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与翻译研究
新世纪国内外图画书翻译研究：现状、问题与前瞻
师 莹
(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英语系，广东 湛江 524300)
摘 要： 本文梳理了新世纪以来(2000-2018)国内外图画书翻译研究现状，归纳出文本翻译研究、图画编译研究、图文翻译研究三大主题。本文指出，由于图文共叙的文本特点，图画书翻译研究呈现较强的跨学科态势，但研究存在缺乏体系化，缺少量性研究、国内研究主题单一、国外跨学科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呼吁业界对图画书翻译研究给予更多关注，进一步拓展研究主题、丰富研究视角、提升应用价值、深化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翻译研究；图画书；图文关系；跨学科
图画书，亦称绘本，是包含图画和文字语言两种媒介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幼儿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1]“图画书”一词来源于英文picture book (或picturebook), 而“绘本”一词来源于日文“絵本”。本文沿袭国内儿童文学界传统，统一使用“图画书”一词。图画书种类繁多，但大多指儿童图画故事书，[2]本文也取其狭义。
图画书翻译研究是指包括图画书的翻译过程、翻译主体和翻译产品等各方面的系统研究。国外相关研究发轫较早，如Bell于1985年就指出图画书译者要特别注意图文匹配。[3]随后以Oittinen、O’Sullivan、Lathey为代表的多位学者在儿童文学界和翻译界刊物陆续发文，研究呈现出视角多样、主题多维等特点。2018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ranslating Picturebooks [4]涵盖图文关系、视听翻译、文化改写等多重主题，汇集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自我国出版界于新世纪开始大量引进国外图画书以来，图画书译本的语言特点、图文关系等主题也逐渐引起研究者关注。 虽然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稳步推进，呈现鲜明的跨学科性，但图画书翻译研究明显滞后于翻译实践，未摆脱边缘研究的地位。 因此，有必要综合新世纪以来(2000-2018)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图画书翻译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探寻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与视角，呼吁更多学者予以关注，为完善图画书翻译研究体系、指导图画书翻译实践提供启示。
◎最重要的是养成好的习惯，提前几分钟就和宝宝说快要吃饭了。吃饭之前要和玩具拜拜。不能边吃边玩，而且最忌讳追着喂。会自己吃的宝宝尽量让他自己吃，即使用手抓着吃也可以。可以买个宝宝座，让宝宝和家人坐在一起进餐。此外，正餐好好吃就在两餐之间给些小点心、零食做奖励，不好好吃就啥也没有。
一、现状综述
笔者在CNKI和外文综合数据库中以“图画书”"绘本”“翻译”和"picture book""translation"为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共搜得中文期刊论文36篇、硕士论文15篇，外文期刊论文40篇，学位论文4篇，涉及英、日、韩、西、瑞典语等多种语言(以英语文献为主)。①图画书包含三种叙事， 即文的叙事、图的叙事，以及文、图共同叙事。[5]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相关文献分为以下三类：文本翻译研究、图画编译研究、图文翻译研究。如图1所示，这三类研究构成图画书翻译研究的主体。文本翻译研究和图画编译研究共同指向图文翻译研究，因为该研究涉及图、文两种符号，最能体现图画书特点，在图画书翻译研究中居于中心位置。对比语言学、出版学、符号学、教育心理学、美术学、比较文学为图画书翻译研究提供跨学科视角。下文将分述有关主题的研究现状。
图1 图画书翻译研究结构图
(一)文本翻译研究
文本翻译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的主体，图画书的文本翻译研究也可谓成果颇丰。虽然图画书给人文字简易、字数廖廖的印象，但它举重若轻的叙事艺术、关照读者的语言风格，使图画书文本翻译显得尤为特别。有关研究从以下两个纬度展开：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防护指南》的建议，在工控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建设一个完整的工控系统安全防护体系，包括：工控信息安全管理、工控安全风险评估、工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等，确保工业控制网络信息的安全。其中，有几项关键技术亟待研究并实践。
1. 语言维
书写形式语言的三个层次包括 “语相”、“语义” 和“句法” ，[6]故而，图画书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语言符号的内容特色，也包括语言符号的形式特点。国内研究大多围绕语言文字的语义、句法特点展开。袁宏(2013)、[7]卢肖乔(2016)、[8]Heald(2008)[9]等研究者认为，译语要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简洁平易、生动形象，特别注意运用拟声词、叠词体现童趣和韵律。董海雅(2014)[10]总结了译者任溶溶的语言风格。徐德荣、江建利(2017)[11]提出译者在“品文”“研图”“识关系”“辨风格”之后，通过语言手段表现原著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同时，译文质量也是研究者关心的话题。Huang & Chen(2016)[12]对比31本英/汉双语图画书的文本质量，发现汉译文质量明显低于英语原文，汉译文存在词汇、语法错误、图书信息缺失等问题，呼吁出版商、教育者、父母及儿童共同努力提高双语图画书质量。
除了要注意语言特色，努力提高译语质量，译者还要关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图画书常用夸张、新奇的字体、字号、标点和排版增强文本的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些突出语相包含丰富的阐释符码、文化符码和内涵符码, 译者要加以识别、分析并在译文中得以再现。[6]同时，图画书的排印格式也具有符号学潜在意义。Unsworth & Meneses[13]考察了文本的叙事体裁、语法、排印和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不同的语言和排印特点导致文本的多重解读，并提出在电子版图画书中运用“动画”的排印资源。
综上所述，图画书译文的语言特色和译语质量是中外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基本得到认同，而语言的语相和排版问题虽然近年来才进入研究者视野，但中外学界都从符号学视角进行了初步探索。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翻译学“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的新范式，拓宽了图画书翻译研究的思路。国外研究特别关注从文化、意识形态视角讨论译者和出版商对文本的改写和操纵。Emer O'Sullivan(2005)[14]对比研究法国图画书Rose Blanche开篇及其美、英、德、西、意文版的文本差异，指出其描述二战集中营这一极富争议的主题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满足不同文化需求和读者期待。Vanessa Joosen(2010)[15]揭露了两本荷兰图画书受英国出版商Macmillan操纵和改写的事实。《默尔夫先生的神奇爱情故事》原著以寻找爱情为主题，英文版改为寻找朋友，语言净化的痕迹随处可见。 另一本《等待塞勒》由于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在荷兰广受好评，但出版商故意将标题译为Hello Sailor，暗指另一本同名的同性恋小说，文字上省去诗意表达，突出同性恋主题，使该译本饱受争议，以此赢得较好的销售市场。Joosen 指出，原文和译文就像是一桩“形式婚姻”(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出版商就似那百般挑剔的丈母娘，掌握了原著的生杀大权。此外，还有些研究描述了以战争为题材的日本图画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遭到改写，或指出翻译规范引导并制约了荷兰图画书《米菲兔》译入瑞典。
国外研究更进一步，将体裁、语法、主题和排印格式联系起来，或能为图画书英、汉语言突出语相的对比研究提供启示。
图画编译研究已经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的边界，是一种跨文化的符号翻译，暗藏着深层的文化解读。图画编译研究展现多重视角，既可从文化规范的角度探索图画编译的原因，又可从美术学角度探索图画编译的效果，今后还可用符号学的视觉语法理论分析图画编译产生的意义变化，或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探知读者对原图及重构图的认知差异。
在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科技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形成了对于食品工业各环节的强有力支撑。科技创新在我国食品工业中的运用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高新技术得到了推广、应用，如加强传统食品工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提升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属性、开展装备的自主研发，并开始成规模运用生物工程技术、超高温杀菌技术、冷冻速冻、超临界萃取、膜分离和分子蒸馏等。
[4]於可训.在升腾和坠落之间——漫谈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 [J].当代作家评论，1998，（1）：38-73
从以上事例可知，国外学界极其重视对图画书自身文化价值的挖掘，引导孩子反思婚姻、爱情、战争、性等深刻主题，并透过译本的语言现象，从译者的主体性、译语文化和意识形态、出版商的权利和利益等角度挖掘文本改写的原因，大大开阔了图画书翻译研究的视野, 拓宽了研究的范围, 赋予了研究新的思路。
(二)图画编译研究
在图画书译介的早期，联合印刷(co-print)模式还未流行，[16]为了适应译入语文化和版面空间，插画家会调整图画位置、微调甚至重构图画的人物形象。这种对原作进行加工整理然后翻译的方法属于编译。[17]虽然专论图画编译的文献并不多见，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初步探讨。Mateo (2015)[18]对比The story of Ferdinand 在1962年西班牙和1994年美国发行的两个不同的西班牙译本，指出图画的不同色彩、色调、尺寸、镜头距离、人物细节连同词汇类型一起共同作用，满足不同文化和不同读者需求。Chakir and Diouny[4]127指出，经典童话《三只小猪》和《美人鱼》在阿拉伯国家遭到重绘，猪的形象被羊代替，因为猪被认为是“不洁”的动物、而美人鱼竟穿上长袖上衣以符合伊斯兰教的着装要求。可见译入语文化规范不仅改写图画书的文本信息，也会对图画信息做颠覆性重构。霍玉英(2011)[19]系统分析了香港刊物《儿童乐园》20世纪60-90年代图画书编译情况，对比原文与重绘本的图像差异，总结图画重构的原因包括照顾儿童心理及文化差异删改图画细节和颜色，照顾版面空间重叠、重置图画，并指出虽然重绘本以连图取代翻页、删减图像、浓缩故事，使故事连贯性、趣味性和悬念感有所损失，但《儿童乐园》开华文译介西方图画书之先河，重绘本也体现了画者较高的审美品位。除了改变图画内容，有些译者会改变图画的位置，导致图画在译文中对应的文本信息与原文不同，从而改变了图画的意义潜势。这点说明，图画的意义潜势与它周围的文本密切相关。[4]117Oittinen进一步指出，虽然如今图画在翻译过程中改动较少，但由于图画对应的文字经过翻译发生了变化，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对相同的图画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4]203
2.文化维
(三)图文翻译研究
1.图文互动关系研究
将Y17aM3和Y17进行培养并诱导产孢，观察菌落形态和培养特征，并在油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和产孢情况。结果如图7和表1。Y17aM3和Y17细胞形态均为柠檬形，菌落均为乳白色、有光泽、边缘整齐，无性繁殖方式均为出芽生殖，液体培养均产生白色沉淀。Y17aM3为单倍体，不能产生子囊孢子。Y17aM3的形态特征与Y17一致，符合酿酒酵母基本形态特征。
图文合作叙事是图画书最鲜明的文体标签, 许多儿童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述。日本绘本之父居松直用公式表达：“文 * 画 = 图画书。”，[1]336美国画家Barbara Cooney这样比喻：“绘本像是一串珍珠项链，图画是珍珠，文字是串起珍珠的细线”。[20]由此可见，研究者很早就意识到图、文交织互动、合奏共鸣的特征。随后，一些研究者用术语iconotext、imagetext 、synergy定义图文共叙的图画书文本。Nikolajeva & Scott(2000)[21]做了更具体、更系统的分类，他们指出图文关系包括以下五种：对称、强化、互补、对比、矛盾。Oittinen(2018)[4]拓展了研究对象，强调图画书是图画、文字、声音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多模态文本。由此可见，该研究经历了从类比描述到精细分类，从二维模态到三维模态的发展过程，图文关系逐渐明晰化、科学化。
2.图文翻译策略研究
节期是指每个旅游节庆的持续时间[6]。根据浙江省观光采摘节庆的出现过的常见的节期，将其分为一周左右、半个月左右、一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半年以上五类，统计结果见图2。
根据图文关系分类可知，图文不同步是图画书的常态，然而针对这一棘手问题，译者应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国内外观点大致可分为两个阵营。
首先，研究较分散、缺乏体系化。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儿童文学研究及翻译研究刊物，或编入儿童文学翻译论文集，相关独立专著屈指可数，更未见对图画书翻译史的系统梳理。而国内研究更迟滞于国外，在翻译类核心期刊刊文仅三篇，相关专著阙如。可见该主题还处于边缘地位，尚未受到翻译界足够重视。
中国研究者大多认同显化的翻译策略，即通过翻译填补图文差距、简化图文关系。傅丽丽(2016)[23]认为，“译文不仅要对应原文，还要对应图画”，即译文要传达图画信息，因为“图画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薄利娜(2017)[24]指出，简单的图文关系能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将图画信息译为文字信息，简化图文关系以迎合目的语读者是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国外研究者大多认同隐化的翻译策略，即翻译应该保存原著的图文差距和图文关系。Emer O'Sullivan(2006)[25]指出，当图文内容不一致时，译者往往采用显化的翻译策略，用文字解释图画内容，试图填补图文差距，或改变原文的叙事视角和时态，预先揭示结局，使原文创造的悬念感、紧张感，以及读者发现破绽的兴奋感消失殆尽。Gillan Lathey(2006)[26]阐明了图画书使用现在时和过去时的不同功能。英国译者将法语原著的现在时转换成过去时，拉大了叙事与图画的距离，改变了成人读——儿童听——图景重现的亲密三角关系。
其次，以质性研究为主、 少见量性研究。研究者主要通过个案分析，从文化研究视角描述意识形态、出版商对翻译的操控，或从符号学视角探讨不同译本的图文翻译策略。有关图文翻译的显化/隐化之争，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难逃主观臆测之嫌，急需量性研究进行验证。Kruger(2013)[28]通过眼动研究证明图画书中语言及文化的异化元素确实会使儿童读者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并影响他们对故事的理解，但不同的图文翻译策略如何影响儿童读者的认知努力和理解效果，有关问题缺少量性研究进行科学验证；oittinen(2018)[4]用有声思维的方法记录了两位译者的翻译过程，但键盘记录、调查访谈等实证研究法还未运用于图画书翻译的过程研究。总体而言，量性研究数量少，还未对质性研究形成补充和支持。
二、问题剖析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图画书翻译研究稳步推进，呈现较强的跨学科态势。对现有文献进行细致解读却发现下述问题显得较为突出：
我国养殖业和畜牧业在经济的带动下不断发展，畜禽交易以及运输等各类商业性质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多，大幅度提升了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几率，不仅会对我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会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布鲁氏菌类属于一种病原菌，寄生在细胞内部，一旦感染此种菌病会对动物的淋巴系统和生殖系统进行侵害，以流产、波状热为主要临床表现，情况严重时直接制约畜牧行业的发展，影响我国的国民经济。
从土地到餐桌，有机生态脚步不止。将田间有机作物“请”上餐桌、“请”进酒店，让更多的都市人在城市随时享受健康食材烹饪而来的佳肴，已成为多渠道引导消费者接触有机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选择”应季有机餐厅、TRIBE有机餐厅、有机汇体验馆餐厅……有机餐厅正在走进大众视野，虽然相比于普通餐厅，有机餐厅的菜品售价往往更高，却也吸引了不少固定食客。
岩石放射性生热率是衡量干热岩生热能力的重要参数。岩石放射性生热率(A)是指单位体积岩石中所含放射性元素在单位时间内由衰变所释放的能量，单位为μW/m2。本文采用Rybach(1976)根据修正过的天然放射性核参数提出的计算公式估算生热率：
国内外研究者观点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是角度不同。国内研究者多从读者关照的角度出发，提倡简化图文关系，增强译文可读性。而国外研究者多从审美功能的角度出发，提倡保存原文复杂的图文关系，因为“图文差距越大，想象和阐释的空间越大”，[21]译者不应剥夺儿童解码图文关系的乐趣。译者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填补图文差距，既提高可读性又不损失审美功能，研究者或可摒弃主观判断式的推论，尝试从教育心理学等学科寻找理论依据。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CTML)、图文理解整合理论(ITPC)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图文认知模型。Ketola(2016)[27]指出，译者在翻译时通过两种不同的模型提取图文信息。但是儿童读者怎样提取图文信息？多大的图文差距符合读者的认知水平和阅读习惯？尝试解答以上问题或能为译者选择最佳图文翻译策略提供启示。
再次，国内以语言研究为中心，主题单一。国内多篇论文着重论述图画书译本的语言特色、文字质量，或套用理论，做 “XX视角下的图画书翻译研究”，研究低质重复，并未体现创新。只有个别硕士论文使用语料库研究法研究译文的词汇特点和词汇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近年来国内个别研究者开始关注图画书的图文关系和图文翻译策略，但相关研究大致处于引介西方理论阶段，如周俐(2014)[29]举例描述了Nikolajeva & Scott 提出的几种图文关系，但未论证该理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适用性。除此之外，图画书翻译的文化研究、出版与翻译研究、视听翻译研究等主题更鲜有提及。总之，国内研究还处于萌芽时期，研究主题单一是现阶段国内研究的主要问题。
最后，国外跨学科研究路径多重、深度不足。图画书图文共叙的文本特点使图画书翻译研究呈现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如图1所示，研究者从符号学、出版学、教育心理学等视角探讨翻译问题，拓展了研究视野。但有些话题只是浅尝辄止，缺少持续性推进。如Dollerup & Orel‐Kos (2001)[16]指出，联合印刷模式要求不同译本的图画保持一致，而译文文本要巧妙地进行本地化，就会导致图文矛盾。但怎样解决这种矛盾，鲜有持续研究。除此之外，联合创作、联合出版的新模式对图画书译介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待进一步探索。 在视听翻译方面，电子版、音频版、动画版图画书是否能和纸质版一样，保存复杂的图文关系、提高儿童叙事和读写能力，研究者观点不一，[30-31]相关研究缺乏进一步探索。此外，教育心理学取得的有关儿童图文阅读习惯及图文认知模式的丰硕研究成果极少被运用于图文翻译研究；图画书的视觉叙事分析目前多应用于单文本，而未做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总之，图画书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呈现路径多重、深度不足的特点，还未展现学科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和融合。
三、前景展望
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与问题，笔者认为图画书翻译研究或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深化。
“互联网+教育”为民办高校教育打造优质教学品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无限可能，民办高校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时机，迎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顺应高校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培养出优秀的民办高校毕业生。
首先，拓宽研究主题。
据前文所述，国内外研究重点稍有不同。国内以图画书语言研究为主，特别是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其实欧洲各国和日、韩图画书也得到大量引进。研究者应拓宽语言种类，如日、韩、德、法与汉语的对比研究。除了跨语言外，翻译也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国内研究也可以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开展。探讨描写战争、死亡、性取向、身份认同等主题的图画书在翻译时如何受文化、出版商、意识形态的影响。除此之外，图文翻译策略研究应借鉴视觉语法理论和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的视觉叙事异同，或通过眼动等实证研究探索最佳图文翻译策略。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图画书的出版模式和出版媒介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研究还应关注时代变化对翻译研究提出的新课题，积极探索中国语境下的图画书出版与翻译研究、视听翻译研究。相比之下，国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语言对比，可以借鉴国内研究成果，利用语料库方法探究翻译文本的词汇特点。国内外研究互鉴互补，进一步拓宽研究主题。
其次，丰富研究视角。
儿童文学具有双重读者——儿童和成人，图画书的儿童读者更呈现低龄化特点，因此，其双重读者的特征更为显著。然而，当前图画书翻译研究多采用成人视角，即成人通过推测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读图习惯来评判翻译的得失，易陷入主观偏见的桎梏。虽然翻译实践倡导以“儿童为本位”，但翻译研究很少将儿童置于中心。为了丰富研究视角，打破主观经验的研究范式，有些研究者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法探究儿童读者对不同译本付出的认知努力和理解程度，如Kruger(2013)。[28]今后研究或可更多从儿童视角展开，以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调查和眼动等实证研究法，调查译文的读者接受效果、探讨图文翻译的最佳策略。
再次，提升应用价值。
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始控制引进版童书书号，反映出国家反对盲目引进、鼓励原创出版的指导思想。原创图画书占比份额逐年提高，中外出版商合作形式日渐多元，许多作品如《团圆》、《丝瓜电话》、《安的种子》、《神奇的小草》已成功译介。[32]在鼓励原创、重视合作、探索外译的本土环境下，蔡石兴(2018)[33]提出绘本外译发展的“一带一路”，可谓正当其时。业界应对图画书外译研究给与更多关注，总结成功的外译模式，分析译介的文化障碍、海外接受效果、研究翻译图画书对原创图画书的影响，扩大我国图画书翻译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图画书翻译研究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也有极大的应用价值。Oittinen任教的荷兰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已开设图画书翻译课程。在我国翻译专业学生数量日益壮大的当下，翻译研究及课程设置更应关注市场需求，培养图画书专职译员、建立质量评估模式、建全译员职后培训体系, 是提高译者素养、保证译文质量的有效路径。
最后，深化跨学科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跨学科翻译研究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前提，其一，研究问题的跨学科层面;其二，研究者宏观的理论视野。”[34]图画书翻译研究显然不缺乏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图画书的“翻译”之内涵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的边界，其图文共叙的文本特点加大了研究问题的复杂向度，仅做单一层面的语言研究并不能解决复杂的研究问题，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就图文翻译而言，研究者既可用视觉语法理论解读多模态语篇的意义重构，也可从教育心理学的图文认知模式探究图文翻译的最佳策略，还可从出版学视角挖掘译文图文矛盾的原因。是故，要深化图画书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者要打破“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培养跨学科意识，开拓跨学科视野，善于利用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解决翻译问题。同时，开辟出跨学科路径后要深入挖掘、与时俱进。唯有如此才能对图画书翻译研究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四、结语
国内外图画书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文本翻译研究、图画编译研究和图文翻译研究三大主题。国内大多以语言研究为中心，近年来开始关注图文翻译，研究存在主题单一的问题。而国外研究主题较丰富、视野较开阔，跨学科路径多重，研究者大多结合比较文学、符号学、出版学等他学科解释翻译现象，但某些跨学科研究深度不足。本文呼吁在图画书销售市场一片繁荣的当下，业界应对图画书翻译研究给予更多关注，进一步拓展研究主题、丰富研究视角、提升应用价值、深化跨学科研究。《易经》曰: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图画书翻译研究必将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翻译学科理论的稳步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逐步成熟逐渐走向深入和全面。
注释：
(1)文献检索数据最后更新时间为2018年6月10日。
参考文献：
[1]朱自强. 儿童文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334.
[2]Zipes, J.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M].New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Lathey, G.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for children[C]//In Malmkj
r, K and Windle,K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203.
[4]Oittinen,R, Ketola, A and Garavini M. Translating Picturebooks: Revoicing the Verbal, the Visual and the Aural for a Child Audienc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5]佩里·诺德曼, 梅维丝·雷默. 儿童文学的乐趣[M].陈中美，译.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484.
[6] 徐德荣、何芳芳. 论图画书文字突出语相的翻译[J]. 外语研究, 2015，(06):78-82.
[7] 袁宏. 从语言层面谈儿童绘本的翻译[J]. 淮海工学院学报，2013，(05): 87-89.
[8]卢肖乔. 从儿童故事创作谈儿童图画书翻译——以The Enormous Crocodile汉译为例[J]. 昆明学院学报, 2016，(05): 25-29.
[9]Heald, R. Music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Picture Books[J]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08, 39(3): 227-235.
[10]董海雅. 任溶溶近年儿童图画书译作探析[J]. 东方翻译, 2014，(06):19-24.
[11] 徐德荣、江建利. 论图画书翻译中的风格再造[J]. 中国翻译, 2017，(01):109-114.
[12]Huang, Q & Chen, X. Examining the text quality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children’s picture boo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16,19(5): 475-487.
[13]Unsworth, L & Meneses, A, et al. Analysing the Semiotic Potential of Typographic Resources in Picture Books in English and in Translation[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2014,7(2):117-135
[14]O'Sullivan,E. Rose Blanche, Rosa Weiss, Rosa Blanca : A Comparative View of a Controversial Picture Book[J].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2005,29 (2) :152-170.
[15]Joosen,V. True Love or Just Friends? Flemish Picture Books in English Translation[J].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10,41(2): 105-117.
[16]Dollerup, C & Orel‐Kos, S. Co‐prints and transla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1, 9(2):87-108.
[17]黄忠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5.
[18]Mateo, R. M. Contrastive Multimodal Analysis of two Spanish translations of a picture book[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 2015，(212) : 230-236.
[19]霍玉英. 图像重构:香港 《儿童乐园》图画书的转化//中国儿童文化(第七辑).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42—164.
[20]彭懿. 图画书：阅读与经典[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26.
[21]Nikolajeva, M & Scott.C. The Dynamics of Picturebook Communication[J].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00,31 (4): 225-239.
[22]Oittinen,R．Translating for Children[M].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23]傅丽丽. 符际翻译视角下的儿童绘本翻译[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03): 61-73.
[24]薄利娜. 绘本翻译中图文关系的处理——以莫里斯·桑达克的中英文绘本对比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17，(06): 59-63.
[25]O'Sullivan,E. Translating Pictures[A]. In Lathey, G.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6: 113-121
[26]Lathey, G .Time, Narrative Intimacy and the Child:Implications of Tense Switching in the Translation of Picture Books into English[A]. In Lathey,G.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Reader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6: 134-141
[27]Ketola, A. Towards a multimodally oriented theory of translation: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translation of illustrated technical texts[J]. Translation Studies, 2016,9(1): 67-81.
[28]Kruger, H. Child and Adult Readers’ Processing of Foreignized Elements in Translated South African Picturebooks[J]. Target, 2013, 25(2): 180-227.
[29]周俐. 儿童绘本中的图、文、音——基于系统功能多模态语篇研究及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分析[J].外国语文, 2014，(03): 106-112.
[30]Clark, L. Speaking pictures: the role of sound and orality in audio presentation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J].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2003, 9(1): 1-19.
[31]Zhang,K, Djonov,E & Torr,J. Reading and Reinterpreting Picture Books on Children’s Television: Implications for Young Children’s Narrative Literacy[J].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16, 47(2):129-147.
[32]李明远. 中国原创童书有自信进入海外主渠道[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第三版), 2018 -03 -28 .
[33]蔡石兴. “走出去”背景下的绘本外译探究[J]. 上海翻译, 2018，(01): 89-94.
[34]方仪力、黄忠廉. 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问题聚焦与视野整合[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8，(02):173-178.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Picture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New Century
SHI Ying
(English Department,Basic Education College of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3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n picture book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new century (2000-2018), and summarizes three major themes: word translation studies, image compilation studies, and word--imag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nterplay of words and images mak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of picture books interdisciplinary. However, the study is short of research system、quantitative research、enriched research themes at home and interdisciplinary depth abroad. To advance the field of study，the paper argues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enriching the research themes,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epe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icture books; interplay of words and images; interdisplinary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4-0129-06
收稿日期： 2018-12-08
作者简介： 师莹(1984—)，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语篇视角下初中英语“以读促写”教学研究”(2018ZQJK047)及子课题：基于语篇分析的初中英语读后续写促学效果实证研究(2018ZQJK047-3)
(责任编辑 吴明东)
标签：翻译研究论文; 图画书论文; 图文关系论文; 跨学科论文; 岭南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英语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