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创立中的四个坐标转换——兼论马克思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观论文,坐标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最重要成果是历史观的变革。关于这个变革，过去人们已谈论了许多，似乎再也没有可言说之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哲学历史观研究中，恰恰是值得重新探讨的举足轻重的课题。通常认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就是从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这当然不错。但过去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转变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我现在认为，这个转变至少包含了如下四个相互联系的坐标系统转换：从唯心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是最根本的，同时还伴随着社会历史空间坐标、时间坐标、价值坐标的转换。在这一系列转变中，马克思不但与唯心史观分道扬镳，而且与忽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不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就不可能彻底克服唯心史观。
关于从唯心史观向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人们已经谈论很多，这里着重谈谈后三个转变及其同第一个转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社会历史空间的坐标转换
唯物史观在社会历史空间坐标上的转变，是空间视野的转换，即以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取代民族的、地域性的狭隘眼界。关于这个方面，1986年我在《社会科学辑刊》第6 期上发表的《坐标变换和唯物史观》一文已有论述，这里只阐述其要点，并作若干补充。
唯心史观的基本特征：在实践和观念的关系上是观念中心论；在空间坐标上是狭隘的民族或地域中心论。针对着唯心史观的这两个局限性，马克思的历史观变革：（1 ）主张从物质实践解释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破除狭隘的民族或地域中心论， 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考察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这后一个观点转变，即空间坐标变换，乃是实现前一个观点转变，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逻辑结论。因为物质实践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物质生产的主导作用下，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媒介。所以，物质交往活动，即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势必成为唯物史观观察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世界市场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开始从民族内部的或狭隘地域性的交往向各民族间的“世界普遍交往”扩展，个人的社会存在已经开始从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转变。这正是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实现的社会空间坐标变换的社会物质实践根据。
这个转变的意义非同小可。社会历史发展是以民族为本位的，而每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人的个性一样。因此，单纯从某一特定民族或地域考察社会历史问题，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是，如果把坐标系从民族的、地域性的狭隘眼界扩大到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则有可能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只有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才有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其二，只有在各民族的相互比较中，才有可能区分社会历史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从中找到客观尺度，从而通过科学抽象揭示普遍、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
由于这个变革，马克思得以确立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基本标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这个论断已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所证实并还在证实着。
世界交往是世界各民族之间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的相互作用，包括以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和平的和暴力的、人道的和不人道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方式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总而言之，是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是解决每个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解决世界各民族之间矛盾的过程。把内部矛盾转换为外部矛盾，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冲突，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而所有的矛盾都必然地归结为基于物质利益的矛盾，例如争夺自然物质资源的矛盾，争夺销售市场的矛盾，争夺廉价劳动力的矛盾等等。其它表现于观念形态的矛盾，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宗教冲突等等，也不过是这种物质利益矛盾的或多或少曲折的反映而已。
社会历史时间的坐标转换
在历史过程中，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社会时空结构中，时间因素比空间因素更重要。社会历史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深刻地体现于马克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中：“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对抗的社会里，人们之间基于物质利益的矛盾和斗争，归根到底是争夺生存时间和劳动时间的矛盾和斗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上就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社会生活中，时间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劳动时间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世界市场，正在于资本吞噬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获得了冲破一切空间限制的巨大能量，从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极大地扩大了交往空间，使人们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唯物史观强调时间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头等重要性，是克服机械唯物论的时空观的必然逻辑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忽视时间因素的作用，是和忽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作用相联系的；而重视时间因素的作用，是和强调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分不开的。社会生活的空间形式，不过是社会历史时间的凝结。在实践活动中，在劳动中，主体的客体化就是时间的空间化。社会历史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方式，由于实践活动而被赋予活力而成为能动的因素。因此时间就成为人的发展的空间。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时代，世界历史作为人类的发展空间，是人类的劳动时间的结晶。
唯物史观在时空结构上的坐标转换，还表现于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旧历史观仅限于从过去解释现在和未来，因此势必走向僵化；而唯物史观则不满足于从过去解释现在和未来，更强调从现在说明过去（用“人体解剖”说明“猴体解剖”），从未来规定现在。面向未来乃是人类的劳动实践的突出特征。劳动实践是劳动者有目的的活动，“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在时间坐标上，目的是代表未来的东西，是主体关于客体的未来理想模型。目的作为规律规定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方法，正是以客观规律所指向的未来规定现在。这也是整个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唯物史观的时间坐标就是以实践的这个本质特征为根据的。从未来规定现在，也正是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
价值坐标的转换
唯物史观的上述几个坐标转换，体现在价值观上，就是以客观尺度取代观念尺度。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所主张的从未来规定现在的这个“未来”，不是想象中的未来，不是单纯以某种主观愿望为根据的未来，而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据所把握的未来。这个“未来”乃是在批判旧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所发现的新世界。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的意思决不是说对事物的科学理论解释是不必要的。马克思这里所否定的，是旧哲学家们那种变换方式地对现存世界所作的辩护性解释。由于旧哲学满足于以观念的尺度衡量一切，于是就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所面临的现实矛盾变成了人们和自己观念的矛盾。这样，尽管某些哲学家在形式上表现出对现存事物的激烈批判态度，而实际上不过是“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不过是变换着手法粉饰现存关系，并不触动现存事物的一根毫毛。马克思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就要对现存世界作出评价，以便确定改变世界的标准、目标和方向。为此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现存世界的评价，是纯粹观念领域的事情，还是超出观念领域去寻找具有客观根据的评价标准？这也正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价值观上分歧的焦点。
1837年还在学校读书的青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即在探索的道路上“出现的障碍正是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已有的哲学无法解决这个对立，使马克思失望，必须独辟蹊径。根本的问题在于：“应有的东西”究竟是从哪里引申出来的，这个对立究竟是从头脑中即观念中引申出来的，还是客观现实的矛盾的反映。在对劳动异化（作为“现有的东西”）的思索中，马克思意识到所谓“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不过是社会发展和人本身的个性发展的矛盾的反映。1845年，马克思的探索已经达到这样关键的一步，即从社会实践本身而不是单纯从观念中寻求这个矛盾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探索的结论是，人本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是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客观规律可寻的过程。“应有的东西”只能从这种客观规律性中引申出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是把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两者综合起来考察，体现了两者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之客观规律性的成熟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与这三大社会形态相适应，人本身的发展有三种水平：在自然发生的自然经济阶段，处于“人的依赖关系”的水平上，即个人从属于某种天然共同体，或者处于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也就是表现为“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商品经济阶段，人的发展达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水平。在产品经济阶段，人的发展达到自由个性的水平，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相应于三大形态，就有三种价值坐标，即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上“目的—手段”关系的三种形态。在自然经济阶段的生产方式，是以对人的肯定关系为坐标：生产表现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人本身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到了商品经济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交换价值所体现的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这种价值坐标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了：财富被提升为目的，人本身被贬低为手段，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换得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这是一种异化的状态。从人本身是否成为目的这个意义来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但是，在古代社会，人只是在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成为目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在未来的第三大形态，异化将被扬弃，被颠倒的目的—手段关系将被重新颠倒过来，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三种价值坐标的更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决定的，而是受制于相应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之间矛盾的客观历史规定的，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根据这种客观历史规律性，就能恰当地确定什么是“应有的东西”，并为科学地分析“应有的东西和现有的东西”的矛盾提供合理的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马克思一方面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他又不否定这个终极目标的每一具体实现形式的历史价值。可以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坐标具有绝对和相对的双重意义：人本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绝对价值；为实现这个绝对价值而无法超越的具体历史形式，则具有相对价值。
例如，马克思在把第一形态和第二形态加以比较时，既肯定了古代世界显得崇高，又批评了“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的浪漫主义观点。（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9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在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无情揭露了它的“坏的方面”（导致人的全面异化、片面化），又充分肯定了它的“伟大文明作用”（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并指出，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肯定它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再如，当有人责难李嘉图，说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考察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牺牲了多少人和资本的价值时，马克思却指出：“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88～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存在理由的肯定，正是以最终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坐标而得出的逻辑结论。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鼓吹，马克思主义无视人的价值。还有人认为，马克思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只有那些没读懂马克思，或带有强烈的政治偏见的人，才会得出这类结论。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是一种价值概念，即否定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异化是指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颠倒（实即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颠倒），对人本身历史主体地位的否定。马克思把这种现象叫做异化，这本身就是以肯定人的价值为前提的；而提出扬弃异化的任务，也恰恰意味着把人的价值的实现作为“应有的东西”来确立。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异化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价值观，它构成唯物史观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应有的东西”和“现有的东西”的对立，即人的全面异化，是根源于现实的社会基本矛盾（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因而，这个对立的克服，异化的扬弃，除了通过社会实践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供选择。
这样就在社会历史领域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了。所以，说马克思存在决定论和选择论的对立，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对立，实为有意无意的虚构，子虚乌有。
由此也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在创立过程中的上述四个坐标转换，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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