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公共行政学的新框架——《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视角论文,框架论文,行政学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康之先生的新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下简称《视角》）给人一个印象，作者是在寻找一个学术研究的视角。这个书名反映了作者的谦虚态度。因为，读了《视角》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在这本书中决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角，而是试图为公共行政学确立一个新的框架。根据张康之先生的判断，当前我们看到的公共行政学是在工业社会后期产生的，是服务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现在，人类社会正出现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后工业社会正在迅速地向我们奔来，后工业社会的整个治理活动及其体系，都会不同于工业社会。因而，公共行政也会有着自己全新的面目。张康之先生的《视角》一书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而对公共行政学进行反思和重建的，他所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框架。
一、抓住时代的课题
自从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乎总是以“价值中立”和张扬工具理性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而且也常以这一“科学性”特征自我标榜。作为时代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作为对近现代多元政治的一种最初适应方式，公共行政学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应该说是有着重大积极意义的。人们为开辟这一道路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从威尔逊对“政治与行政二分”所作的奠基工作，到韦伯对“官僚制”在学理上的总结和论证，都是公共行政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公共行政对多元政治作出的这一适应性调整能不能说是“惟一”的、“最终”的或无条件的？它在一个人们已经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展开普遍反思的时代，是否可以成为“世外桃源”，依然陶醉与耽溺于“价值中立”之中？它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价值”和“道德伦理”盲区？当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追求效率时，是不是这一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影响效率充分发挥的障碍？
更重要的问题还不只在这里，我们知道，英美等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公共行政领域以及其他一些领域张扬工具理性之初，其合理性乃是以社会中既存的厚实的宗教传统、普遍的伦理自律作为重要前提和基础的。然而，在西方，当这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受到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不断侵蚀时，在“东方”，也受到了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信仰危机的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价值中立”或“伦理缺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应不应该站在时代发展的新高度，对公共行政走过的道路作一番新的审视，并针对这一领域中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指出一种新的方向，提出一种新的思路？
应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涉及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关系重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问题也不是没有引起这一领域学者的关注。在“政府失灵”现象日益彰显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派”和“新公共管理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展开了反思，并提出了某些警示。然而，要从根本上对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公共行政主流学派的指导思想以及在它指导下普遍展开的公共行政实践提出挑战，加以“清算”，并提出一种可行的替代性方案，毕竟还是一个有待众多学者去进一步探索的时代大课题。
令人高兴的是，张之康先生的近作《视角》，直接地触及了这个时代性的也是世界性的课题，并对这一课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设性分析框架。也许是出于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那份特别的关注和关爱，也许是出于自己较为独特的学术背景，多年从事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张康之先生对于西方主流行政思想与实践在东方发展中国家引发的流弊有着一种特别深切的感受与体会。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缺位”在一个缺少宗教文化和“自律精神”支撑的社会中，尤其是在一个软性和硬性规范资源大量流失的转型社会中，无疑会使公共行政学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和“工具理性”所固有的缺失与局限得以充分地“放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主流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就具有了一种实践上的迫切性。
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张康之先生指出，我们在克服这类实践和指导思想的局限性问题上，应该超越西方人看问题的特殊视角与方法，应该真正把握住当代公共行政面临问题与困境的真正性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种创新思维，为解决这个时代大课题提供一种全新的、带有独特性的思路与框架。如果不是这样，跟在西方行政学发展后面亦步亦趋，不仅不能对公共行政学作出创造性贡献，反而会找不到问题症结所在，抓不到点子上。
总之，张康之先生以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学者所特有的敏锐和责任意识，以一种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眼光，也以对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领悟，直接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触及到了公共行政领域中的重大课题，并就这一课题的解决，作了自己的尝试。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视角》一书由于抓住了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而将中国公共行政的研究推向了当代世界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二、历史的与发展的分析视角
以一种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对既往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审视，是《视角》一书最有“厚度”的地方。通过这一审视，《视角》把我们引进认识当代公共行政领域中各种重大问题所必须具备的背景意识之中，并使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共管理这一学科发展的起点。
在张康之先生看来，行政与政治的二分从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讲，构成了一个较为鲜明的逻辑起点。而当时西方国家之所以选择这一“二分原则”，实际上是出于西方近现代政治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因此，离开这一背景谈论“二分”是没有意义的。张康之先生指出：“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是多党政治条件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在一党政治的条件下，政治与行政总是表现为一体性的特征，它不可能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如果没有充分的迎接多党政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就去盲目地搞政治与行政的二分，就去按照技术性的原则建构形式合理性的所谓公务员制度的话，那么结果会是相当危险的。”（该书第28～29页）这也就是说，对行政与政治进行分离，在不同的领域实行不同的行为指导原则这一做法，并不自动构成衡量公共行政“进步”与否的标准。“二分原则”在实行过程中所显现出的行政效率，完全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基础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公共行政对政治的独立以及由此转向“价值中立”，实际上是适应了工具理性占优势地位的工业社会的要求，属于一种“管理型行政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近代社会出现以前的那种与农业社会相伴随的“统治型行政模式”，也不同于以“主体互动”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应具有的“服务型行政模式”。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讲，现代公共行政所倡导的原则和具有的特征，仅仅是人类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合理性或积极意义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正是在确立起这样的评价角度后，作为对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利弊得失才作出了很有分量的学理性分析。在作者看来，公共行政中将价值中立和工具理性表现得最彻底的，当数现代官僚制的理论与实践，它既反应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共行政在特定时代发展所提出的内在要求。“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体制，一方面迎合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了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的确，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和广泛运用，促进了政府技术化水平的提高，并以很高的效率履行了政府的职能。这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都是一个应当加以肯定的有力杠杆。可以说，没有官僚制，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取得现有的巨大成就”（该书第168页）。
公共行政通过迈向“科学化”和“官僚制”而取得的这些成就业已为人们所熟悉。同时，它所包含或隐含的问题，也在现代公共行政自身的发展中逐步暴露出来。这类问题最充分地体现在彻底推行“科学化”和“官僚制”后所面对的悖论性结果。“公共行政追求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设置，但我们看到的却总是机构交叉重叠和层级不清；公共行政把效率视为生命，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官僚主义盛行，行政管理的低效甚至无效；公共行政希望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我们却看到了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的问题长期无法遏制；公共行政希望为社会提供廉价的公共物品，我们看到的却是公共行政的成本与日俱增，造成财政支出窘境；公共行政一直追求小政府的模式，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该书第200页）。“官僚制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原则上的，但所鼓励的却是盲目服从和随大流；官僚制首先是被作为组织理论而存在的，是对组织系统的合理性设计，但却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现代官僚制是在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上的官僚制提出的。所要强调的是它自身的现代性，而实际上却要求其成员墨守陈规，不考虑突发事件；官僚制极力通过体制结构而实现系统的合理协调，却往往使内部交流、沟通受到压制、阻隔，创新思想被埋没甚至无法有效地解决上下级、部门之间的矛盾；最为致命的是，官僚制使人的个性受到扭曲，使官僚制条件下的每一个人都变成阴郁、灰暗、屈从于规章制度的‘组织人’”（该书第81页）。
面对这些具有悖论性甚至灾难性的结果，韦伯认为，这是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其本身的出现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是无可避免的。张康之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正是官僚制赖以建立的原则、官僚制的结构、官僚及其构成等因素造成了官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因此，这种悖论性或灾难性结果的出现，主要在于官僚制本身，并非出于什么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张康之先生强调，正是官僚制对作为行政主体的人的无视，正是官僚制对价值伦理这一重要因素的回避，才构成了所有这些具有悖论性的问题。他指出：“在官僚制的纯粹功能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却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既然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就是在官僚制的设计中放弃了对人的作用的肯定。”因而“在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设计中，也把人淹没在冷冰冰的技术主义之中了。官僚制成了一个纯粹的技术体系，人在这之中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而近代以来哲人们所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人文思考都被消解殆尽”（该书第87页）。
问题还不仅限于学理上，在实践中，官僚制对于人、对于价值伦理因素的回避，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官僚制意味着行政集权，而行政集权如果没有价值因素的制约，单纯依靠外在的形式化设置，就不可能在官僚们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面前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毫不奇怪，“普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反思背景下，《视角》一书认定，超越官僚制，超越工具理性，应该成为我们时代公共行政的一个大课题。超越官僚制的真正尝试，最初来自公共选择学派。这一学派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对公共行政人员中广泛存在的营私行为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按照这一学派理论的内在逻辑，对官僚制的改革，对于政府非市场缺陷和经常表现出来的“失灵”的纠正，应该改进政府机构的内在运行方式和组织形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进而降低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提高效率。
公共选择学派的影响很大，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思维范式的。而在实践中，人们在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功能方面也作出了很多的创新性尝试。这些尝试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建树。然而，“经济人”假设本身是不是很片面？它是不是忽略和无视了人的内涵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假设会不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否认公共领域的独特性，否认公共利益的价值内涵，否认人的精神、道德等一切主观追求对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的维持的意义？”（该书第147页）政府本身经过这一改革会不会在整体上成为一个“有着无限垄断权的‘经济人’”，成为一个只知道为自己攫取超额利润的“巨大的怪兽”？市场经济如果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非市场化调节手段”，它又凭什么去克服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不是政府在整体上实现行政改革的根本出路。那么，真正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正是《视角》一书作者在陈述了公共行政面临的所有这些困境后力图回答的问题。
三、公共行政学的伦理框架
在张康之先生看来，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课题，就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需要从对道德和伦理的超脱转而在这个领域中强调和引入道德和伦理。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方向性和结构性的变革，蕴涵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弊端，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清算，一条全新的公共行政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开辟。从中国行政改革的角度来讲，“关键问题是要实现公共行政道德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条现代官僚制道德化的出路，我们就能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就可以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模式”（该书第179页）。具体地说，就是要倡导和推行“以德行政”。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难以接受的主张呢？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
首先，道德因素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带有绝对命令的性质。任何时候，只要道德不被教条化和僵化，就是最为进步的和代表着人类文明成就的东西。人类的真实生活是不可能没有道德价值存在的（该书第189页）。道德本来就是社会共同体生存所必需的因素，它的本来功能就在于实现社会和稳定和提高社会的凝聚力，使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拥有基于共同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秩序。社会是道德产生的源泉，而道德又是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最为和谐的支持力量（该书第342页）。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道德总以某种强有力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行政领域不能也不应成为例外。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领域，它和私人领域不能相提并论，这两者在职能、运行原则和机制上都很不一样。如果说“经济人”在私人领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有可能导致合理的道德化结果，那么在公共领域中这类行为一定会导致不道德的结果。因此，行政人员作为公共领域中的行为主体，应当是人的“公共人”特征的集中表现，他没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如果他也像经济人那样追逐个人利益，不仅不能自然地生成公共利益，反而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政治的和公共的领域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市场化，都不可以根据这一现象而对政治的和公共行政的领域作出市场化的设计。
再次，政府要得到一切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就必须是道德的。政府的社会秩序供给要求它必须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社会利益冲突进行公正的调节，它不是社会利益冲突的一方，而是所有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只有当政府公正地保护每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并表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才是对其公共性质的回复，才能体现其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价值，从而为自己的存在而赢得深厚的道义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是政治、经济和道德的三位一体。只有当政府是道德的，它才会有公共的行政，只有它是属于全社会的，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和提供能够满足公众要求的公共产品，才能作为私人领域的孪生兄弟而与私人领域共存（该书第205页）。
复次，法律制度之于现代社会是必要的，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还属于一种寻求外在化约束的解决途径，这条道路只能实现形式化的规范，而不能够从政府官员的内在行为动机上实现规范。外在的规定和规范虽然非常发达，而行政人员实现道德价值的规定却非常匮乏，这就是当前公共领域走不出的怪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实践之所以收效甚微，也在于这些改革方案都是寻求如何去完善外在性的约束。因此，我们在对政府官员行为实现法律制度制约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道德建设来获致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内在规范。实际上，对道德力量的忽视造成了对无德行为的倡导。公共领域中的一切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都首先根源于道德的缺失。
最后，行政效率的提高不能忽视行政人员的主体性，而行政人员的道德自觉又正是行政人员自主性、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基础。离开这一切去谈论行政效率，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先前所有行政改革都把提高效率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来探讨，只关注于权力结构与制度的设计，在这一思路下，行政人员的主体性的发挥必然被忽略。更重要的是，行政人员不仅是行政管理职能的担负者，而且还是社会伦理文化的承担者和公共道德指令的践履者。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的良性运行不能离开行政人员的支持和维护。行政人员的良知任何时候都是社会健全的最重要的支撑点，行政人员如何处理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外部环境的关系，不仅直接地关系到能否为整个社会提供公正，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成员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和追求（该书第282页）。
在论证和确立起“以德行政”的这个大方向后，张康之先生在操作层面上对公共行政领域如何贯彻以德行政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设想。这些设想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通过公共行政改革在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层面体现出道德化；二是要强化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化。在第一个方面，张康之先生主张，公共行政领域应在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上，力求体现出道德的合理性。因为只有实现了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公共行政领域的变革才会是深刻的和广泛的，才会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和真正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方面的重要性是任何个体道德所无法企及的（该书第210页）。张康之先生认为，如果这一基础性的道德化工程搞好了，行政人员在善与恶之间，在被鼓励的、允许的行为与被反对的、受指责的行为之间，才会建立起坚定的道德价值取向，才会摆脱目前在这方面麻木不仁的状态。在第二个方面，张康之先生认为，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应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要求他在自身的行政行为中体现出特定的道德原则，贯穿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他面对的一切关系。具体地说，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坐标应该包括三个主要的向量：一是必须建立对公共利益的信仰；二是行政人员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三是行政人员必须确立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
四、几点商榷意见
应该说，“以德行政”口号的提出，揭穿了自公共行政学片面张扬“工具理性”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理论盲区，指出了公共行政领域在今后一个很长历史阶段内进行改革的主攻方向，其重要性无论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还是公共行政的改变实践都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如此，《视角》一书作者所做的努力，还和在其他人文领域里发生的“重返价值理性”的趋势形成一种相互呼应，构成一波有可能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范式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张康之先生在公共行政领域提出伦理道德重建的问题，是有着无可置疑的时代意义的。在我看来，《视角》一书的学术地位一定会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而产生长远的影响，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得到提升。
当然，对《视角》一书作出这样的肯定，并不等于说此书已“臻于至善”。通观张康之先生的巨制，依稀觉得还有一些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深入的地方。这里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与张康之先生商榷，也希望藉此得到张康之先生及学界同仁的赐教。
首先，在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文明语境中讨论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道德建设，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是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政治、治理和道德教化的一统，毫无疑问，这一文化传统对于理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绵延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也构成了古老东方文明的一大传统特色。然而到了近现代，这一传统特色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随着利益分化和社会变更节奏的加快，显现出自身巨大的不适。政治、治理和道德教化三者之间的相互缠绕，使得建立一个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极为重要和迫切的灵活利益协调机制，几乎为不可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这实际上构成了东方传统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瓶颈”，也是这些社会的政治变革为什么总是演变成为道德理想革命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把伦理规范引进公共行政，推行“以德行政”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政治与治理尚未充分分化，道德伦理建设尚未全面走向社会的国家中，更是这样。
当然，我们知道，《视角》一书作者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倡导的“德”和“伦理”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一整套东西。张康之先生在书中也讲明了，他想要达成的是一种职业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会随政治变迁而更改的道德伦理建设。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感觉到，作者在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伦理道德建设时，没有能很好地对它们之间的区别、特点、关联及背景诸方面作出明确的澄清，没有就两者间可能出现的影响、渗透和错位作出深入的探讨，没有在“底线型”普世伦理道德、职业型伦理道德与“特殊价值型”伦理道德之间进行明确划界，没有在“职业性”规范与“政治性”规范之间作出区别。
其次，从人类道德发展的角度讲，特定伦理道德的信守一般都是以一定的信仰或意识形态为基础。没有一定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特殊的伦理道德行为要求就很难转化为人们的无意识行动，很难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范。中国传统社会，亦是中华文明常常引以为骄傲的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忧患意识和慎独自律精神，是以整个儒家意识形态作为后盾的。一旦儒家意识形态受到冲击，士大夫阶层就会出现普遍的行为失范，这是一部中国历史反复证明的东西。因此，我们今天如果缺乏一定的信仰或意识形态作为支撑，仅以权力或行政力量硬性倡导和贯彻落实伦理规范的话，人们就不免会以“作伪”、“作秀”来应对。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公共领域致力于建立自己特殊的信仰、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至少要在这个领域中恢复某种特殊的、类似信仰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这个领域中的伦理规范大厦。针对行政人员的伦理规范究竟能达致何种有效程度，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在这方面工作的进展。这样一来，我们对问题的讨论也就必然要进入建设我们所需伦理规范的基础问题，就要去探寻建设这个基础的可行性、途径和方法等问题。
当然，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多少离开了《视角》作者的论域，我们不能苛责张康之先生没有展开这方面的讨论。然而，对于怀有要有公共行政领域推进划时代变革这样一个宏伟抱负来说，它的视角似乎应该包括上面讨论的这个问题。
再次，从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将伦理、道德和教化与公共权力分离开来，是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这样，伦理、道德与教化才能把自己和社会强制分开来，也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伦理、道德与教化建设才会以个人和群体向自我、向自我的邪恶开战的形式展开，才能完成伦理道德规范形式的转型，从以他律为主的规范转向以自律为主的规范。实践证明，完成这一转型对一个社会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视角》一书作者提出公共行政主体的伦理道德自律问题显然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张康之先生反复强调，以德治国主要是要以德行政，是要以德来制约公共行政的主体。
然而，问题在于，在政治和行政没有充分分离，有时也很难分离的前提下（这一点也是《视角》一书作者所确认的），公共行政对于什么是“德”，什么是“公共利益”的认识，不可能是独立作出的。而由此认定的“德”和“公共利益”，也很难具有作者所设想的那种普遍性。更危险的是，政治有时还会把自己有关“德”与“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强加给行政，甚至在“以德治国”的旗帜下，利用公共行政把自己关于德与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强加给社会。使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伦理道德规范转型出现倒退。
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世界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基本上是把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伦理道德与教化建设交给社会，并让它远离公共权力；对于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规范，也不单独列出特殊要求，而是把它纳入到社会对全体人员所提出的“底线道德要求”中去。当然，西方世界成功的做法并不自动构成东方国家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中国这类东方国家由于社会的弱小，尚难在短期内独立挑起伦理道德与教化建设的重任，因而有必要去探寻合乎自己国情的独特道路。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而完全无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不能因此而封闭对西方经验的解读。在我看来，在政治和行政没有充分分离的前提下，伦理道德与教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还是要让社会逐步地承担起来。只有这个艰巨而又重大的使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才能使自己的政治变革道路相对平缓一些，使利益间的协调和妥协远离道德与信仰的纷争，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避免在建设与破坏的轮回中徘徊。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伦理建设这个国人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还有着一个突破口的选择以及轻重缓急的安排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的政治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灵活协调利益冲突的特殊道路，那么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也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张康之先生建言的积极意义，也许会获得充分的展现和放大，甚至有可能使中华文明重新焕发出自己的青春。
最后，《视角》一书虽然是一部气势宏大、极具理论厚度的书，但是，在结构行文中是不是存在着某些反复重叠之处，大体上相同的思想在书中不同的地方有时反复出现，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全书在结构上不是十分的严密和紧凑。
总的说来，《视角》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我想这些不足之处是瑕不掩瑜的。由于有着多年读书习文的经验，使我读起《视角》一书时能够有着这样一种感觉：它是一部非常大气和非常厚重的书。关于《视角》，我倾向于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它将会成为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也许在未来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中，能够有幸跻身于名著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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