在延安时代取得了成功，这一经验也给毛泽东的信念以巨大的支持。
但是，毛泽东对新文化的猜想，不仅具有浓重的乌托邦成分，而且也存在着阻碍实现的诸多矛盾。他不断调整文艺方针政策试图以断裂的形式开启新的文化时代，但他个人气质、趣味和文学实践，显然都与他提出的新文化猜想存在着距离。一个美国作家曾这样描绘他：“有着大学教授的气质。……他戴着一顶布帽子，你也注意到他有着圆圆的农民的脸型，不大的鼻子和一双深沉的眼睛——但是一旦脱去帽子，他那农民的样子就消失了，……除去了帽子，毛泽东就显现出一个学者所当有的全部特征。”（注：罗伯特·佩恩：《中国的觉醒》，引自《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424页。）因此，尽管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 并在文章中尽量使用民间俗话，把他的理论通俗化，但仍然不难识别他与农民或普通人的区别。他的气质与手势，显示的仍然是“超凡魅力型”的领袖。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倡导民族形式，倡导向民歌学习，但他写作的旧体诗词，无论是情怀、气势或他独特词语，要想使普通人民能够理解是相当困难的。他所使用的旧形式，也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但却并没有妨碍他现代革命情怀的表达、这同他1923年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综合了古代书院自由研究的精神和现代学校的科学内容，其思路和形式是相似的（注：《自修大学宣言》，载《东方杂志》第20 卷第 6号，1923年3月1日。）。而在他的作品中，同样表达了他所具有的普通人的丰富情感，甚至更强烈和优雅，他的情感关怀也不免知识分子的倾向。聂华苓和保罗·昂格尔发现，那首著名的《七律·到韶山》，“既没有提到他最爱吃的当地著名的辣椒，也没有提及他那严厉的半文盲的父亲以及慈祥的不识字的而又虔诚地信仰佛教的母亲，也没有他曾挑送过肥料的田野。但是却提到了他曾经见到过的农民在暴动中高举着的长矛。因此，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把革命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的酒，装进古老然而美丽的古典形式的瓶子里。”（注：聂华苓、保罗·昂格尔：《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421页。）此外，他用现代汉语表达他系统的革命策略和政策，却用古典的“评点”形式批注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的评点，显然类似于传统中国“诗文评”的形式。这些不被他提倡却又是他不断应用的旧形式，是不能在他新文化猜想的视野里得到解释的。因此，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有鲜明的现代乌托邦色彩。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乌托邦，是与通常的乌托邦完美幻想对比而言的：
几乎所有的乌托邦设想都没有想到变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共同的假设是，这种设想一旦在世界上成为现实——假如可能的话——它将无限期地处于它一开始的形式中。“秩序癖”主宰着乌托邦思想。乌托邦强大的动力就在于它能从绝顶的混乱和无秩序中拯救世界。乌托邦是个关于秩序、安宁、平静的梦幻。其背景是历史的恶梦。与此同时，秩序每每都被认为是人间事物所能达到的完善，或近乎于完善。说实话，一位既具有秩序癖又自以为拥有完美（或近乎完美）设想的思想家，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地听任变化发生呢？……从定义出发，背离完美状态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坏的结局。因此，要想在乌托邦中注入变化的可能性就必须同乌托邦思想的通常前提妥协。（注：乔治·凯特伯编：《乌托邦》，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118页。）
而这种不变的历史惰性在毛泽东的现代乌托邦中是不存在的，它渴望变化和运动使它成为不是静止的未来想象。
2、战时的文艺主张
毛泽东系统的文艺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中华民族摆脱战争危机、实现民族解放的特殊时期。战争作为时代的最大的政治，就不能不考虑它的特殊性，统一的意志、高度的组织、最大的效率，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民主、自由、个体的要求，必须限定于历史的特殊性之内，一切为了战争。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为了配合和服务战争的。毛泽东在《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一文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应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论述战争的文章是最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等，他一方面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指导战争，一方面纠正批评不利于战争的错误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都是他的批评对象。而统一的意志所强调的就是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高度的组织和统一的意志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些都是为了提高解决战争的效率。毛泽东的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周扬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中说：“为了救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艺是许多手段中的一种，文艺家首先应该使用自己最长于使用的工具，……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注：《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234页。）战争的非常态化， 使理论变得更为激进，夏衍甚至认为：“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那种“艺术至上主义者”，便会被指认为“汉奸”文学（注：夏衍：《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见《文学运动史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册34—35页。）。文学服从于战争，在这个时代已不容质疑。
“效率”在这个时代是毛泽东尤重视的。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批评了那种长而空的文风，号召“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并且要有内容。他自己不仅是倡导者，而且他的写作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点，这些显然是为了提高战争时期的效率而做出的顽强努力。因此，作为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为“一条战线”，也必须服务于战争。他强调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来自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观点。但他却没有同时谈到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文学艺术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看法。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这显然有毛泽东一切服务于战争的策略考虑。
文学艺术体现效率的观念，在毛泽东那里就是大众文学和民族形式，这两点都与简约明了有关。也就是说，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并理解，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的目标。而对于中国来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因此，简约明了的内在要求，显然是针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的。只有简约明了，通俗易懂，才能调动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并为他们服务。于是，当时的文学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德里克所说的“转译”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问题：
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含？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3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注：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一卷217—218页。）
延安时期的“下乡运动”，显然是寻找这一源泉的有效实践。 它一方面改造了知识分子自身，一方面实现了文艺从语言到形式的“转译”过程，也实现了文艺普及的目的。后来周扬在《新的人民文艺》中总结说，、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悉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也正是实现效率的自豪表达。
“转译”首先体现在语言上，这在民族形式的讨论中被许多人所意识到。而民间语言首先是被选择的对象。高长虹说：“民间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注：长虹：《民间语言，民族形式的真正的中心源泉》，《新蜀道》副刊《蜀道》1940年9月14日。） 在“转译”的问题上，是“民间语言”解决了操作层面的问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平民文学”或“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再发展，即从它的都市性转变为乡村性。因此，“民间语言”的具体所指，是中国乡村的农民语言。由于这种语言流通形式的口头性，它无法在传媒或文献中获得，它的生命力也正体现于民间的传播中，因此，对其鲜活性的了解与体验，只有“下乡”才能获得。而这一策略性的选择，与文学艺术面对的基本对象——农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时代普遍流行的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战地通讯等，共同拓展了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而效率的体现，正是在这个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无处不在的。周扬后来说：“农民和战士看了《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之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他们愤怒地叫出‘为喜儿报仇’、‘为王仁厚报仇’、‘为刘胡兰报仇’的响亮口号。”（注：周扬：《新的人民文艺》。）
无可怀疑，战时文艺主张的效率要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它不需要多元和丰富的策略性考虑，这与文艺学内在的要求显然是冲突的。而1949年全国解放后，、作为战时文艺主张的策略，一直延续下来，那边缘性的民间话语因其效率性仍被广泛地倡导。战时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紧张，并没有得到缓释。与群众动员的策略相似的，是建国后群众运动的持续开展，有的资料统计说，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性的运动就有七十多次，而地区一级的运动还要多10倍（注：理查德·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群众动员》，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 101页。）。当战时的危机转化为落后的焦虑时，群众动员仍是摆脱这一焦虑的主要方式，而它所强调的仍是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文学艺术就理所当然地处在这种统一的结构中。而对那些试图游离或摆脱统一和组织结构的文艺思想，只能施之以不断的批判，而它所使用的词语同战争文化如出一辙。比如“战线”、“战斗”、“反击”、“进攻”、“摧毁”等等。
转入现代化建设，大工业生产对组织和秩序的要求有很大的相似性，战时的经验几乎稍加改造就可直接运用，就其策略方式来说，也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提供了简捷的途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同时也带来了不切实际的尽快实现这一目标的幻想。“赶英超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就是这一幻想的直接表达。在文艺“战线”，一方面在理论上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大搞民歌的群众运动，而倡导的目的则因为它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这种浪漫的想象，起支配作用的，仍是战时的群众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从“延安民歌”、“大跃进民歌”到“小靳庄诗歌”，是这一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延续。文艺理论也仍然像战时一样，围绕着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合理性展开。它效率的原则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也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样板戏”之后，“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的即兴创作方式，才找到了“像”的范本，“新文化”的猜想才得以实现。而它取自革命历史和现实建设的题材，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战斗”的主题。而只有在斗争中，人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简约为纯粹、透明的一代新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才可能为战斗的激情和献身的渴望所置换。然而，也就在“新文化”的范本找到的时候，它自身存在的危机——即激进斗争神学的危机，才潜伏已久地浮出历史地表。
二 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虽然最初被命名于俄语，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是相当复杂的。已有的研究表明，在18到19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过科贝特、柯尔律治、卡莱尔等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在法国，除了卢梭、马拉之外，不有像博纳尔、拉梅内、迈斯尔等民粹主义思想家，而德国、印度、日本等，也都产生过民粹主义的思想。因此，作为一种巨大的思想脉流，民粹主义几乎很难用系谱的方法将其梳理清楚。但俄国的民粹主义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如卢梭、马拉等，则是可以肯定的。巴古宁、拉甫罗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法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注：朱学勤博士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揭示。）。尽管如此，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仍然是十分不同的。斯拉夫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西方主义者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不乏民粹主义的信仰。但无论他们有多大区别，“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注：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8月版，102页。）应该说，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是相当虔诚的，与纯朴的人民相比，他们深怀忏悔意识，在感受不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的时候，为了“当鞋匠”而造反，并模仿人民的生活方式，剪短了头发，买俄罗斯式的服装，在街道上接待波斯人（注：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三联书店1995年8月版，103页。）。这些忏悔的贵族知识分子其真诚和道德感充满了诗意，他们内心洋溢的高尚动机和悲惨命运，也是十分感人的：“他们不仅受到政府方面的迫害，而且人民本身也没有接受他们，这是由于人民有与知识分子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信仰。有时，农民把民粹派知识分子泄露给政权的代表，而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要为人民献出生命的。”（注：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年8月版，113页。）这是民粹派转而从事恐怖活动的原因之一。尽管后来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许多人对民粹主义持简单的否定态度，而90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评价他们说：“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对于民粹派这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给予多么高的评价和赞誉都不为过。”（注：刘北成：《俄国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再评价》，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5期。）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留下的历史回响。
1、民粹主义在中国
在我国本土，并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多少隐含着统治谋略的意味；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也多限于文化信念。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才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被各种思想力量和政治集团所关注和开发。孙中山、章太炎、李大钊、毛泽东、梁漱溟等，都曾从民粹主义的思想立场思考过中国的现实问题并诉诸于实践。本土的文化信念与外来的民粹主义都隐含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它虽然有知识分子自我排斥的内在结构，但它的道德形象却深深地吸引了出路难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显然也深刻地被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所感染。1919年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曾号召：“我们的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注：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 月版，146—147页。）李大钊文中对农村、农民充满了诗性的抒情，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但它同俄国民粹派们内心洋溢的崇高感，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
李大钊的呼叫在青年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响应，但它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悲剧意味。在社会实践中，北大平民演讲团曾定期到郊外小镇和乡村活动。1920年4月13 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演讲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
今天是星期，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作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退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偃旗息鼓”，“宣告闭幕”啦。……到长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注：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167—168页。）
这幅真实的图景，虽然不似俄罗斯农民告发民粹派那样悲惨，但报告中的绝望之情已跃然纸上。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民众崇拜只表达了一种道德向往，而大众却以茫然和麻木的方式拒绝了它。
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知识分子失去了检视、反省这一思想的机会，却在民族解放的社会总体目标的追求中，以不自觉的方式强化、延续了这一思想，因为民族的问题和民众的问题虽然不同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与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恰达耶夫、赫尔岑等，没有思想上的同源关系。这与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不同的，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后，他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动力，当它可以诉诸于中国革命实践并具有了解决中国革命的意义时，它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异国之物。而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思想来源，肯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与他的农民出身、与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相关，同时更与他对中国革命基本力量的认识和实现革命目标的策略相关。但他从理论上具有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还是直接来自于李大钊。这从他早期的文章中是可以识别的。1917年他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见解，却提出了文化人应当具有乡野劳动者那样强健的体魄，这与他的乡村生活经历是有关的。而1919年2月， 李大钊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农民的景仰之后，在下半年他就发出了“民众的大联合”，而这里的“民众”，显然是指农民。所不同的是，李大钊所表达的还限于向农村和农民汲取道德力量，并用社会主义原则去教育他们。而毛泽东则看到了中国革命实践实体性的力量。因此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这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注：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 1997年版，139页。）毛泽东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 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策略。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对追随革命的各阶层人士，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出身贫民的军队领袖，还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都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策略引导下，对中国民众／农民，产生了向往和景仰的情感需要。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解放区各方面取得的发展以及整风运动的成果，知识分子中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已经成为时代主要的思想流脉。一方面，毛泽东身体力行，他以他思想和文体的魅力，证实了将民众作为革命主体和诉说对象的巨大成功；一方面，当主流文化“主要诉诸于传统的边缘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注：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4期。）取得丰硕成果时， 知识分子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成为人民大从的学生。到了40年代末期张申甫提出了“反哺论”，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倘使真不受迷惑，真不忘本，真懂得孝道，对于人民，对于劳苦无知者，只有饮水思源，只有感恩图报，只有反哺一道。”（注：张申甫：《知识分子与新的文明》，载《中国建设》6卷5期。）这一表述，不仅示喻了知识分子中民粹主义的思想成分，同时也证实了“民众崇拜”在文化信念上的完成。
因此，在现代中国，无论是对民族形式、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讨论，还是奔赴延安、“下乡运动”、上前线，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基本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追随着而实践的，他们的发挥和进一步阐释，都没有离开作为革命策略的毛泽东思想。而对其间的民粹主义倾向和革命策略的差别，几乎是没有什么人有自觉意识的。这不仅在文艺创作中，而且在文艺理论的阐释中都可以随时遇到。也就是说，凡是在创作上体现了大众化的努力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作品，总会及时地得到表彰或鼓励。赵树理的创作确实有他的独特之处，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朴实的农民语言和生动的乡村人物形象，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赵树理最初被周扬所肯定，主要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8月26 日《解放日报》。）。而郭沫若对《白毛女》的肯定，也着眼于“这儿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虽然和旧有的民间形式更有血肉的关系，但也没有因此自封，而是从新的种子——人民情绪——中自由地迸发出来的成长”（注：郭沫若：《序〈白毛女〉》，上海黄河出版社1947年2月版。）。革命策略的成功， 几乎使许多人忘记了平民演讲团的悲剧，而只是无限地发挥了民粹主义的道德取向，并真诚地贯彻于个人的实践中。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发言的题目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她认为解放区的文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文艺工作者也还需要将自己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而将已经取得初步的改造的成果，以群众为主体，以群众利益去衡量是非，冷静的从执行政策中去处理问题的观点，以及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品质，巩固起来，扩大开去，务必使自己称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千真不假的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注：丁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75页。）丁玲经过延安时代的思想洗礼，可以相信她是怀着极大的真诚来说这番话的。但她的表达中显然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在与人民共同生活、战斗的过程中接受了人民的情感，并为人民的道德所感染，这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她要放弃的那一切，也恰恰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所要放弃的；二是要使自己“称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则明白无误地传达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信赖与追随。因此文艺界所具有普遍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带有双重意味的。从那一时代起，所有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论述，它的起点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丁玲的意味。因此，在中国本土，具有梁漱溟意义的民粹主义，是不多见的。
2、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要想拉出一份民粹主义的思想清单是不困难的，对民众的相信和倚重，贯穿于毛泽东整个革命生涯。在他平实朴素的行文中，只有在谈到人民、群众这些复合概念时，他的笔端才偶然流露出抒情的冲动。不仅如此，在道德向往、超越资本主义、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讨厌城市等思想取向上，都可以找到毛泽东同民粹主义的思想联系。但是，这些思想倾向又并不是只有通过民粹主义才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迈斯纳在80年代初就指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和正统的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尽管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但它绝非19世纪俄国信念在20世纪中国的复活。毛泽东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自觉的继承人，他的思想目标和思想类型基本上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和政治传统，他有意识地与上述传统保持一致。然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他也许是不自觉地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具有共同的信念和思想。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思想成分，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思想才形成的，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因此他“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迈斯纳慎重地将其称为“民粹主义倾向”。迈斯纳从列宁批评民粹主义的观点入手，指出了毛泽东同典型的民粹主义的区别。列宁曾把民粹主义的理论描述为“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的雅努斯。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向现存制度挑战这一点上，是“进步的”；而他们在试图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反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又是“反动的”（注：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主义中的民粹主义倾向》，见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93页。）。而毛泽东恰恰是反对传统、 致力于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因此，毛泽东并没有“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在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观念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时也来自于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的痛苦记忆。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为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中国曾决心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1470— 1471页。）在对农民的赞美上， 毛泽东也不像俄国民粹主义更着眼于道德至善和村社乌托邦，他甚至还不如李大钊更充满诗情。他对农民最初的赞美，是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更着重的还是农民所具有的巨大的革命潜能。
在对“人民”的具体理解上，毛泽东同民粹主义的差别也明显不同。在大多数俄国民粹主义那里，“大多数场合都把人民看作是农民、社会的劳动阶级”（注：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02页。）。 而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有不同理解的。在延安时期，“人民”是指一切爱中国的中国人，它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是民族主义的；而在内战和建国初期，“人民”的范围又发生了变化：“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5页。）它是以阶级为基础的；而到1957年， “人民”的范畴是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它又是意识形态性的。但是，通过毛泽东不同时期对“人民”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总是试图用“人民”这个概念来涵括对社会革命起作用的人群，它的实践的可能性与民粹主义天真的理想去相甚远。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实现他社会变革的伟大目标和建构一种道德理想，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视界。
毛泽东在使用“人民”这一概念时，同马克思、列宁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成分联为一体。”（注：《列宁选集》第一卷621页。）而在列宁那里，“人民”虽然也指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不同的是，列宁对农民自发革命的要求是存有怀疑的，而不像毛泽东那样对农民充满了信赖。事实上，“人民”这个名词的内涵从来就没有全面的包容性”（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45页。）余英时曾考察过“人民”这一概念的内涵，指出美国宪法起草时，“人民”一词原义便极为狭窄，有些英国作者所说的“人民”实际上即是地主阶级。对于希特勒而言，只有纯雅利安种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民（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45页。）这样看来，对“人民”的界定和对这一名词的使用，充满了政治色彩，在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内涵，而并不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人民”的不同界定，也证实了上述看法。
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毛泽东对精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理解，这是一个十分含混不清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身上充满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而它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由共产党所组成的社会精英来承担，它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但这一逻辑关系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党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注：毛泽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种领导是“一元化”的；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一方面，他号召党的干部向群众学习，一方面又要求帮助人民“提高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注：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又要当群众的学生，又要当群众的先生。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注：毛泽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因此，毛泽东关于精英和群众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揭示。而这也是民粹主义所面临的基本难题之一。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说：“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地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这里的关系仍然是不清晰的，究竟是知识阶级和青年给农村带去了光明和希望，或因他们的到来农村得到了救还，还是知识阶级在农村汲取了道德力量；李大钊也没有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显然，这不止是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实践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位置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在教育还是学习群众的问题上，他们始终不能处理好这一关系。也由于他们身份的语焉不详，使这一阶层而不是阶级的群体，长期处于没有归期的漂泊和彷徨中。事实上，他们在向民众认同的方式和程度是很难评价的，而他们最终得到承认的，无一不是通过身份置换的方式。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或理论之所以有不同的评价，与作家、理论家的身份是有关的。毛泽东虽然不是个民粹主义者，但他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却为处理知识分子位置和身份问题带来了困难。但是，如果说这是一种代价的话，那么它却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也就是说，走向底层所具有的民众亲和倾向，所具有的道德感、崇高感和浪漫的献身激情等，却通过民粹主义得到了揭示，这对苦于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他们从中获得了悲壮情怀并对中国社会有了切实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完成了思想和身份的置换，有人却在这漫漫长途中始终迷蒙困顿，疑惑不已。
对毛泽东民粹主义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得到清晰的辨认和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许多研究者在结论上产生了混乱。莫里斯——迈斯纳一方面说毛泽东在传统主义和现代性之间达到了某种思想综合，因此他“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通过论证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在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又说毛泽东“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的民粹主义者”，他的“民粹主义信心，促成了并且的确支配了毛泽东主义的受到许多人赞扬的、群众路线、观点……假如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本来就决不会获得对成功运用人民战争战略至关重要的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合作”（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迈斯纳这两个不同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究竟哪一个结论更符合真实的毛泽东思想，他显然是犹疑不定的，如果从毛泽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断言毛泽东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有问题的。相信人民的群众路线虽然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主张，但他对农民自发革命的可信性并不是没有怀疑过。1938年，他的思想已经成熟，但在谈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时，在强调武装斗争、组织的功能和军队的重要性时，他明显地流露出对片面强调民众运动的批评，认为“没有也不能有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注：莫里斯·万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 月版，51页。）。因此，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对具体问题灵活的处理和不同的侧重，是他思想和实践的一大特色。当“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注：毛泽东：《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的时候，他必须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因此，他的所有策略都是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手段，并服务于他的总体目标的，群众路线也没有离开这一总体的思想框架。
这一分析并没有否认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而恰恰是民粹主义所具有的道义色彩，使革命的策略具有了强烈的情感力量，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者对民众的倾心认同，被民众的思想道德所打动，与民粹主义本身的道义色彩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中国的文艺学从延安时代起，也可无避免地具有了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长久不衰的指导思想，它的合法性依据，显然来自毛泽东民粹主义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始终含有排斥知识分子的隐结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果不能实现置换，他们的位置和作用在这一结构中是不能得到最终解决的。与此相关的是，与人民的趣味、欣赏习惯、题材、表现方法等不相符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排斥性”的顽固也有了最强有力的依据。因此，“人民”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概念，它所具有的功能性要求，一开始就具有神话般的伟力。在当代中国，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的理论表达，才具有唯一的“合法性”。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作为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事实上一直具有支配性的意义，它不仅在权威的话语的表达中，同时也在知识界普遍存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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