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一个学校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框架论文,关系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关系的打扰，每天也会碰到需要寻求关系的问题。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1]。关系在中国不仅存在于个人的生活当中，同时也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的活动中，如生产活动、教育活动、资源分配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寻求和维持关系是为了增进个人的效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循环的、是互惠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他愿意寻求的某种特殊关系链的“终端”一方，一定存在着一种“权力”，是这个权力的存在才使得这个关系能从对方通达到这一方，同样这个“权力”的拥有者也会在他的权能之外的某个问题上需要寻求与别的权力的拥有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可以这样说，关系网络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分布网和行动路线。一旦你有了特定的关系，你就等于有了“特权”。
那么，我们所指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特点和性质呢？宽泛地说，“关系”可以指任何牵涉到至少两个人的非正式关系。在我们国家，“关系”原来是指一种基于多种可能的基本的旧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价值推定关系。所谓价值推定关系，是指以关系本身作为结果去评价，而不是以短期交往的结果去评价。当然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有着某些短期的用处，但毕竟不同于仅凭感觉上的需要而产生的那种利用工具的关系。在眼前的目标实现以后，关系仍然保持了下来，使用“旧有的”是指这种关系形成于生命进程中较早的时期，如亲缘、地缘上共同的出生地（老乡）、邻居、小学同学关系（老校友），或是其他某种共同的经历（一起当兵、一起插队、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等）。社会关系具有个人性、亲密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其种类、数量、距离和亲密程度等。本文中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组织（群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具体的（非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其实，在西方的市场体制下，关系也并不是不存在或者没有关系的影响，如西方人在找工作时也依靠关系但是在市场交易机会和信息畅通的情况下，人们不必完全利用关系，即使是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去利用社会关系。但是在一个交易权利受到控制乃至禁止、信息不畅通且严重扭曲的普遍短缺经济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有可能得到强化，关系趋于普遍和流行。没有关系，人们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短缺的物品、服务和权利；有了关系，事情则好办多了[2]。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普遍存在“关系”，而且又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传统的解释。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使中国人对“丢脸”或“失面子”的成本估算过高，而丢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并不怎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面子”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信誉”，信誉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来的，它代表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丢脸就相当于丧失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种解释是制度方面的解释。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流动性不大，人们往往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和一种职业上，使人们趋于抑制“机会主义”动机。同时，非流动性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对“机会主义”动机的监督成本大大降低，关系的重复频度大大提高。
迄今为止，对中国“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都是由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完成的，他们研究“关系”在我国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并且试图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普遍模型。（注：社会生活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人日常交往的行为方面，如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概念及其模式[J]，社会学研究.1993，（4）。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13-19。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陆德泉.“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交换形态[J].社会学与社会统计.1991，（5）等。经济生活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关系”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二是研究“关系”在个体寻求职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如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1）。李路路.私人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J].中国社会科学.1997，（2）等；在政治领域里，“关系”研究涉及寻租、腐败、裙带关系等。）在教育研究中，严格说来是在学校研究中引入“关系”的视角，或者说研究“关系网络”中的学校还没有见到。如果把“关系”看成是狭窄的西方组织行为学的人际关系的话，大概有学校管理学和教育社会学涉及到“关系”，在学校管理学中讲到人际关系（一种正式的基于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关系）的好坏对学校目标的达成的影响；学校社会学讲的“关系”是指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资源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但这些显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学校的实际运作过程，更不能说明在中国的背景里，学校获取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机制。（注：不同地域（农村和城市）、不同种类（重点与非重点）和不同性质的学校，获得资源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既有正式规则的影响，也有非正式规则（关系）的影响，往往后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见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在教育研究中，对“关系”变量影响的忽视，并不表明关系是不重要的，教育研究者之所以不关注，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关系”在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总是与腐败、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带有道德主义的眼光批评它，避之惟恐不及，何况去研究它；二是我们对学校性质的认识一直局限在把学校看成是一个由国家掌控的、为了某种目的而特意建立的一种正规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正式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外界联系，好像是一个孤立于社会的“象牙塔”；三是由于“关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的活动过程的隐蔽性很大，它更多地是一种幕后机制。
笔者认为，虽然现代学校制度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制度，而且是在根本否弃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模仿来的。但是这种制度来到中国以后的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被改造和适应的过程。在这种相互适应和改造的过程中，西方的学校制度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就中国化了，中国的学校更多地表现出了有别于别的国家的一些特点，这一点是不受人们的好恶影响的。而这些特点又是理解和认识我国学校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中国的学校以及学校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种种关系，只是停留在外国教科书上，用外国的理论框架比附中国的学校制度，一味地照搬别的国家的学校制度，忽视学校赖以发挥作用的那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制度背景，那么，我们播下去的是提高素质、教育兴国的“龙种”，收获的很可能就是应试教育、高分低能、教育误国的“跳蚤”。（注：对中国学校教育对儿童少年的不良影响，以及对人性的忽视等问题的批评由来已久，不绝于媒体。可见《文汇报》2003年8月29日韩少功的文章“山里少年”及后来黄平的“掉到沟里去了”等。）这反映了我们一贯的主张，即学校制度的优劣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要这个学校制度和这个国家的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相适应，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当前，随着学校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其对国家和个人（家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学校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应该慎重地制定学校发展决策，设计学校制度，而这必须是以充分地了解既有的中国学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没有对既有学校的了解，就不可能有科学、公正的学校发展决策。我们提出关系——一个学校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就是为了提供认识我国学校的真实情况的一个视角。
二、学校分析的“关系框架”的理论资源
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各自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研究，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学校的理论资源。
1.帕森斯和希尔斯认为，社会关系有特殊主义人际关系（朋友式关系）和普遍主义人际关系（同志式关系）两种。社会交换理论的专家彼得·布劳指出，这两者的区分标志是：支配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是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特殊关系[3]。超越个人之间的交换是复杂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关系。布劳认为，不管是在微观领域还是在宏观领域里，交换都需要有一种“共同价值观”作为媒介。这种价值观在社会活动过程中逐步产生，在组织成员中逐步形成，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在社会各成员中逐渐地内化。笔者理解，布劳所说的“共同价值观”是包含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如此看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普遍主义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市场”，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大行其道”，那么，特殊主义就有可能成为布劳所谓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为社会成员的交换和组织提供一种基本准则。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中都是不难找到例子的。
2.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达成交换和组织信任关系的“共同价值观”既包括了人们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认同，也包括了对“圈内人”的认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4]这一概念，来说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按家庭亲属的远近而与其他人构成“差序的格局”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有“家庭圈”、“亲属圈”、“邻居圈”、“私人交往圈”等。在这些“圈子”的特殊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产生了“人情信用卡”[5]。在既定群体内产生的这种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和交换关系，减少了群体成员之间讨价还价和搜寻信息的成本。但是，在与“圈外人”交往时，不信任感较强，要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交易成本较高。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仅仅是“共同的价值观”可以达成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说法是过于简单的，其中资源的配置方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总之，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以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为基准的交换和组织逻辑[2]。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还依然保持在现在的农村社会中。
3.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家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稀缺资源。这里所说的稀缺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得到就业、住房、权力、威望等的机会[6]。在农村和城市中，由于绝大多数的稀缺资源都是由国家通过单位（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单位）来进行分配的，这就使得单位中的领导人对稀缺资源拥有很大的配置权。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或者职工，要想得到物质福利、住房、提升等好处，都必须与农村干部或者单位领导搞好关系。在沃尔德等人看来，这种关系集中表现为一种庇护主义关系网络的产生和存在。这种关系主要是存在于工厂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之间，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农村干部之间。不管上述对中国社会关系的概括是否准确，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先乡土社会中的特殊主义关系转变成为两种社会关系，一种是拟亲缘关系[7]，另一种是同志式关系和亲缘关系的混合物——纵向庇护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与中国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的演变又息息相关。
4.学校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关系。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科学家布迪厄。科尔曼是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分析的一位重要学者，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波提斯在研究国际移民现象时，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界定。虽然社会资本的概念有很多，而且多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所有社会资本的概念都具有的，那就是社会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它是行动主体与其他人的联系并且依此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也可以把社会资本说成是一种关系资本，这种关系资本能为关系中的人带来好处。社会资本不仅在经济研究中有用，在学校研究中同样有用，在学校中叫学校社会资本[8]。上文中已经提到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概念，说明关系强弱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社会资本、强弱关系理论是与“嵌入性”[9]的概念相联系的，“嵌入性”观点认为，经济、政治等行为都是嵌入社会结构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只有嵌入于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乐意接受的。人们之间频繁的互动、紧密的联系纽带使得经济活动具有可靠性、可预见性，并避免彼此陌生的人进行交易时可能产生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嵌入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一种关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不但承认了关系网络“先赋性”的存在价值，而且指出了其“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
三、学校分析的“关系框架”的主要内容
从人的经济、政治行为是受社会关系的影响的观点联想出去，学校成员的行为也就必然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因为学校成员不仅仅是学校中的一员，而且是学校外社会中的成员，他们在进入学校取得学校成员的角色以前，在社会上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就是在扮演学校成员角色的时候也会经常走出学校，诚如上文强调的，学校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的“象牙塔”。这样的话，把一定的社会关系带入学校的观点就不是一种推测，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1.基本的观点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学校是嵌入于有三种关系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的，学校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开展的，学校就是从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在这里我们强调的不是学校是否从外界获得资源，而是学校如何获得资源，这个资源又是如何在学校中被配置的。这三种关系分别是国家行政权力关系、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前两种是一种正式的关系，后一种是非正式的关系，前两种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组织之间的关系，比如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维系和运作是以具体的人之间的互动为基础的。除此以外，学校还处在一种社会关系之中，比如与其他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国家规定的，而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以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基础的。也就是上述三种关系最终可以落实到社会关系里进行理解。我们以农村学校为例来说吧，有的人认为学校是村落里的“国家”[10]，是说学校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受国家的约束，校长和教师是国家的代表，学校按照国家政治的逻辑运行，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实际情况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民，他们的父辈、亲戚都是农民，其中绝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在既有的体制下教师的流动性又非常小，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与学校周围的人要经常面对面（face to face）交往，他们都与农民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学校成员的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关系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农村学校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立在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上。农村学校是这样，城市里的学校也是这样。
2.学校处在与国家和社会交织的复杂关系网络中
我们认为学校是处在国家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机构，它从来就没有完全被纳入国家（注：按照约翰·格林（John·Girling）的概括，国家可以从几个不同但非常矛盾的角度加以理解：（1）作为政府的国家，政体中的决策权威；（2）作为官僚体制或行政设置和具有制度化的法律秩序的国家；（3）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4）作为规范秩序的国家。（见约翰，格林.经济、国家与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夏季卷）上述四种国家特征在一个国家中均存在，其中不同国家凸显出不同特点。我们的侧重点是国家的第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指的国家主要是指各级政府机构，主要基于以下的考虑：由于政府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这个政府是国家机构；另外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55年来一直非常稳固地治理着整个国家，这种治理的连续性在一定意义上使政府意志等同于国家意志。本文中的“社会”指的是“社会自主领域”，它指的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个体、社会利益集团从国家直接支配和控制下脱离出来并获得相对独立性的阶段。）的掌控之中，它从来也不是一个脱离或者孤立于其安置当中的社会的机构。所以，研究我国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它不是简单地在政府自上而下的统一安排和统一执行中形成的，而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博弈中形成的，学校处在国家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焦点上，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转型期的学校演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用下图表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附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线表示国家与社会处在重叠状态，或者说国家高度渗透到社会中；虚线表示国家与社会的疏离状态，或者说是国家低度渗透到社会里。国家与社会完全分开或者合二为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中国介乎二者之间。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家的力量逐渐从一些领域推出，民间社会的力量逐渐大起来，出现了“国（家）退民（间）进”的局面。国家与学校的关系总体上表现出控制与依附的特征。这里的国家指的也是一种组织，执行国家意志的政府在行政管理上是分层次的和分部门的，于是一切学校按等级隶属于各级政权组织，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使各类学校不仅都具有行政血缘关系，而且也有了行政级别[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是整个国家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也正是因为这样，社会与学校的关系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一点。其实学校在受国家影响的同时，也深深地受社会影响，如关系对选拔校长的影响、对学校里面某一职位的确定等。如果说国家影响学校内部的运作机制是一种“台前机制”、“权威机制”的话，社会影响学校运作的机制就是一种“幕后机制”、“关系机制”。
3.关系网络对学校的影响以及学校对关系的生产
虽然上述定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挥着作用，但是在有着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更有意义。社会关系是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因而可以说，关系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关系使人们把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互相交换，既可以用社会资源换取经济资源，也可以用经济资源换取社会资源，与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交换过程就是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关系对于人们的作用不仅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一面。暂且不论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人们越是利用关系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制度（规则、法律）越不健全，某些个人、小群体、组织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就是从个人和组织的层面来看，也有消极的影响。如强关系使人难以摆脱，他限制了人，令人得不到新的信息和其他资源，而又有义务给他人提供帮助。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关系使人们处于一种社会结构之中，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能否把关系看作是一种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呢？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关系看作是一种既定的、外在于人的活动的社会结构。除了先赋的血缘关系之外，人们的关系是一个随着主观努力而伸延的过程。在学校的运行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一些社会关系背后牵动着各种稀缺的资源，如资金、设备、技术、原料、项目等，而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又常常与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关系网络与学校之间的互相影响见下图。
附图
关系的突出作用，在于它是联系自我、亲缘圈、正式组织、社会等各个层次的纽带（纽带是指不加区分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它的最终影响表现在正式规则的有限作用上。人们在学校中的行动方式和“关系”对于学校的资源获取和个人的资源获取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中国社会中的学校的组织特征之一。
从上图可以看出：正式规则与学校之间的实的箭头表示正式规则对学校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制度允许的，具有合法性，具体形式就是公事公办或一视同仁。关系和网络之间的箭头表示由单一的关系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的过程。学校和关系网络之间的箭头表示学校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关系。正式规则、关系网络与学校之间的虚线和虚线箭头表示在关系作用下的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在实际的学校日常实践中，社会关系并不一定总是发挥作用，而是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有事”就被激活，比如领导人替换、考评等，这种情况笔者称为“关系动员”。在社会关系被校长私人掌握并成为他从事学校管理活动的重要资源的条件下，学校的运行便有了私人化的特点，这时候，校长就有低替代性。同样其他学校成员也可以利用关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影响学校的社会关系之中，除了一些先赋性的关系，还有获致性关系，其中学校就是生产获致性关系的重要机构。
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学校作为筛选和安置一个人在社会上位置的机构的作用必将得到强化，同时，随着学校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来源渠道的日益多元化、学校自主性的增强，国家和社会对学校的影响也将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直至达到一种相对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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